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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的迁徙以及共同的先世（884—9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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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基督纪元900年，匈牙利人这个凶狠的族群首次威胁到欧洲，出于畏惧和迷信的心理，他们被误认为是《圣经》里提到的歌革和玛各，[176]是世界末日的征候和预兆。[177]等到他们传进文字以后，出于爱国心所产生的好奇，形成强烈和值得赞许的冲动，要去探索古代的事物。[178]他们遵从理性的考量，不再为阿提拉和匈奴人无用的宗谱而自夸，只是抱怨鞑靼战争使最早的记录受到损毁，乡土风味的民歌无论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虚构，很久以前就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皇家的地理学家获得当代和外国的资料，与匈牙利人一份简陋的年代记余留的残卷相对照[179]，非常辛苦才能找到吻合之处。匈牙利人在本国和东方的称呼是马扎尔人[180]，但是在西徐亚人的部落当中，希腊人为了便于区别，为其取了一个专用而特别的名字称之为土耳其人，把他们视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裔，这个民族过去征服并统治着从中国到伏尔加河这片广阔的区域。潘诺尼亚的殖民地与波斯边界的东部土耳其人，一直保持着贸易和友善的长期联系。在分离350年以后，匈牙利国王的传教士发现并拜访靠近伏尔加河的古老国家。他们受到一群异教和野蛮的民众好客的款待，这些人还保有匈牙利人的姓名，大家用本乡的语言交谈，记起长久失去联络的弟兄原来的传统，他们带着惊奇的神色，听取新的王国和宗教各种不可思议的故事，后来基于血缘的利害关系，激起改变信仰的狂热情绪。他们之中有一位最伟大的君主，曾经拟订非常有创意的构想，后来还是无疾而终：他认为潘诺尼亚现在是人烟稀少的荒漠，他们的族人虽然在这里建立殖民地，但可以从鞑靼地区的腹地补充所需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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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从鞑靼地区这块最早的发源地，被战争和迁徙的潮流带向西方，这是更遥远的部落发生移动而引起的，他们既是逃亡者同时也是征服者。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机运的因素，匈牙利人迁徙的路线直接指向罗马帝国的边疆，沿着巨大河川的两岸暂时停留下来。在莫斯科、基辅和摩尔达维亚这些区域，还可以发现他们临时居住的遗迹。在这种路途漫长而又形式各异的游历过程中，匈牙利人无法逃避外人的统治，他们与异族的通婚使纯净的血统获得改进，也可以说是受到玷污。完全是出于强制或选择的动机，科扎尔斯人有几个部落参加他们的阵营，成为资格最老的诸侯或家臣，引进第二种语言供他们使用。科扎尔斯人有显赫的名声，在会战队列中获得最荣誉的位置。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盟友所组成的军队，在行进时分成7个人员概等的“师级”单位，每个师由30857位武士编成，再加上适当比例的妇女、儿童和奴隶，估计至少形成一个百万人的迁移团体。他们的全民会议接受7位“瓦伊沃德”或世袭酋长的指导，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这种模式会产生争执导致实力减弱，所以他们推举一个人进行简单而有力的管理。生性谦虚的莱贝迪阿斯婉拒了授予他的权杖，阿尔穆斯和他的儿子阿帕德有良好的身世或功勋，获得大家的承认。科扎尔斯人至高无上的可汗具有很大的权势，愿意为君王和人民所订的约定做证：人民要服从君王的指挥，君王要维护人民的幸福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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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所获得的辨别能力，可以让我们对古代民族获得新颖和广泛的概念，因此还可以对以上的叙述加以补充。匈牙利的语言非常独特，好像独立于斯拉夫尼亚人的方言之外，倒是与芬尼克族的用语相当接近，两者有密切的关系。[181]芬尼克人是一个被淘汰和习性野蛮的种族，过去曾占有亚洲和欧洲的北部地区。他们真正的称呼是乌戈人或伊果人，出现在中国的西部边界，[182]鞑靼人提出的证据说他们迁徙到额尔齐斯河流域。