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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十字军的起源及兵力 拉丁君王的出身背景 进军君士坦丁堡 希腊皇帝阿历克塞的政策 法兰克人夺取尼斯、安条克和耶路撒冷 解救圣地 布永公爵戈弗雷在耶路撒冷即位为王 建立拉丁王国（1095—136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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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字军的起源与教皇乌尔班的宗教会议（109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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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据有耶路撒冷以后过了20年，有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前来参拜圣墓。他是法国人，出生在皮卡第[1]行省的亚眠，看到基督徒在朝圣期间受到欺侮和压迫，极为气恼，顿生同情之感，提到耶路撒冷教长的处境更不禁热泪盈眶。他在热诚探问之下，得知东部的希腊皇帝根本没有将耶路撒冷放在心上，这样一来要他们如何能有获得拯救的希望。教长对君士坦丁的继承人极为不满，将他那败德的恶行和虚弱的国势全部揭露出来，隐士听了以后高声叫道：“我要唤醒欧洲的强国对你伸出援手。”果真如此，欧洲听从了隐士的呼吁。甚为惊异的教长在他辞行时，交给他表示信任和申诉的书函，于是彼得在巴里上岸以后，马上赶去参见罗马教皇。他的身材矮小而且容貌猥琐，但是两眼炯炯不可迫视，谈吐有力，坦诚直爽，能打动对方的内心，让对方乐意听从他的教诲。他出生于上流社会的家庭（我们采用现代常见的用语），过去在邻近的布涅格伯爵麾下服行兵役，后来伯爵成为第一次十字军的英雄人物。彼得很快抛弃军旅生涯和红尘世界，如果这个传闻没有错，原因在于出身贵族的妻子既老又丑，使他毫无留恋之情，离开家庭进入修道院，最后自己找了一个隐居之地。苦修和孤独的环境使他的身体憔悴，内心出现各种幻想，凡是所愿都令他信以为真，凡是所信都会在梦中见到，甚至产生灵魂出窍的感觉。朝圣客从耶路撒冷返乡，都会成为宗教狂热的信徒，但是他的疯狂已经超过那个时代常见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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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乌尔班二世[2]把他当成先知，极力赞誉他的构想带来光荣，答应召开大公会议给予最大的支持，鼓励他到各处去宣扬“拯救圣地”的理想。教皇的批准激起他百折不回的勇气，负起传教士虔诚的使命，很快穿越法兰西和意大利的行省。他的饮食简单又有节制，冗长的祈祷充满热烈的情绪，接受布施后，转手分配给需要的人。他光着头赤着脚，羸弱的躯体裹着一件粗布衣服，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展现耶稣受到磔刑的模样。他骑着驴子的模样在众人看来，是如此的圣洁，可以服侍至高无上的神人。他在教堂、街巷和大道对无数的群众宣讲福音的道理。这位隐士无论是进入皇宫还是木屋，都抱着泰然自若的神情，召唤大家忏悔和从军，人民全都热烈响应。他描述巴勒斯坦的土著和香客遭受的痛苦，每个人都被激起恻隐之心。当他请求英勇的武士前去保护他们的教友和救世主时，每个人的心胸都燃起气愤的怒火。他用姿态、眼泪和失声的叫喊来弥补语言沟通的限制。他自认可以向基督和圣母诉求，能与天国的圣徒和天使谈话，即使他欠缺理性又有什么关系。就是雅典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对他的成功也只能甘拜下风。粗鲁不堪的宗教狂热分子已经被如愿煽起高涨的情绪，基督教世界对教皇的会议和敕令失去等待的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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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豪迈的格列高利七世[3]赞成欧洲用武装来对付亚洲的权谋，他的信仰和抱负散发出炽热的情感，这些在他的书信中表露无遗。从阿尔卑斯山两侧，5万名正统教徒自愿投效到圣彼得的旗帜之下，身为使徒的继承人宣示自己的意图，要亲自率军出阵攻打那群邪恶的穆罕默德信徒。执行这次神圣任务的荣誉或是羞辱，虽然在情理上不应归于个人，但已经留给乌尔班二世来承担，他是格列高利七世最受信任的门人。乌尔班二世着手进行对东方的征战，这时他的对手是拉文纳的吉尔伯特，后者据有罗马大部分地区，正在加强各种守备工作，要与乌尔班争夺教皇的头衔和地位。