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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罗马法的“行为”：承诺、利益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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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根据公众和私人的关系把人类的一般责任强加在身上，但是他们之间具体的义务，则受以下几点的影响：（一）承诺、（二）利益、（三）伤害。只要义务为法律所核定，发生利害关系的一方就可以通过司法诉讼强制执行。基于这种原则，每个国家的法学家都已制定类似的法律体系，成为理性和公正最完美的体现。[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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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不仅在庙宇向诚信女神（有关人类和社会的诚信）献祭，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对她顶礼膜拜。要是这个国家缺少仁慈和慷慨之类和善的特性，他们会使希腊人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用诚挚而单纯的态度来履行沉重的承诺。[105]然而同样就在这个民族之中，依据贵族和十人委员会所坚守的规范，一个没有保证的协定，甚或是一个承诺或一份誓词，除非用契约的合法格式经过认证，否则都没有构成任何民事方面的义务。不论契约这个拉丁字眼的语源出于何处，都是在传达着“肯定而不能撤回的合同”这个观念，通常用问答的方式来表达。“你答应要付我100金币，是吗？”这是塞伊乌斯提出正式询问。“我同意。”这是森普罗尼乌斯的答复。森普罗尼乌斯有能力和意愿的朋友帮他承担这份债务，塞乌斯可能会分别起诉他们。于是利益的分配，或互惠行为的优先次序，逐渐背离契约的严格理论。为了维持无偿承诺的有效与合法，需要经过慎重思考后才能同意。市民获得合法的保障后，可能陷入欺诈的嫌疑，要因疏忽而支付所丧失的财物。法学家运用他们的智慧，继续努力将简单的约定转变为合于法定规格的正式契约。财务官是社会信用的护卫者，认可自愿或故意的行动所提出的合理证据，在他的法庭产生公平的义务，据以要求履行法定行为或补救措施。[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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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将第二类的义务特别称为“物篇”[107]，就是为了交付物品所签订的契约。带着感恩的心情物归原主，无论何人被他人委托财产，都要负起归还的神圣责任。就出于友情的借用而言，慷慨的德行归于出借者这一方，接受者要负起保管的责任。但在质押的状况下，以及其他在普通生活中为自己牟利的商业行为中，这种恩惠要用等价物来补偿，归还的义务可以加以修正，这由贸易的性质来决定。拉丁语很顺利地用commodatum和mutuum两个词表示根本上的差异，我们的词汇比较匮乏，就全部混杂在一起，很含糊而普遍地使用“借出”这个词。commodatum的意义是借用人有义务要归还同样的特定物品，这个物品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暂时提供使用而已；mutuum是指定给借用者使用或消耗，要根据所估算的数目、重量和尺寸，用等值的代用品来完成相互之间的承诺。按照买卖合同，物品的绝对处理权转移给买主，对方要用适当数量的金银偿还应付的利益，这些金银代表尘世财产的价格和通用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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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有关“场所”的契约，所应尽的义务更为复杂。像是土地、房屋、劳务和才能，都可以租用或雇用一段明确的期限，等到期满，物品本身要归还给原主，为了获得占用或雇用期间的利益，还要加上约定的报酬。在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合约中，有时会加上合股与佣金，法学家有时设想物品的交付所出现的状况，有时考量合伙人的意愿所发生的问题。实质的约定经过改进，要有可见的权利如抵押或担保。买卖的同意要有确定的价格，从订约那刻开始，赚钱还是赔本的机会全部要算在买主的账上。一般而论，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润做最好的打算，也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如果他要接受交易带来的好处，那就要忍受买卖应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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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物权极其复杂的题材之中，历史学家特别提到土地与金钱的关系，一方是要付出租金而另一方是收取利润，这对于农业和贸易的繁荣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地主经常要预先将存粮和工具给予农民，然后才能安享成果。要是贫困无力的佃户受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可以根据法律的公平公正，要求地主对农民给予适当的救济。租期按照习惯一般以5年为准，不可能期望从农民手里获得实质或增值的改进，因为地主出售土地时，农民总是被拒于门外。[108]高利贷是城市积习已深的苦难，《十二铜表法》予以制止[109]，在人民的疾呼之下废除。恢复高利贷是基于人民的需要和怠惰，谨慎的法务官也只有容忍。《查士丁尼法典》做出最后的决定，地位显赫的阶层所获取的年利率应为4%，普通而且合法经过宣布的标准为6%，为了方便制造业和商业周转可以提升到8%。航运的保险可以到12%，明智的古代人就没有判定上限。除非是极为危险的行业，否则过度的高利贷会受到严格的限制。[110]最单纯的利息都受到东部和西部教士的指责[111]，但是对于互惠的诉求战胜了共和国的法律，即使是教会的谕令甚至人们的偏见，都一概用坚决的态度抗拒。[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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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社会强加严格的义务以弥补伤害。