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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教宗教改革的发端、特质和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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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所能建立的功勋和具有的价值，如果要哲人加以衡量，他会很谨慎地就信仰这个项目提出问题，看看他们所标榜的信仰是否超越或反对人类所共有的理性。这些伟大人物为基督徒争取自由，这一行为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使得真理和虔诚能够兼容。经过一番坦诚的讨论之后，我们为首批改革者的怯懦感到惊愕，而不是为他们所争取的成果愤慨难安。[153]他们与犹太人一样，凡是希伯来经典所记载的信念和辩护之词，以及从亚当的花园到先知但以理所见的异象，这些所有神奇惊怪之事，都毫无异议全部接纳；而且他们也像正统基督徒一样，反对犹太人是因为这些人背弃神的律法。提起“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极其崇高的奥秘，改革者遵行严格的正统教义，可以毫无拘束采纳最早4次或6次宗教会议的神学观点；他们的说法与阿塔纳修斯派的信条毫无差别，凡是不接受正教信仰的人都会受到永恒的诅咒。圣餐变体论就是面包和葡萄酒在看不见的状况下变成基督的肉身和鲜血，这种信念可能会反驳争辩和诙谐所产生的力量。但是他们根本不考虑视觉、触觉和味觉这些感官所提供的证据，最早的新教徒为自己的犹豫和顾虑而牵扯不清，耶稣在圣事的规定中所说的话也使他们敬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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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主张是耶稣的“肉体”出现在圣餐之中，卡尔文的意见是“实质”存在，茨温格利认为那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契合交流和简单的纪念仪式，这种观点慢慢在新教教会中占有优势。[154]然而损失奥秘的圣餐礼得到丰富的补偿，像原罪、救赎、信心、恩典和宿命这些惊人的教义，都可以从圣保罗的书信中获得和滥用。神父和教师对这些微妙的问题都有答案，但是最后的改进和普遍的使用还要归功于首批宗教改革者，他们把这些教义视为灵魂得救最基本的要项。迄今为止，超自然的信心所产生的力量对新教徒有不利的倾向，很多头脑冷静的基督徒宁可赞同那片薄饼就是神，这总比说神是残酷而又善变的暴君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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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讲，路德和他的敌手还是有实质和重要的贡献，哲人对于大无畏的狂热分子应该有责任要说公道话。[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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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对赦罪的滥用到圣母的讲情，迷信的雄伟结构在他们的手里被夷为平地。数以万计立下修院誓约的男女，恢复自由而勤劳的社会生活。圣徒、天使以及不完美的次级神明组成的圣秩制度，被剥夺尘世的权利，只能享受天国的幸福。他们的图像和遗骸从教堂撤走，无知和轻信的人民不再幻想出成日重复出现的神迹和显灵。祈祷和感恩运用纯洁和精神的礼拜方式，那是来自对异教信仰的效法，主要的观点就是：凡夫俗子最有价值，神明圣灵言过其实。然而，是否如此高尚的简朴能与普遍的信仰完全吻合，是否庶民不再面对可见之物就会免于宗教狂热的刺激，逐渐陷入倦怠和冷漠的处境，这些要留待以后方知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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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权威的链条可以拘束那些怀有偏见的人士不会再生别的念头，约束那些蠢蠢欲动奴隶的直言无讳，可是现在这根链条已经断裂。教皇、神父和宗教会议不再是世界至高无上和绝不出错的审判官，每位基督徒接受教导获得认知：只有《圣经》才是律法，唯独良知方能做出诠释。无论如何，自由并非是宗教改革的策略而是结果。爱国的改革者有野心要继承被推翻的暴君，他们的教条和宣示表现出同样严苛的要求，断言官员基于正义有处死异端的权力。卡尔文基于宗教或私人的憎恶，宣判塞维图斯[156]犯下背叛自我的罪行[157]；狂热的克兰麦为再洗礼教派煽起史密司菲尔德的怒火，结果使后者被火焰所吞噬。[158]自然界的猛虎还是同样凶猛，但是却逐渐被敲掉利爪和钢牙。罗马教皇拥有宗教和尘世的王国，新教的神学家被列入卑微阶级，没有征收税捐和审判裁决的权力。