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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士丁的软弱及提比略二世的统治和德行（574—58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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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的侄儿登基称帝时，宣布要带领国家进入一个幸福和光荣的新时代。查士丁二世编年史显示的特征是国家在外遭到羞辱，国内悲惨不堪。罗马帝国在西部所受到的打击是意大利的丧失、阿非利加的残破和波斯人的入侵。无论是在首都还是行省，已经不讲公理正义。富人为他们拥有的财产而感到战栗不安，贫民唯一的希望是能保全性命，普通官吏缺乏治理的能力或贪污腐败，偶然会拿出整治的手段，表现的方式不仅武断而且暴虐。立法者或征服者的名声即使举世赞誉，也不能平息民众的怨恨。就一般舆论来说，会把每个时代所有的灾难归咎于君主，历史学家不论基于事实的真相还是合理的成见，也都赞成这种意见。然而历史学家的内心会产生诚挚的疑惑，因为查士丁的情操不仅纯真而且十分仁慈，如果不是疾病损害了他的心智和才华，就不会在登上大宝以后还遭到指责。病痛使他不良于行，活动范围只限于皇宫，对于人民的怨言和政府的恶行犹如置身事外的陌生人。他很晚才认清自己的虚弱无力，决心要放弃身着紫袍的重责大任，在选择有为的接位者时，他表现出识人之明以及顾全大局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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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和索菲娅唯一的儿子在幼年夭折，他们的女儿阿拉比娅是巴杜里乌斯的妻子，他负责督导皇宫的事务，后来成为意大利军队的主将，一直怀着虚荣的心理，渴望能透过婚姻的关系为君主所收养。当帝国的至高权力成了欲望的目标时，查士丁在习惯上总是带着猜忌和怨恨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兄弟和堂表兄弟，把他们当作达成愿望先要制服的敌手。他不可能要求他们感恩图报，这些人把接受紫袍当成应有的补偿，而不是贵重的礼物。在这些竞争者当中，有一个受到流放的惩罚，后来还被处死。皇帝自己对另一个施加了残酷的羞辱，不是畏惧他的愤恨，就是藐视他的忍耐。这种家族内部的仇恨，使他要用慷慨的胸怀从共和国内找出一位继承者，而不是从他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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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心机的索菲娅推荐提比略[157]，这位卫队长忠心耿耿，无论是德行还是家世都受到皇帝的赏识，可能表现出皇帝明智选择的成果。查士丁晋升他为恺撒或是奥古斯都的位阶，在皇宫的柱廊举行盛大的典礼（公元574年12月），教长和元老院的议员全部出席。查士丁拿出全副精力来主持，但是一般认为他的讲话获得了上帝的启示，显示出大家对他和那个时代的评价都很低。[158]皇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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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代表最高权力的纹章服饰，这些不是从我的手里得到，而是来自上帝。唯有用荣誉来维护最高权力，你才能从君主的职责中获得荣誉。对皇后要像对母亲一样尊敬，以前你是她的家臣，现在你是她的儿子。不可残害无辜，戒绝报复心理。我曾经引起公众的愤恨，你要避免这些行为。要拿我这个前任的先例，当作可以斟酌的经验。我是个凡人，曾经犯下罪行；我也是个罪人，即使是在此生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这些国家的公仆（他指着那些大臣），滥用我的信任，煽动我的情绪，会与我一起受到基督的最后审判。我一直为帝王冠冕散发的光辉而眩惑迷乱：你一定要明智和谦恭，记得自己如何才能得到权力，更要记得如何可以继续保有。你现在看到自己的奴隶和儿女在围绕着我们，你对他们有绝对的权威，但是要表现出慈爱和宽容，要爱民如己；要培养与军队的感情，也要维持军队的纪律；保护富人的产业，救济穷人的生活。