因受到私人不公正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会获得应有的权利和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如果他人的财产托付给我们照顾，在获得暂时的所有权以后，用心的程度会按照利益的高低而产生变化。我们对无法避免的意外很少需要负起责任，但是出于故意的过失所造成的后果，通常会归咎于始作俑者。[113]罗马人用窃盗的民事行动来搜寻和追讨被偷的财物，这些东西可能经过一连串清白无辜的手，但是没有任何物品的时效少于30年，只要在期限内就能拥有最初的要求权利。所有权的恢复可以根据法务官的判决，人身受到伤害可以获得2倍或3倍甚至4倍的损失赔偿，暗中的欺骗和公开的抢夺都是犯罪的行为，可以从事实的揭发和随后的侦查找出犯案的强盗。《阿奎利安法》用来保护市民有生命的财产，使他的奴隶和牛只免于恶意或疏忽的打击。家畜在死前这一年的任何时刻，都可以用当年最高价格来作为其所具有的价值；任何其他能够标出价格的财物，遭到毁损后所允许的限价期是30天；个人伤害的程度要视时代的习性和个别的感受而定，语言或动手所带来的痛苦或羞辱，很不容易用等值的金钱来让人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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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委员会粗糙的法律对所有的侮辱一视同仁，只要不打断对方的手臂，攻击者就要接受25个阿斯的普通处分。经过3个世纪以后，同样的币值从1磅铜减少到半个盎司。有钱的罗马人无礼之极，竟将违犯和补偿《十二铜表法》的条款当成最廉价的娱乐。维拉提乌斯跑过大街去打一名信差的脸，受辱者根本没有冒犯他，于是引起群情骚动，追随在他身边的会计按照法律规定，马上付出25个铜板，照现在的币值不过1个先令而已[114]，使得大家无话可说，愤怒的情绪不得不平息下来。法务官对于特别的指控，基于公平的原则要鉴定或评估完全不同的事实真相。为了裁定民事损失，官员有权考量时间、地点、年龄和地位这些不同的情况，这些可能会加重受害人的羞辱和痛苦。如果他接受了对他进行罚锾、刑责或警告这些办法，等于是进入了刑法的范围，虽然他也许只是犯了点小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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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罗马法的“罪行和惩处”：刑法的概念、罪行的区分和量刑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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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记述罗马人使用残酷的手段，处罚极为暴虐的罪犯，就是抓住阿尔班的独裁官以后，用八匹马将他肢解分尸，[115]但是这种主持正义的报复行动，是在胜利的激情时刻，大家听从一个人的指使，施加在外国的敌人身上。自从元老院的贤明之士草拟《十二铜表法》，经过人民自由表决认可后，对于罗马人的民族精神提供了更为确切的证据。然而这种法律就像德拉古的成文法[116]，制定的时候带有草菅人命的特性。他们赞同残忍和严苛的报复原则，坚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以肢还肢，除非犯人愿意以300磅铜作为罚锾，求得赦免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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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委员会对于轻罪宽大为怀，施以鞭笞或苦役的处分，但有9种罪行因为情节不同，可以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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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任何叛国或谋逆的行为，或是与国家的公敌有通信联系，都会用令人痛苦和羞辱的方式处死。这名堕落的罗马人被布幕将头部罩住，手臂扭到背后再捆绑起来，经过扈从校尉施以鞭刑后，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广场上示众，或是吊死在被视为不祥的树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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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城市里，不准进行任何夜间集会，无论是出于庆祝还是宗教的原因，甚至就是出于公益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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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市民的谋杀案件，大众的意见是要凶手抵命。下毒比起用刀剑更令人反感。从两件罪大恶极的命案，我们很惊奇地发现，一个讲求简朴的共和国，竟会这样早就出现如此精巧的邪恶行为，而且罗马的贵妇人还能有这样贞洁的德行。[117]弑亲罪完全违反天理人情，罪犯要被装在麻布袋里，丢进河流或大海，同时要陆续将公鸡、毒蛇、狗和猴子放进袋里，当作罪人最好的伴侣。[118]意大利并不出产猴子，好像也没有感到有此需要，一直到6世纪中叶才第一次发生弑亲罪。[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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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恶意纵火罪，在举行鞭打的仪式以后，将犯人用火烧死，让我们的理智忍不住要称许，报复的行动非常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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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法庭伪证罪，对于道德败坏和恶意陷害的证人，为了惩处所犯的过失，要把他从塔皮安断岩的顶上丢下去摔死。