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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皇帝的尊荣和权势以及对使臣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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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将奉献给最高神明的最崇高的头衔和最卑顺的礼仪，出于谄媚与畏惧的心理，用在与我们禀性相同的造物身上。戴克里先从波斯的奴性统治借用的崇敬方式[103]，是俯伏在地面亲吻皇帝的脚。这种方式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变本加厉，直到希腊王国最后的朝代。除了星期日出于宗教更为高傲的动机，暂时不使用这种礼仪之外，凡在其他日子觐见皇帝的人员，无论是被授予冠冕和紫袍的王侯，出使代表独立君主的使臣，还是亚洲、埃及或西班牙的哈里发，法兰西或意大利的国王，古罗马的拉丁皇帝，都要行使这种带有屈辱性的礼节。克雷摩那主教勒特普朗德[104]进行交涉时，强调法兰克人的自由精神和他的主子奥托的尊严，然而他那诚挚的性格无法掩饰第一次觐见时表现出的卑躬屈节的态度。当他趋近宝座时，金树上的小鸟发出啁啾的鸣声，同时两只金狮蹲伏在地连连怒吼。勒特普朗德和两名随员被迫只得屈服行跪拜之礼，全身趴伏连续3次用前额叩地。在他站起来的剎那之间，有种机械装置将宝座从地板提升到藻井的高度，皇帝换上更为华丽的新服装出现，朝见在庄严而肃静的气氛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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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摩那主教在诚实和惊异的叙述中，详细说明了拜占庭宫廷的仪式，直到现在土耳其政府仍旧奉行不辍，就是最后一代的莫斯科或俄罗斯公爵还是继续保有。使臣从威尼斯到君士坦丁堡经过海上和陆地的长途跋涉以后，就在金门的前面停下来，等待负责的官员用友善的态度将他们引导到接待的宫殿。但是这所宫殿有点像监狱，关防严格的管理人禁止他们与外来客或本地人接触。他在第一次觐见时呈献主子送来的礼物——奴隶、金瓶和贵重的铠甲。宫廷有意让他看到支付官吏和部队的金额，用以显示帝国富有的程度。他受到皇家盛宴的款待[105]，各国使臣座位排列的次序，按照希腊人对他们尊重和轻视的状况而定。皇帝把他桌上吃过的菜送给客人，用来表示最大的恩惠。在宠臣辞退时，皇帝会赐予表示职位的袍服。[106]每天早晚，负责民政和军事的官员和将领都在皇宫值勤，只要看到皇帝或他的笑容就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报酬，他的点头示意或是一个手势就是他的命令。即使是尘世最显赫的人物，在他面前也要保持肃静俯首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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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用正规或偶尔的行列出巡首都，有时也会在公众的场所亲自露面，政治和宗教的仪式可以说是关系密切，他进入主要教堂的时间，希腊历书的节庆在这方面都有详尽的规定。每逢重大活动的前夕，传达官向全城宣告君王感恩和虔诚的意愿。街道打扫干净整洁，路面铺满各种鲜花，窗口和阳台陈列着名贵的家具、金银器皿和丝质挂毡，严格禁止民众喧哗和骚扰。队伍在前进时有军官带领部队在前面开道，政府的官员和大臣按照次序排列在后面跟进，皇帝的四周有宦官和家臣形成护卫，他到了教堂的大门，受到教长和教士隆重的接待。欢呼颂扬的工作也不是随意交给粗鲁的群众自动自发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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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车场的蓝绿两派队伍占据最适当的位置，长久以来党派之间的冲突使首都为之震撼，当前倒是不知不觉要在奴性方面一比高下。双方相互唱和高声赞誉皇帝，诗人和音乐家指挥合唱团，每一首歌都充满万岁和胜利的词句。无论是集会、宴席还是教堂都发出同样的欢呼声音，为了表示皇帝的权力无远弗届，还一再出现拉丁语、哥特语、波斯语、法兰西语和英格兰语的拥戴之声，这些民族不论真假都用雇来的人员担任。在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的笔下，这种注重形式和讲究奉承的学问，已沦为一部供作消遣之用的浮夸著作，再加上后续时代的虚荣给予充分的补充资料，内容就会更为丰富。然而，君王只要冷静思考，就知道同样的欢呼可以用于每个朝代的每号人物。若是他的出身微贱，想必不会忘记从前他发出的欢呼声何其响亮，而且要向人表现出喜悦之情，就在那个时刻激起他取而代之的野心，当他嫉妒前代皇帝为何有这样的好运道时，内心却在念念不忘要如何置之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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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皇室与异族通婚的状况和几个主要案例（733—98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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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提到欧洲北部各国的王侯，说他们既无信仰也无名声，都渴望娶皇家的淑女或是将女儿嫁给罗马的君王，使自己能与恺撒发生血胤关系。