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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皇帝的专制权力和加冕典礼的效忠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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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占庭皇宫里，皇帝是礼仪的奴隶，一言一行都要遵守严格的形式，这些都是由他制定，也可以说是作茧自缚。他在皇宫成天受到众人的围绕，就是到农村去过隔绝红尘的生活，闲暇时刻也会受到干扰。然而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取决于他那专制无比的意愿、坚定不移的心志和极为崇高的地位，皇帝处于这种状况之下，即使盛大的排场和奢侈的生活也无法对其产生诱惑的力量，除非是能让势均力敌的统治者听从他的指使，才会引起更为强烈的兴趣。举国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元老院仅仅保有剩余的权势，最后还是被“哲学家”利奥全盘否定。倦怠冷漠的奴性习气使得希腊人的心灵变得麻木，在叛乱四起的狂野叫嚣声中，从来没有激起建立自由制度的理想，公众幸福的泉源和尺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性格。他们受到的桎梏因迷信而更为严重，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皇帝摆出庄严的姿态接受教长的加冕，在祭坛的下方，臣民无奈地宣誓要绝对服从他的统治和他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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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履行自己的权责，保证要尽可能戒绝严刑重典，比如处死和伤残之刑，并亲自批准正统基督教会的信条，承诺要服从七次宗教会议的谕令以及神圣教会的教规。要是提到施政的仁慈和德性，获得的保证不仅毫无约束力而且极不可靠，皇帝的誓言不是对人民而是对一位不可见的法官，除了犯下异端无可赦免的重罪之外，来自上天的使者通常会教导大众，统治者有难以取消的权力，犯下轻微的过错是无足为怪之事。希腊的圣职人员自己就是政府官员的臣民，只要暴君点一下头，就可以让一位主教得到任命、调职、罢黜或惩处，甚至是带来羞辱的死刑。不论他们有多大的财富或影响力，绝不可能像拉丁地区的教士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谴责罗马的教友贪图世俗的伟业，其实他的内心极为羡慕。但永无止境的专制政体在实施时，很庆幸能受到自然规律的遏止。帝国的主人根据他的智慧和德行，会将神圣和辛劳的职责局限在合适的路径上；也能够根据他的罪恶和愚行，让权杖从他手里掉落。有些大臣或宠幸心怀不轨，用难以察知的行为影响皇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着手谋求私利，不惜对公众进行镇压。在极为重要的关键时刻，一个身为奴隶的民族所具有的理性或善变，可使绝对专制的君王心怀畏惧之感。经验已经证明，帝王的权力只要扩大和延展，就会在权力的安全和实质方面有所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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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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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专制君王使用哪些头衔或是断言他有哪些权利，唯一的依靠还是武力，用来保护自己对抗国外和国内的敌人。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到十字军东征，整个世界（我没有将遥远的中国算在里面）为3个主要的帝国或民族所占有，就是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执。他们所具有的军事实力，取决于勇气、兵法和财富，以及是否服从掌握最高权力的首长，毕竟首长可以运用举国之力下令发起作战行动。希腊人在第一个因素勇气方面远落后于对手，至于战争条件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会优于法兰克人，而与萨拉森人在伯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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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腊人的水师和对地中海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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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富有资财，能够花钱买得穷困民族的服役，维持一支水师，保护漫长的海岸免受敌人的骚扰。君士坦丁堡从贸易获得互惠的利润，可以用黄金换来斯拉夫人、突厥人、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流血牺牲，凭着他们作战的英勇才有尼西弗鲁斯和齐米塞斯的胜利。要是带着敌意的民族过于靠近边界而对帝国产生压力，就会将他们召集起来对更为遥远的部落安排协调良好的攻击，以防卫国家的安全以及实现和平的愿望。