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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皇室与异族通婚的状况和几个主要案例（733—98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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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提到欧洲北部各国的王侯，说他们既无信仰也无名声，都渴望娶皇家的淑女或是将女儿嫁给罗马的君王，使自己能与恺撒发生血胤关系。年迈的皇帝在教导儿子时，透露出策略和自负的秘密原则，说明如何拒绝这类狂妄无礼要求的充分理由。这位谨慎的皇帝说道：每一种动物凭着天性总是与同类交配，人类因语言、宗教和习俗的相异而区分为不同的部落，注意后裔血统的纯洁可以保持公私生活的和谐，只要与外族通婚就会引起血统的混杂，是产生大量纠纷与不和的根源。明智的罗马人一直保持这种观点，他们的法律禁止市民与异族通婚。在崇尚自由和德行的时代，一位元老院的议员不屑于将女儿嫁给国王，马可·安东尼因娶一位埃及妻室而名誉受损[107]，提图斯皇帝受到民众的抨击，被迫放弃不忍分离的贝雷尼塞。[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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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用神圣的权威批准这一永久的禁令，各国的使臣特别是不信神的民族，都受到严正的告诫，异族联姻为教会和该城的奠基者所谴责和反对。绝不可更改的法条被铭刻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亵渎神圣的王侯如果胆敢玷污紫袍的威严，自绝于罗马人的政治和宗教社会，就将遭到放逐的惩罚。如果使者们受到拜占庭历史上任何虚假同胞的指导，他可以为他们举出3件违犯此令的重大事例：那就是利奥，或者更应说是他的父亲君士坦丁四世和科扎尔斯人国王女儿的婚姻；还有罗马努斯一世的孙女和保加利亚君王的结缡；以及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的儿子，年轻的罗马努斯与一位拥有法兰西和意大利血统的美女贝尔莎的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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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讨论的主题已经准备了三种答案，可以用来解决面临的困难和创制所需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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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君士坦丁·科普罗尼穆斯的行为和罪恶已广为人知。这位伊索里亚的异端分子在玷污纯洁的洗礼和对圣像宣战之前，早已娶得一位蛮族妻室（733 A.D.）。这种亵渎的联姻不仅证实了他所犯下的罪行，也遭到教会人士和后代子孙千载的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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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罗马努斯一世不能算是合法的皇帝，他是出身平民的篡夺者，根本不知道国家的法律，也无视国家的荣誉。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在这君王的位阶中屈居第三，新娘的父亲是这对反叛父母的臣民和同谋。保加利亚人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帝国的安全要依赖这样一个极其荒谬的同盟，还要支付给他们数以千计俘虏的赎金。但是不要想从君士坦丁的法条中获得豁免，教士、元老院和人民全都反对罗马努斯的行为（941 A.D.），认为他使国家丧失荣誉，无论生前死后都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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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明智的波菲洛吉尼图斯想出一番有利的说辞，对于安排自己的儿子和意大利国王雨果的女儿贝尔莎结婚（943 A.D.）进行辩护：神圣的君士坦丁大帝赞许法兰克人的忠诚和勇敢，[109]而且有来卜先知的本领，预见到法兰克人在未来会有伟大的建树。只有这个民族不受禁令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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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雨果国王是查理曼大帝的直系后裔，女儿贝尔莎继承了皇室和国家的特权。但是各种事实和恶毒的传闻，不知不觉中泄露了法兰西宫廷的欺骗或错误。雨果世袭的产业从法兰西君主国减缩到阿尔勒一隅之地，在这一方面倒是没有人否认：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他已经篡夺普罗旺斯的统治权，并且侵略意大利王国。