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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优迪克的异端邪说和以弗所第二次大会（448—44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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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在统治32年以后过世，抛下正统基督徒任凭他们发泄宗教的狂热和滥用胜利的特权。在埃及的教会和东部的修道院中，定出严格的规定，只能宣扬一性论的教义（只有一个神性的化身），阿波利纳里斯的原始信条因得到西里尔的认可而获得保护。优迪克是受到他尊敬的朋友，这个名字被用来称呼一个派系，始终与聂斯托利的叙利亚异端针锋相对绝不相让。他的敌手优迪克是修道院的院长，或是兼管几个修道院的方丈，也可能是300位僧侣的监督。要不是拜占庭大主教弗拉维安的冒失或气愤，像这样的丑闻就不会呈现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眼前，那么思想简单而又大字不识的隐士所提出的意见，就会消失在他躺卧达70年的斗室之中了。本派的宗教会议立刻召开，会议程序受到嚣闹和阴谋的阻挠，年纪很大的异端分子在惊愕之余，不得不承认基督的肉身并非来自处女玛利亚的实体。优迪克提出单方面通过的信条，要诉诸大公会议的议决，他的作为得到教子克里萨菲乌斯，以及帮凶狄奥斯科鲁斯的大力支持，克里萨菲乌斯是皇宫中最有权势的宦官，而狄奥斯科鲁斯则继承狄奥菲卢斯侄儿的宝座、信条、才华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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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特别发出开会通告，以弗所第二次大公会议（公元449年8月8—11日）的安排非常用心，包括东部帝国的6个大教区，每个教区有10位都主教和10位主教出席，除此之外还邀请受到重用和才德出众的人士，参加人数增加到135人。叙利亚的巴尔苏马斯作为僧侣的领袖和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和使徒的继承人一起投票。作风专制的亚历山大里亚教长再度对自由辩论施加压力，同样的精神和物质武器再次从埃及的武库中取出。来自亚洲的老兵是一队射手，听从狄奥斯科鲁斯的命令加入战争。势力强大的僧侣不可理喻又无恻隐之心，围攻主教座堂的门户。普遍的看法是，不受任何约束的神父们全盘接纳了西里尔的信念，甚至包括他的仇恨。对于一些最有学问的东方人所倡导的双重性质邪说，指名道姓连同他们的作品进行严正的指责：“赶快用刀将那些分割基督的人劈成两半吧!把他们剁成肉酱!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些就是基督教宗教会议所表现的慈悲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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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迪克的清白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没有受到留难，获得了认可。有些高级教士特别是来自色雷斯和亚洲地区的那些，却不愿因为狄奥斯科鲁斯的行使或滥用合法的审判权，就废除他们的教长（弗拉维安）目前保有的职位。狄奥斯科鲁斯站在宝座的踏板上，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这些主教跪下抱住他的膝盖，恳求他饶恕一位神职弟兄的过失，让他保留一点颜面和尊严。冷酷无情的暴君怒吼道：“你们要造反不成？谁在这里负责？”话还没说完，就有一大群僧侣和士兵，手里拿着棍棒、刀剑和链条涌进教堂，面无人色的主教躲在圣坛后面或条凳底下，这些人都没有殉教的炽热情绪，先后在一张空白羊皮纸上签名，然后再写上谴责拜占庭大主教的词句。弗拉维安在这个折磨心灵的竞技场上，立即落入一群野兽的手中，这些僧人在巴尔苏马斯做出榜样的刺激之下，纷纷要为基督所受的伤害报仇雪耻。据说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大声咒骂君士坦丁堡的同教弟兄，将他打倒在地以后还用脚践踏。毫无疑问，受害者还没有到达流放的地点，在第三天就因受到内伤而死于以弗所。有人主持公道，把第二次大公会议称为强盗和凶手的集会。