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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耳曼人大迁移及拉达盖苏斯的入寇（405—40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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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拥有广阔的疆域，双方在地理上形成隔绝，穿越这段未知的区域，就像通过伏尔加河来到维斯图拉河一样，很多重大事件在这一过程中不是中断就是湮灭。然而从蛮族的习性以及成功迁移的经验，明显可以看出匈奴人受到哲欧根人的武力压迫，他们在气焰高涨的胜利者出现后，很快向后撤走，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地区都被他们同宗的部族占有。匈奴人仓促逃往富饶的平原，维斯杜拉河在这片土地上缓缓流进波罗的海，他们来到此地后，马上展开了勇敢的攻击。匈奴人的入侵使北部地区提高警觉，变得骚动不安，有的民族被迫撤离，对日耳曼的国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229]这地区的居民（古时候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在此定居）决定把森林和沼泽留给萨尔马提亚的难民，或至少让他们过多的人口流入罗马帝国各行省。[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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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社仑使用“哲欧根人的可汗”这个头衔后又过了4年，另一个蛮族——傲慢的罗多迦斯特，也称拉达盖苏斯[231]，从日耳曼北边一直前进，几乎抵达罗马的城门，留下的残余军队终于摧毁西罗马帝国。这支庞大的队伍以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最具实力；阿兰人在他们新的居留地获得了友善接待，就将行动快速的骑兵部队，用来加强日耳曼重装步兵的战力；而哥特人的冒险分子全都热情投效到拉达盖苏斯的麾下，有些史学家称他为“哥特王”。12000名勇士因高贵的出身和英勇的事迹有别于一般庶民，威风凛凛地担任前锋部队。[232]整个群体不少于20万作战人员，再加上妇女、孩童和奴隶，总人数可能达到40万之众，势不可当的迁移行动从波罗的海海岸出发。就像当年共和国威名最盛的时代，数以万计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从此地倾巢而出，前去侵袭罗马和意大利。这些蛮族离开故土后，只留下显示出他们伟大的遗迹，诸如连绵不绝的防壁和巨大的土堤。经过很多年代后，此地成了范围广阔的可怕荒凉之域，一直到在后代子孙的权力下建立起了名声，新的居民才流入空旷的土地。如果欧洲的政府无法保护国土和财产的话，而已经侵占了一大片土地的民族没有能力耕种，那么很快就会得到勤劳而贫穷的邻国给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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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在那个时代既不完善也不可靠。拉文纳宫廷根本不知道北部地区正发生重大变革，直到在波罗的海形成的乌云，蔓延到上多瑙河两岸响起震耳的雷声。要是西部的皇帝听到大臣带来危险即将到来的信息，那么他也宁可做一个战争的旁观者享受休闲的生活，任这些蛮族自相残杀并为之暗地里庆幸不已。罗马的安全完全倚仗斯提利科的策谋和武力，但帝国已处于实力虚弱和民穷财尽的状况，无力重建多瑙河防务，无法有效阻止日耳曼人入侵。[233]霍诺留那位警觉性极高的大臣，迫于时势只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意大利，再一次放弃行省，召回所有的部队。同时他想尽办法征募新兵，虽然对避战的惩罚极为严厉，但兵士还是怯懦逃避。他又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逮捕或引诱逃兵，对于愿意从军的奴隶答应给予他们自由以及两个金币的奖赏。[234]他费尽千辛万苦总算从庞大帝国的臣民中，组成一支有三四万人的军队。想当年在西庇阿和卡米卢斯的时代，光是罗马地区有自由权的公民就可以轻松提供这一数量的兵员。[235]斯提利科的30个军团还要加上增援的大量蛮族协防军，阿兰人以个人身份加入服役，还有匈奴人和哥特人的部队，他们都在本国君主胡尔丁和萨鲁斯的领导之下，基于利益和仇恨反对拉达盖苏斯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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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的共主拉达盖苏斯势如破竹（406 A.D.），越过阿尔卑斯山、波河和亚平宁山的天险。他的左侧是霍诺留那难以进入的皇宫，被遗忘在拉文纳的沼泽之中；另一边是斯提利科的营地，大本营设置在提西努斯也就是帕维亚，看来在距离遥远的军队集结完毕之前，是不会与日耳曼人进行决战了。