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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丝绸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和后来的发展（527—56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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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城沦为化外之地以后，帝国仍旧保有它在亚得里亚海以东征服的一些民族，疆域一直到达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的边界。查士丁尼统治64个行省和935个城市[113]，整个地区真是得天独厚，无论土地、位置还是气候都极为有利，而且人类文明的进步，从古代的特洛伊到埃及的底比斯，不断沿着地中海海滨和尼罗河两岸传播。埃及是众所周知的富饶之地，曾经解救亚伯拉罕[114]的苦难，同样那片南北狭长而人口众多的地区，至今每年仍能向君士坦丁堡出口26万夸特的小麦。[115]查士丁尼的首都还一直接受西顿供应的产品，15个世纪前荷马曾在诗篇中称赞其事[116]。植物生长所需的地力，没有因2000次的收成而耗尽，由于农人的技术、肥料的增多和及时的休耕，不仅能够恢复生产，并且更为加强。家畜的数量已经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树木的种植、房舍的建筑以及劳动和享受生活的工具，延续的时间比起人的一生还要长久，在后代的照顾之下得以累积生产的成果。一些最基本的技艺由传统保存下来，随着经验的积累使之更加简化。劳动的分工和交换的便利，使得社会日益富足，每个罗马人的居住、衣着和饮食，都要靠1000双手的辛勤劳动。织机和梭杆的发明可以归之于神的恩赐，每个时代和各种不同的动物和植物产品，像是兽毛、生皮、羊毛、麻、棉以及最后的丝，经过人为的加工，用来遮盖或是装饰人类的身体。它们被漂染成各种永久性的颜色，能够用笔墨弥补织机功能之不足。在模仿自然之美选择颜色的时候[117]，可以尽情表现个人的品位和时尚。但是有一种深紫色[118]，是由腓尼基人从一种贝壳中提炼获得的，专门供应皇帝本人和皇宫使用，而且明文规定，大胆臣民如果敢僭用皇家的特权，将视同叛国罪加以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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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我多加解释，大家知道丝[119]是从一种幼虫的消化器官里吐出来，然后结成金黄色的茧，最后这条毛虫从里面钻出来变成蚕蛾。在查士丁尼统治的时代以前，只有中国人知道，蚕要用桑叶来喂养。像是松树、橡树和白杨的毛虫，遍布亚洲和欧洲的森林，但是饲养和培育都很困难，产量也无法确定，除了靠近阿提卡海岸的小岛开俄斯，通常都没有人理会。开俄斯有一名妇女发明了这项产品，用吐出的丝织成薄纱供女性专用，很长一段时间在东部和罗马备受赞誉。无论是梅德人还是亚述人，他们的服装是否运用这种材料，引起大家的怀疑。维吉尔是第一位提到此事的古代作家，他说中国人从树上采取柔软的羊毛，这种误解和真实状况相比也不足为奇，后来才慢慢知道有一种价值极高的小虫存在，是为各民族提供奢侈品的头号技师。提比略在位时，这种稀少而又文雅的奢侈品，被生活严肃的罗马人指责。普林尼用稍嫌做作而有力的语言，抨击人们贪财求利的心理，为了有害的目的探勘地球遥远的尽头，寻找在众人看来近乎裸体的服装，贵妇人穿上会全身透明。这种衣物可以显示手足的转动和皮肤的颜色，用来满足虚荣或挑起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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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丝织品很紧密，腓尼基的妇女有时会将它拆散开来，再将亚麻的纤维混纺在里面，松散的质地使贵重的材料倍增价值。[120]普林尼时代以后这200多年，纯丝或混纺的丝织品限定为女性使用。埃拉伽巴路斯具有妇女的阴柔习性，是第一个穿着丝绸衣物的名人，玷污了作为皇帝和男子汉的尊严。尔后罗马和行省有钱的市民，也在不知不觉中效法这种先例。奥勒良抱怨1磅丝在罗马要卖12英两的黄金，但是供应随着需求而增加，价格自然也就下跌了。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或实施专卖，有时也会使价格高过奥勒良的标准，提尔和贝里图斯的制造商基于同样的情况，有时被迫满足于仅收取那过高价格的九成。从产地进口的丝织品大部分耗用在查士丁尼的臣民身上，有人认为需要制定法律，使喜剧演员与元老院议员的服装有所区别。他们仍然更熟悉地中海一种被称为海蚕的贝类，这种大型珍珠贝贴在岩石上面，长出质地细致的毛发，可以用来织成衣料。罗马皇帝原本出于好奇而非实用的缘故，将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长袍当作礼物，送给亚美尼亚的总督。