雨果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出任公职的贵族，要是贝尔莎的母系血胤是出自加洛林王朝，那么每一个世代都被私生子的耻辱或邪恶的罪行玷污。雨果的祖母是名声大噪的瓦德拉达，是另一位洛泰尔的侍妾而不是妻室，他的通奸、离婚和第二次的婚礼，激起梵蒂冈的雷霆之怒。雨果的母亲被称为“伟大”的贝尔莎，先后成为阿尔勒伯爵和托斯卡纳侯爵的妻子，法兰西和意大利对于她惊世骇俗的勇气感到极为愤慨，在她60岁高龄时，那些各阶层的爱人为了满足她的野心，甘愿成为她忠诚不贰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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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母系的淫乱先例为意大利的国王所仿效，雨果有3个受到宠爱的侍妾，特别赐予维纳斯、朱诺和塞默勒[110]这些古典美女的称呼。维纳斯的女儿答应拜占庭宫廷的求亲，原来的名字贝尔莎改为优多克西娅，预定嫁给年轻的罗马努斯，但只是与这位东部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定亲而已。双方都还年龄尚幼，使得这一国外联姻延后举行，过了5年，仍为处女的结婚对象死亡，因而解除婚约。罗马努斯皇帝第二任妻子是平民出身的少女，但是家世是罗马人，他们的两个女儿狄奥法诺和安妮都与当时的君主结缡。奥托用陈兵示威和派遣使臣的方式求得双方的联姻，年长的公主被许配给奥托大帝的长子（972 A.D.），作为和平的保证。一个来自偏僻地区的撒克逊人，怎么有资格获得法兰西国家的特权，很可能会启人疑窦，然而一位英雄凭着名声和虔诚重建西部帝国，所有的疑虑都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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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法诺在公公和丈夫过世以后，由于儿子奥托三世年幼，她就统治着罗马、意大利和日耳曼，抛开对祖国的思念而尽自己应尽的天职，使得拉丁人赞誉她的慷慨德行。她的妹妹安妮举行婚礼时，所有传统的成见都已消失无踪，现实的利益和恐惧，可以取代门当户对的观念。北方的异教徒沃洛多米尔是俄罗斯大公爵，渴望能与罗马皇室的女儿结成连理（988 A.D.），战争的威胁加上他承诺皈依基督教，同时提供强大的援军来对付国内的叛徒，使他的要求更难以被拒绝。希腊公主为了宗教和国家成为牺牲品，不得不离开父亲的宫殿，被判处毫无返国希望的流刑，在玻里斯提尼斯河岸受到野蛮人的控制，也可能住在北极圈的附近地区。然而安妮的婚姻生活不仅幸福美满而且瓜瓞绵绵，她孙儿杰罗斯劳斯的女儿，靠着曾祖母的皇室血统嫁给了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使他在欧洲和基督教世界的边陲找到了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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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皇帝的专制权力和加冕典礼的效忠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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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占庭皇宫里，皇帝是礼仪的奴隶，一言一行都要遵守严格的形式，这些都是由他制定，也可以说是作茧自缚。他在皇宫成天受到众人的围绕，就是到农村去过隔绝红尘的生活，闲暇时刻也会受到干扰。然而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取决于他那专制无比的意愿、坚定不移的心志和极为崇高的地位，皇帝处于这种状况之下，即使盛大的排场和奢侈的生活也无法对其产生诱惑的力量，除非是能让势均力敌的统治者听从他的指使，才会引起更为强烈的兴趣。举国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元老院仅仅保有剩余的权势，最后还是被“哲学家”利奥全盘否定。倦怠冷漠的奴性习气使得希腊人的心灵变得麻木，在叛乱四起的狂野叫嚣声中，从来没有激起建立自由制度的理想，公众幸福的泉源和尺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性格。他们受到的桎梏因迷信而更为严重，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皇帝摆出庄严的姿态接受教长的加冕，在祭坛的下方，臣民无奈地宣誓要绝对服从他的统治和他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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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履行自己的权责，保证要尽可能戒绝严刑重典，比如处死和伤残之刑，并亲自批准正统基督教会的信条，承诺要服从七次宗教会议的谕令以及神圣教会的教规。要是提到施政的仁慈和德性，获得的保证不仅毫无约束力而且极不可靠，皇帝的誓言不是对人民而是对一位不可见的法官，除了犯下异端无可赦免的重罪之外，来自上天的使者通常会教导大众，统治者有难以取消的权力，犯下轻微的过错是无足为怪之事。希腊的圣职人员自己就是政府官员的臣民，只要暴君点一下头，就可以让一位主教得到任命、调职、罢黜或惩处，甚至是带来羞辱的死刑。