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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穆罕默德的伟业和伊斯兰教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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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的才华值得我们大加赞扬，但是他的成功有些地方或许引起过誉之词。大群改信者竟会接受一个能言善辩狂的热分子的教义和激情，难道不会让我们感到惊奇？教会的异端也采用同样的诱骗方式，从最早的使徒时代到宗教改革，一直不停有人重复尝试。一个普通市民竟能抓住军队和权柄统治自己的同胞，用得胜的武力建立一个君主国家，岂不是太难让人相信了吗？在东部犹如走马灯的改朝换代中，100多个幸运的篡夺者从更卑贱的出身登上宝座，克服更为艰险的阻碍，扩大帝国和征战的范围。穆罕默德获得同样的教导要一面传教一面战斗，把两种相对立的特性结合在一起，既能提升他的能力，也有助于他的成功。强制和规劝、狂热和恐惧相互之间不停作用，直到一切障碍都在无坚不摧的力量面前让步。他的声音呼唤阿拉伯人奔向自由和胜利、战备和掠夺、纵情于现世和来生的欢乐。他所加之于大众的限制都是为树立他的先知的形象所必需，为使人民顺从所必需，而唯一阻碍他的成功的是他提出的理性的信条，也就是有关神的单一和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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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的宗教让我们吃惊不已的，不在于传播的方式而是恒久的特性。他在麦加和麦地那刻下纯正和完美的印象，经历12个世纪的变革以后，在印度人、阿非利加人和土耳其人改信《古兰经》时，仍然能够毫无变化地保留下来。要是基督教的使徒圣彼得或圣保罗能回到梵蒂冈，他们可能会问到，在这个宏伟的庙宇里，用如此神秘的仪式所礼拜的神明，究竟应该怎么称呼。他们到了牛津或是日内瓦，倒是不会那样吃惊，但是仍要尽责地去阅读教会的教理问答，研究正统注释家对他们的作品或上主的说话所做的评论。然而圣索菲亚教堂的土耳其圆顶代表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亲手所建的简陋庐幕，只是更巨大更宏伟而已。穆斯林不断抗拒那种诱惑，会把他们信仰和崇拜的对象降低到人类感觉和想象的水平。“我相信唯一的真主，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徒”是伊斯兰教永远不变的简单信条，神的睿智形象不会被任何可见偶像亵渎。先知的荣誉也未超出人类德行的范畴，他那生动鲜明的道理会把门人弟子的感激之情限制在理性和宗教的格局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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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的信徒把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妻子和儿女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于是有些波斯的神学家找到借口，认为神的本质已经表现在伊玛目的身上，但是这种迷信的观念普遍受到逊尼派信徒的谴责。他们表现拒不接受的行为，已经及时向大家提出警告：不可崇拜圣徒及殉道者。有关神性的形而上问题和人的自由，穆斯林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教派之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辩，但是前者不曾煽起人民的情绪或扰乱城邦的安宁。此一重大差异的原因出于皇权和教权的分离或联合。哈里发是先知的继承人和忠诚信徒的指挥官，尽力压制和阻止一切宗教的改革，最能符合他的利益。伊斯兰教徒根本不知道教士的教阶、纪律以及世俗和宗教的野心，智者的律法就信徒而论是良心的指导和信仰的神谕。从大西洋到恒河，《古兰经》不仅被视为神学的基本法典，而且包括民事和刑事的法律体系。规范人类的行为和财产的法律，受到真主意志的保护，神的认可绝无谬误，而且永恒如一。这种宗教的服从性伴随着若干运作不便之处，不识字的立法人员经常被自己以及国人的偏见误导，阿拉伯沙漠的制度并不一定适合生活富庶和人口众多的伊斯法罕和君士坦丁堡。发生这种状况时，宗教法官很恭敬地将圣书顶在头上，提出一个变通的解释来处理有关的问题，颇能符合公平的原则以及当时的习俗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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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穆罕默德的为人处世我们最后应考虑到的一点，是他对公众的幸福所产生的有利或有害的影响。那些极为凶恶而又顽固的基督徒或犹太人仇敌也会承认，他奉行错误的使命来灌输有益的教义，只是这种教义不如他们那样完美而已。他非常虔诚地认定，对信徒的预先启示具备真理和神圣的特性，以及创始人的德性和奇迹，并以此作为他的宗教即伊斯兰教的基础。阿拉伯地区的偶像在真主的宝座面前被砸得粉碎，以人为牺牲所流出的鲜血，被祈祷、禁食、施舍和表示虔敬各种有利无害的方式冲洗干净。他描绘出想象中的来世的奖赏和惩罚，符合无知而纵欲一代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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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也许没有能力提出一个道德和政治的体系供他的同胞运用，但是他在信徒的心里灌输仁慈和友爱的精神，提倡社会公德的实践和履行，以他的法律和教条制止报复的渴求和对寡妇孤儿的欺凌。