刑事法严厉，书写的证据不足，伪证的后果更为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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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法官受贿罪，法官因接受贿赂而宣布不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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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毁谤和讽刺，粗俗的语气有时会扰乱一个知识程度不高的城市，作者应得的惩罚是遭棍棒殴打，至于是否会被行刑手打到气绝，那就无法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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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八，利用夜间故意损毁或破坏邻人的农作物，罪犯会被吊死，作为奉献给克瑞斯的牺牲。但是森林之神很记仇，砍伐有价值的树木要赔偿，适度的罚锾是25磅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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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九，使用魔法诅咒，根据拉提安牧羊人的意见，这些咒语会耗尽敌人的精力，摧毁他们的生命，把他们从所在地连根拔起以后再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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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十二铜表法》对破产的债务人极其残酷的处罚，我宁愿采取古代条文字面上的意义，不愿参考现代学者过于精巧的见解。[120]等到债务在法庭确定和宣布以后，负债的罗马人获得30天的延缓期限，然后被置于市民同胞的权力之下，被关在私人监牢里，每天的粮食是12盎司的糙米，身上可能捆绑15磅重的锁链。他所处的不幸状况要到市场去展示三次，恳求他的朋友和同胞给予怜悯和帮助。等到60天的期限结束，要用丧失自由或生命来偿付债务。破产的债务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卖到台伯河以外，成为异国的奴隶。如果几名债权人同样固执而且毫无恻隐之心，他们可以合法肢解他的身体，用可怕的分尸来满足他们的报复之心。野蛮法律的拥护者非常坚持，要是无力支付合约上规定的债务，应该使用强硬的手段，来防止拖延不理和欺骗造假的行为。但经验显示这种恐吓并不能发挥作用，夺取生命和砍下肢体是无利可图的惩罚，没有一个债权人愿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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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罗马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变得更为文雅，十人委员会的刑法因原告、证人和法官重视人性而遭到废止，免于刑责成为极端严苛的法条所产生的结果。《波西安法》和《瓦列利安法》禁止官员处死自由的市民，也不能施以体罚，过去那些草菅人命的成文法都已作废。他们把这些法律的制定归罪于王政时代的暴虐风气，用很巧妙的手法让贵族统治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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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刑法不能发挥功能以及公权力的不彰，城市的和平与公正只能靠着市民的私法审判也就是投票定谳。监狱里装满了罪犯，大多数都是社会的被逐者，他们的罪行一般而言都归之于无知、贫穷和残酷的欲念。一个卑劣的平民身为共和国的成员，滥用他那神圣的身份所带来的权利，产生的犯罪行为会同样穷凶极恶。但是，等到罪行已经证实或许仅是涉嫌，奴隶和外乡人就会被钉上十字架，对于罗马绝大部分的民众来说，这种严峻而又实时的正义，在实施时几乎不受任何约束。每个家族都设置法堂，与法务官不同的是，可以毫无限制审理家庭成员的外在行为：合乎道德的原则和习惯由教育学科灌输，罗马的父亲支配着子女的生命、自由和继承，而且没有上诉的余地，所以父亲有责任要用自己的言行为子女做出榜样。在某些紧急状况之下，市民对于私人或公众的侵权行为可以合法施以报复。犹太人、雅典人及罗马人的法律都一致同意，可以杀死夜间的窃贼。然而在大白天，要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会带来危险和重大损失，就不能贸然杀害强盗。无论任何人在婚礼的床上发现奸夫，在感到惊愕之余，都可以不受约束实施报复[121]，最血腥或恶意的暴行由于无法控制的怒火而获得赦免。在奥古斯都以前，丈夫无须自惭要去衡量奸夫的阶级地位，父母也不必因为犯罪者的诱奸而牺牲自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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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王被驱逐之后，如果有野心的罗马人竟敢僭用他们的头衔，模仿他们的暴政，就会被人民拿来奉献给地狱的神明，每个市民同胞都可以行使正义之剑。不管布鲁图斯是多么忘恩负义，鲁莽的举动有多么让人厌恶，国家裁定他的行为都非常神圣。[122]和平时期携带武器的野蛮习惯[123]，以及用流血来彰显荣誉，对于罗马人而言都是闻所未闻。在两个最纯真的时代里，从建立平等的自由权利到布匿战争结束为止，罗马从来没有发生过谋逆叛乱的骚动，也很少受到重大罪行的污染。当党派的倾轧遍及国内外，激起各种恶行，逐渐感受到刑法已经丧失效用。西塞罗时代每个普通市民都能享受到无政府状况下的特权，共和国每个行政首长都受到诱惑要掌握国王的权柄，他们的德行如同自然或哲理的天赐果实，有资格受到全民热烈的称誉。经过3年毫无顾忌的色欲、劫掠和酷虐以后，西西里暴君维雷斯被判处赔偿30万镑的金钱，这样一来使得法律、法官甚至原告[124]都感到满意。维雷斯等于只退还了搜刮所得的十三分之一，就能全身而退，过着奢侈豪华的放逐生活。[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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