然而，那些控诉狄奥斯科鲁斯的人，一定会夸大他的暴行，好为自己怯懦和前后矛盾的行为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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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和基督教信条的建立（451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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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信仰赢得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教派却得到一位教皇的支持，他对于阿提拉和根西里克的敌意毫无所惧。利奥的神学理论以及名声响亮的巨著《书信集》，里面阐明天主降临及道成肉身的奥秘，以弗所的大公会议对这件事未予理睬。他和拉丁教会的权威，在他们派出的使者身上受到了侮辱，这些人逃脱苦役和死亡，回来以后叙述狄奥斯科鲁斯的暴虐行为，还有弗拉维安殉教的悲惨故事。利奥召开行省的宗教会议，废除以弗所不合规定的议事程序，然而他本身的做法也未能尽合规定，于是要求在意大利自由信奉正统教义的行省，召开一次全国宗教大会。罗马主教成为基督徒的领袖，坐在独立的宝座上发号施令，毫无危险。普拉西狄娅和她的儿子瓦伦提尼亚，一字不易在他的命令上签字，拿来告诉在东部的君主，应该恢复教会的和平与统一。但是东部皇室的戏码受到那个手法高明的宦官操纵，狄奥多西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聂斯托利点燃的大火在受到公正的惩罚以后已经熄灭，教会已获得最后的和平与胜利。要不是皇帝的坐骑幸运踣地不起，希腊人或许还与一性论的异端邪说牵扯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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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二世逝世后，身为正统基督徒的姐姐普尔喀丽娅，以及有名无实的丈夫共同登上帝座。克利萨菲乌斯被定罪用火烧死，狄奥斯科鲁斯遭到罢黜下台，流放的人员无罪开释，东部的主教开始预约利奥的巨著。然而教皇对心仪的计划感到失望，拉丁的宗教会议没有如期召开。他对于主持希腊的宗教会议感到不屑，何况还要很快在比提尼亚的尼斯召开。他派出的代表团用很专横的口气，要求皇帝御驾亲临。在马西安和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监督之下，疲惫不堪的神父被转送到卡尔西顿。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在一个坡度平缓而又地势高起的山顶兴建圣优菲米亚大教堂。整个建筑的三重结构可以称之为艺术和工程的奇迹，视野开阔宽广无垠的海陆景色，使得信徒在内心产生宁静的情绪，默思上帝和宇宙的奥秘。630位主教按照位阶排列在教堂的正厅，但是东部的教长前面是代表团，其中第三位只是一位普通的神职人员。最尊贵的位置保留给20位俗家人员，都是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的位阶。大厅的正中央放着装饰得非常华丽的福音书，教皇和皇家的主要官员还在仔细推敲有关信念的规章，使得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第十三次会期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公元449年8月8—11日）。[328]他们的干预使得放纵的叫喊与咒骂静寂无声，虽然可以维持教会的尊严，但是做法还是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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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提出正式的控告以后，狄奥斯科鲁斯被迫走下宝座，成为阶下之囚，审判官已经将他视为罪犯。那些仇视西里尔更甚于聂斯托利的东部人，都把罗马人看成自己的救星：色雷斯、本都和亚细亚这些地方，对于谋杀弗拉维安的凶手极为愤恨，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新任教长，靠着牺牲他们的恩主保住自己的职位。巴勒斯坦、马其顿和希腊的主教原来拥护西里尔的信仰，现在面对宗教会议极为炽热的战斗，这些领导人物连同听命的随员都从右翼转到左翼，像这样及时发生的反正事件决定了胜利的归属。从亚历山大里亚乘船前来的17名副主教当中，有4名受到引诱改变了效忠的对象，另外13名趴在地上叹息哭泣，请求宗教会议大发慈悲，并且很可怜地宣称，如果他们现在屈服，等回到埃及一定会被愤怒的民众杀死。狄奥斯科鲁斯的同谋获得恩准，要用长期的悔罪来消除所犯的罪孽和过失。他们的罪过全部累积在他一个人的头上，狄奥斯科鲁斯既不要求也不希望得到赦免，那些恳请给予大赦的人们的温和声音，被胜利和报复的叫声淹没。