经过探查在西伯利亚的南部地区也有类似的族名和语言。[183]芬尼克族剩余的部落，分布的状况非常广泛而又稀疏，从鄂毕河的源头一直到拉普兰的海岸。[184]匈牙利人和拉普兰人有血缘关系，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儿女，展现出不同气候对人类的深刻影响。他们之间有鲜明的对比，南下的大胆冒险家在多瑙河痛饮美酒，可怜的难民则陷入北极圈的雪地中。匈牙利人的身体和心智具备天赋的英勇气质和性格，战争和自由从来就是支配他们的主要力量，虽然不见得经常可以达成目标。[185]严寒的气候使拉普兰人的身材变小而且智力退化，极地的民族是人群之中最孤独的子孙，对战争非常陌生，也不了解人类的血缘关系。如果理性和德行是和平的护卫者，那么他们的无知就是最大的幸福。[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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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学》一书的作者利奥六世曾经记载（900 A.D.）西徐亚人的各旗，[187]其游牧和战斗生活全都大同小异，生存方式类似，也运用相同的毁灭工具。但他特别强调保加利亚人和匈牙利人这两个族群，在各方面要优于他们的蛮族弟兄，纪律和管理有长足的进步，社会的架构和政府的组织还很简陋，两者的运用方式倒是非常接近，同时两个族群的外表看起来也很相像。利奥六世决定还是用相同的描述方式，但是会产生敌友难分的后果。从10世纪当代人士的一些介绍中，可以凸显他的描述。除了军事技能的优势和名气之外，这些蛮族讨厌和藐视人类认为有价值的所有事物。他们自认人数众多而且无拘无束，难免要激起凶狠的天性。匈牙利人使用皮革制作的帐幕，穿着动物毛皮做成的衣服，剃光头发而且黥面，说话很慢但是动作敏捷，根本不遵守条约的规定。他们和所有蛮族一样遭到谴责，他们太无知，以至于不了解诚信的重要；他们太傲慢，以至于否认或掩饰违反最庄严誓约的行为。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而受到赞誉，然而他们之所以戒绝奢侈的行为，在于对这方面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他们对于所见到的一切物品，都抱着垂涎和贪婪的态度，高涨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无底洞，唯一愿意从事的工作是暴力和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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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定义游牧民族，我已经对遍及那个社会阶层的生计、战事和统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我还要多说几句，就匈牙利人而言，捕鱼和狩猎同样重要，因为他们很少会去耕种土地，所以一旦到达新的居留地，有时还要从事部分并不熟练的农耕工作。在他们的迁移过程中，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远征行动中，整个群体伴随着数以千计的牛羊，掀起一大阵高腾入云的灰尘，可以立即供应有益健康的乳类和肉食。大众最关心的事项是供应充足的草料，只要把牲口安置在牧场里，强壮的武士就再也不会感受到危险和劳累。人员和家畜毫无规划地散布在国土上，要不是他们的轻装骑兵能够占领广阔的空间，保持不断的机动来发现和迟滞敌人的接近，他们的营地就会暴露在夜间的奇袭之下。他们从罗马人的战术中获得一些经验，士兵可以使用刀剑、长矛和头盔，战马也装上铁制的胸甲，然而传统和致命的武器还是鞑靼弓，从最幼小的年纪开始，儿童和奴仆就不断练习射术和骑术，一定要精通这两门武艺。他们的手臂很有力，瞄准很稳定，能够在急速的奔驰中转身，很快射出一阵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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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堂堂正正的会战还是在暗中设置的埋伏，无论是不敌败逃还是全力追击，他们同样让人感到畏惧不容轻视。战线最前面的队列表面上看可以保持原来的次序，但等到发起冲锋就成为一股狂潮向前挤压。他们的追击非常莽撞而又草率，放松缰绳猛冲，口里发出可怕的呐喊。但是一旦他们开始逃走，不管是真的害怕还是故意诱敌，都习惯用极快的速度和突然的机动，阻止大胆追赶的敌人并且实施反击。匈牙利人滥用胜利的权力使整个欧洲为之惊骇难忘，何况萨拉森人和丹麦人造成的伤口还在剧痛不已。他们不会向人讨饶，更不会大发慈悲，不管男女都受到指责说是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嗜食生肉的习性更使得故事广为流传，说他们喜欢喝人血，将人杀死挖出心脏来食用。