敌对的部族在信仰和服从之下联合起来，过去的无谓消耗于内部争执的精力，全部用来对付外在的敌人。如果冲突不是那样强而有力，对内能够保持自由而对外所向无敌的阿拉伯，在当地君王的传承下会不断地繁荣下去，然而征战的迅速扩张导致统治权的丧失。阿拉伯民族的殖民地扩散到东部和西部，他们与新入教者和俘虏的血统相互混合。经过三代的哈里发统治之后，宝座由麦地那迁到大马士革河谷和底格里斯河两岸。两座圣城受到渎圣战争的侵犯，阿拉伯半岛被一个臣民用武力征服，而且还是个异乡人。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从统治的美梦中清醒过来以后，重新过着古老而孤寂的独立生活。[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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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五十一章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叙利亚、埃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 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建立哈里发帝国 基督教及其他宗教在伊斯兰教政府统治下所遭受的待遇（632—114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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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拉伯各部族的联合与对外的发展（63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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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方面的革命没有改变阿拉伯人的习性，穆罕默德的逝世反而发出独立的信号，匆忙之间搭成的权力和宗教架构，几将在不稳固的基础上摇摇欲坠。穆罕默德那些早年入门的徒众，组成一个人数虽少然而忠心耿耿的队伍，听从他能言善辩的说辞，追随他历尽各种艰难困苦，与真主的使徒一同逃避麦加的迫害，在麦地那获得安全和庇护。成千上万新加入的群众，受到武力的驱使或是成功的引诱，承认穆罕默德是他们的先知和国君。他那简单的宗教观念只有一个孤独而不可见的真主，使得多神教徒感到极为困惑。基督徒和犹太人抱着自负的心理，对于一个犹如过眼云烟的立法者，拒绝受他的束缚。信仰和服从的习惯还不够坚定，对很多新近改信的人而言，无论是古老的摩西律法，还是天主教会的仪式和深奥的教义，或者是异教祖先的偶像、牺牲和欢乐的节庆，这些始终萦回心际难以忘怀。阿拉伯部族的利益冲突和世仇宿怨，使他们无法组成一个联合和隶属的体制。蛮族难以容忍过于宽厚和有益民生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仅抑制他们的激情也违背古老的惯例。他们只有勉为其难，顺从《古兰经》充满宗教意味的训示，要禁绝饮用酒类，要在斋月守戒断食，要每天重复5次的祈祷。还有天课和什一税捐，完全是为麦地那的金库聚集财物，唯一的区别是不用贡金这个羞辱的名称而已，但仍要保持长久不断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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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成功的案例激起宗教狂热或欺世盗名的风气，有几名敌手模仿类似的行为，拒绝承认尚活在世上的先知所建立的权威。首任哈里发率领迁士和辅士，荡平麦加、麦地那和塔耶夫这几个城市的动乱，要不是古莱西人的轻举妄动为及时的斥责所阻止，很可能天房就会恢复偶像崇拜。“你们这些麦加的人们呀!对于伊斯兰教难道一定要最后皈依和最先背叛吗？”阿布·伯克尔规劝所有的穆斯林，对于真主和他的使徒所应许的帮助要有信心，然后下定决心发起勇敢的攻击，防止这些叛徒的会合。妇女和孩童安全藏身在山区的岩洞里，武士打着11面大旗前进，用他们的兵器祭出杀一惩百的手段，只有军队的力量才能恢复和巩固教徒的忠诚。反复无常的部族装出一副悔悟的可怜相，愿意接受祈祷、斋戒和天课的责任。看到镇压的成功和严酷的作风，就是最胆大妄为的叛教者，也都趴伏在真主和哈立德的刀剑之下哀求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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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有一个富裕的行省名叫雅曼纳[262]，在有个与麦地那相比毫不逊色的城市里，摩赛拉玛是势力强大的酋长，竟然自认是先知一流的人物，哈尼法族听从他的吩咐。一名女预言家为他那日益高涨的名声所吸引，他们蒙受天国的厚爱，把端庄有礼的言行置之度外，经常花几天时间装神弄鬼，实际上是在谈情说爱。他也编造出一部《古兰经》，都是一些晦涩难明的文字，然而还能流传到现在。摩赛拉玛对他的使命感到自负，愿意忍痛与伊斯兰教平分天下，穆罕默德用不屑一顾的态度来答复他的建议。这个骗子快速发展，使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感到害怕，4万名穆斯林集结在哈立德的旗帜之下，想要以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来保有他们的信仰。