古老的正统教会使教皇的敕令具有神圣的性质，表达的观点和产生的争论要交给人民来决定；然而他们诉求私下的判决，被好奇和热诚所接受，完全超出他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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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路德和卡尔文的时代以来，新教教会在内部暗中进行各项改革的工作，很多带有偏见的莠草都被清除干净。伊拉斯谟的门徒弟子[159]宣扬独立和节制的精神，主张信仰自由是与生俱有的福祉和不容剥夺的权利[160]。荷兰[161]和英格兰[162]的民权政府全盘采纳运用，时代的智虑和人道的精神扩大法律狭窄的接受范围。在实施的过程中，心智能够理解权力的极限，也许能让孩童很高兴地承诺和庇护，不再能满足成年人的理智。争辩的卷册如同蛛网一样密布：新教教会的教义对于平民出身的信徒而言，已经远超过他们的知识或信念，因而对于正统教义的形式以及宗教信仰的要项，现代的教士也只能用一声叹息或一丝微笑加以赞同。然而基督教的友人惊觉，调查和怀疑的冲动永不停息。正统教会的预言都已实现，奥秘之网已被阿明尼乌派、阿里乌斯派和索齐尼派解开，这些教派成员的数量，不可能从分离的会众之中计算出来。那些人保留信仰的名义而非实质，有哲学的随心所欲却没有哲学的情操，使得天启宗教的石柱摇摇欲坠。[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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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五十五章 保加利亚人与匈牙利人的起源、迁移和定居 在东西两个帝国之内到处袭扰 俄罗斯君主政体 地理和贸易 俄罗斯人反抗希腊帝国的战争 蛮族的宗教皈依（640—11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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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这条古老的天堑，虽然经常受到侵犯却也能很快恢复作用，然而在赫拉克利乌斯的孙儿君士坦丁四世的统治下，蛮族的洪流席卷而过，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他们的进展对哈里发有利，就把这些蛮族视为未知和从天而降的辅助部队：恺撒在失去叙利亚、埃及和阿非利加以后，要防守都城对抗萨拉森人，已经两次陷入危险和羞辱的状况，因此要把罗马的军团部署在亚洲，更没有能力防范在多瑙河地区的蛮族。为了这些令人感兴趣的民族，我不得不背离保证要遵守的原订写作大纲，这个题材的优点可以掩盖我的错误或是容易找到借口。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战争、宗教还是学术，甚至谈到他们的兴起或没落，阿拉伯人总是让我们感到好奇和难以捉摸：希腊人的教会和帝国最早受到摧残，可以归咎于阿拉伯人的武力，穆罕默德的门徒仍旧掌握着东方世界政治和宗教的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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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认为另一群蛮族也完成了类似的工作，这种说法有点勉强，他们在公元7世纪和12世纪之间，来自西徐亚的大平原，进行短暂的寇边或不断迁徙。[164]他们的姓氏称谓非常俗气，家世来源十分可疑，行动过程无人知晓，宗教信仰盲目无知，作战英勇残酷无情，他们的公众和个人生活始终保持着团结，并且维护习俗，不会因率直纯真而软化凶狠的性格，也不会讲求策略而变得文雅高尚。拜占庭宝座的权威击退这群乌合之众的攻击，在经历浩劫以后还能幸存。这些蛮族的绝大部分都已消失，他们的存在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物；苟延残喘的余众在一个外国暴君的统治下呻吟，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我所选择的史料只能限于那些仍值得记述者，像古代的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诺曼人的征战和土耳其人的君主国，在永难忘怀的十字军到达圣地，以及君士坦丁的帝国和城市沦陷以后，就很自然地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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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加利亚人的迁徙和最早建立的王国（640—101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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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前，先击灭了保加利亚军队。保加利亚人经过这次败北以后，整个民族连带他们的名字消失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位于玻里斯提尼斯河、塔内斯河和伏尔加河那些陌生的殖民地，很可能又恢复原来或类似的称呼（680 A.D.）