[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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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通过骆驼商队跨越整个亚洲，从中国的海岸被运输到叙利亚海岸，这一行程长达243天，但价值昂贵的商品并不需要很大的数量，便足够支付陆上运输的费用。这些丝绸很快被经常前往亚美尼亚和尼西比斯市场的波斯商人送到罗马人手里。但是这种贸易在休战期间，会受到贪婪和嫉妒的压制；而到了敌对君王的长期战争时，更是会完全中断。波斯国王出于骄傲的心理，把粟特甚至塞里卡也算成帝国的行省，但是波斯真正的疆域是以阿姆河为界，要想越过这条河与粟特人进行有利可图的接触，则完全要视征服者的意愿而定，白匈奴人[122]和突厥人先后统治这个勤奋的民族。然而在号称“亚洲四大花园之一”的地区，就是最野蛮的统治，也不会将农业和贸易彻底毁灭。撒马尔罕和波卡拉这些城市据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用来进行各种产品的交换，他们的商人从中国[123]购买生丝和丝织品，运到波斯后再供应给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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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繁华的首都，粟特人的商队被当成进贡国家的使臣，受到优渥的款待，只要他们能够安全返国，大胆的冒险就能获得极为优厚的利润。从撒马尔罕到陕西最近的市镇是艰辛而危险的旅程，至少需要60天，长则80天到100天。他们渡过锡尔河后就进入了沙漠，除非军队和地区的守备部队加以约束，否则游牧族群会将市民和旅客都当成合法掠夺的对象。运输丝绸的商队为了避开鞑靼的强盗和波斯的暴君，探勘出一条位置更靠南边的路线。他们越过西藏的高山，顺着恒河或印度河而下，在古泽拉特和马拉巴尔的港口，耐心等待一年一度西方船队的来到。[124]沙漠虽然危险，但比起难以忍受的劳累、饥渴和拖延时日还是要好过得多。以后很少人再有这种打算，仅有一名欧洲人通过那条乏人问津的路线，为自己历尽困苦而自鸣得意，他在离开北京以后，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印度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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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开放的海洋可供人类自由地交往。中国从黄河到北回归线的各省，都被北部的皇帝征服和教化。在基督纪元开始的时代，这个地区就已经满布着居民和城市，到处种植桑树养蚕，生产丝绸。要是发明罗盘的中国人拥有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的天分，那他们就会向着南半球进行开发。我没有资格判断也很难相信，中国人的长途航行曾抵达波斯湾或好望角。[125]但他们的祖先可能与现代的子孙一样努力与成功，航海的范围从日本群岛延伸到马六甲海峡，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东方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在始终保持能看到陆地的情况下，沿着海岸抵达顶端的阿钦海岬[126]，每年总有10到20艘船来到此地，上面装满中国的货物，包括各种工艺产品，甚至还有工匠在内。苏门答腊和对面的半岛被很含混地描述[127]为生产金银的地区，托勒密的地理学曾经提到这些商业城市，指出它们的财富并非全部来自矿产。苏门答腊和锡兰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是300个里格，中国和印度的航海人员依靠飞鸟指示航向，或是乘着季风，就是方形船也能安全穿越海洋。这种船在制造的时候不用铁钉，以椰子树叶编成牢固的绳索将船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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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又称塞伦底布或塔普洛巴纳，由两个敌对的君主分治：其中一位据有山地、大象和晶莹剔透的红宝石；另一位享有更为实际的财富，国内的特产、国外的贸易和宽阔的海港特林奎马尔[128]，成为东方和西方船队的集散中心。这个人情味浓厚的岛屿，离两端的国家航程大致相等（有人已经计算过），中国的丝商把买来的沉香、丁香、豆蔻和紫檀木装在船上，与波斯湾的居民维持自由而且利润很高的商业活动。波斯国王的臣民颂扬他的权势和伟大，认为已经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对手。有名罗马人单纯以旅客的身份，乘坐埃塞俄比亚人的船只到过锡兰，他拿出阿纳斯塔修斯的金币，与波斯人不起眼的铜钱做比较，驳斥他们那种狂妄无知。[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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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成为不可或缺的商品，波斯人控制着陆地和海洋，主要的供应来源被他们垄断，查士丁尼对此非常忧心，臣民的财富不断流入一个充满敌意而又崇拜偶像的国家。