很多意大利的城市遭到洗劫和摧毁，拉达盖苏斯围攻佛罗伦萨，[236]在这个知名共和国历史上，这座城市还是初次发生这样的大事件。市民靠着坚定的毅力加上蛮族缺乏攻城的技术，不仅使敌人无法得逞，也暂时阻止了入侵的狂流。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在敌军接近到180英里时感到战栗不已，很急切地拿过去曾经逃过的危险与如今岌岌可危的处境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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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里克是一个基督徒和士兵，他率领的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且明了战争的法则，尊敬条约的神圣性，无论是在营地或在教堂，都会与帝国的臣民进行亲切的交谈；反之，野蛮的拉达盖苏斯对南方文明国家的习俗、宗教甚至语言都极为陌生，信仰的残酷激怒了他凶狠的脾气。一般认为他受到严正誓言的束缚，要把城市化为一堆瓦砾和尘土，要将最有名望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当作牺牲，用他们的血涂满祭坛以平息神明的震怒。公众的危险之处在于，当国内灾祸产生时，往往展现出宗教派系无可救药的疯狂。那些朱庇特和墨丘利深受压迫的信徒，尊敬这位虔诚异教徒的作风。虽然他是罗马不共戴天的仇敌，但他们大声宣称，比起拉达盖苏斯的武力更关心他所选定的牺牲，在私下暗自高兴国家遭逢灾难，可以用来指责基督徒对手的信仰。[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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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面临穷途末路的困境，市民微弱的勇气只靠圣安布罗斯的权威加以支持。他在梦中得到启示，他们会很快获得援救，[238]接着他们突然看到斯提利科的旗帜出现在城墙外，带着联军来解救忠诚的城市，并且很快让这个重要的地点成为蛮族大军的坟墓。那些作者对拉达盖苏斯的失败有不同的说法，产生明显的矛盾，但并没有曲解提出的证据，这方面的做法倒很一致。奥罗修斯和奥古斯丁因为友谊和宗教而关系密切，把胜利视为奇迹，将之归于神的恩典而非人的英勇，[239]并严格排除其他可以获胜的因素，甚至认为连流血牺牲都没有出现。两位作者提到罗马人的营地，呈现出的景象是兵甲充足而又无所事事，佛罗伦萨对面的腓苏利山高耸挺拔，他们乐于见到蛮族陷入绝境，在崎岖而贫瘠的山峦中慢慢灭亡。他们非常夸张地断言基督徒大军没有一个士兵被杀或受伤，我们或许可以用无言的轻视态度视之，但奥古斯丁和奥罗修斯其余的叙述，倒是吻合战争的状况和主将的性格。斯提利科知道自己指挥的是帝国仅有的一支军队，基于审慎的考量，不愿与倔强而又狂暴的日耳曼人在战场上决一胜负。他要用坚强的防线将敌人包围，这是第三次拿来对付哥特国王，规模更为庞大，可以发挥最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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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军人即使大字不识一个也都熟悉恺撒的战例，都拉基乌姆的对垒线有15英里长，用连绵不断的堑壕与防壁把24座碉堡连接起来，[240]这等于是把战场变成了一种壕沟战的模式，可以围困数量庞大的蛮族人员，断绝他们的给养，把他们活活饿死。罗马部队与他们的祖先相比，作战的英勇自叹不如，勤奋的精神倒是没有完全丧失。要是士兵认为辛苦的奴工有损自己尊严，托斯卡纳可以提供数以千计的农夫，虽然不参加作战，但靠着构筑工事，同样能为拯救自己的家园尽一份力量。蛮族大量的马匹和人员被包围得无法动弹，[241]饥馑而非战斗使他们渐趋毁灭，但罗马人花时间进行这样艰巨的工程时，却暴露在焦急的敌军的不断攻击之下。挨饿的蛮族在绝望之中被迫对抗斯提利科的防线，罗马将领有时也得迁就勇敢的协防军，他们一直对主将施压，表示要攻击日耳曼人的营地，基于各种意外的状况，还是发生了激烈而血腥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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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佐西穆斯、普洛斯帕和马塞利努斯的编年史中，对这方面的叙述令人肃然起敬。罗马军队及时把人员和物资送进佛罗伦萨城内，拉达盖苏斯挨饿的大军反而被围困。气焰惊人的国王率领这么多黩武的民族，在损失最英勇的武士后，沦落到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罗马人能诚信履行条约以及斯提利科的大发慈悲之上。[242]被俘虏的帝王死于可耻的斩首，这使罗马和基督教的凯旋蒙上了耻辱的色彩。死刑的执行只延迟了片刻，这更坐实了胜利者的罪行，不仅冷酷而且是精心策划的结果。[243]几乎成了饿殍的日耳曼人即使逃过协防军的杀害，也以少到几块金币的价格被贩卖为奴。食物不足加上水土不服，大量不幸的外乡人身亡异域，看来这些不讲人道的买主，无法从利用他们的劳力得到丰硕的收获了，必然遭到人财两空的损失。斯提利科向皇帝和元老院报告他的成就，第二次获得“意大利拯救者”的光荣称号。