乌尔班期望将西方的强权团结起来，在一个帝王与教会分道扬镳、人民与国君离心离德的时代，他和前任教皇都用破门罪来威胁皇帝和法兰西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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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腓力一世过着淫乱的生活，他的婚姻是通奸的结果，受到各方的责难，使他极为愤怒，但他为了获得宗教上的支持，只能尽量容忍。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维护叙任式的权力，那就是主教的任职要经过他的核定，用赠送指环和牧杖当成信物。但是皇帝在意大利的党派，被诺曼人和玛蒂尔达伯爵夫人的部队所粉碎，他的儿子康拉德的叛变和妻子的丑闻[4]，使得长期的争执更为恶化。在君士坦斯和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上，他的妻子承认有多次卖淫的行为，因为他不尊重她的荣誉，也不在乎自己的颜面，她被迫从事这一切无耻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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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班的壮举如此深得民心，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他在普拉森提亚召开大公会议（公元1095年3月），主要成员是来自意大利、法兰西、勃艮第、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的200位主教，此外还有4000名教士和3万名世俗人物参加这次会议，最大的主座教堂都无法容纳这么多人，7天的会议就在城市附近的平原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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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皇帝阿历克塞·科穆尼努斯的使臣被介绍给与会者，特别在大会中陈述统治者面临的困境，以及君士坦丁堡迫在眉睫的危险。胜利的土耳其人是基督徒的共同敌人，只隔着狭窄的海峡在虎视眈眈。使臣用恳切的言辞针对拉丁君王的自负极力奉承，同时诉诸策略和宗教的需要，提出劝告要在亚洲的边界将蛮族击退，否则就会与他们在欧洲的腹地遭遇。听到东部教友这些悲惨和危险的情况，与会人员都禁不住流下泪来，满腔热血的战士大声宣布他们已经完成出发的准备。希腊使臣在离开时，获得保证会尽快派遣实力强大的援军。解放耶路撒冷的计划不仅庞大，而且路途遥远，现在又将援救君士坦丁堡包括进去。审慎的乌尔班要留到下次宗教会议做出最后的决定，他提议同年秋天在法国某座城市举行。短暂的延期可以扩散宗教狂热的火焰，在一个由士兵组成的国家可以保持最大的成功希望，[5]他们不仅以家族的名声而自傲，而且激起更大的抱负要与英雄人物查理曼一比高下。在众所周知的特平[6]传奇故事中，查理曼完成了占领圣地的伟大任务。基于亲情或虚荣的不为人知的动机，乌尔班的选择受到影响。他是法国人，是出身克吕尼的僧侣，在他的同胞中第一个登上圣彼得的宝座。教皇已炫耀过他的家庭和行省，现在处于这种显赫的地位，还有什么比起重访年轻时代谦卑和劳累的场所，能使他感到更大的喜悦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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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皇在法兰西的腹地搭建法庭，要当众对他们的国王判处破门罪，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奇观。但只要获得对11世纪的法兰西国王更为正确的评估，我们的惊讶就会很快消失无踪。腓力一世是休·卡佩的曾孙，休·卡佩是目前这个家族的创始者，正当查理曼的子孙处于衰亡的时期，休·卡佩在巴黎和奥尔良的世袭领土上建立了王国。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他拥有财富和主权。但是对法兰西的其余地区而言，休和他的第一代后裔只是封建领主，大约有60个公爵和伯爵，都具备独立和世袭的权力，[7]藐视法律和合法议会的控制。他们不尊重统治者就会获得报应，领地的下属和家臣也拒不听命。克莱蒙位于奥弗涅伯爵[8]的采邑之内，教皇在这里成功召开会议（公元1095年11月），主要是腓力已经消除怨恨之心，而且就参加的人数和与会人员的地位而言，并不逊于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除了教廷和罗马红衣主教会议成员以外，有13个总主教和225个主教大力支持，戴着法冠的高阶圣职人员总计有400位之多。教堂的神父不仅得到那个时代的圣徒赐予的祝福，同时也获得神学家的启蒙和教化。成群结队的领主和武士都是权势显赫的知名人物，全副武装地从邻近的王国前来参加会议，对大会的决定怀抱着很高的期望。所有的状况都让人热血沸腾、充满好奇，整座城市在11月份到处是拥塞的人群，开阔的原野上搭起千千万万的帐篷和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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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的会期制定了一些实用的教会法条，对于陋规成习可以产生教化和革新的作用，宣布了一项严厉的谴责，反对私斗的浮滥，落实“奉神之名”的休战协定[9]，每周有4天的时间要停止敌对行为。