埃及的贸易和红海的航运随着繁荣的帝国走向衰败，同样遭遇没落的命运。一个积极进取的政府应该恢复这些地区的贸易和航运，除此之外罗马人的船只还要可以航行到锡兰、马六甲甚或中国的港口，去购买所需的生丝和织物。查士丁尼采取了一个更温和的计划，请求同是基督徒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给予协助。他们新近获得了航海的技术、贸易精神和阿杜利斯海港[130]，这个地方是一位希腊征服者最值得炫耀的战利品。埃塞俄比亚人沿着非洲的海岸深入赤道地区，搜寻黄金、翡翠和香料，但是他们很明智地放弃了这一实力悬殊的竞争，因为波斯人靠近印度市场，与他们相争，必然会受到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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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为此感到失望，直到后来发生了一起出乎意料的事件，他的愿望才获得满足。福音的教诲已经传到印度，一位主教在马拉巴尔的胡椒海岸领导圣托马斯的基督徒，锡兰也建立了一座教堂，传教士追随贸易的足迹到达亚洲的尽头。两个波斯僧侣长期居住在中国，或许是皇家的都城南京，这里的君王信奉外国的宗教[131]，事实上他接见过锡兰岛派遣的使节。波斯的僧侣在虔诚传教时，见到中国人的普通服装都是丝织品，感到非常惊奇，还看见成千上万在饲养的蚕（不论是在树林还是家庭里），从前这是皇后的工作。[132]他们很快了解，要想运走生长期短促的昆虫，是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事，但是蚕卵可以孵出很多后代，容易保存，也能在遥远的地区培育。对于波斯的僧侣来说，爱国心比不上宗教或利益的吸引力。他们经过长途的跋涉，抵达君士坦丁堡，将计划详尽报告给皇帝，获得查士丁尼的首肯，被给予丰盛的赏赐和优渥的许诺作为鼓励。然而就君王御用的历史学家看来，高加索山下的一场战役，比起传教士经商的辛劳，更值得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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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进入中国以后，欺骗怀着猜忌之心的民族，把蚕卵藏在中间挖空的手杖中，然后带着来自东方的战利品光荣归来。经由他们的指导，蚕卵在适当的季节，用堆肥产生人工的热量来孵化，拿桑叶来饲养，使它们不仅能够在异国的气候里生长，还能结出蚕茧，留下足够数量的蚕蛾来繁殖推广，然后种植更多的桑树饲养更多的蚕，供应大量生产丝织品的需要。借由经验和研究可以不断改进这项新兴产业，等到下一代皇帝在位的时候，粟特的使臣承认，罗马人在养蚕和产丝这方面的技术，已经不亚于原来的中国人。我看见这些质地雅致的奢侈品，并不是毫不动心，但是难免会感觉遗憾，要是传进蚕丝的人能带来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的印刷术，那么米南德的喜剧和李维记述完整罗马历史的史书，就可以因第6世纪的版本而得以永存。扩大的世界观有助于思维科学的发展，但是基督教的地理学完全依据《圣经》的文字，有的地方难免断章取义，因此只有不信神的头脑才会去研究自然的科学。正统基督教的信念把人类可以居住的世界限定在一个温带地区之内，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的表面，长度是400天的旅程，而宽度是200天，四周被海洋包围，上面覆盖透明晶体的苍穹。[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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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东部帝国的税收及皇帝的贪婪挥霍（527—56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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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的臣民对那个时代和政府都不满意，欧洲满布蛮族四处横行，亚洲则为僧侣所苦。西部的贫穷和落后妨害到东部的贸易和制造，人民的血汗全被拿来供奉教会、政府和军队，却没有发挥任何效用，只是白白地浪费。构成国家财富的固定和流动资本，可以感到在迅速减少。阿纳斯塔修斯的节俭缓和了公众的困苦，明智的皇帝积累了巨额的国库财富，开始解救人民使他们免于高额税金的压力和苦难。他们的感激特别表现在“苦难救助金”的废止上，这是一种个人贡金，名义上是可以使贫民获得工作[134]，然而其名不副实之处却令人难以忍受。繁荣的城市埃德萨只需支付140磅黄金，却用了4年的时间向1万名工匠分别征收。然而只有吝啬的作风才能支持慷慨的意愿，阿纳斯塔修斯在27年统治期间，年度岁入节余总额为1300万英镑，即32万磅黄金。[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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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一世的侄子非但不能效法先贤的懿行，反而滥用国库的积蓄。