控制地中海从塔内斯河口直到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是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贯的主张，通常他们的这一目的可以达成。他们的首都储备着充足的海上补给品和技术熟练的工匠，希腊和亚细亚的地理位置、绵长的海岸线、深入的海湾以及众多的岛屿，使得臣民习于航海术的训练和操作，威尼斯和阿尔马菲的海外贸易为帝国的舰队供应所需的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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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的时代以来，造船的技术已经式微。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造船者而言，如何构建巨大的机具，能够安排3列、6列和10列的划桨，上下交错运动，不致产生相互的干扰，这些技术都已失传，就是现代的工程师也无法了解当年的状况。[111]拜占庭帝国的“德洛摩尼”[112]就是快速帆船或轻型战船，只有双层长桨，每层安装25排座椅，每个座椅有2名划桨手，分别操作船只两边的木桨。此外还要加上船长或百夫长，他们在作战时由持甲扈从陪同站在舵楼甲板，2名舵工负责操舵。2名军官位于船首，1名处理船锚的升降，1名负责指定目标，操作液体火的喷管用来对付敌船。全体船员在这门技艺发展的早期，同时履行水手和士兵的双重职责，配备防御和攻击的武器，像使用在上层甲板的弓和箭，也可以从下层桨架的射口中用长矛刺杀敌人。有时所造的战船体积较大而且结构更为坚固，这种情况下战斗和航行的工作就要加以律定，配置70名士兵和230名水手。但是水师的主要部分还是轻型船只，体积的大小以易于操控为原则。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马利亚海岬自古以来白浪滔天，很容易发生海难事件。一支皇家舰队只要在陆地上将船运过5英里的距离，就可穿越科林斯地峡[113]，免于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饱受风涛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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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昔底德时代以来，海战战术的原则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一支分遣舰队的战船前进接战时，仍旧摆出新月形的阵式，冲向对面的敌军，想尽办法要用尖锐的船首撞角冲击对手柔弱的船舷。用结实的木材建造抛掷石块和标枪的弩机；安置在甲板的中央、用吊杆举起装着武装人员的篮筐，能有效地登上敌舰实施肉搏战斗。现代的海事手册胪列各种信号的术语，不仅明确而且详尽，要是用古代指挥旗的位置和颜色来表示就不够精准。在漆黑的夜晚，追捕、攻击、停止、撤退、突围、列阵的命令，都是通过领导的旗舰用灯光来传达。陆地的烽火信号在高耸的山岭之间传送，8个烽火站的传递线可以控制500英里的空间，萨拉森人在塔尔苏斯的敌对行动，几个小时之内可以通报到君士坦丁堡。[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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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皇帝为了占领克里特岛，军备整建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详尽周密，从而可以估算出他所具有的权势和实力。一支舰队有112艘战船以及75艘潘菲利亚型船只，建造的地点是在首都、爱琴海的岛屿以及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的海港。载运3.4名水手、7340名士兵、700名俄罗斯人，加上5087名马尔代特人，这些马尔代特人的祖先是从利巴努斯山区迁移过来的。每个月要支付的费用是3400枚金币，大约是13.6万镑。所有的武器和机具、衣物和亚麻布、面包和饲料，以及各种补给品和器皿，列出的清单更是数量惊人，使我们对皇帝的想法感到不解，因为如此大费周章去征服一个蕞尔小岛实在说不过去，要是用来建立一个兴旺的殖民地倒是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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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腊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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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火的发明并没有像火药那样对战争艺术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种液体的易燃物质救了君士坦丁的城市和帝国，运用在围城作战和海上战斗会产生可怖的效果。但是希腊火很少会得到改进也不容许有更大的发展，古代的作战机具像各种弩炮以及攻城锤和撞车，在工事筑城的攻防作战中仍旧发挥很大的功效。决定性的会战不可能使一列步兵喷出快速和浓密的火焰，敌人使用火攻时，穿着的铠甲同样无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钢铁仍旧是带来毁灭和保证安全最常用的工具，10世纪的头盔、胸甲和盾牌，无论就形式还是实质而论，与用来庇护亚历山大或阿喀琉斯同伴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现代希腊人的习性不像古老的军团士兵，能够持续忍受沉重的负担，他们把铠甲放在伴随行军的轻型车辆上，等到敌人接近，才在仓促的状况下，很勉强地忍受这种可以保护自己的累赘。