最初的接战行动在损失1200人马以后被敌人击退，但哈立德最大的长处在于作战技巧和坚韧不拔，杀死1万名不信真主的人，报复失利的羞辱。摩赛拉玛被一名埃塞俄比亚奴隶用标枪刺死，也就是这根标枪使穆罕默德的伯父受到致命的重伤。阿拉伯那些一片散沙的叛徒，没有领袖也缺乏理想，面对一个如旭日东升的王国，很快为军队的武力和纪律所镇压，整个民族再度公开信仰《古兰经》的宗教，比起从前更为忠实稳固。野心勃勃的哈里发很快为萨拉森人提供了运用他们进取精神的机会，将他们的勇气凝聚在一起投入一场圣战，抗争和胜利同样可以坚定他们对宗教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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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几位哈里发的性格作风和征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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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森人快速的征服行动自然会引起揣测之词，认为开始几任哈里发亲自指挥信徒所组成的军队，是要在战线的前列寻找殉教的冠冕。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的勇气，在先知受到迫害时以及后来的战争中受到考验，先知以个人的名义保证他们可以进入天国的乐园，必定教导他们藐视尘世的欢乐和危险。他们登上宝座时不是老迈就是已达成熟的年龄，认为统治者的职责是重视国内的宗教和法律。除了欧麦尔曾经亲自参加耶路撒冷的围攻，他们最长的远征也不过是从麦地那到麦加的朝圣，在先知的墓前祈祷或讲道时，用宁静的心情接受纷至沓来的胜利。他们基于养成的德性或习惯，过着严肃清苦的生活，对于简朴平实的风范感到自负，斥责世上的国君虚有其表的荣华富贵。当阿布·伯克尔担任哈里发这个职务时，吩咐他的女儿艾莎要很仔细地算出私有的世袭财产，他服务国家，到底是为了发财还是变得更为贫穷，这都是最重要的证据。他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3块金币的薪水，用来养1匹骆驼和1个黑奴，等到每个礼拜的星期五，分发自己所剩的余款和公家的钱财，首先是给贡献最大的穆斯林，其次是最贫苦的信徒。他自己仅有的财产是一套粗布衣服和5块金币，都交付给他的继承人，使得后任发出哀悼的叹息，自谦没有能力做到这样令人钦佩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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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欧麦尔的戒绝饮酒和礼贤下士并不亚于阿布·伯克尔的德行。他的食物是大麦面包或椰枣，仅仅饮用清水，在讲道时穿着一件有12个补丁的长袍。有位波斯省长要向征服者致敬表示效忠，发现他与一群乞丐躺在麦地那清真寺的台阶上。节俭为慷慨的根源，岁入增加使欧麦尔有能力建立制度，对过去和现在服务国家的信徒支付公平和永久的报酬。他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薪给，首先分配给先知的叔父阿拔斯最丰富的津贴，是2.5万德拉克马或银币。每位年老的武士可以获得5000枚银币，这些都是在贝德尔战场幸存的战士。穆罕默德最后遗留的伙伴而且生活无依者，可以另外获得3000枚银币的年金。至于对抗希腊人和波斯人而参加前几次会战的老兵，薪资是1000德拉克马。欧麦尔的士兵无论是建立个别的功劳还是年长资深，全都得到加饷的好处，最低的等级也可以获得50枚银币。在他的统治之下，就是他的前任也是如此，那些东部的征服者都是真主和人民最可靠的忠仆。大量公家的财富具有神圣的用途，作为维持和平和进行战争的经费，审慎运用公平和奖赏的原则来维持萨拉森人的纪律和士气。能够把专制政体迅速处理和贯彻执行的能力，与共和政府的地位平等和节约简朴的准则结合在一起，这在当时来说是罕见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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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发挥英雄无敌的勇气，穆阿维亚表现完美无缺的睿智，激起臣民效法竞争之心，他们的才能在民事的争执中接受磨炼，可以用来传播先知的信仰和权柄。倭马亚家族在怠惰和浮华的大马士革皇宫，成为代代相传的君主，缺乏成为政要和圣徒的资格，然而从那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民族那儿得到的战利品，不断堆放在宝座的前面。阿拉伯人的丰功伟业能够一直向上提升，完全归功于民族的精神而不是酋长的能力。经过推论，我们可以得知主要原因是来自敌人的积弱不振。穆罕默德出生在非常幸运的年代，波斯人、罗马人和欧洲的蛮族正处于最为堕落和混乱的时期。如果是在图拉真、君士坦丁或查理曼的帝国统治之下，衣不蔽体的萨拉森人如果进犯就会被击退，宗教狂热的激流将会无声无息地在阿拉伯的沙漠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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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和国在光荣胜利的年代，元老院的要求是限制执政官和军团的军事行动，在没有完全制服第一个敌人之前，绝不挑起第二场战事。阿拉伯的哈里发凭着飞扬拔扈的气势或宗教狂热的精神，对于罗马人示弱以求万全的策略嗤之以鼻。他们同时对奥古斯都和阿尔塔薛西斯的继承人，以英勇的精神进行侵略行动，一样获得光辉耀目的成就。