年迈的皇帝在教导儿子时，透露出策略和自负的秘密原则，说明如何拒绝这类狂妄无礼要求的充分理由。这位谨慎的皇帝说道：每一种动物凭着天性总是与同类交配，人类因语言、宗教和习俗的相异而区分为不同的部落，注意后裔血统的纯洁可以保持公私生活的和谐，只要与外族通婚就会引起血统的混杂，是产生大量纠纷与不和的根源。明智的罗马人一直保持这种观点，他们的法律禁止市民与异族通婚。在崇尚自由和德行的时代，一位元老院的议员不屑于将女儿嫁给国王，马可·安东尼因娶一位埃及妻室而名誉受损[107]，提图斯皇帝受到民众的抨击，被迫放弃不忍分离的贝雷尼塞。[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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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用神圣的权威批准这一永久的禁令，各国的使臣特别是不信神的民族，都受到严正的告诫，异族联姻为教会和该城的奠基者所谴责和反对。绝不可更改的法条被铭刻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亵渎神圣的王侯如果胆敢玷污紫袍的威严，自绝于罗马人的政治和宗教社会，就将遭到放逐的惩罚。如果使者们受到拜占庭历史上任何虚假同胞的指导，他可以为他们举出3件违犯此令的重大事例：那就是利奥，或者更应说是他的父亲君士坦丁四世和科扎尔斯人国王女儿的婚姻；还有罗马努斯一世的孙女和保加利亚君王的结缡；以及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的儿子，年轻的罗马努斯与一位拥有法兰西和意大利血统的美女贝尔莎的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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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讨论的主题已经准备了三种答案，可以用来解决面临的困难和创制所需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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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君士坦丁·科普罗尼穆斯的行为和罪恶已广为人知。这位伊索里亚的异端分子在玷污纯洁的洗礼和对圣像宣战之前，早已娶得一位蛮族妻室（733 A.D.）。这种亵渎的联姻不仅证实了他所犯下的罪行，也遭到教会人士和后代子孙千载的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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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罗马努斯一世不能算是合法的皇帝，他是出身平民的篡夺者，根本不知道国家的法律，也无视国家的荣誉。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在这君王的位阶中屈居第三，新娘的父亲是这对反叛父母的臣民和同谋。保加利亚人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帝国的安全要依赖这样一个极其荒谬的同盟，还要支付给他们数以千计俘虏的赎金。但是不要想从君士坦丁的法条中获得豁免，教士、元老院和人民全都反对罗马努斯的行为（941 A.D.），认为他使国家丧失荣誉，无论生前死后都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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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明智的波菲洛吉尼图斯想出一番有利的说辞，对于安排自己的儿子和意大利国王雨果的女儿贝尔莎结婚（943 A.D.）进行辩护：神圣的君士坦丁大帝赞许法兰克人的忠诚和勇敢，[109]而且有来卜先知的本领，预见到法兰克人在未来会有伟大的建树。只有这个民族不受禁令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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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雨果国王是查理曼大帝的直系后裔，女儿贝尔莎继承了皇室和国家的特权。但是各种事实和恶毒的传闻，不知不觉中泄露了法兰西宫廷的欺骗或错误。雨果世袭的产业从法兰西君主国减缩到阿尔勒一隅之地，在这一方面倒是没有人否认：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他已经篡夺普罗旺斯的统治权，并且侵略意大利王国。雨果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出任公职的贵族，要是贝尔莎的母系血胤是出自加洛林王朝，那么每一个世代都被私生子的耻辱或邪恶的罪行玷污。