过去追随他的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名声，费尽心机故意找出他个人的过错，说狄奥斯科鲁斯将教皇革出教会是鲁莽而且不合法的行为，还有他的个性倔强拒绝参加宗教会议（那时他是受到监禁的囚犯）；很多证人出面为他的傲慢、贪婪和残酷作证；神父带着厌恶的神情听到教会的施舍款项被浪费在舞女的身上，他的府邸，甚至是他使用的浴场，完全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妓女开放，下贱的潘索菲娅或是艾琳成为教长的侍妾，受到公开的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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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斯科鲁斯犯下可耻的罪行，不仅受到大公会议的制裁，也被皇帝流放，但是他的纯正信仰受到神父的肯定和默许。他们出于审慎，不愿公开揭露优迪克是异端，所以他从未被法庭召唤。当一名大胆的一性派信徒把西里尔的作品丢到他们的脚前时，根据这位圣徒所提出的教义，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将他逐出教会时，他们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没有任何表示。要是我们抱着公正的态度，仔细阅读正统教会记录卡尔西顿会议的经过[329]，会发现大多数主教赞同基督的一体化这个论点，至于对他“产生于”或“出自”两种性质的结合，也只不过含糊笼统地表示让步，可能在暗指过去的存在或后来的混乱，或从人的受孕到神的转化那段危险的过渡期间。罗马神学非常积极和精确，采用基督存在于两种性质的说法，使埃及人听来备感刺耳，像这种极为重要的用词（不一定让人了解却容易记住），几乎使正统教会的主教产生分裂。利奥的巨著获得许多人的恭维和诚挚的赞同，但是他们在连续两次辩论中提出抗议，根据圣书和传统的规定，在尼斯、君士坦丁堡和以弗所设定的神圣原则，要想逾越是既不切实际也不合法的。最后他们对主人不断的请求只有屈服，但是他们制定绝对正确的信条，经过慎重的投票和激烈的宣示获得批准以后，受到代表团和东部朋友的反对又被推翻。附和主教的群众不断发出喊叫：“神父的解释合于正统教义，绝对不能更改!异端分子总算现出原形了!把聂斯托利革出教门!要他们离开大公会议!让他们滚回罗马!”即使这样也没有效果。代表团到处施加威胁，皇帝又保持超然的地位，于是由18位主教准备新的信条，迫使大会只有非常勉强地予以接受。运用第四次大公会议的名义，向基督教世界宣布，基督是一个人兼有两种性质：在阿波利纳里斯的异端和圣西里尔的信仰之间，画出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通往天堂之路就像锋利如剃刀的桥梁，任凭神学艺术家极为奇妙的双手，悬空架设在无底深渊的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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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盲从和思想奴化的10个世纪里，欧洲任凭梵蒂冈的神谕左右他们的宗教观点。有些古代早已锈蚀不全的学说，被那些反对罗马教皇最高权威的改革分子，未经讨论就纳入他们的教条之中。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仍然在新教教会占有优势，但是争论所产生的骚动已经平息，今天即使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对于与信仰有关的“道成肉身”问题，不是毫无所知就是漠然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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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东部的混乱局面以及“和谐论”和“三圣颂”（451—51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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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奥一世和马西安正统基督教义的统治之下，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心情大不相同。虔诚的皇帝用军队和诏书的强制力量作为信仰的象征，500位主教凭着良心和荣誉宣称，卡尔西顿大公会议所制定的信条，已经获得合法的支持，必要时为之流血牺牲亦在所不惜。