。[165]古老的保加利亚国王留给5个儿子的遗言，是要他们节制与和谐。年轻人将老父的教训，当成经验丰富长者的逆耳之言，5位王子埋葬了他们的父亲，分掉国王的臣民和牛群，忘记了老父提出的忠告，然后大家分手各奔前途，开始漂泊去找寻各人的机运。我们发现最富冒险精神的弟兄到达意大利的腹地，获得拉文纳太守的庇护。[166]这股迁徙的潮流直接朝着或是被迫指向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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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保加利亚沿着多瑙河的南岸，一直使用保持到目前的名字，也能维护所建立的形象，归因于当年那些新来到的征服者运用战争和条约，陆续获得达尔达尼亚、色萨利和两个伊庇鲁斯这些罗马行省。[167]教会的最高权力从查士丁尼幼年时成长的城市撒尔底迦改换到另外的地点，在保加利亚人欣欣向荣的时代，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莱克尼杜斯或阿克里达，非常荣幸能够被设置国王和教长的宝座。[168]语言是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保加利亚的先世拥有斯拉夫尼亚人的血统，但更精确的说法是斯拉夫尼亚种族，[169]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族群[170]如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拉西亚人、克罗地亚人、瓦拉吉亚人，对于这个居于领导地位的部族，不是追随他们的旗帜就是模仿他们的榜样。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他们遍布整个陆地，成为希腊帝国的俘虏、臣民、盟友或敌人。整个民族被称为斯拉夫人[171]，无论是出于偶然或是恶意，他们的名字从原来的光荣的含义被视为奴役的象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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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当中的克罗巴提亚人[173]或克罗地亚人都是这个伟大民族的后裔，也是达尔马提亚的征服者和统治者（900 A.D.），现在加入奥地利的军队共同行动。滨海的城市以及建立不久的拉古萨共和国，哀求拜占庭宫廷给予援助和指导。他们得到宽宏大量的巴西尔的劝告：对于罗马帝国只要稍表效忠即可，但是他们必须要付年金以安抚难以抵御的蛮族，以免引起无法收拾的怒火。克罗地亚王国由11位“佐潘”（封建领主）分享统治权，联合的兵力达到6万骑兵和10万步卒。漫长的海岸线曲折不齐，形成辽阔的港湾，受到一串岛屿的掩护，在意大利的海岸上几乎都能将之收于眼底。无论是当地土著还是外来人士，都可以用这个地域来练习航海的技术。克罗地亚人仿效古老的黎本尼亚型快船，建造他们的船只（双桅帆船）：180艘各型船只对于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来说已经是非常理想的配置，但我们的水手也许会嘲笑这些作战用的船只，每艘上面只配置10人、20人或40人。他们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为商业和贸易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然而斯拉夫尼亚的海盗仍旧出没频繁而且带来危险。在10世纪快要结束之前，威尼斯共和国有力地控制了亚得里亚海湾，[174]让船只能够不受阻碍自由通航。这些达尔马提亚国王的祖先非常精通航海术，已经到达滥用不知节制的地步，后来才离开这门危险的行业，定居在白克罗地亚，就是西里西和小波兰的内陆地区，按照希腊人的计算，离黑海有30天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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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就时间还是位置来说，保加利亚人的丰功伟业[175]只限于一个很狭小的范围（640—1017 A.D.）。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时，他们的统治已经延伸到多瑙河南岸地区，但是实力更为强大的民族紧跟他们的迁徙行动，逼得他们又回到多瑙河北岸，然后向着西方发展。然而，只有晦涩难解的记录保存了他们的功绩，可以夸耀获得的荣誉，那就是他们在战场上杀死了一位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过去这荣耀属于哥特人。皇帝尼西弗鲁斯一世在阿拉伯战争中丧失声誉，却在斯拉夫尼亚战争中丢掉性命（811 A.D.）。第一次的作战行动中，他大胆而成功地深入保加利亚中部地区，烧毁皇家的宫廷，但其实也不过是一些木造的建筑物和村庄而已。然而就在他搜寻战利品以及拒绝和平条约时，他的敌人激励士气和集结战力，使得撤离的渡口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战栗的尼西弗鲁斯在知道状况以后大声喊道：“天哪!