[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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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在场者鸦雀无声，流下眼泪，赞誉君王的教诲，同情皇帝的遗憾。教长复诵教会的主祷文，提比略跪下接受王冠。逊位的查士丁看来更能造福人群。他对新国君说出以下的话：“如果你同意，我就活下去。要是你下令，我可以去死。凡是我所忽略或遗忘的事物，祈请掌管天堂和尘世的上帝灌输到你心中。”查士丁皇帝最后又活了4年（公元578年10月5日），在不理世事的平静生活中度过，他的良心不再因无法善尽职责而饱受折磨，提比略的孝心和感激证明他的选择非常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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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比略二世（公元578年9月26日—582年8月14日）的德行之中，他的英俊（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罗马美男子）可能使他获得索菲娅的宠爱。查士丁的孀妇听从旁人的意见，认为只有在这位更年轻的第二任丈夫统治下，她才能保持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这个野心勃勃的候选人曾经忍不住去奉承和欺骗，现在也无能为力去达成她的愿望或他的承诺。椭圆形竞技场的党派带着不耐烦的神色，要求知道新任皇后的名字。等到宣布阿纳斯塔西娅是提比略皇帝秘密却合法的妻子，民众和索菲娅都大吃一惊。为了能够减轻索菲娅的失望之情，她那孝顺的养子想尽办法，非常慷慨地赠予其皇家的荣誉、宏伟的宫殿以及无数的仆役。他在庄严的场合里总是护在恩主的寡妇身边，并且询问她的意见。但她的野心不屑于皇家的表面尊荣，“母亲”的尊敬称呼不能安抚受到羞辱的妇女，反而激起她的震怒。皇帝出于关心和信任做出善意的表示，她很快接受并摆出有礼的微笑，但是孀居的皇后决定和她长久以来的敌人建立秘密的联盟关系，利用日耳曼努斯的儿子查士丁尼作为报复的工具。傲慢的统治家族对于支持外人获得最高的权力感到很不甘心，而且这个年轻人已经建立起了备受赞誉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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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过世以后，日耳曼努斯的儿子查士丁尼的名字被牵涉进了一个动乱的党派中。他主动自首，并上交了金库里6万镑的钱财，或许可以解释为犯罪的证据，至少显示出他的畏惧。查士丁尼受到皇帝的赦免，并负责指挥东部的军队。他大举进兵，使波斯国王赶紧逃走，在欢呼声中凯旋，公众认为他有资格穿上紫袍。他那善于权谋的幕后主使人选择葡萄收成的季节，这时皇帝在很偏僻的乡村避暑，要像臣民那样过悠闲的生活。提比略听到他有所图谋的信息以后，很快赶回君士坦丁堡，采取坚定的立场镇压阴谋政变，把索菲娅滥用皇家的排场和荣誉，减少到比较适度的状况，遣散侍从行列，截断对外的通信联系，指派忠诚的守卫加强监视。但是宽厚的君主认为，查士丁尼的职务并不会加重他的刑责，经过一番温和的申斥，赦免他的谋逆犯上和忘恩负义的行为。一般人都相信，皇帝心里存着解决的办法，想要与威胁宝座的对手建立双重的婚姻关系。有一位天使在提醒皇帝（这个神话广为流行），他对国内的敌人一定会取得胜利，不过提比略的心地善良而且慷慨，可以使自己的安全获得更坚实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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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略这个名字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他采用更受民众爱戴的名字君士坦丁，并且效法安东尼的德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有那么多的罗马君王是如此邪恶愚昧，当然乐于听到有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具备仁慈、公正、谦和与刚毅的特质。大家可以看到这位国君在皇宫和蔼可亲，在教堂虔诚仁慈，在法庭公正无私，在波斯战争中获得胜利，至少是他派遣的将领所达成的。