教会保障妇女和教士的安全，为期3年的保护延伸到农夫和商人，这些人原来是军事掠夺下毫无自卫能力的受害者。法律即使获得尊敬，能够产生制裁的作用，但还是无法在雷厉风行之下忽然改变时代的习性。乌尔班之所以花费很大力气调解内部的争端，是要把战争的火焰从大西洋岸边转移到幼发拉底河，他这种“仁慈”行为的效果很难让我们感到钦佩。自从普拉森提亚宗教会议之后，他那伟大的构想像谣言一样传遍各国，返乡的教士在每个教区宣讲拯救圣地的功德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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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登上克莱蒙市集所搭建的高台，用雄辩的语气对着完成准备和毫无耐心的听众发表讲话。他的主题立场鲜明，他的布道言辞激烈，他的成功已经是沛然莫之能御。演说家被数千人的欢呼声打断，群众异口同声地用乡土的方言大声喊叫：“这是神意!这是神意!”[10]教皇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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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把这句值得纪念的圣灵所启示的言辞，带到战场上去呐喊，鼓励基督的武士发挥献身的精神和奋斗的勇气。他的十字架是你们获得救赎的象征，戴着这个像血一样鲜红的十字架，在你们的胸膛或肩膀当作永恒的标志，当作无法撤回的承诺和最神圣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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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人数众多的教士和信徒都在衣服上缝着十字架的记号，[11]恳求教皇率领他们进军。格列高利更为谨慎的继承人婉拒这种危险的荣誉，他的借口是教会处于分裂的状况，无法丢下圣职所赋予的责任。他建议信仰虔诚的人，要是在性别、职业、年龄和体能方面不具备资格，不如用祈祷和施舍，来为他们之中的强壮弟兄提供个人的服务。教皇指派普伊主教阿德玛为他的代表，第一位从他的手里接过十字架，授予其称号和权力。位于最前列的俗家首长是图卢兹伯爵雷蒙，他未能亲自参加会议，就派遣使臣代表他立誓接受赋予的荣誉。高举着十字架的武士在忏悔和被赦免罪孽以后，不断受到开导，要他们返乡邀请亲戚和朋友共襄盛举，出发前往圣地的时间定为翌年8月15日的圣母升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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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字军东征的正义原则、主要动机和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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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暴力的运用是如此熟悉，甚而视为自然之事。在我们的纵容之下，微不足道的怒意或引起争议的权力都会成为充分的理由，可以在国家之间产生敌对的行为。但是就圣战的名义和性质而论，需要进行更为严谨的查证。我们不能贸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可以肆意拔出毁灭的宝剑，除非动机相当纯洁、争执完全合法、需求无法避免。作战行动的策略要求取决于经验获得的教训，然而这种教训得来何其缓慢。在采取行动之前，宗教事业的公正与合理要能满足我们的良心。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基督徒，全都被说服，认为发动十字军是顺应天理人情的事。他们不断滥用《圣经》和修辞的文句来掩饰他们的实际想法，看起来像是坚持信仰的理念以及上天赋予的自卫的权利。然而他们却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的特定称呼，将异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视为邪恶的敌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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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正当防卫的权利可以将民事和宗教的盟友全部包括在内，这是很合理的事。权利的获得基于危险的存在，敌人的恶意和实力所形成的双重考量是评估的重点，归咎于穆斯林信奉对人类有害的教条，他们认为有责任要用刀剑灭绝所有其他的宗教。