然而匈牙利人并不缺少公正和仁慈的原则，那是每个人的天性。不管是公众还是个人受到伤害或冤屈，任意报复的特权还是会受到法律和惩处的抑制。就一个开放营地的安全保障来说，偷窃是最容易发生和最危险的犯罪行为。在蛮族之中，很多人都有自动自发的德性，支持他们的法律，改进他们的行为，抱着热爱和同情的心理，履行社会生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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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匈牙利人的建国和“捕鸟者”亨利的胜利（889—97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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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的各旗经过逃亡和胜利的漫长旅程以后，逐渐接近法兰西人和拜占庭帝国所共有的边界（889 A.D.）。他们最早征服和最后定居的地区，在多瑙河流域的中部，上下游各以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为界，并且将潘诺尼亚这个罗马行省包括在内，就是现在的匈牙利王国。这片广大和肥沃的土地原来被摩拉维亚人很轻松地占有，这是一个使用斯拉夫尼亚人称呼的部落，后来被侵略者赶到范围很狭小的行省。查理曼大帝将一个含糊不清和虚有其名的帝国，向前扩张远及外斯拉夫尼亚的边缘，但是等到他的嫡系子孙没落以后，摩拉维亚公爵不想再对东部法兰西王国的君主履行兵役和缴纳贡金的义务。私生子阿努夫在一怒之下邀请土耳其人的军队入境（900 A.D.），这样他们才能冲过真正或想象的边墙，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是极为不智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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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国王被谴责是卖国贼，背叛基督教的信仰和统治。终阿努夫一生，匈牙利人出于感恩或畏惧而受到遏止，但等到其子刘易斯在位的幼年时代，他们发现并开始侵略巴伐利亚，完全采用西徐亚人速战速决的方式，在一天之内，周长约50英里的地区遭到洗劫和毁灭。在奥古斯堡（本次会战又称列克菲德会战，发生在公元955年8月10日，匈牙利和土耳其的联军击败德意志国王奥托大帝的大军）会战中，基督徒维持着优势直到白天第七个时辰，土耳其骑兵部队运用佯装溃逃的策略，诱使他们中计而战败。战火蔓延到巴伐利亚、土瓦本和弗朗科尼亚这几个行省，匈牙利人让最强悍的男爵训练家臣，加强城堡的防御力量，这样一来等于助长了无政府的统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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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的市镇围墙和筑城源于这个灾祸频仍的时期，敌人也已经克服距离这个限制因素，几乎在转瞬之间，可以让圣加尔的海尔维第亚修道院，以及位于北部海岸的城市不来梅，全部化为一堆灰烬。大约有30多年的时间里，日耳曼王国忍受缴纳贡金的羞辱，解除武装后失去抵抗的能力，受到威胁要将他们的妇女和子女掳走作为俘虏，把所有年龄在10岁以上的男性全部杀光，这也是最严重和最有效的恐吓。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继续叙述匈牙利人越过莱茵河的进展，但是我要提及另一件令人惊愕之事，那就是法兰西的南部行省受到暴风雨般的袭击，躲在比利牛斯山后面的西班牙，在看到难以抗拒的异族在迅速接近后大为惊愕。[188]匈牙利人先是想入侵附近的意大利地区（900 A.D.），后来从设置在布伦塔的营地，看到这个新发现的国家实力非常强大而且人口众多，难免产生敬畏的心理。他们请求允许撤离此地，傲慢的意大利国王竟然严词拒绝，他的固执和轻率所付出的代价是2万名基督徒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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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帝国的城市当中，皇室所在的帕维亚不仅名声响亮而且雄伟壮观，罗马的卓越地位只不过来自使徒的遗骸。匈牙利人倾巢来犯，帕维亚烈焰四起，43座教堂化为一片焦土（924 A.D.）