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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汪达尔人对阿里乌斯异端的支持和运用(429—53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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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为蛮族打开天堂之门,使他们的道德和政治情势产生重大的变化,同时让他们开始使用文字。对于把教义写在圣书中的宗教来说,这点极为重要。就在着手研究神圣的真理时,由于眼界扩大到历史、自然、艺术和社会等方面,他们的心灵也逐渐跟着充实。《圣经》的译本使用民族语言,必然有助于他们改信基督教。当他们与教士在一起时也会激起求知的欲望,想要阅读原文,了解教会的神圣礼拜仪式,从祖先的作品中研究与神学传统的关系。这类精神食粮保存在希腊和拉丁的语文中,是隐藏古代知识无法估价的丰碑,身为基督徒的蛮族可以接触到维吉尔、西塞罗和李维不朽的著作。从奥古斯都在位到克洛维和查理曼的时代,一直在进行心灵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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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始终致力于达成更完美的状态,争强好胜之心因而受到鼓舞。科学的火焰一直在暗中维持生动的活力,使日趋成熟的西方世界获得温暖和光明。在基督教最腐败的状况下,蛮族仍然能从新旧约中学到公理正义,从福音中学到恻隐怜悯。要是他们对自身责任的了解不足以领导他们的行动,或是规范他们的热情,他们就会受到良心的约束或悔恨的惩罚。但是宗教的直接权威不如神圣的圣餐仪式那样有效,可以把基督徒的弟兄在精神的友谊中结合在一起。这种情绪的影响力有助于他们为罗马人服务或建立同盟,保持他们忠贞不贰的态度,更可以减轻战争的恐怖,缓和征服的傲慢,即使帝国在衰亡时,他们对罗马的名声和制度依然保持尊敬。在异教盛行时代,高卢和日耳曼的祭司统治人民,控制官员、行使司法的权力。狂热的新入教者转而把更多的忠贞和服从,虔诚地奉献给基督教的教皇。主教的神圣地位靠尘世的权势来支持,在士兵和自由公民组成的议会中拥有光荣的席位,用和平的手段来安抚蛮族死不认输的精神,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也是他们的职责。拉丁教士之间不断的书信来往,罗马和耶路撒冷络绎不绝的朝圣香客,以及教皇日益增加的权威,都巩固了基督徒共和国的团结,并逐渐产生出类似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的法律体系,形成有别于其他人类的一些独立甚或相互敌对的现代欧洲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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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幸的意外事件会使宗教大业的运作受到阻碍和延迟,等于把致命的毒药注入救赎之杯。不论乌尔菲拉斯在早期抱着何种情怀,他把帝国和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状况在阿里乌斯派当权的时代形成,却是不争的事实。哥特人的圣徒赞同里米尼信条,保持开放的心灵和诚挚的信念,公开表示圣子并不等同于圣父,两者绝非本体同一。[304]他将这种错误的认知在教士和人民之中散布,整个蛮族世界受到感染成为异端邪说的巢穴。[305]狄奥多西大帝已经在罗马人中间,将这些异端教派压迫清除殆尽。这些新入教者性格单纯而且没有知识,无法体认形而上的精微玄妙之处,但是他们能虔诚接受并能坚定谨守纯正而真实的基督教教义。乌尔菲拉斯和他的继承人都用条顿语来宣讲和解释宗教的经典,这能够获得莫大的方便,有助于传播福音的工作。他们任命相当数量的合格的主教和执事人员,用来教导这些同宗的部族。东哥特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迁居在残破的西部帝国,听到拉丁教士滔滔不绝的讲道,[306]认为不如本国的导师给予他们的更容易领悟的教训,于是这些黩武好战的改信者把阿里乌斯教派当成本土的信仰。在宗教方面产生的无法调和的差异,永远都是猜忌和仇恨的源头。受到谴责的蛮族为异端这个可憎的称呼所激怒,北方的英豪很勉强地相信,他们的祖先都下了地狱。[307]但是等他们知道自己信教以后,也不过改变永恒罪孽所应得的惩罚方式,难免感到震惊以致愤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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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基督徒的国王期望从皇室的高级教士那儿获得积极的鼓励,而不仅仅是安详的嘉许。正统教派的主教和他们的教士,对于阿里乌斯教派的宫廷,永远持反对的态度,稍有不慎就会使自己成为罪犯,带来很大的危险。[308]教堂的讲坛是发布煽动言论最神圣最安全的地点,回响着法老王和霍罗孚尼斯的名字。[309]获得光荣拯救的希望和承诺,可点燃公众的不满。这些蛊惑人心的圣徒受到引诱,要尽快完成自己宣告的预言。