正统教会很满意地提及，同样的宗教会议让聂斯托利派和一性论者都很厌恶[330]，但是聂斯托利派并不怎么恼怒，何况他们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一性论者天性顽固而且情绪狂暴，东部为之动乱不安。耶路撒冷为僧侣组成的军队所占领，他们打着一性化身的幌子，抢劫、纵火、杀戮，无恶不作，基督的坟墓为鲜血所玷污，喧嚣的叛徒防守城门对抗皇帝的军队。狄奥斯科鲁斯受到黜免和流放以后，埃及人仍然把他当成精神上的父亲怀念不已。对于卡尔西顿的神父所安排的继承人，他们视为篡夺者而深表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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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特里乌斯的宝座有2000名士兵给予支持和保护，他发动一场历时5年的战争来对付亚历山大里亚的人民，等到一传出马西安死亡的信息，他便成为民众宗教狂热的牺牲品。复活节的前三天，教长被包围在主座教堂，最后在洗礼室受害。支离破碎的尸体被投进烈焰之中，骨灰被风吹散带走。传言有一位天使用幻象来激励此一正义的行动。有名充满野心的僧侣以“大猫”提摩太之名[331]，继承了狄奥斯科鲁斯的职位和观念。这种为祸甚烈的迷信偏见受到报复的信念和行动的刺激，又在两派之间燃起漫天的火焰，为了坚持形而上的争端，竟然有数以千计的人员被杀。无论是哪一阶层的基督徒，都被剥夺社交生活的实质享受，失去洗礼和圣餐的无形利益。当时有个光怪离奇的神话，对于那些相互残杀或伤害自己的宗教狂热分子，或许可以掩盖受到隐喻的真相。一位态度严肃的主教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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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南提乌斯和塞莱里出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亚历山大里亚和全埃及的人民，都陷入奇异和残暴的疯狂状态。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奴隶还是市民、僧侣还是教士，以及本地人士，只要反对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都丧失了说话和思考的能力，像狗一样狂吠不停，用牙齿撕裂自己手臂上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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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451—482 A.D.）的动乱终于产生了芝诺皇帝著名的“和谐论”，在他和阿纳斯塔修斯的统治期间，东部所有主教都签名支持，要是有人违犯或破坏此一有益全民的基本法，将会受到免职和流放的惩处。教士看到一个俗家人物不自量力，竟敢阐释有关信仰的条文，只能在下面偷笑或是发出几声叹息。然而要是他愿意屈就这一受人羞辱的工作，那么他的思想中便不是那么充满偏见和私欲，而官员的权威也只有在人民的通力合作下才能维持下去。在教会的历史记录中，芝诺的地位没有受到藐视。阿纳塔修斯用开阔的胸襟说过：“皇帝要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要去迫害基督的崇拜者和罗马的市民。”我也没有发觉其中有摩尼教派或优迪克派的罪行。埃及人对“和谐论”最感兴趣，然而我们那些正统基督教会的学者，他们心怀成见和猜忌，也不可能发现其中有任何差错之处。“和谐论”能够精确代表正统教会“道成肉身”的信念，没有采用或接受敌对教派的特殊用语或教义。发布严正的宣告要将聂斯托利和优迪克从教会开革，也要用来对付所有的异端邪说，他们分割基督、混淆基督或是将他说成一个幻影。圣西里尔的纯正体系以及尼斯、君士坦丁堡和以弗所的信仰，并没有将“性质”这个字眼限定数量和条件，他们对这方面秉持肯定的态度。但是这个题目并没有屈从第四次大公会议，就算在卡尔西顿或任何地方提出过，仍然受到一切敌对理论的谴责和排斥。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状况下，上一次宗教会议的敌人和朋友，在沉默中又联合在一起。最重理性的基督徒默许这种宽容的模式，然而他们的理性显得软弱无力而又摇摆不定，顺从的态度被激昂的同教兄弟视为怯懦和奴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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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垄断人类的思想和言语这种问题上，要想保持严格的中立极其困难，一卷书、一篇布道词或是一段祈祷，都会点燃争论的火焰，教会内部的纽带不断被主教的私人仇恨割裂又接续起来。从聂斯托利到优迪克的那段间隙，被1000种不同的语言和意见填满。