他的胜利获得最光荣的战利品，其中包括大量俘虏，他本着基督教英雄人物慈悲为怀的精神，善待这些俘虏，并且不要赎金将他们遣送返乡。自己的臣民无论是建立功绩还是遭遇不幸，都可以向他提出要求，蒙受他最大的恩惠，通常他的赏赐比对方所期望的还要多。这些行事的方式就托管人的立场，或许会危及国家的财政，但是就人道和公正的原则而论，可以取得回报达成平衡。这些原则给他带来的教训，是要厌恶从人民的眼泪中搜刮的黄金，将它视为毫无价值的贱金属。人民经常遭受天灾人祸，他采取积极的救济行动，不仅急着豁免过去积欠的款项，同时要减轻未来税收的需求。他坚决拒收臣下奉承讨好的呈献，他们会用10倍的压榨来作为补偿。提比略制定睿智和公平的法律，受到后来朝代的赞许和难以为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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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盛传皇帝发现了一处宝藏，但是他真正的财源是以身作则的节约，杜绝所有排场和毫无必要的费用。要是上天愿意赐福，这位爱国的皇帝能够受到长远的保佑，就会给东部的罗马人带来幸福。然而，查士丁过世后不到4年，尊贵的继承人就罹患致命的疾病，好在留下足够的时间交代后事。按照得到宝座的先例，他把皇帝的冠冕托付给最够资格的同胞。他从群臣中间选择了莫里斯，所做的判断比紫袍还要宝贵。教长和元老院的议员被召集到垂死君主的床边，他当面将女儿和帝国交给莫里斯，财务官用庄严的声音宣布他最后的遗言。提比略表示他的愿望，是要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用德行来为他建立最高贵的陵寝，使过世的君王能为万民所怀念。公众的悲痛把对他的感激铭刻在心，但是新朝的动乱使最诚挚的哀悼逐渐消失，人类的目光和欢呼很快迎向初升的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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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莫里斯的接位和统治以及意大利的悲惨情况（582—60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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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皇帝（公元582年8月13日—602年11月27日）的家世源于古老的罗马，[160]但是他的亲生父母定居在卡帕多细亚的阿拉比苏斯，还能有幸活着看到儿子登极称帝，分享无上的尊荣与财富。年轻的莫里斯投身军旅生涯，提比略拔擢他指挥一个新成立的军团，由1.2万名联军组成，这个部队很受皇帝的宠爱。他凭借英勇行为和统御能力在波斯战争中脱颖而出，回到君士坦丁堡接受应得的报酬，就是继承整个帝国。莫里斯接位时正是43岁的盛年，在东部帝国统治了20年，把野性难驯的狂野民主政体从民众心中驱走，建立起理性和德行的完美贵族体制（这是埃法格里乌斯很奇特的说法）。虽然他抗议说他在私下的赞美从未到达国君的耳中，但有些过失似乎使得莫里斯的行事为人，比不上前任纯洁无私的美德。他那冷淡而有所保留的态度或许可以归之于傲慢，公正难免有时会失之残酷，仁慈也有时出于软弱，极度的节俭使他经常被谴责为贪婪。一位掌握绝对权力的国君，最合理的愿望是使人民获得幸福。莫里斯有见识和勇气达成这个目标，他的政府遵从提比略的原则和典范。怯懦的希腊人推动一种政策，要让国王和将领这两种职务保持完全分离，一名普通士兵只要能够穿上紫袍，就很少领军，也不会再上战场。然而莫里斯皇帝所享有的光荣，是帮助波斯国君复位。他的部将为了对付在多瑙河的阿瓦尔人，发起胜负难分的战争。他对意大利行省不幸和悲惨的境况，只能投以怜悯而无能为力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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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意大利悲惨的故事和对援军的要求，历代皇帝受到持续的折磨，被迫只有羞辱地承认自己的衰弱。罗马的尊严正在沦亡之际，还能意气风发表达出他们的怨言：“如果你没有能力把我们从伦巴第人的刀剑下救出来，起码也要让我们免于饥馑的灾祸。”提比略二世原谅他们的不敬，解救他们的灾难，供应的谷物从埃及运到台伯河。罗马民众不对卡米卢斯[161]而向圣彼得祈求，要把蛮族从他们的城墙外赶走。可是杯水车薪的救援并不足恃，危险不仅永远存在，而且迫在眉睫。