不论他们有多大的财富或影响力，绝不可能像拉丁地区的教士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谴责罗马的教友贪图世俗的伟业，其实他的内心极为羡慕。但永无止境的专制政体在实施时，很庆幸能受到自然规律的遏止。帝国的主人根据他的智慧和德行，会将神圣和辛劳的职责局限在合适的路径上；也能够根据他的罪恶和愚行，让权杖从他手里掉落。有些大臣或宠幸心怀不轨，用难以察知的行为影响皇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着手谋求私利，不惜对公众进行镇压。在极为重要的关键时刻，一个身为奴隶的民族所具有的理性或善变，可使绝对专制的君王心怀畏惧之感。经验已经证明，帝王的权力只要扩大和延展，就会在权力的安全和实质方面有所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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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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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专制君王使用哪些头衔或是断言他有哪些权利，唯一的依靠还是武力，用来保护自己对抗国外和国内的敌人。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到十字军东征，整个世界（我没有将遥远的中国算在里面）为3个主要的帝国或民族所占有，就是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执。他们所具有的军事实力，取决于勇气、兵法和财富，以及是否服从掌握最高权力的首长，毕竟首长可以运用举国之力下令发起作战行动。希腊人在第一个因素勇气方面远落后于对手，至于战争条件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会优于法兰克人，而与萨拉森人在伯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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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腊人的水师和对地中海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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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富有资财，能够花钱买得穷困民族的服役，维持一支水师，保护漫长的海岸免受敌人的骚扰。君士坦丁堡从贸易获得互惠的利润，可以用黄金换来斯拉夫人、突厥人、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流血牺牲，凭着他们作战的英勇才有尼西弗鲁斯和齐米塞斯的胜利。要是带着敌意的民族过于靠近边界而对帝国产生压力，就会将他们召集起来对更为遥远的部落安排协调良好的攻击，以防卫国家的安全以及实现和平的愿望。控制地中海从塔内斯河口直到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是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贯的主张，通常他们的这一目的可以达成。他们的首都储备着充足的海上补给品和技术熟练的工匠，希腊和亚细亚的地理位置、绵长的海岸线、深入的海湾以及众多的岛屿，使得臣民习于航海术的训练和操作，威尼斯和阿尔马菲的海外贸易为帝国的舰队供应所需的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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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的时代以来，造船的技术已经式微。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造船者而言，如何构建巨大的机具，能够安排3列、6列和10列的划桨，上下交错运动，不致产生相互的干扰，这些技术都已失传，就是现代的工程师也无法了解当年的状况。[111]拜占庭帝国的“德洛摩尼”[112]就是快速帆船或轻型战船，只有双层长桨，每层安装25排座椅，每个座椅有2名划桨手，分别操作船只两边的木桨。此外还要加上船长或百夫长，他们在作战时由持甲扈从陪同站在舵楼甲板，2名舵工负责操舵。2名军官位于船首，1名处理船锚的升降，1名负责指定目标，操作液体火的喷管用来对付敌船。全体船员在这门技艺发展的早期，同时履行水手和士兵的双重职责，配备防御和攻击的武器，像使用在上层甲板的弓和箭，也可以从下层桨架的射口中用长矛刺杀敌人。有时所造的战船体积较大而且结构更为坚固，这种情况下战斗和航行的工作就要加以律定，配置70名士兵和230名水手。但是水师的主要部分还是轻型船只，体积的大小以易于操控为原则。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马利亚海岬自古以来白浪滔天，很容易发生海难事件。一支皇家舰队只要在陆地上将船运过5英里的距离，就可穿越科林斯地峡[113]，免于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饱受风涛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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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昔底德时代以来，海战战术的原则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一支分遣舰队的战船前进接战时，仍旧摆出新月形的阵式，冲向对面的敌军，想尽办法要用尖锐的船首撞角冲击对手柔弱的船舷。