查士丁尼的财富因宗教施舍、大兴土木、出于野心的战争和羞辱性的条约而迅速耗用殆尽，当他发现国家财政已入不敷出时，就用尽各种手段索取人民的金银，浪费的手再将金银从波斯遍撒到法兰西。他的统治显示出强夺和贪婪、华丽和贫穷之间的变迁，或者说是对抗。他因掌握上代积蓄的财富而享有名声，遗留给继承人的却是要为他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像这样的人物只会引起人民和子孙的控诉。公开的不满容易让人知道，私人的怨恨则更加肆无忌惮。爱好真理的人士要带着怀疑的眼光，来阅读普罗科皮乌斯富于教训意味的《秘史》。历史学家私下里旨在揭露查士丁尼的败德乱行，用恶毒的笔加以渲染和丑化，暧昧可疑的行为被归之于极其卑鄙的动机，无心的过失被指责为有意的罪孽，偶发的事故被认定为预先的图谋，法律受到践踏和滥用，一时的偏袒不公被巧妙地加以描述，说成是他统治32年的一贯原则。皇帝要独自为官员的错误、时代的混乱和臣民的堕落负起责任，甚至就是黑死病、地震和水患之类的天灾，也要强加在恶魔化身的君王头上，说是罪大恶极的查士丁尼引起天怒人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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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出声明以后，要对《秘史》提到的查士丁尼的贪财好货和巧取豪夺，简单叙述几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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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查士丁尼的任意浪费不能算是慷慨的行为。文职和军职官员获得为皇宫服务的任命，开始的职等很低，待遇微薄。他们按照年资晋升到生活优裕和蒙受信赖的地位，每年的恩俸总额是40万英镑。这时查士丁尼已经废除了职务最高的位阶，贪墨或贫穷的廷臣对内廷的节约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是对帝国尊严的最大冒犯。文书的递送、医生的薪俸和夜间的灯火，就花费的金额而言，是最受大众注意的项目。同时市民也在抱怨，说他侵占市政的岁入，将钱拨到这些方面，好维持正常的运作。甚至士兵的权益也受到损害，为了对士兵做出补偿，在很多方面放宽对他们的要求，即使违纪犯法也不惩处，这样就会败坏军队的风气。皇帝拒绝按照惯例每5年向士兵发放一次5个金币的赏赐，使得部队的老兵被迫当街向人乞求面包，欠饷的军队在意大利和波斯战争中逐渐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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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前代皇帝为使民众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中，基于仁政经常免除公众积欠贡金的庞大债务，以作为统治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事实上执行偿还欠税的工作非常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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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在位32年，从未赐给民众类似的恩惠。很多臣民要放弃他们的产业，认为土地的价值已经无法偿付国库对他们的勒索。城市只要遭受敌人入侵，阿纳斯塔修斯就会同意免征税赋7年；查士丁尼的行省受到波斯人、阿拉伯人、匈奴人和斯拉夫人的蹂躏，但是他那自负而又荒谬的补偿只有1年，而且只限于被敌人实际占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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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历史学家私下提出的说法，他对撒马利亚人的叛乱事件发生后，经过查士丁尼批准在巴勒斯坦实施的任何恩惠，都抱着否定的态度。这种错误和可恶的指控，完全为真实的记录所驳斥，因为经由圣萨巴斯的出面求情[136]，证实这个残破的行省获得1300金币（5.2万英镑）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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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普罗科皮乌斯并没有说明赋税的体制，他只是将之形容为横扫地面的雹暴，或是吞噬居民的瘟疫。要是我们认为古老而严苛的原则都是查士丁尼的错，连带个人的人身和财产都因为他的缘故，必得忍受极为不公的损失，这样一来连我们也都成了他运用恶意的帮凶。“阿诺纳”是一种残酷而专制的征收方式，用来为军队和首都供应谷物，竟然超出农人的能力10倍以上，在衡量、检验、价格和长途运送劳务方面，偏袒不公的状况更倍增大家的痛苦。在供应不足的时候，要从邻近的行省像是色雷斯、比提尼亚和弗里吉亚等地征收额外的需求。