他们在攻击时使用的武器有军刀、战斧和长矛，但马其顿长戟的长度只有12英尺或肘尺，比起长矛要短四分之一，使用起来更为方便。西徐亚和阿拉伯的箭矢极为锐利，作战时使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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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皇帝都叹息射艺的式微，给国家带来不幸和灾祸，不仅劝说还下达命令，鼓励习武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在40岁以前，孜孜不倦地勤练弓箭。队或团通常有300名足额的士兵，一般而言纵深最大是16列而最小是4列，利奥六世和君士坦丁七世的步兵采取中庸之道成8列。骑兵的冲锋基于合理的考量编成4排，敌方的战线即使能够挡住前排的冲击，也无法抵抗最后一排马匹的压力。要是步兵或骑兵的纵深或队列成倍增加，这种谨慎的部署方式泄露出一个秘密，那就是部队的作战勇气已经出现问题，可以很明显看出战线的人数已经增多，但是其中只有一支精选的队伍，敢与蛮族的长矛和军刀进行交锋。会战的序列根据地形、目标和敌军状况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经常运用的部署是采取两线再配置加上一个预备队，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获胜希望和战斗资源，这符合希腊人的性格作风和判断方式。在战败失利的情况之下，第一线从第二线所留的间隔中后退。预备队分为两部分，转向侧翼增加胜利的机会，或者是用来掩护撤退的行动。拜占庭统治者对于宿营和行军、训练和操演、敕令和典范，都已制定出权威的规则以资遵行，至少在军事的理论方面都已完成。[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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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君王的财富和众多工匠的勤奋，能充分供应锻铁炉、织布机和试验室所需的各种技艺。然而权威著作和各种技艺无法造就最重要的战争机器，即士兵本身。虽然君士坦丁七世的《礼仪书》认为皇帝安全班师回朝是理所当然，[116]然而他的《战术学》却尽是如何避免可能的败北和拖延战事的时日，很少有更高明的战术。[117]虽然希腊人获得了一些短暂的胜利，却始终处于自己所认定的悲惨状况，也难逃邻国的法眼。一只冷漠的手和一条好辩的舌是对这个民族最粗鄙的描述。《战术学》的作者被围困在他的首都，有些最后出现的蛮族，对萨拉森人或法兰克人的名字感到畏惧，也能骄傲地展示出金质和银质的奖章，那是他们勒索君士坦丁堡虚弱的统治者强行获得的。受到他们的政府和习性所压制的进取精神，在某些方面应该可以受到宗教影响力的激发，但可惜希腊人的宗教只是训诫他们要忍受和服从。尼西弗鲁斯皇帝想把殉教者的荣誉，授予对抗不信者的圣战中丧失性命的基督徒，即使恢复罗马人名号的纪律和光荣，也不过片刻工夫。然而教长、主教和元老院的资深议员全都持反对态度，这种政治性的法案遭到抵制未能通过。他们费尽口舌极力赞同圣巴西尔的教规，任何人从事士兵的血腥行业使信仰受到玷污，都要隔绝与信徒的交往3年之久。[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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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萨拉森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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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希腊人的顾虑与最早的穆斯林做一下比较，如果不让后者上战场，他们会流出眼泪。对照卑劣自私的迷信行为和高尚自豪的宗教狂热，只要具有明智的眼光，就会洞悉敌对民族的历史发展。先知的友伴是充满热情和信仰的门徒，至于那些哈里发之后陆续获得的臣民[119]，毫无疑问是堕落的后代。然而他们的好战信条仍旧表现出神圣性，也赋予那些发起战争的人。宗教狂热的火花虽然处于潜伏的状况，还是至为重要，经由他们的信仰仍旧闪烁在心田深处，有些萨拉森人居住在基督徒的边界，经常燃起鲜明和积极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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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正规军是由勇敢的奴隶组成，这些人受到教导要保护他们的君王，伴随着主上的旗帜向前迈进。但等到号角声响起，宣示一场对抗不信者的圣战正式拉开序幕，叙利亚、西利西亚、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民众全都惊醒。有钱人禀持的抱负是为真主的大业牺牲性命或是获得胜利，穷人为抢劫的希望所诱惑，老人、残疾者和妇女也善尽自己的责任，派遣他们的代理人进入战场，装备所需的武器和马匹。这些进攻或防守的武器就强度和性能而言，与罗马人使用的装备不相上下，只是穆斯林信徒们在骑术和箭术方面更为高明。他们的腰带、缰辔和刀剑都用大块白银来装饰，展示出一个兴旺民族富丽堂皇的气象。除了来自南部的一些黑人弓箭手以外，对于他们祖先赤裸身体的英勇形象，阿拉伯人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不使用车辆来运输，而是伴随着长长行列的骆驼、骡子和毛驴，为数众多的牲口都装饰着旗帜和幡带，使整个队伍从外表看来更为雄伟而且声势惊人。