教士和元老院搜集还剩余的古老财富，总额大约有3000磅黄金，派遣大公潘夫洛尼乌斯将这批礼物和他们的诉求，送到拜占庭宝座前，试图让宫廷的目光和东部的军队从波斯战争转移过来。公正的提比略将这笔贡金当成赏赐来防卫罗马这座城市。他在辞别大公时给他最好的忠告，要他不妨去贿赂伦巴第人的酋长，或是出钱请法兰克国王给予帮助。虽然有了这一微不足道的帮助，但意大利仍在忍受痛苦，罗马再度遭到围攻，距离拉文纳3英里的克拉西郊区，被斯波莱托一名头脑简单的公爵带领部队纵兵劫掠并攻占。莫里斯接见的第二个代表团，是由神职人员和元老院议员组成，带来罗马教皇的一封信函，教皇运用宗教的威胁词句，极力敦促他要履行神圣的责任。派出的教廷大使是格列高利辅祭，同样有资格恳求上天和尘世的权柄。皇帝采用前任的处置方式，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就是说服一些实力强大的酋长与罗马人建立友谊，其中有名温和而忠诚的蛮族终生为太守卖命，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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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山的通道开放给了法兰克人，教皇鼓励他们，对于没有信仰的人，要毫不犹豫地违背所立的誓词和保证。克洛维的曾孙奇尔德伯特被说服要侵入意大利，代价是5万金币。但是他过去看到有些拜占庭货币是1磅重的黄金，感到非常高兴，因此奥斯特拉西亚[162]的国王要求，他接受的礼物应该更值钱，这些金币的大小和成分都要合乎标准。伦巴第人经常侵犯实力强大的邻居高卢人，使他们那些各自为政的公爵不得不提高警觉，担心会引发报复的行动，只有放弃混乱而弱势的独立状况。国王统治的政府具有团结合作、保守机密和活力充沛诸多优点，于是大家毫无异议地表示赞同。克勒夫的儿子奥萨里斯已经长大，成为身强力壮的知名勇士。大家团结在新任国王的旗帜之下，意大利的征服者连续抵抗了三次侵略行动，其中一次是奇尔德伯特亲自领导，也是墨洛温家族最后一次从阿尔卑斯山冲杀下来。第一次远征被嫉妒的仇敌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击败；第二次在一场血战中被击溃，他们建国以来从未遭到这样大的损失和羞辱；他们急着要报仇雪耻，第三次行动积蓄了所有的力量，奥萨里斯屈服于狂暴的怒流。伦巴第人的部队和钱财分散在设防的城镇中，都位于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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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不怕危险但不耐劳累和延误，很快就对20个指挥官的愚行发出怨言。这些习惯了北国气候的体质，暴露在意大利的骄阳下，灼热的空气很容易传染疾病，何况他们已经承受了酗酒与饥馑的交替折磨。他们的兵力不足以征服这个国度，但却足以使得这个地区残破不堪，何况浑身战栗的当地民众根本无法分辨来者是敌军还是救星。如果墨洛温王室和拜占庭皇家的两支军队能够在米兰附近地区会师，或许可以颠覆伦巴第人的王国。法兰克人要求延后6天的时间，用一个纵火燃烧的村庄作为信号。希腊人的军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用来攻取摩德纳和帕尔马；阿尔卑斯山的盟军撤退后，这两城宣告失守。胜利的奥萨里斯获得统治意大利的主权，他在雷提亚阿尔卑斯山的山麓，平定了科穆姆湖一个偏僻小岛的抵抗行动，搜寻埋藏起来的国库财富。等到抵达卡拉布里亚的尽头，他用长矛触及竖立在雷吉乌姆海岸的石柱，[163]就用这个古老的地标作为王国固定不移的国境。[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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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分为伦巴第王国和拉文纳太守辖区，但是面积和实力并不相等。猜疑的君士坦丁大帝分设军职和文职，使其相互制衡，任性的查士丁尼一世又将两种职权合一。日益衰败的帝国先后曾经任命18位太守，授予民政、军政甚至教会的大权。他们获得管辖地区的直接审判权，以后奉献出来成为圣彼得继承人世袭的特权，辖区一直延伸到现代的罗马涅、费拉拉和科马齐奥的沼泽地或山谷[165]、从里米尼到安科纳的五个滨海城市，以及位于亚得里亚海和亚平宁山的丘陵之间的第二个内陆的彭塔波里斯。