地主在经历疲累的行程和危险的航运以后，收到的酬劳真是微不足道，他们情愿选择在自己的谷仓门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些预防方式可以说明查士丁尼对首都的福利非常关心，然而君士坦丁堡还是逃不过暴政的剥削。在他的统治期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开放了自由贸易，除了不能输入武器供蛮族使用外，所有的商品都不受限制。每座城门派驻法务官，都是一些为皇家捞钱的官员，船只和货物经过都需要征收沉重的关税，这种剥削又转嫁到无能为力的顾客身上。贫穷百姓要忍受人为供应不足以及市场惊人高价的痛苦，而习惯了靠着君王的慷慨才能过活的人民，时常抱怨饮水和面包的配给分量太少。[137]根据状况加以调整的贡金，根本没有正当的名目、法律的依据和限定的对象，这笔每年价值12万英镑的费用，由皇帝接受禁卫军统领的奉献，支付方式由这位最有权势的官员自由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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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然而即使如此，这些税收比起专卖的特权，还是较为容易让人忍受。专卖妨碍制造业的良性竞争，目的在于赚取极不荣誉的蝇头小利，对于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项目强加特定的价格限制。《秘史》记载：“等到丝的特定价格为皇家财务人员所独占，整个地方的人民像是提尔和贝里图斯的厂家，全部陷入极为悲惨的境地，不是死于饥饿就是逃到敌国波斯。”一个行省会因制造业的衰退而蒙受苦难，但是就“丝”这个案例来说，普罗科皮乌斯的立场不够公正，完全忽略了查士丁尼的贡献。就是因为他的好奇心，帝国才收获无法估计和永久存在的利益。他把铜币的法定值提高七分之一，也可以说是同样利国利民的好事，这种调整不仅明智，而且光明磊落毫无私心。因为金币[138]是合法的公私支付标准，既不能减低纯度也不能提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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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租税承包人要求充分的司法权便于完成所订的合约，要是了解真相就知道这种行为极为可恶，这等于是要从皇帝的手里买断市民同胞的生命财产。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在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同意或默许之下，可以从皇宫花钱买到位阶和官职。这一敛财的特权对有功绩或受到宠爱的人而言，有时会不顾一切插手其间。其实只要我们想一想就能明了其中的道理，任何胆大妄为从事“卖官鬻爵”勾当的家伙，都会为自己所承受的羞辱、劳累、危险、负债及高利息寻求丰厚的补偿。这种可耻和带来灾难的贪污行为到处流传，终于使查士丁尼产生了警惕之心。他期望用誓约[139]和惩罚的制裁来保护政府的廉明公正，但是在一年终了时，伪誓和贿赂的状况未见转好，仍旧凌驾于无能的法律之上，他那严厉的诏书只有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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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内廷伯爵尤拉利乌斯的遗嘱指定皇帝是他产业的唯一继承人，不过，条件是要负责处理债务和赠送遗物，答应给他3个女儿现有的生活费用，同时每个人结婚时可以获得10磅黄金的嫁妆。尤拉利乌斯大笔家产全毁于火灾，留下资财的清单，数额没有超过564个金币。希腊的史书有记载，说明皇帝以获得微薄的奉献为荣，他完全是仿效这个先例。他抑制自私的贪财心理，钦佩友人对他的信任，负责赠送遗物和偿还债务，要皇后亲自教养3个未婚女儿，同时加倍给她们嫁妆，充分表现出父亲对女儿的爱心。[140]君王的仁慈确实值得钦佩（君王无须行善），然而就是在这种高尚的行为之中，我们发现排挤合法和非婚生继承人是相沿已久的恶习。普罗科皮乌斯完全将之归于查士丁尼统治所产生的弊病，他的指控受到显赫姓氏和丑闻事件的支持。无论是寡妇还是孤儿都不能幸免，对遗嘱的乞求、勒索和认定已经成为一门技术，皇宫的代理人借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些卑鄙和邪恶的暴君，使私人生活的安全遭到侵犯。国君放纵自己图利的欲念，想在继承那一刻就抢占先机，把财富解释为罪行的证据，从继承者的手里行使籍没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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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异教徒或异端分子的财富为有宗教信仰者所用，一位哲学家把这种行为也列名在掠夺的形式之中。在查士丁尼的时代，这种神圣的抢劫行动只受到其他教派的谴责，因为他们成为正统教会贪婪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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