天哪!我们已经插翅难飞了!”有两天的时间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完全是一副坐以待毙的模样，等到第三天的早晨，保加利亚人对营地发起奇袭，罗马君王和帝国的重要官员都被杀死在帐幕里。瓦伦斯皇帝的尸体能够免遭亵渎（378 A.D.），但是尼西弗鲁斯的头颅被插在长矛上示众，他的头盖骨镶嵌黄金制成的底座，经常在胜利的宴会中斟满美酒供大家饮用。希腊人哀悼君王受到侮辱，然而他们认为这是贪婪和残酷应得的惩罚。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酒杯，十分清楚地表现出西徐亚旷野的习性和风俗，但是在与希腊人和平交往、获得文明开发的地区，以及引进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以后，就在同一个世纪的末叶，保加利亚人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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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的贵族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学校和皇宫接受教育，西美昂是一位有皇室血胤的年轻人，研习德谟斯提尼的修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他想成为国王或武士，放弃僧侣的修道宣誓。在他超过40年的统治之下（888—927/932 A.D.），保加利亚跻身世界文明强权之列。西美昂一再对东部帝国发起攻击，希腊人可以任意谴责他的忘恩负义和亵渎神圣，以从中获得一丝安慰。他们花钱买到异教徒土耳其人的帮助。但西美昂的第二次会战，弥补了前一次会战的损失，只要能躲过这个可畏国家的军队，就可以算是一次胜利。塞尔维亚人被击溃，人员不是成为俘虏就是四散逃走。要是有人在他们恢复元气之前到这个国家来游历，会发现这个国家只有不到50个流浪汉，没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过着被追捕的危险生活。阿奇洛斯河岸有一个古代的遗迹，希腊人在此地被击败，蛮族的赫拉克勒斯用神力折断了他们的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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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美昂编组部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在与皇帝面对面的谈判中，他强迫对方要履行他所提出的和平条件。他们的会面戒备十分森严，皇家的座舰被拖着靠近一个人工制造而且警卫森严的平台，保加利亚人的排场要与皇帝的权势一比高下。态度谦逊的罗马努斯一世说道：“你是基督徒吗？那么你有责任不让教友流血牺牲。你愿意接受和平，难道不是受到财富的诱惑？那么请收起你的剑，张开你的双手，我会尽最大努力来满足你的欲望。”他们用皇家的联姻来保证双方的修好，自由贸易获得核准，恢复到原来的规模，宫廷最高等级的礼遇用来维系保加利亚人的友谊，比起敌国或外国的使臣更为优渥。为了表示对西美昂的尊敬，皇帝加封其崇高而令人反感的头衔，特别称他为“巴塞勒斯”或皇帝。不过这种友情只维持了非常短的时间，西美昂逝世以后两国再度大动干戈，他的继承人发生内讧，难逃毁灭的命运（95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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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初期，巴西尔二世呱呱坠地就继承帝位，平生的作为获得保加利亚征服者的称号。他在莱克尼杜斯的皇宫发现金库里有40万镑（约为1万磅的黄金）的财富，使他的贪婪多少能够获得满足。他对1.5万名战俘施以极度冷酷和令人发指的报复，而且他们的罪名是保卫自己的国家，更能显示出暴虐和残忍的性格。这1.5万人都被剜去双目，每100个战俘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保留一只眼睛，使他能够牵引瞎眼的百人队返乡参见国王。据说他们的国王因而死于忧伤和恐惧之中，这种可怖的景象使全民为之惊恐畏惧，保加利亚人从他们的居留地被扫地出门，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行省之内。幸存的酋长劝诫他们的子弟要坚忍图成，负起雪耻复仇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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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的迁徙以及共同的先世（884—9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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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基督纪元900年，匈牙利人这个凶狠的族群首次威胁到欧洲，出于畏惧和迷信的心理，他们被误认为是《圣经》里提到的歌革和玛各，[176]是世界末日的征候和预兆。