[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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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耳曼人入侵高卢所造成的后果（40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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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名声，尤其是奇迹的发生，催生了非常夸张的说法，说是从波罗的海地区迁移过来的大军甚至整个种族，全都悲惨地灭亡在佛罗伦萨城下。确实拉达盖苏斯本人、他的勇敢而忠诚的伙伴以及占据各自种族三分之一以上的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追随着将领的旗帜全军覆没。[245]这样一支联合大军真是令人惊奇，不过引起分裂的原因倒是非常明显而有说服力：家世出身所产生的骄纵心理、英勇行为带来的傲慢无礼、高高在上的指挥激起的嫉妒羡慕、不愿屈居下属的愤怒情绪、各持己见不愿让步的争执，种种因利益和情感所产生的对立不和，在这么多的国王和武士之间不断发生，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谦让和服从。拉达盖苏斯被击败后，日耳曼还有两个很大的群体，人数都在10万以上，仍旧维持着相当的武力，在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或是在阿尔卑斯山与多瑙河之间流窜，很难确定他们是否想为领袖之死雪耻复仇，或仅仅是想发泄愤怒的情绪。斯提利科的谨慎和坚定使蛮族的目标发生转变，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既阻止他们进军，又不阻止他们撤离。他最关心的是罗马和意大利的安全，至于牺牲遥远行省的财富和安宁，在他而言不仅漠不关心，而且在所不惜。[246]潘诺尼亚的逃兵加入了蛮族的阵营，使他们明了整个地区和道路的状况。阿拉里克曾经计划入侵高卢，最后却是由拉达盖苏斯大军的残部着手执行。[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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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是他们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以为居住在莱茵河两岸的日耳曼部落会给予他们帮助，那么希望就会落空。阿勒曼尼人保持无所作为的中立态度，法兰克人用忠诚和勇气来防卫罗马帝国的安全。斯提利科为了应付目前的局势，第一步行动是尽快从莱茵河顺流而下，目的是笼络住黩武好战的法兰克人，使其不致有变，以确保双方牢固的联盟关系，还有就是使威胁共和国和平的心腹大患能够离开意大利。马尔科米尔是法兰克人的一位国王，他违反了本应遵守的条约，在罗马官员主持的法庭公开定罪，对他最后的判决却相当仁慈，只是将他流放到遥远的托斯卡纳行省。这种罢黜有损国王的尊严，却没有激起臣民的愤慨，他们反而处死想要替他报仇的桑诺，并且忠于斯提利科所选择支持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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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部的民族大迁移，引起高卢和日耳曼的边境动荡不安时，法兰克人英勇迎战由汪达尔人组成的大军。汪达尔人根本不顾敌手过去给他们的教训，再次与蛮族联军分离，采取单独的作战行动，结果因为鲁莽轻进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两万汪达尔人连同他们的国王戈迪吉斯克拉斯在战场被杀。要不是阿兰人的骑兵队前来解救，挥军蹂躏法兰克人的步兵，汪达尔人整个民族都会遭到灭绝的命运。法兰克人在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后，被迫放弃无法占到优势的斗争。战胜的同盟军向前追击，在那年最后一天（公元406年12月31日），此时严寒的季节已经使莱茵河全部冻结，他们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挥军进入高卢未设防的行省。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这次的入侵具有历史意义，他们再也没有后撤。这可以被看作罗马帝国在阿尔卑斯山以外地区衰亡的先兆，莱茵河这一天然的屏障已完全被突破，再也无法起到分割野蛮和文明国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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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的和平，多少年来一直取决于法兰克人的归附和阿勒曼尼人的中立，但在此时，罗马的臣民丝毫没有觉察到趋近的灾难，还在享受平静和繁荣的景况，很少会为高卢边境的安定祈福。他们的牲口和牛群获得允许在蛮族的草地放牧，猎人深入幽暗的黑希尼亚森林，既不畏惧也无危险。