把敌对的地域从拉文纳辖区割让出去以后，罗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成为三个次一级的行省，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全都承认太守的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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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公国包括图斯坎、萨宾以及400年来在拉丁征服的城市，界线很明显是沿着海岸从奇维塔·韦基亚到特拉奇纳，以及台伯河的河道从阿梅里亚和纳尔迪尼到奥斯蒂亚港。从格拉多到基奥嘉有无数的小岛，构成威尼斯早期的领土，但是在大陆比较容易接近的市镇，都被伦巴第人制服，他们带着无可奈何的愤怒，观看新的首府从波涛中兴起。那不勒斯公爵的权力受到限制，一边是海湾和邻近的岛屿，还有卡普阿的敌对区域和阿尔马菲的罗马殖民地，后者有工作勤奋的市民，借着航海罗盘的发明，揭开世界的面貌。撒丁尼亚、科西嘉和西西里三个岛屿仍旧归属帝国的统治，奥萨里斯获得遥远的卡拉布里亚以后，把地标从雷吉乌姆的海岸移到康森提亚的地峡。撒丁尼亚野蛮的山地人保有祖先的自由和宗教，西西里的农夫却被囚禁在肥沃的耕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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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受到太守极为暴虐的高压统治，有一名希腊人，或许是个宦官，侮辱已经残破的卡皮托神庙，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那不勒斯很快获得自行推选公爵的特权，阿尔马菲的独立是商业发达的成果，自愿归附的威尼斯最后还是获得了尊贵的地位，能与东部帝国缔结平等的联盟关系。在意大利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太守的领地面积有限，但是所包括的财富、产业和人口占有的比例最大。那些忠于国家和身价最高的臣民逃开蛮族的桎梏，拉文纳新来的居民打着帕维亚、维罗纳、米兰和帕多瓦的旗帜，分别在他们的土地上迎风招展。伦巴第人据有意大利剩余的部分，他们的王国从首都帕维亚向着东方、北方和西方拓展，最远与阿瓦尔人、巴伐利亚人、奥斯特拉西亚及勃艮第的法兰克人相邻。要是用现代地理来说明，就是当前威尼斯共和国的陆地部分、蒂罗尔、米兰、皮德蒙特、热那亚海岸、曼图亚、帕尔马和摩德纳、托斯卡纳大公国，以及从佩鲁贾到亚得里亚海的大部分教会领地。贝内文图姆公爵及后来的国君存在的时间比君主政体更久，同时也将伦巴第人之名传播开来，他们占有了现在从卡普阿到他林敦的那不勒斯王国的大部分地区，统治将近500年之久。[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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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伦巴第人的语言和习俗以及奥萨里斯的豪情（584—64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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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比较人口当中胜利者和被征服者所占的比例，语言的改变可以提供最可能的正确推论。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比起法兰克人或勃艮第人的数量要少。同样，这些高卢的征服者，也没有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那么多的群众，所以不列颠人的方言才会遭到几乎根绝的命运。现代的意大利人是几个民族的混合，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笨拙的蛮族很难灵活运用语尾变化和动词变化，为了简便起见就使用冠词和助动词，条顿的名词称呼表达了很多新的概念。然而大量最主要的术语和普通用语还是起源于拉丁语[167]，要是我们熟悉古老意大利已经过时的方言，或是农村和城市的一般用语，就可以追踪很多单词的来源，这些词可能不被罗马精纯的古典语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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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民族可以组成兵力庞大的军队，伦巴第人实力很快衰退，原因在于2万撒克逊人的撤离，他们厌恶寄人篱下的状况，经历很多冒险犯难的事件以后返回原来的家园。