[177]等到他们传进文字以后，出于爱国心所产生的好奇，形成强烈和值得赞许的冲动，要去探索古代的事物。[178]他们遵从理性的考量，不再为阿提拉和匈奴人无用的宗谱而自夸，只是抱怨鞑靼战争使最早的记录受到损毁，乡土风味的民歌无论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虚构，很久以前就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皇家的地理学家获得当代和外国的资料，与匈牙利人一份简陋的年代记余留的残卷相对照[179]，非常辛苦才能找到吻合之处。匈牙利人在本国和东方的称呼是马扎尔人[180]，但是在西徐亚人的部落当中，希腊人为了便于区别，为其取了一个专用而特别的名字称之为土耳其人，把他们视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裔，这个民族过去征服并统治着从中国到伏尔加河这片广阔的区域。潘诺尼亚的殖民地与波斯边界的东部土耳其人，一直保持着贸易和友善的长期联系。在分离350年以后，匈牙利国王的传教士发现并拜访靠近伏尔加河的古老国家。他们受到一群异教和野蛮的民众好客的款待，这些人还保有匈牙利人的姓名，大家用本乡的语言交谈，记起长久失去联络的弟兄原来的传统，他们带着惊奇的神色，听取新的王国和宗教各种不可思议的故事，后来基于血缘的利害关系，激起改变信仰的狂热情绪。他们之中有一位最伟大的君主，曾经拟订非常有创意的构想，后来还是无疾而终：他认为潘诺尼亚现在是人烟稀少的荒漠，他们的族人虽然在这里建立殖民地，但可以从鞑靼地区的腹地补充所需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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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从鞑靼地区这块最早的发源地，被战争和迁徙的潮流带向西方，这是更遥远的部落发生移动而引起的，他们既是逃亡者同时也是征服者。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机运的因素，匈牙利人迁徙的路线直接指向罗马帝国的边疆，沿着巨大河川的两岸暂时停留下来。在莫斯科、基辅和摩尔达维亚这些区域，还可以发现他们临时居住的遗迹。在这种路途漫长而又形式各异的游历过程中，匈牙利人无法逃避外人的统治，他们与异族的通婚使纯净的血统获得改进，也可以说是受到玷污。完全是出于强制或选择的动机，科扎尔斯人有几个部落参加他们的阵营，成为资格最老的诸侯或家臣，引进第二种语言供他们使用。科扎尔斯人有显赫的名声，在会战队列中获得最荣誉的位置。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盟友所组成的军队，在行进时分成7个人员概等的“师级”单位，每个师由30857位武士编成，再加上适当比例的妇女、儿童和奴隶，估计至少形成一个百万人的迁移团体。他们的全民会议接受7位“瓦伊沃德”或世袭酋长的指导，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这种模式会产生争执导致实力减弱，所以他们推举一个人进行简单而有力的管理。生性谦虚的莱贝迪阿斯婉拒了授予他的权杖，阿尔穆斯和他的儿子阿帕德有良好的身世或功勋，获得大家的承认。科扎尔斯人至高无上的可汗具有很大的权势，愿意为君王和人民所订的约定做证：人民要服从君王的指挥，君王要维护人民的幸福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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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所获得的辨别能力，可以让我们对古代民族获得新颖和广泛的概念，因此还可以对以上的叙述加以补充。匈牙利的语言非常独特，好像独立于斯拉夫尼亚人的方言之外，倒是与芬尼克族的用语相当接近，两者有密切的关系。[181]芬尼克人是一个被淘汰和习性野蛮的种族，过去曾占有亚洲和欧洲的北部地区。他们真正的称呼是乌戈人或伊果人，出现在中国的西部边界，[182]鞑靼人提出的证据说他们迁徙到额尔齐斯河流域。经过探查在西伯利亚的南部地区也有类似的族名和语言。[183]芬尼克族剩余的部落，分布的状况非常广泛而又稀疏，从鄂毕河的源头一直到拉普兰的海岸。[184]匈牙利人和拉普兰人有血缘关系，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儿女，展现出不同气候对人类的深刻影响。他们之间有鲜明的对比，南下的大胆冒险家在多瑙河痛饮美酒，可怜的难民则陷入北极圈的雪地中。匈牙利人的身体和心智具备天赋的英勇气质和性格，战争和自由从来就是支配他们的主要力量，虽然不见得经常可以达成目标。[185]严寒的气候使拉普兰人的身材变小而且智力退化，极地的民族是人群之中最孤独的子孙，对战争非常陌生，也不了解人类的血缘关系。如果理性和德行是和平的护卫者，那么他们的无知就是最大的幸福。[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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