；对人民大开杀戒以后，只赦免了200多个可怜虫；在家园尚在冒烟的废墟里，他们还收集到几个蒲式耳的金银（多么含糊的夸大之词）。从阿尔卑斯山到罗马和卡普阿附近这个区域，每年都遭受定期的大规模入侵，那些逃过一劫的教堂回响着心惊胆战的连祷文：“主啊!拯救我们免于匈牙利人弓箭的危害!”但圣徒充耳不闻显得冷酷无情，蛮族的洪流席卷而过，一直到卡拉布里亚的尽头才停止。[189]匈牙利人最后接受了对方提出的和解协议，每个意大利臣民按人头付费，10个蒲式耳的银两被送进土耳其人的营地。然而用谎言来对付暴力是顺理成章的办法，强盗在丁口的数目和金银的成色这两方面都受到欺骗。位于东边的匈牙利人要对抗保加利亚人，双方势均力敌就会引起冲突。保加利亚人的宗教信仰禁止与异教徒建立联盟关系，他们所处的位置成为拜占庭帝国能够抵抗敌人的障碍。等到障碍被克服以后（924 A.D.），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看见土耳其人的旗帜有如潮涌，有一名最大胆的武士竟敢向着金门投掷战斧。希腊人的计谋和财富转变了这次攻击的方向，但是匈牙利人对于撤军感到自豪，因为他们迫使强悍的保加利亚人和尊贵的恺撒，愿意双手奉上贡金。[190]在同一场战役里，他们发起遥远和快速的作战行动，似乎夸大了土耳其人的战力和数量，但他们的勇气还是值得赞扬，一支300到400名骑士的轻装部队，常常对着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城门，进行最大胆的入侵行动。在9世纪和10世纪这个灾祸频仍的时期，欧洲从北面、东面和南面忍受三重惩罚的痛苦，诺曼人、匈牙利人和萨拉森人有时践踏同一块饱受蹂躏的土地，这些野蛮的敌人就像荷马所说那样：一只撕裂的雄鹿尸体上面，有两只狮子在咆哮。[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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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逊的君王“捕鸟者”亨利和奥托大帝，完成了拯救日耳曼和基督教世界的丰功伟业，在两场令人难忘的会战中，永久粉碎匈牙利人的势力。[192]英勇的亨利在国家受到侵略时（934 A.D.），从病床上一跃而起，但他的心灵充满活力，靠着审慎和明智的作为获得成功。在开始战斗的那天早晨，他说道：“战友们!维持战线的队形，用盾牌挡住异教徒第一击所射出的箭雨，发起同等速度的进袭，用长矛阻止他们第二击的冲锋。”他们服从命令，击败敌人。梅泽堡有幅历史性的图画，描绘出亨利的面容或至少展现出他的性格，在一个蒙眛无知的时代，他相信美术能使他的令名享誉千古。[193]过了20年以后（955 A.D.），那些在亨利剑下身亡的土耳其人，他们的子侄辈又开始侵犯其子的帝国，就保守的估计这支大军不会少于10万名骑兵。他们受到国内倾轧党派的密请，日耳曼的防务因阴谋叛逆而敞开，匈牙利人很快扩展势力越过莱茵河与默兹河，进入法兰德斯的内陆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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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积极和审慎的奥托大帝着手肃清阴谋活动，要这些君王认清当前的局势，除非能够彼此建立互信互助，否则一定会丧失他们的宗教和国家。整个民族的实力集结在奥古斯堡的平原，按照行省和部落的分配名额，编成8个军团发起行军和战斗：巴伐利亚人组成第一、第二和第三军团；第四军团是弗朗科尼亚人；第五军团是撒克逊人，由君王直接统率；第六和第七军团由土瓦本人组成；第八军团是1000名波希米亚人，担任大军的后卫。他们的力量在于纪律和英勇，再用谋略和迷信来加强，迷信在这种状况下，才当得起高尚和有益的字眼。士兵用斋戒来净化心灵，营地受到圣徒和殉教者遗骸的祝福，基督教的英雄挂起君士坦丁的佩剑，手里握着查理曼无坚不摧的长矛，挥舞着圣莫里斯的旗帜——莫里斯曾经担任底比斯军团的长官。然而奥托最坚定的信心在于圣矛，其上镶嵌着十字架的铁钉，这件沾染基督宝血的遗物，是他的父亲用战争的威胁和一个行省作为礼物，从勃艮第国王手里强行索取来的。他们预期匈牙利人会出现在大军的前面，匈牙利人却秘密渡过莱希河——这条巴伐利亚的河流注入多瑙河——然后转到基督徒大军的后方，开始抢劫辎重行列，使得波希米亚和土瓦本的军团一时为之大乱。弗朗科尼亚人恢复会战的态势，他们的公爵是英勇的康拉德，他精疲力竭后正在休息，却被箭矢贯穿。撒克逊人在国王的亲征下奋战到底，他的胜利就功勋和重要性而言，超过近200年来所有将领所获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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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的损失主要在于人员的逃走而非作战伤亡，四周有巴伐利亚的河流围绕，他们过去的残酷行为使他们丧失被宽恕的希望。