雨果的祖母是名声大噪的瓦德拉达，是另一位洛泰尔的侍妾而不是妻室，他的通奸、离婚和第二次的婚礼，激起梵蒂冈的雷霆之怒。雨果的母亲被称为“伟大”的贝尔莎，先后成为阿尔勒伯爵和托斯卡纳侯爵的妻子，法兰西和意大利对于她惊世骇俗的勇气感到极为愤慨，在她60岁高龄时，那些各阶层的爱人为了满足她的野心，甘愿成为她忠诚不贰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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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母系的淫乱先例为意大利的国王所仿效，雨果有3个受到宠爱的侍妾，特别赐予维纳斯、朱诺和塞默勒[110]这些古典美女的称呼。维纳斯的女儿答应拜占庭宫廷的求亲，原来的名字贝尔莎改为优多克西娅，预定嫁给年轻的罗马努斯，但只是与这位东部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定亲而已。双方都还年龄尚幼，使得这一国外联姻延后举行，过了5年，仍为处女的结婚对象死亡，因而解除婚约。罗马努斯皇帝第二任妻子是平民出身的少女，但是家世是罗马人，他们的两个女儿狄奥法诺和安妮都与当时的君主结缡。奥托用陈兵示威和派遣使臣的方式求得双方的联姻，年长的公主被许配给奥托大帝的长子（972 A.D.），作为和平的保证。一个来自偏僻地区的撒克逊人，怎么有资格获得法兰西国家的特权，很可能会启人疑窦，然而一位英雄凭着名声和虔诚重建西部帝国，所有的疑虑都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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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法诺在公公和丈夫过世以后，由于儿子奥托三世年幼，她就统治着罗马、意大利和日耳曼，抛开对祖国的思念而尽自己应尽的天职，使得拉丁人赞誉她的慷慨德行。她的妹妹安妮举行婚礼时，所有传统的成见都已消失无踪，现实的利益和恐惧，可以取代门当户对的观念。北方的异教徒沃洛多米尔是俄罗斯大公爵，渴望能与罗马皇室的女儿结成连理（988 A.D.），战争的威胁加上他承诺皈依基督教，同时提供强大的援军来对付国内的叛徒，使他的要求更难以被拒绝。希腊公主为了宗教和国家成为牺牲品，不得不离开父亲的宫殿，被判处毫无返国希望的流刑，在玻里斯提尼斯河岸受到野蛮人的控制，也可能住在北极圈的附近地区。然而安妮的婚姻生活不仅幸福美满而且瓜瓞绵绵，她孙儿杰罗斯劳斯的女儿，靠着曾祖母的皇室血统嫁给了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使他在欧洲和基督教世界的边陲找到了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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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皇帝的专制权力和加冕典礼的效忠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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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占庭皇宫里，皇帝是礼仪的奴隶，一言一行都要遵守严格的形式，这些都是由他制定，也可以说是作茧自缚。他在皇宫成天受到众人的围绕，就是到农村去过隔绝红尘的生活，闲暇时刻也会受到干扰。然而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取决于他那专制无比的意愿、坚定不移的心志和极为崇高的地位，皇帝处于这种状况之下，即使盛大的排场和奢侈的生活也无法对其产生诱惑的力量，除非是能让势均力敌的统治者听从他的指使，才会引起更为强烈的兴趣。举国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元老院仅仅保有剩余的权势，最后还是被“哲学家”利奥全盘否定。倦怠冷漠的奴性习气使得希腊人的心灵变得麻木，在叛乱四起的狂野叫嚣声中，从来没有激起建立自由制度的理想，公众幸福的泉源和尺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性格。他们受到的桎梏因迷信而更为严重，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皇帝摆出庄严的姿态接受教长的加冕，在祭坛的下方，臣民无奈地宣誓要绝对服从他的统治和他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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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履行自己的权责，保证要尽可能戒绝严刑重典，比如处死和伤残之刑，并亲自批准正统基督教会的信条，承诺要服从七次宗教会议的谕令以及神圣教会的教规。要是提到施政的仁慈和德性，获得的保证不仅毫无约束力而且极不可靠，皇帝的誓言不是对人民而是对一位不可见的法官，除了犯下异端无可赦免的重罪之外，来自上天的使者通常会教导大众，统治者有难以取消的权力，犯下轻微的过错是无足为怪之事。希腊的圣职人员自己就是政府官员的臣民，只要暴君点一下头，就可以让一位主教得到任命、调职、罢黜或惩处，甚至是带来羞辱的死刑。不论他们有多大的财富或影响力，绝不可能像拉丁地区的教士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谴责罗马的教友贪图世俗的伟业，其实他的内心极为羡慕。