用结实的木材建造抛掷石块和标枪的弩机；安置在甲板的中央、用吊杆举起装着武装人员的篮筐，能有效地登上敌舰实施肉搏战斗。现代的海事手册胪列各种信号的术语，不仅明确而且详尽，要是用古代指挥旗的位置和颜色来表示就不够精准。在漆黑的夜晚，追捕、攻击、停止、撤退、突围、列阵的命令，都是通过领导的旗舰用灯光来传达。陆地的烽火信号在高耸的山岭之间传送，8个烽火站的传递线可以控制500英里的空间，萨拉森人在塔尔苏斯的敌对行动，几个小时之内可以通报到君士坦丁堡。[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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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皇帝为了占领克里特岛，军备整建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详尽周密，从而可以估算出他所具有的权势和实力。一支舰队有112艘战船以及75艘潘菲利亚型船只，建造的地点是在首都、爱琴海的岛屿以及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的海港。载运3.4名水手、7340名士兵、700名俄罗斯人，加上5087名马尔代特人，这些马尔代特人的祖先是从利巴努斯山区迁移过来的。每个月要支付的费用是3400枚金币，大约是13.6万镑。所有的武器和机具、衣物和亚麻布、面包和饲料，以及各种补给品和器皿，列出的清单更是数量惊人，使我们对皇帝的想法感到不解，因为如此大费周章去征服一个蕞尔小岛实在说不过去，要是用来建立一个兴旺的殖民地倒是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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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腊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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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火的发明并没有像火药那样对战争艺术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种液体的易燃物质救了君士坦丁的城市和帝国，运用在围城作战和海上战斗会产生可怖的效果。但是希腊火很少会得到改进也不容许有更大的发展，古代的作战机具像各种弩炮以及攻城锤和撞车，在工事筑城的攻防作战中仍旧发挥很大的功效。决定性的会战不可能使一列步兵喷出快速和浓密的火焰，敌人使用火攻时，穿着的铠甲同样无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钢铁仍旧是带来毁灭和保证安全最常用的工具，10世纪的头盔、胸甲和盾牌，无论就形式还是实质而论，与用来庇护亚历山大或阿喀琉斯同伴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现代希腊人的习性不像古老的军团士兵，能够持续忍受沉重的负担，他们把铠甲放在伴随行军的轻型车辆上，等到敌人接近，才在仓促的状况下，很勉强地忍受这种可以保护自己的累赘。他们在攻击时使用的武器有军刀、战斧和长矛，但马其顿长戟的长度只有12英尺或肘尺，比起长矛要短四分之一，使用起来更为方便。西徐亚和阿拉伯的箭矢极为锐利，作战时使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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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皇帝都叹息射艺的式微，给国家带来不幸和灾祸，不仅劝说还下达命令，鼓励习武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在40岁以前，孜孜不倦地勤练弓箭。队或团通常有300名足额的士兵，一般而言纵深最大是16列而最小是4列，利奥六世和君士坦丁七世的步兵采取中庸之道成8列。骑兵的冲锋基于合理的考量编成4排，敌方的战线即使能够挡住前排的冲击，也无法抵抗最后一排马匹的压力。要是步兵或骑兵的纵深或队列成倍增加，这种谨慎的部署方式泄露出一个秘密，那就是部队的作战勇气已经出现问题，可以很明显看出战线的人数已经增多，但是其中只有一支精选的队伍，敢与蛮族的长矛和军刀进行交锋。会战的序列根据地形、目标和敌军状况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经常运用的部署是采取两线再配置加上一个预备队，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获胜希望和战斗资源，这符合希腊人的性格作风和判断方式。在战败失利的情况之下，第一线从第二线所留的间隔中后退。预备队分为两部分，转向侧翼增加胜利的机会，或者是用来掩护撤退的行动。拜占庭统治者对于宿营和行军、训练和操演、敕令和典范，都已制定出权威的规则以资遵行，至少在军事的理论方面都已完成。[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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