尽管他们屡屡挑衅,但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正教教徒,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掌权下,仍能享有自由与和平。对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而言,傲慢的主子尊重他们那不惜牺牲性命也要保护他们圣坛的宗教热忱。所有的蛮族都赞扬并效法信仰虔诚、意志坚定的榜样,不过,征服者把他们对宗教的宽容归于理性和仁慈这两种更高尚的动机,避免公开承认是感到畏惧,以免受到难堪的谴责。同时他们喜爱正统基督教所表达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博爱精神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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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和平有时还是会受到扰乱和破坏。正教信徒的言行不够谨慎,而蛮族无法克制急躁的脾气,阿里乌斯的教士更是在一旁推波助澜,实施种种严苛和不义的偏袒行为,这种状况也被正教信仰的作者加以夸大和渲染。西哥特国王尤里克应该担起宗教迫害的罪名,他使教会的功能停止运作,至少对主教的职权加以限制。他监禁了阿基坦深得民心的主教,后来更对其施以流放和籍没的处罚。[310]但只有汪达尔人把维护宗教信仰看成是重大的任务,要用残酷而荒谬的手段压制整个民族的心灵。根西里克(429—477 A.D.)在年轻时就与正统教会断绝关系,凡是背教变节者别想得到他的赦免和宽恕。他发现那些会在战场上逃走的阿非利加人,竟敢在宗教会议和教会事务方面与他争执,不禁勃然大怒,何况他那残暴的思想中根本不会产生畏惧和同情的情绪。于是信奉正教的臣民在绝不宽容的法律和专横武断的惩罚下呻吟反侧。根西里克的语气粗暴而可怕,而如果我们对他的意图有所了解,那就可以对他的残暴行为做出解释了。皇宫和整个疆域都沾满了经常执刑所流的鲜血,这笔账都要算在阿里乌斯教派的头上。不过,在海洋统治者的心中,只有武力和野心才是最重要的支配因素。但是他那不争气的儿子亨尼里克,只遗传到他的缺点和恶习,同样用毫不通融的狂怒态度折磨正教信徒,对他的兄弟、侄儿、父亲的友人和亲信痛下毒手,夺去他们的性命。甚至对阿里乌斯教派的教长,他也采取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把他当众活埋在迦太基。两个教派的宗教战争表面上签署了休战协定,背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在进行备战。汪达尔的宫廷把宗教迫害当成最重要的工作全力推动,此时亨尼里克得了恶疾很快逝世,虽然教会无法立即获得解救,但总算报了血海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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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尼里克有两个侄儿,先后继承阿非利加的宝座。甘达蒙德统治了12年,特拉斯蒙德在位长达27年。他们仍旧敌视和压迫正统教派,甘达蒙德似乎想要与他的叔父比个高下,残酷的行为更胜一筹。后来他态度软化,但等他召回放逐的主教,恢复阿塔纳修斯派的礼拜仪式后,却英年早逝,使得受尽迫害的教派无法享受姗姗来迟的仁慈。他的弟弟特拉斯蒙德是最伟大和最有成就的汪达尔国王,无论是英俊的相貌、审慎的个性还是豪放的心胸,都显得极为卓越。但他那偏执的宗教狂热和虚伪的慈善行为,使得宽厚的天性蒙尘。他运用温和而有效的引诱手段来取代威胁和强迫,财富、地位和皇家的恩赐是给予背教变节者慷慨的报酬。那些违反法律的正教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换取法外开恩的赦免。不论特拉斯蒙德在心中盘算要采取多严厉的措施,他都会耐心等待,对手一旦轻举妄动,就可提供给他施以致命打击的最好机会。他临死时还怀着难以消除的偏见,坚持让继承人发出严正的誓言,对阿塔纳修斯的信徒绝不宽恕。但继位的赫德里克个性温和,很难相信暴虐的亨尼里克竟有这样的儿子。他虽然不得不立下有违天理的誓言,但还是要尽仁慈和公义的职责,他的登基以恢复和平与自由为光荣的标志。推行仁政的统治者过于软弱,他的宝座为堂兄弟杰利默所篡(530 A.D.),他是狂热的阿里乌斯派信徒。就在汪达尔国王能够肆意运用权力时,整个国家为贝利萨留的武力所颠覆,正统教派开始报复他们忍受多年的迫害。[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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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汪达尔人在阿非利加的宗教迫害具体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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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信徒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是他们受到宗教迫害的唯一见证,在其他方面不可能提供完整和确切的经过和案例,也不能很公平地看待所涉及的人物和见解,但有很多相关情节,值得重视和相信,特别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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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现存一件最原始的法律条文中[312],亨尼里克很明确地公开宣告,宣告的内容可能是正确的,是说他已把罗马皇帝诏书里有关的规定和惩罚条例,全部如实翻译过来。