那些敌对的王国同时成为砧上鱼肉，他们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轻视阿拉伯人。在欧麦尔的10年治理期间，萨拉森人降服了3.6万个城市或碉堡，摧毁不信者的教堂和庙宇有4000所，为推行穆罕默德的宗教兴建1400所清真寺。先知逃离麦加的100年后，继承人的武力和统治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包括很多距离遥远的行省在内，可以分成波斯、叙利亚、埃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5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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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常用的划分方式，我要着手叙述这些惊人的成就。对于东方的征服因为相距甚远而且兴趣不大，所以很简略快速地处理，更详尽的叙述是包括在罗马帝国范围内的有关国家。然而我必须为自己的缺陷提出辩护，难免也要抱怨引导我的学者，他们的盲从和过错使我受到牵累。何况希腊人只会从事口角之争，始终吝于赞美敌人的胜利。经过一个世纪的无知以后，伊斯兰教徒写出第一本编年史，大部分资料来自圣传的回响。[263]在大量出产的阿拉伯和波斯文学作品之中[264]，我们的翻译家选择近代并不完美的短篇著作。[265]亚洲人不了解历史的写作技术和主要特性[266]，完全不知道评论所应遵守的规则。我们的修道院在同一时期的编年史，可以媲美他们最受重视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欠缺哲学和自由的精神，无法表现栩栩如生的风格。一位法国人编纂《东方文库》[267]，可以拿来教导亚洲那些知识最渊博的宗教学者。或许阿拉伯人还没有发现一个历史学家，能对他们的冒险事业写出更清晰明确和内容丰富的巨著，使人在阅读时能够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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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拉伯人对波斯的入侵和征服（632—71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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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哈里发统治的头一年，他的部将哈立德（就是那位“真主之剑”和“异教之鞭”）向着幼发拉底河进军，夺取安巴尔和希拉这两个城市。在巴比伦废墟的西方，有一个务农的阿拉伯部族定居在沙漠的边缘，世系绵长的国君以希拉为国都，他们皈依基督徒的宗教，在波斯帝国的庇护之下统治了600多年。[268]蒙达尔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战败，被哈立德杀死，他的儿子被当成俘虏送到麦地那。贵族躬身听命于先知的继承人，民众看到族人的胜利而愿意归顺。哈里发首次接受国外征战的成果，可以每年获得7万枚金币的贡金。征服者甚至他们的历史学家都为初期的顺利而感到惊讶，势如破竹的进展为未来的伟大事业奠定基础。伊玛辛说道：“哈立德在同年打赢很多重大的会战，为数众多的不信者惨遭杀害，胜利的穆斯林获得无法估量的战利品。”所向无敌的哈立德很快被调到叙利亚战场，对波斯边界的进犯行动交给能力较差或较不谨慎的指挥官来负责。萨拉森人在渡过幼发拉底河时被敌人击退，损失不轻。他们挡住了大胆的追兵，严惩冒险轻进的祆教徒，剩余的部队仍留在巴比伦的沙漠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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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迭西亚会战和巴士拉的建城（63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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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怒火高涨而且心怀恐惧，在国家存亡的关头不得不停止内部的对立和倾轧，祭司和贵族同意没有异议的裁决——阿尔泽玛女王必须逊位。在科斯罗伊斯过世和赫拉克利乌斯退兵以后，她是第六个为时短暂的篡夺者，崛起和灭亡也不过三四个年头而已。科斯罗伊斯的孙子耶兹杰德即位，这个年代符合黄历的周期[269]，记载着萨珊王朝的灭亡和祆教的衰微。[270]年轻毫无经验的国君只有15岁，不愿亲冒矢石的危险去迎击敌人，就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的大将罗斯坦。波斯国王还有余留的3万正规军，据称后来加上盟军扩充到12万人。穆斯林的军队经过增援以后，兵力从原来的1.2万人增加到3万人，把营地安扎在卡迭西亚平原。[271]他们的阵营虽然人数很少，但比起不信者的乌合之众，能够发挥更为强大的战力。我必须不厌其烦再三说明，阿拉伯人冲锋时，不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靠着坚忍稳重和紧密相连的步兵发挥攻击的效果。他们的主力部队是骑兵和弓箭手，经常发生个人的搏斗和快速的接触，使得整个会战行动受到干扰，只有在暂停以后再度发起攻击，这样一来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会拖延数天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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