但永无止境的专制政体在实施时，很庆幸能受到自然规律的遏止。帝国的主人根据他的智慧和德行，会将神圣和辛劳的职责局限在合适的路径上；也能够根据他的罪恶和愚行，让权杖从他手里掉落。有些大臣或宠幸心怀不轨，用难以察知的行为影响皇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着手谋求私利，不惜对公众进行镇压。在极为重要的关键时刻，一个身为奴隶的民族所具有的理性或善变，可使绝对专制的君王心怀畏惧之感。经验已经证明，帝王的权力只要扩大和延展，就会在权力的安全和实质方面有所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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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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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专制君王使用哪些头衔或是断言他有哪些权利，唯一的依靠还是武力，用来保护自己对抗国外和国内的敌人。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到十字军东征，整个世界（我没有将遥远的中国算在里面）为3个主要的帝国或民族所占有，就是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执。他们所具有的军事实力，取决于勇气、兵法和财富，以及是否服从掌握最高权力的首长，毕竟首长可以运用举国之力下令发起作战行动。希腊人在第一个因素勇气方面远落后于对手，至于战争条件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会优于法兰克人，而与萨拉森人在伯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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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腊人的水师和对地中海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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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富有资财，能够花钱买得穷困民族的服役，维持一支水师，保护漫长的海岸免受敌人的骚扰。君士坦丁堡从贸易获得互惠的利润，可以用黄金换来斯拉夫人、突厥人、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流血牺牲，凭着他们作战的英勇才有尼西弗鲁斯和齐米塞斯的胜利。要是带着敌意的民族过于靠近边界而对帝国产生压力，就会将他们召集起来对更为遥远的部落安排协调良好的攻击，以防卫国家的安全以及实现和平的愿望。控制地中海从塔内斯河口直到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是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贯的主张，通常他们的这一目的可以达成。他们的首都储备着充足的海上补给品和技术熟练的工匠，希腊和亚细亚的地理位置、绵长的海岸线、深入的海湾以及众多的岛屿，使得臣民习于航海术的训练和操作，威尼斯和阿尔马菲的海外贸易为帝国的舰队供应所需的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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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的时代以来，造船的技术已经式微。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造船者而言，如何构建巨大的机具，能够安排3列、6列和10列的划桨，上下交错运动，不致产生相互的干扰，这些技术都已失传，就是现代的工程师也无法了解当年的状况。[111]拜占庭帝国的“德洛摩尼”[112]就是快速帆船或轻型战船，只有双层长桨，每层安装25排座椅，每个座椅有2名划桨手，分别操作船只两边的木桨。此外还要加上船长或百夫长，他们在作战时由持甲扈从陪同站在舵楼甲板，2名舵工负责操舵。2名军官位于船首，1名处理船锚的升降，1名负责指定目标，操作液体火的喷管用来对付敌船。全体船员在这门技艺发展的早期，同时履行水手和士兵的双重职责，配备防御和攻击的武器，像使用在上层甲板的弓和箭，也可以从下层桨架的射口中用长矛刺杀敌人。有时所造的战船体积较大而且结构更为坚固，这种情况下战斗和航行的工作就要加以律定，配置70名士兵和230名水手。但是水师的主要部分还是轻型船只，体积的大小以易于操控为原则。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马利亚海岬自古以来白浪滔天，很容易发生海难事件。一支皇家舰队只要在陆地上将船运过5英里的距离，就可穿越科林斯地峡[113]，免于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饱受风涛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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