这些诏书是为了对付异端教派的集会,以及那些对掌握既得利益教会持异议的教士和人民。只要真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知道正教信徒必须谴责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默认现在的受苦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却一直坚持拒绝接受赐给他们的改信的恩典,而过去亨尼里克也向别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而就当他们在宗教迫害的皮鞭下战栗时,亨尼里克烧死或驱逐了很多摩尼教徒,他们竟对亨尼里克的这一严苛做法大声喝彩。阿里乌斯的门徒和阿塔纳修斯的门徒,无论是在罗马人还是汪达尔人的境内,都应享受互惠同等的宽容,正教徒虽然害怕会受到迫害,但还是加以拒绝,认为这是可耻的妥协。[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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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正统教派经常运用各种会议,来侮辱或惩处坚持异端信念的对手,现在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亨尼里克的命令之下,466位正统教派的主教在迦太基集会。但是当他们得到允许进入觐见时,他们带着羞愧的神色,看见阿里乌斯教派的西里拉得意扬扬地高坐在教长的宝座上。在整个议事的过程中无论是吵闹不休还是沉默不语,是要拖延时间还是立即表决,要动用军队镇压还是鼓动民众喧嚣,都激起双方相互的指责。最后这些参加争论的人全部被分隔开来,从正统教派的主教中间选出了一个殉教者和一个悔改者,28位主教怕事逃走,还有88位听命服从。其余人员之中有46位被发配到科西嘉,为皇家的海上部队砍木头造船。剩下302位主教全部被放逐到阿非利加各行省,让他们接受敌人所施予的羞辱,刻意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使他们无论在精神上和实质上,都不能过比较舒适的生活。经过10年艰辛的放逐,他们的人数一定会减少,要是他们顺从特拉斯蒙德的法律规定,不再进行任何主教的任命,那么阿非利加的正统教会即使保有现存的会众,一样会沦入灭亡的绝境。因此他们不遵守这些规定,违命的后果是220位主教遭到第二次流放的处分,在撒丁尼亚受了15年的折磨,直到仁慈的赫德里克接位才告结束。[314]阿里乌斯教派的暴君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带着恶意选择这两个岛屿为放逐地。塞涅卡依据个人的经验,哀叹及夸大科西嘉的悲惨状况。[315]撒丁尼亚比较富裕,但是气候对身体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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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根西里克及其继承人为使正教信徒改宗,尽心尽力护卫汪达尔人信仰的纯洁。在所有的教堂关闭之前,穿着蛮族服装参加礼拜就是犯罪的行为。谁要是敢不遵守最高当局的命令,就会被人粗鲁地拽着头发在地上拖走。有一个内卫军部队的军官拒绝信仰君主的宗教,在受到羞辱的情况下被剥夺阶级和职位,放逐到撒丁尼亚或是西西里;也有人在定罪以后被送到尤蒂卡的农庄,像奴隶和农夫一样辛苦干活。特别是在划分给汪达尔人的区域,严格禁止举行正统教会的礼拜仪式,把传教士和改信者都视为罪犯,要当众施以严厉的惩罚。运用这些非常极端的手段,能够保持蛮族虔诚的信仰,激起他们的宗教狂热,依靠献身神明的愤怒情绪,负起窥伺者、告发人和刽子手的职责。无论何时,他们的骑兵队在赶赴战场的行军途中,最高兴的娱乐就是亵渎正统教会的教堂,侮辱对方教派的教士。[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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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养尊处优的市民只要过去在罗马行省接受过教育,就会遭到极为残酷的待遇,被发配解送到摩尔人的沙漠地区。有一支由主教、长老和辅祭组成的高龄队伍,连带4096名信仰坚定的群众,这些人身上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只是在亨尼里克的命令下,被押解驱逐出自己的家园。他们在夜间像牛群一样被圈在一小块地面上,困于自己的排泄物之中,白天被迫在炽热的沙地上行军,如果因高温和劳累而昏厥,就会遭到鞭笞或是被拖着前进,一直等到气绝在折磨人的差役手中。这些不幸的流放犯人到达摩尔人的村庄,可能会激起当地居民的同情心,他们仁慈的天性还没有受到宗教狂热的影响。但是这些放逐的人如果想要逃避未开化生活所带来的危险,就会招来更大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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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宗教迫害的始作俑者在事先经过仔细思考,最后还是决定不计后果硬干到底。