3位被俘的王侯被吊死在拉蒂斯邦，为数甚众的战俘惨遭杀害或就此残废，逃亡的难民要是胆敢在自己的家乡现身，就会被定罪以致终身穷困不堪而且备受羞辱。现在这个民族遭受挫折，已经表现出谦恭的态度，匈牙利最容易进入的关隘，都用壕沟和防壁来加强守备的力量。不幸的灾难才会使人接受节制与和平的劝告，西方的强盗只有听天由命展开洗心革面的生活。他们的下一代受到一位有见识君主的告诫（972 A.D.），这块肥沃的土地可以加倍生产各种农产品，经过交易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地的种族有土耳其人和芬尼克人的血统，后来西徐亚人或斯拉夫尼亚人建立新殖民地，就与他们的后裔混杂起来，[194]又从欧洲各国输入数以千计最强壮和勤奋的俘虏。等到盖萨与一位巴伐利亚的公主结缡以后，获得日耳曼贵族的位阶和产业。[195]盖萨的儿子被授予王室的头衔，阿帕德家族统治匈牙利王国300年。但是生而自由的蛮族不会羡慕帝王的威严，人民维护他们不容剥夺的权利，可以推选、罢黜和惩处国家世袭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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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俄罗斯君主国的起源以及瓦兰吉亚人的事迹（839—86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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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这个名字[196]在公元9世纪第一次出现（839 A.D.），是由东部皇帝狄奥菲卢斯的一位使臣告诉查理曼大帝的儿子、西部皇帝刘易斯。俄罗斯的大公爵或称台吉也可以称为沙皇，派遣特使在希腊人的陪同下前往君士坦丁堡，漫长的旅程越过很多带有敌意的民族所居留的地区，在回程时希望能够避开危险，请求法兰西国君通过海路将他们送返国门。经过密切的接触可以看出祖先的起源：他们与瑞典人和诺曼人是同一血统，诺曼人这个名字让法兰西人感到讨厌而又畏惧，难免担心这些来自异乡的俄罗斯人，不是和平的信差而是战争的探子。等到希腊人告别以后，俄罗斯人的行程受到延宕。刘易斯经过考量后，采取令人满意的做法，为了两个帝国的利益，他必须遵守待客之道而且要审慎行事。[197]俄罗斯的人民或者是君王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北部国家的通史和编年史[198]都有详尽的说明，一致如此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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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人突然在海上和军事冒险行动大放异彩，不再为一层穿不透的黑暗所掩盖。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地区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充满各行其是的头目和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叹息着平时的倦怠，含笑面对痛苦的死亡。海盗生活是斯堪的纳维亚年轻人的考验、行业、荣誉和专长。他们没有耐性留在阴冷的气候和狭小的环境中，大家在一场欢宴中出发冒险，拿着武器，吹响起程的号角，登上船只，前去探寻可以抢劫或居留的海岸。波罗的海是他们创立海上伟业最早的场地，他们巡视东部的沿岸地区，芬尼克人和斯拉夫尼亚人的部落在此兴建无人知晓的居所。拉多加 湖早期原始的俄罗斯人用白貂皮当作贡金，送给这些外来的异乡人，并且尊称他们为瓦兰吉亚人[199]或海盗。他们凭着占据优势的武器、纪律和名气，博得当地土著的畏惧和崇敬。当地的俄罗斯人与内陆的野蛮人发生战事时，这些瓦兰吉亚人愿意作为朋友或帮手提供服务，并逐渐通过选举或征服获得了值得保护的人民的统治权。瓦兰吉亚人的暴政使他们遭到驱离，基于过去的英勇行为再度被召回，最后有位斯堪的纳维亚的酋长留里克，成为一个王朝的创始人（862 A.D.），这个王朝的统治期限长达700年之久。留里克的弟兄扩大他的影响力。他的战友在俄罗斯的南部行省，仿效服役和篡夺的先例，运用战争和暗杀这些司空见惯的方法，凝聚成一个强大君主国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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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留里克的后裔仍被视为外国人和征服者，他们就会用瓦兰吉亚人的武力进行统治，把产业和臣民分配给忠诚的卫队队长，而波罗的海海岸则会为他们提供源源不绝的冒险家。