[248]莱茵河的两岸就像台伯河一样，到处都是优美的住宅和耕种的农庄。要是一个诗人顺流而下，他会疑惑不知哪一边是罗马人的疆域。这种和平与富裕的景色突然变成赤地千里的大漠，只有冒烟的废墟使人为的荒芜有别于自然的孤寂。门茨这个蓬勃发展的城市，遭到蛮族的入侵，全城被毁无寸瓦之覆，数千基督徒在教堂遭到惨无人道的屠杀。沃姆斯受到长期围攻一直坚守不降，城破后市民已无噍类。斯特拉斯堡、斯皮尔斯、兰斯、图尔奈、阿拉斯和亚眠，都忍受着沉重的负担，遭到日耳曼人残酷的压迫。毁灭一切的战火从莱茵河畔蔓延开来，遍及高卢17个行省的大部分区域。把海洋、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人民富足而范围广大的国度，全部放弃给蛮族。他们把教会的主教、元老院的议员以及处女，全部混杂在一起驱赶着前行，大车装满从他们的家庭和祭坛上搜刮来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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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激神职人员借这个教诲基督徒悔改的机会，隐约描述出公众遭受重大灾难的状况。他们认为世间的罪行引起神施以正义的制裁，人类在这个邪恶而奸猾的世界，被当成易消亡之物受到抛弃。但佩拉吉安派[249]挑起了争论，他们试图探测慈恩和宿命的深渊。拉丁教士很快便将之严肃采纳，对于上帝下令施行、预见或容许一连串的道德与自然的灾祸，贸然地去权衡背后的原因，既不现实，也是错误的。受苦人民贸然地将他们的罪行和灾难，与他们的祖先对比，同时他们指责神圣的正义，没有将人类之中的弱者、无辜和幼童从毁灭之中加以赦免。无用的争论忽视了不变的自然法则，那就是无辜者可以得到和平，勤奋者可以得到富足，英勇者可以得到安全。拉文纳宫廷的政策怯懦而自私，要召回帕拉丁（内卫）军团来保卫意大利，剩下的部队无法胜任艰难的使命。蛮族的协防军宁愿不受军纪的约束，任意掠夺物品来获取利益，也比正常和有限的薪饷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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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行省遍地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们保卫着田园、家人和祭坛。要是他们无惧死亡，就值得说服以为己用，只要他们还在乎生长的乡土，就可以作为不断阻挡蛮族入侵的无法克服的障碍。蛮族缺乏纪律和武器，只要这致命的缺点继续存在，就会因为久经战阵导致兵员数量屈居劣势，最后降服于人口众多的国家。当查理五世入侵法兰西时，他审问一名战俘，从边界到巴黎要几天的行程。“或许要12天，不过这将是我们打败你所需的时间。”如此英勇的回答，遏制了野心勃勃君王的傲慢自大态度。霍诺留的臣民有别于弗朗西斯一世的臣民，他们所表现出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到两年的工夫，波罗的海的野蛮人就已经将部队分散开，每一支部队的人数都少到可忽视的地步，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没有经过任何一场作战就挺进到比利牛斯山的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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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列颠的叛乱和君士坦丁的拥立（407—40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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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诺留统治早期，斯提利科保持警觉始终防卫着遥远的不列颠，抵御着来自海洋、山岭和爱尔兰海岸的敌人[250]的入侵行动。但这些从不死心的蛮族，没有忽略哥特人战争的好机会，这时行省在安东尼边墙和驻地的罗马部队已被抽调一空。若有任何一个军团人员从意大利的远戍中回到故乡，就会事无巨细地谈到霍诺留的为人和宫廷，他们会趋向于解除效忠的束缚，这刺激了不列颠的军队产生谋叛的念头。犯上作乱的风气在早期动摇了伽利埃努斯的统治，后来又因为士兵产生贪婪的暴力行为而死灰复燃，那些不幸或具有野心的人员成为军队选择的对象，成为满足他们欲望的工具，最后成为白白牺牲的受害人。[251]军队在开始时拥立马可，让他身兼不列颠和西部的皇帝，接着在仓促的状况下谋杀他，违反了自己身上忠贞的誓言。他们不赞同他的行事方式，所以把事件本末写成一篇文辞并茂的墓志铭，镌刻在他的墓碑上。格拉提安是下一个人选，他们奉上冠冕和紫袍，过了4个月，格拉提安落得和前任同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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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不列颠的军团想起当年把教会和帝国献给伟大的君士坦丁的场景，我们就会明白他们选择第三位皇帝的奇特动机。他们发现有一个列兵的名字叫君士坦丁，还没有权衡他是否有能力和分量来维护这一光荣的名号，就任性而轻浮地把他扶上宝座。