他们激起了正统教派的愤怒情绪,努力加以扑灭,把拒不从命的行为当成犯罪行为来责罚。如果罪犯没能力或没意愿缴纳罚款,就施加毫无恻隐之心的打击,让他们感受到严苛法律的痛苦。要是他们对较轻的刑责不在意,那就用死刑来阻止他们。透过虚构小说以及各种公开宣言的面纱,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正教信徒遭到的最严酷和最羞辱的待遇,特别是在亨尼里克的统治下。受到尊敬的市民、贵族家庭的妇女和献身圣职的处女,全身赤裸被滑车吊在半空,脚下悬着重物,在这种酷刑的痛苦煎熬下,赤裸的身体还要受皮鞭抽打,或是用烧红的烙铁烫最敏感的部位。阿里乌斯教派的信徒为了对付敌对教派,割下他们的耳朵、鼻子和舌头,砍下他们的右手。虽然被害人的精确数目不是很清楚,但是有证据表明有很多人遭到了酷刑的迫害,可以举出姓名的人员就包括一名主教和一名前执政官[317],他们都具备成为殉教者的条件。塞巴斯蒂安伯爵的事迹也能获得类似的荣誉,他以毫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认同尼西亚信经,使身为异端的根西里克怒不可遏,把这位勇敢进取而又雄心万丈的流亡人士,视为可畏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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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阿里乌斯教派的官员用欺骗和暴力逼他们接受受洗的仪式,靠此慑服个性软弱的人,威胁生性怯懦的人,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若他们拒绝参与可憎和亵渎的礼拜活动,就对正教的变节者施以严厉惩处。这种可耻的手段违反个人的自由意志,冒犯已经统一的圣礼仪式。敌对的教派以前彼此认同洗礼的效力,汪达尔人坚定维持革新以后的做法,据称这是多纳图斯派所做的建议,并提出可供运用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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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在宗教方面的残酷手段,要超过汪达尔人的国王,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培养他们急于拥有的属灵园地。教长[318]可以把宝座安置在迦太基。而在主要的城市,只有部分主教可以篡夺敌手的地位,但是数量较少而且他们不懂拉丁语[319],这些蛮族不具备在大教堂担任教会职位的资格。阿非利加人在丧失正统教派的本堂神父以后,等于被剥夺了公开举行基督教仪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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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八,罗马皇帝理所当然是“本体同一”教义的捍卫者,和罗马人和正教信徒一样,阿非利加信仰虔诚的民众宁可受合法君王统治,也不愿在篡夺的蛮族异端统治下生活。那时是芝诺在统治东部帝国,还有皇帝的女儿普拉西狄亚,她是另一个皇帝的未亡人,也是汪达尔人皇后的妹妹,在他们两人的斡旋和讲情下,出现了一段平静时期,亨尼里克恢复迦太基的主教座堂。但是这种受到关照的时间很短暂,倨傲的暴君根本瞧不起帝国所推崇的宗教,所以在罗马使臣前往皇宫的通衢大道时,特意安排血淋淋的宗教迫害景象。[320]他召集主教在迦太基开会,要他们公开宣誓支持其子赫德里克继位,绝对不与外国进行越过海洋的通信联系。像这样的要求听起来言之有理,似乎是臣民应尽的道义,同时也是宗教的责任,但是会议上只要是有识之士都加以拒绝。[321]当然,不同意的借口看起来很难自圆其说,他们提出基督徒的誓言违反了教规,所以无效。对于一个猜忌的暴君,这只会引发他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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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正统教会的策略失误和滥用神迹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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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宫廷和军队武力欺压的正统教会,无论在信徒的数量和神学的知识方面都胜过对手。希腊[322]和拉丁的神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争论上也运用同样的武器,一再使得乌尔菲拉斯那些蛮横无礼而且目不识丁的继承人哑口无言,再不然就是高举白旗,自觉在宗教战争的技术和知识方面无法占到上风。然而正统教会的神学家并没有运用光荣的成就,反倒是在确定不被追究的情况下去杜撰一些传闻,这些传闻必定会被安上欺骗和伪造的恶名。他们把引起争论的作品归于古代基督徒最有声望的人物。维吉利乌斯和他的门徒[323]经常冒用阿塔纳修斯和奥古斯丁的名字,而且手法相当笨拙。