[200]当斯堪的纳维亚的酋长在这片土地上生根茁壮以后，他们就与俄罗斯人的血统、宗教和语言掺杂在一起，首位瓦拉迪米尔的功绩就是从这些外国的佣兵手里拯救他的祖国。瓦兰吉亚人拥戴他登上宝座，他的钱财难以满足佣兵的需要，但是他们乐意听从他的劝告，就是要寻找一位更为富有而不是更有感激之心的主子。他们应该乘船前往希腊，在那里不是用白色貂皮，而是用丝和黄金来报答他们的服务。俄罗斯的君王同时也向拜占庭的盟友提出警告，对于北国个性冲动的后代，有的要遣散，有的可以雇用，给予他们酬劳的同时也要多方面加以约束。当时的作者曾经记载瓦兰吉亚人被引入君士坦丁堡的情景以及他们的姓氏和性格。他们逐渐获得信任和尊敬，地位也日益升高，整个团体集结在君士坦丁堡执行警卫的责任。他们的实力因人数众多的队伍的加入而得以增强，这些人都是来自图勒之岛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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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封闭的情况之下，图勒这个相当含糊的称呼就是指英格兰。新的瓦兰吉亚人指的是英吉利人或丹麦人殖民地上的居民，他们从诺曼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逃走。朝圣漫游和海上抢劫的习性使他们能够接近地球上所有的国家，这些流亡无家可归的人受到拜占庭宫廷接纳，可以保有毫无瑕疵的忠诚，经过多少代的传承直到帝国的终结，他们交谈时仍使用丹麦语或英语。他们的肩上背着宽锋面的双刃战斧，随侍希腊皇帝前往寺庙、元老院和椭圆形竞技场，他无论睡眠或用餐都在深受信任的卫士保护之下，皇宫、金库和都城的钥匙都交到瓦兰吉亚人可靠而忠诚的手里。[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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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俄罗斯人进犯君士坦丁堡的4次海上远征（815—104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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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时，西徐亚的地理位置远超过古代知识的范围，俄罗斯的君主国在君士坦丁的地图上，占有面积广大而又极为重要的地区。留里克的儿子成为沃洛多米尔或莫斯科这个辽阔行省的主人，要是他们受到东方各旗的限制只能向一边发展，那么西边的国界在最早的时代，就会扩展到波罗的海和普鲁士人的国度。他们在北部的疆域已经拓展到北纬60度，包括整个极北乐土之区，居住着幻想中的怪物，笼罩永恒的黑暗浓雾。他们顺着玻里斯提尼斯河的水路前往南方，可以趋近黑海周边地区的河流。在这个广大空间里居住或漫游的部落，都听命于同一个征服者，在不知不觉中融合成同一个民族。俄罗斯语是斯拉夫尼亚人的一种方言，但是这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在10世纪时有很大的差异。由于斯拉夫尼亚人在南部人多势大，可以推测出北部最早的俄罗斯人，虽然是瓦兰吉亚人原来的臣民，应该算是芬尼克族的一支。随着逐水草漫游的部落在这里迁移、联合和分裂，西徐亚旷野无拘无束和一望无垠的景色不断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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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最古老的地图在某些地点，仍旧保留原有的名字和位置，诺夫哥罗德[202]和基辅这两个首都同时出现在君主国最早的时期。诺夫哥罗德当时还配不上地位崇高的名声，也还不是汉萨同盟的成员，同盟可以传播财富的潮流和自由的原则；基辅还没有众多的人民，到后来市容才变得雄伟壮观，但要与君士坦丁堡相比仍显不足，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见过恺撒居处的人来说，这个城市有300所教堂还是值得夸耀的。这两个城市的起源不过是营地或市集，蛮族聚集在这些交通最方便的地点，举行会议处理与战争或贸易有关的事务。这些会议可以促进社交的活动和商业的技巧，比如从南部行省输入新品种的牛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奥得河的河口到君士坦丁堡港湾，无论是海洋还是陆地，都弥漫着通商贸易的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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