阿尔波因的营地范围广大使人生畏，但是营地的范围不管多大，都可以安置在一个城市之内，好战的居民必须稀疏散布在整个广大国土上。当阿尔波因领着族人从阿尔卑斯山倾巢而出，指派他的侄儿担任弗留利的首位公爵，负责指挥行省以及当地的民众，谨慎的吉苏夫却婉拒了这个危险的职位，除非让他从伦巴第的贵族当中，选出相当数量的家庭[168]，组成士兵和臣民的殖民区。在征服的进行过程中，同样的权利不可能授予布雷西亚、贝加莫、帕维亚、都灵、斯波莱托和贝内文图姆的公爵。但是这些公爵及同僚都带着追随的队伍居住在指定的区域，他们战时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平时参与法庭的审判。他们对国王的归顺能保持自由和荣誉，只要退还之前接受的礼物和赏赐，就可以把家庭迁移到其他公爵的领地，但是他们如果擅自离开王国，就视同作战逃亡，可以被判处死刑。第一代征服者的子孙在这片土地上扎根茁壮，基于利益和荣誉的动机，要善尽防护的责任。伦巴第人生而为国王或公爵的战士，族人的平时集会要展示出正规军队的旗帜和称呼。军队的费用和报酬取之于被征服的行省，阿尔波因去世后才开始分配钱财或物质，却带着邪恶的偏颇作风和掠夺行为，受到鄙视。那些最富有的意大利人不是被屠杀就是遭到流放，剩余的有钱人被陌生人剥削，将贡金的义务强加在民众身上，要把田地的收成支付三分之一给伦巴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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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70年的时间，这种人为的制度就受到废止，进行更为简便而可行的永久土地权。[169]罗马地主不是被蛮不讲理的恶客驱逐，就是将三分之一的年度地税改进得更为公平合理，只要呈报适当比例的土地产值。这些外国的主子不重视农业，谷物、葡萄和橄榄树的种植技术及劳力退化，这些农耕工作由奴隶和土著负责。懒散的蛮族爱好与畜牧生活有关的职业，他们在威尼提亚肥沃的牧场，重新建立并改良马匹的育种，行省一度因此而闻名于世。[170]意大利人看到外国品种的牛只[171]感到甚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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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巴第地区人口减少，森林的面积相对来说就显得更大了，可以在广大的范围之内享受狩猎的乐趣。他们有奇特的技术，可以训练空中的飞禽听懂召唤的声音，服从主人下达的命令，聪明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过去对这方面一窍不通。[172]斯堪的纳维亚和西徐亚出产最凶狠也最温驯的猎鹰[173]，喜爱漫游的居民骑马到原野，对这些猛禽施以训练使之驯服。我们的祖先所喜爱的消遣是由蛮族引入罗马的行省，意大利的法律尊重刀剑和猎鹰，高贵的伦巴第人把这两样东西看得同样重要，认为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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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气候和仿效习性发挥的影响力极为迅速，第四代的伦巴第人看到祖先粗野的肖像，竟然惊惧得不敢置信。[175]他们将后脑部位剃得精光，浓密的长发从前面垂到眼睛和嘴巴，留着很长的胡须，展现出民族的声名和特性。他们穿着宽松的上衣，有点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形式，只是用各种颜色的条纹加以装饰，下身包着紧身的长裤，穿上敞开的凉鞋，甚至在毫无安全顾虑的情况下，也要在身侧佩上长剑。然而这种奇特的服饰和恐怖的面貌背后，蕴藏着温和与慷慨的天性，战场激起的狂怒会很快平息，胜利者的仁慈有时会让俘虏和民众惊奇不已。伦巴第人的恶行在于情绪化、无知和酗酒，但是德行确实令人钦佩。他们的社会交往不会出现伪善的习气，更不会把法律和教育的约束强加在别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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