那些闻名于世的信条,可以明确地解释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奥秘,在经过推断以后,发现它们极有可能是来自阿非利加的学院。[324]甚至《圣经》本身也为轻率和亵渎之手所污染。在最重要的经文里,断言三个神格的统一有来自上天的证人,[325]然而正统教派的神父、古老的译文和可信的抄本[326]都对此不置一词,发出无言的指责。这段经文的解释是正统教会的主教首次在亨尼里克所召开的迦太基会议上提出的宣告[327],其中有一个以寓言形式的解释所形成的旁注,为理解拉丁文《圣经》的经文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在经过10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终于得到恢复和修正。[328]等到印刷术发明并推广开来后,[329]希腊文《新约》的编者要迁就传统的成见和当代的情况,[330]心存虔诚信仰的欺骗行为,无论是在罗马还是日内瓦,都被宗教的热忱所接受,这种情况在现代欧洲的每个国家、每种语言中都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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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的例子必然会引起怀疑,非洲天主教徒用似是而非的奇迹来为其传教事业的正义辩护,可能更多地归因于他们自己的行业,而不是天堂的可见保护。然而历史学家用公正无私的立场来看待宗教的冲突,只提到一件超自然的事实,可以用来训诲信仰虔诚的教徒,让不信教的人士大吃一惊。提帕萨[331]是毛里塔尼亚一个滨海的殖民区,位于恺撒里亚以东16英里,很多世代以来以居民狂热的正教信仰而闻名于世。面对愤怒的多纳图斯派信徒,他们毫无畏惧,经过一番激烈的抵抗后就远离了阿里乌斯教派的暴政,他们在知道要派来一个异端教派的主教后,就决定放弃这座城镇。大部分居民购买船只渡海到对面的西班牙,剩下那些无法成行的不幸教徒拒绝参与篡夺者的圣事活动,仍旧保持虔诚而非法的聚会。这种违命的态度激怒了亨尼里克,他要严厉处置,于是他派遣了一个伯爵率领军队从迦太基前往提帕萨。他把正教信徒集中在市镇的广场上,当着整个行省公开宣布他们的罪行,要对他们施加砍去右手和割去舌头的刑罚。但是这些神圣的悔改者在被割去舌头后依然能说话,阿非利加主教维克托证实了这件神迹。他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两年公开发表了宗教迫害的历史,维克托说道:“要是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可以前往君士坦丁堡,听听副辅祭雷斯提图图斯逻辑清晰而毫无破绽的言词,他是光荣的受难者之一,现在暂住在芝诺皇帝的皇宫中,信仰极为虔诚的皇后对他非常尊敬。”在君士坦丁堡,我们很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冷静、博学而且完美得毫无破绽的证人,抱持着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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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的埃涅阿斯是位柏拉图学派哲学家,他见过这位阿非利加的受难者,曾精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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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他本人也与他说过话,我一直在思考他既然没有说话的器官,那么是用什么方法发出清晰的声音的。我的耳朵听到了他的说话声,然后用眼睛来检查,我让他张开嘴巴,看到舌头已经被整根割除,就是医生来施行这样的手术,还是会经常使人丧生。[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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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的埃涅阿斯所提出的证言获得了多方面的肯定,像查士丁尼所颁布的永存后世的诏书、马塞利努斯那个时代的编年史,以及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他那时是罗马教皇的大臣,正好住在君士坦丁堡。[333]这些人都生活于同一个世纪,对这件神迹的真实性,全部都诉求于个人的认识以及社会知名之士的告知。后来有同样的案例在尘世这个大舞台上再三出现,经过很久的时间,接受人类判断力的考验。没有舌头可以说话,是阿非利加的悔改者最不可思议的宝物,能够使人相信他们的语言不仅纯正而且代表着正教的信仰。但是对不信上帝的人而言,他们那顽固的心灵被秘密和无可救药的怀疑所占据,无论是阿里乌斯教派还是索齐尼派的信徒,他们从根本上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不能为阿塔纳修斯派的神迹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据所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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