埃及的平等派和罗马的教皇虽然势力悬殊，倒是有同等的勇气，分别据有神学等级的两个极端。平等派没有国王和主教，脱离亚历山大里亚教长的管辖已有300年，没有受到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谴责，亚历山大里亚后来又接受君士坦丁堡的圣餐仪式。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获得该次大公会议的正式批准，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被教皇施以革出教门的处分。他们这种毫不妥协的专制作风，使得最正统的希腊教会也罹患精神传染病，否定或怀疑他们领受圣体的合法性。[332]有35年的时间，他们煽动着东部和西部的分裂，直到最后抹去了世人对四位拜占庭教长的记忆，这些教长竟敢反对圣彼得的最高权威。[333]在那段时间之前，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不稳定的休战协定，被敌对高级教士的宗教狂热破坏。马其顿尼乌斯被怀疑是聂斯托利派异端，受到免职和流放，却还能肯定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成果，然而西里尔的继承人花了2000磅黄金的贿款，买通大家来推翻会议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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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宗教狂热的时代，一个字词的意义甚或发音都会扰乱帝国的安宁，三圣颂[334]是指“神圣、神圣、神圣，上帝是万民之主”，希腊人认为这是各级天使在上帝的宝座前面，永远不停反复念诵的赞美诗，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叶神奇透露给君士坦丁堡教会。虔诚的安条克很快加上“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这句感恩的话，无论单单对基督还是整个三位一体，都合乎神学的规定，逐渐为东部和西部的正统教会所采纳，但是这种做法出自一位一性论主教的理念[335]，像这样来自敌人的贡献，从开始就被认为是低级的亵渎行为而加以拒绝，极为鲁莽的革新几乎使阿纳斯塔修斯丧失帝座和性命。[336]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对于自由的理性原则一无所知，他们拿着赛车时各党派的颜色或是学校里神秘组织的旗帜，当作合法叛乱行为所高举的象征之物。“三呼神圣”不论有没有带上讨厌的附加句，在主座教堂中被两个敌对的唱诗班高声歌颂，等唱到声嘶力竭的时候，就使用棍棒和石块这些更为实际的辩论武器。首先开打的一方会受到皇帝的处罚，却得到教长的保护。像这样重大争执所引发的事件，关系到皇冠和教皇礼冠的得失。街道上立时拥挤着无数的男子、妇女和儿童，组织严密的僧侣排成正式的作战队伍，他们一心一意想要前进、呐喊和搏斗。“教友们!基督徒成为殉教烈士的时机已经来到，我们绝不能抛弃精神上的父亲，要将摩尼教派的暴君革出教门，他不配当我们的君主!”这些就是正统基督徒的呼叫声。阿纳斯塔修斯的战船在皇宫前面停下划桨，一直等到教长接受他的悔罪，缓和群情激昂的怒潮。胜利的马其顿尼乌斯很快受到放逐，但他的群众又一次被同样的问题激起宗教的狂热情绪：“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是否被钉上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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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键时刻，君士坦丁堡的蓝党和绿党都暂停争吵，民政和军事的力量在他们的面前遭到毁灭。城市的钥匙和卫队的旗帜都被送到君士坦丁广场，那里是虔诚教徒主要的据点和营地。他们不分日夜唱着荣光上帝的赞美诗，或是拷问和杀害为君王服务的人士。受到皇帝重用的僧侣，也是神圣三位一体之敌的朋友，头颅被插在矛尖上高高举起。投向异端教派建筑物的火把，将毫不留情的烈焰蔓延到正统教会的房屋。皇帝的雕像被砸得粉碎，自己也只有躲在郊区，一直等到过了3天以后，才敢出来请求臣民的怜悯。阿纳斯塔修斯取下皇冠，装出恳求者的姿态，出现在赛车场的宝座上。正统基督徒当着他的面在排演三呼神圣，等到他要传令官宣布退位时，大家感到极为欣喜。他们倾听他的劝告，既然所有人都不够资格统治，那么他们事先应选出一位君主。狂热而偏执的信徒接受处死两位不孚众望的大臣作为赎罪，身为主子毫不迟疑将大臣定罪丢给狮子。这场猛烈而短暂的叛乱因维塔利安的成功而大获鼓舞，他率领匈奴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的军队，这些人大部分都崇拜偶像，竟然宣称自己是正统基督教信仰的保护者。