东方的骆驼有笨拙的外貌和恶臭的气味，敌人的马匹遇到就会产生骚动。他们忍耐口渴和炎热的本领真是无可匹敌，但积极的精神一旦遇到冬季的寒冷就动弹不得。他们知道自己有爱好睡眠的习性，坚持要求完成周详的准备以防止敌人的夜袭。两条战线分别配置长方形的方阵形成战斗序列，每条战线都非常坚实而且形成纵深，第一线是弓箭手，而第二线是骑兵。他们在海上或陆地的接战中，发挥最大的耐性来抵抗狂暴的攻击，一直要等到敌人在受到压制的状况下疲乏不堪，否则很少主动前进发起冲锋。但若他们一旦被击败或是战线遭到突破，就根本不知道如何整顿部队再行战斗，对于迷信的成见使得他们更为惊慌，那就是他们认为真主已宣称自己站在敌人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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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的衰亡可以证明这种令人畏惧的论点，在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之中，存在一些晦涩难解的预言[120]，早已提出宣告说他们要交替遭受败北的命运。团结的阿拉伯帝国已经解体，但独立的王朝或区域仍相当于人口众多和势力强大的王国。就拿阿勒颇或突尼斯的埃米尔来说，他们的水师和军队的实力，凭着技能、勤奋和财富都不容小觑。君士坦丁堡的君主在与萨拉森人处理有关和战的大计时，经常会产生很深的感触，这些蛮族就纪律和训练而论，完全没有未开化的痕迹。虽然他们缺乏创造的才能，但依然拥有求知和模仿的锐气。原型当然要比复制品更为完美，他们的船只、器械和筑城的结构都不是很高明。他们也毫不羞愧地承认，真主将舌头给予阿拉伯人，将精巧的双手赐予中国人，而希腊人则得到了善于思考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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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兰克人和拉丁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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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日耳曼人的部落位于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胜利的影响力遍及高卢、日耳曼和意大利绝大部分地区。通用的称呼是法兰克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用来指称拉丁教会的基督徒，也泛指西方的民族，后来将他们的知识传播到大西洋的两岸。这个巨大的政治体曾受到查理曼的鼓舞，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联合起来，但是他的家族陷入分裂和堕落中，否则可以与拜占庭的恺撒争胜。那些可以用来为基督徒的屈辱复仇的皇家权力，很快就走向崩溃。当年的那些施政措施，像国家岁入的运用、贸易和生产的成果支持军事行动、行省和军队的和衷共济，以及从易北河口到台伯河一线规律配置的海上分遣舰队，全部都如过眼云烟，使得敌人不再畏惧而臣民不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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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的家族在10世纪初叶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他的王国分裂成很多独立和敌对的城邦，帝王的头衔被野心最大的首领僭用，国王的下属全都效法他们叛乱的行为。整个社会一片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每个行省的贵族拒绝服从君主并压迫臣属，对于同侪和邻邦进行永不休止的斗争。这种私人之间的战争摧毁了政府的架构，也煽动起民众的尚武精神。在现代的欧洲政治体系中，具有优势武力的只有5或6位强大的统治者，至少事实如此，作战行动被控制在遥远的边界，且听从几位人士的命令，他们尽毕生之力从事战争艺术的研究和实行。这个国家和社区的其余人员，在战争之中还能享受和平的安宁，唯一感觉到的变化是国家税赋的增加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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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混乱局势下，每个农夫都是士兵，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处森林或山谷都是谋杀和抢劫的地点，每个城堡的领主都被迫扮演君主和武士的角色。家族的安全、对领土的维护以及受到伤害后的报复，全部取决于自己的勇气和策略，就像规模更大的征服者，一心想要采取攻击行动，宁愿放弃守势作战所具有的利益。亲冒战阵的危险和不得不下的决定，更能强化心灵和肉体的力量，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感召使他们拒绝抛弃盟友和饶恕敌人，不愿在官员的保护和照顾之下安然憩睡，并骄傲否定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在封建流行和社会混乱的时代，农耕和技艺所使用的工具转变成杀人的武器。民间和教区那些爱好和平的行业，不是全面受到禁止就是性质遭到败坏。主教也把他的法冠换成头盔，与其说是职责使然，不如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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