然而比起马可和格拉提安的短暂统治，君士坦丁的权力倒是很稳固，政府的运作非常成功。他考虑到要是把无所事事的军队留在营区会带来危险，过去已经发生过两次谋叛和流血事件，这逼得他不得不动手征服西部的行省。君士坦丁率领微不足道的兵力在布涅格登陆，休息了几天后，就号召高卢的城市挣脱蛮族的枷锁，承认他是合法的君主。这些城市毫不犹豫就响应他的号召，愿意服从他的统治，拉文纳的宫廷抱着置身事外的心理，这就等于解除了一个被弃民族所应尽的忠诚责任。西部的人民现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能够接受所处局势的变化，他们不仅毫无顾虑而且带着几分希望，产生自欺欺人的想法，认为他的部队和权势，能够以皇帝的身份在高卢定居下来，保护不幸的国度免遭蛮族的蹂躏。君士坦丁首次成功地击败了分兵的日耳曼人，奉承的声音将之夸大为战绩辉煌的决定性胜利。敌人再度联合起来摆出傲慢无礼的姿态，让对方知道上次的胜利并不足恃。双方经过谈判获得了一段短暂而不稳的休战期，有些蛮族的部落在他大方的赐予和承诺之下，答应出力防守莱茵河。这种花费很大而且得不到保证的协定，无法重建高卢人原有的作战勇气和实力，只能羞辱君主的尊严，耗尽国库仅存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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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虚有其表的高卢解救者，沉浸在自己想象出的胜利中，带着扬扬得意的神态向南方的行省进军。不出意料，他本人很快就遭遇到了危险。哥特人萨鲁斯奉令把叛贼的头颅送到霍诺留的脚前，于是不列颠和意大利的部队，毫无意义地消耗在内战之中。君士坦丁损失了查士丁尼和尼维加斯特斯两员将领，前者在战场被杀，后者在与叛党的和谈中遭到毒手，他不得不加强防御能力，在维埃那固守。皇家军队在经过7天的攻城后，突然开始撤退，同时很可耻地用金钱向阿尔卑斯山的山贼和土匪买得安全通过的保证。[252]这片山区现在将两个敌对国家的统治疆域分隔开，两边边界线上的堡垒都派遣了帝国的部队守备，这些兵力原先大可以用来有效保卫罗马的国境，对抗日耳曼和西徐亚的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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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这一边，君士坦丁的野心随着危险的临近而被证实。他的帝座很快通过征服西班牙或者说是归顺建立起来。西班牙主要是基于常规和习惯性的臣属地位，他们接受了高卢统领所委派的官员和法令。仅有的对君士坦丁权威的反对并非来自政府的授意和人民的习气，而是出于狄奥多西家族私人的情绪和利益。留在家乡的四兄弟[253]从故去的皇帝那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和丰富的家财，因此颇为亲友推崇，很多受到恩惠的年轻人冒险前来投效，想从狄奥多西的儿子那里寻找机会。他们想要掌握琉息太尼亚的驻防部队，失败以后，就退守自己的产业，用私人经费武装起一支部队，全部由奴隶和征召的追随人员组成，很勇敢地前去占领比利牛斯山的坚固据点。国内的反抗事件使高卢和不列颠的君主产生警惕心，也感到困窘，迫得他要与蛮族协防军的几支队伍进行磋商，好为西班牙战争效命疆场。这些部队有显赫的战功，被称为“霍诺留帮（Honorians）”[254]，这个名字可以提醒他们要效忠合法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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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这个说法讲得通，那么苏格兰人肯定也会偏爱一个不列颠的国君。摩尔人和马科曼尼人受到篡夺者极度慷慨的引诱而加入他们的阵营，说是事成以后要把西班牙的军职甚或公职分配给蛮族。霍诺留帮的部队一共有9个队，总兵力不超过5000人，我们可以很容易查到他们在西部帝国的建立过程。这些数量有限的兵力足够结束这次战争，免得君士坦丁的权力和安全受到威胁。狄奥多西家族的农民部队在比利牛斯山被包围歼灭，有两个兄弟的运气很好，从海上逃到意大利和东部帝国，另外两位被拘禁一段时间后在阿尔勒遭到处决。对公开的羞辱毫无感觉的霍诺留，或许会因高贵的亲戚遭到不幸而受影响。如此微弱的武力就决定了辽阔的欧洲西部的所有权，所及的范围从安东尼边墙到赫拉克勒斯之柱。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根本不了解重大变革的前因后果，持着狭隘而偏颇的观念，毫无疑问不会把有关和战的军国大计看得那么重要。但是国家实力整个在衰败之中，甚至将专制政府最后的资源都消耗一空，民穷财尽的行省所得岁入已经负担不起军事行动所需的费用，无法使不满和怯懦的人民入营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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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斯提利科的绥靖行动和产生的影响（404—40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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