他在这场虔诚的反叛行动中，使色雷斯的人口因杀戮而减少，对君士坦丁堡进行围攻作战，消灭6.5万名同教兄弟，直到他获得召回主教的权力，心满意足当上教皇，发起卡尔西顿大公会议，迫得临死的阿纳斯塔修斯签署一份正统教义的协议书，由查士丁尼的叔父忠实执行。这便是使用上帝的和平这种名义，由教会的信徒所发起的第一次宗教战争（508—518 A.D.）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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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查士丁尼的神学思想和正统教会的创立及宗教迫害（519—56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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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查士丁尼成为君王、征服者和立法者的各种面貌，但是并未提到他还是一位神学家，或许大家带着成见好像不以为然，事实上他的神学就本人的形象而言，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的臣民极为尊敬活着或去世的圣徒，国君对于臣民这种心理非常同情，他的《法典》特别在《御法新编》这一部分，全都肯定并扩大教士的特权。凡是僧侣和俗人之间发生任何纠纷，偏袒的法官都倾向于认定，无论是真理、清白和正义都在教会这边。皇帝在公开或私下做礼拜时都很虔诚，足为模范，不管是祈祷、守夜还是斋戒，都像悔罪的僧侣那样严格；他的想象总抱着可以得到神灵的启示的希望或信念；他已经肯定获得圣母和天使长圣米迦勒的保佑；有一次病危康复要归功于殉教圣徒科斯马斯和达米安奇迹般的出现。都城和东部的行省到处装饰着他的宗教纪念物，虽然耗资巨大的建筑大部分是出于他的爱好和炫耀，不过皇家建筑师满怀宗教热忱，可能也基于对上天的恩主抱着敬爱和感激之情。在推崇皇帝的伟大的头衔之中，他认为“虔诚”两字最为悦耳，增进教会在世俗和精神上的利益是他毕生最严肃的工作，作为国家之父的责任通常比不上保护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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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各种争论与他的性格和认识都能意气相投，神学教授对于一个外行为了专心于他们的技艺而忽略己身的工作，一定会在暗中加以讪笑。一个大胆的阴谋分子对他的同谋说道：“对这样一个顽固的暴君还有什么好怕的？整夜不睡也没有人保护，只会坐在小房间里跟胡须灰白的老头讨论问题，翻阅那些又厚又重的教会书籍。”苦读不辍的成果在很多会议中表现出来，查士丁尼成为说话有分量而且思虑周详的辩论家，显得光彩夺目，在很多讲道词以及使用诏书和信函的名义，向帝国宣布国君的神学思想。就在蛮族入侵行省，以及胜利的军团在贝利萨留和纳尔塞斯的旗帜下前进时，身为图拉真的继承人不理军营事务，以能领导宗教会议进行征服而感到满足。要是查士丁尼在这些会议上，曾经邀请不怀私心而又富于理性的观众，那么他可能明白下列几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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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宗教争论是傲慢和愚昧的产物；其次，最值得赞许而又真实不虚的虔诚，只能靠沉默和顺从来表达；第三，对个人本性毫无所知的人，根本不应妄图探寻神的性质；最后，我们只要知道权柄和仁慈全部归于上帝即可。[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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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并不是那个时代的美德，要说纵容叛徒，君王更缺少那种雅量。等到皇帝降格成为心胸狭隘、脾气暴躁的争辩者，很容易在被激怒的状况下，运用全部的权势以弥补理论之不足，对于那些故意闭眼不加理会的顽固分子，毫不怜悯施以无情的处罚。查士丁尼的统治虽说一成不变，但还是想出很多不同的迫害办法，在巧立名目和执法从严方面，远胜前代那些懒散的皇帝。他规定所有的异端分子，要在短短的3个月期限内改变原有的信仰，要不然就施以流放的处分。要是他默许这些人勉强留下来，那么在他的铁腕统治之下，他们不仅丧失社会对于个体的所有福利，同时还会被剥夺作为人和基督徒的天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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