这种无知和偏见的指控受到《古兰经》的驳斥，从伊斯兰征服者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公开与合法的宽容，也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但是不可否认，东方的教堂受到严苛的束缚和高压的迫害。即使处于这种环境，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他们对于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依然坚持己见维护神意的权力要求。在正统教会的信条之中，不信上帝的民族始终是巨大的威胁，会让我们丧失现在的宗教或未来的自由。到了11世纪，土耳其战无不胜的军队的确令人感到忧虑，这种后果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已经近在眼前，不到30年的工夫，他们就征服了亚洲所有的王国，最远到达耶路撒冷和赫勒斯滂海峡，希腊帝国在毁灭的边缘摇摇欲坠。除了对基督教弟兄表示诚挚的同情，拉丁人基于公理正义和利害关系也要支持君士坦丁堡，这是西方世界最关紧要的天堑，为了更好地进行防守，对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击退眼前的强袭，应该给予同等的重视。为了达成目标，必须提供适度的援助。我们同意非常现实的考量，但是派遣数量如此庞大的兵力到距离遥远的东方去作战，亚洲无力供应强大的援军，就会遭到覆灭的命运，欧洲会因人口减少而降低应有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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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夺取巴勒斯坦对拉丁人的战力或安全毫无助益，征服这个距离远、面积小的行省，唯一合理的借口是宗教狂热的信念。基督徒肯定“应许之地”是不可剥夺的名称，它流淌着神圣救世主的宝血，他们有权力和责任从不义的据有者手里光复继承的产业，那些邪恶的异教徒亵渎基督的墓地，在朝圣的路途上欺压他的信徒。但崇高的耶路撒冷和神圣的巴勒斯坦，类似的宣称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地方早已废止了摩西的律法。基督徒的上帝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神明，伯利恒和骷髅地分别是他的出生和埋葬之处，就是光复也无法补偿对《福音书》有关道德训诫的侵犯。这些论点在沉重的迷信盾牌前面一闪而过，只要抓住奥秘和奇迹的神圣理由，宗教的心灵就很难将它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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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宗教战争已经在地球各个区域开打，从埃及到立沃尼亚，从秘鲁到印度斯坦，获得了传播更为广泛且适应性更强的教义的大力支持。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引起敌对行为的充分理由，人们不仅普遍认同，有时还肯定这是最高的价值。手持十字架的战士可以杀死或制伏冥顽不灵的不信者，这种上帝赐予的恩典是主权和慈悲的唯一来源。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400年，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这些蛮族，花费同样的时间，运用类似的手段，分别获得罗马帝国在西部和东部的行省。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因时间和条约的关系，合法据有了所征服的地区。但是伊斯兰的君王在臣民和邻国的眼里仍然是暴君和藩王，可以用战争和起义的武力，将这些非法的所得合法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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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严谨的生活和习性已经开始松懈，逼得要加强纪律和忏悔，随着罪孽的增加，纠正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原始教会，进行赎罪的工作之前，如果信徒们能够自愿采取公开告解的方式，就不会引起紧张的对立。中世纪的主教和教士对于罪人，则会审问他，强迫他交代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规定他与上帝修好的条件。任性和暴虐轮番滥用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力，惩戒法规的制定用来告知并规范审判的精神。希腊人最早运用立法的模式，他们的赎罪规则经过翻译，为拉丁教会所仿效。查理曼大帝统治的时代，每个教区的教士都有一本法典，但很审慎地隐藏起来不让一般平民知晓。评估罪行和惩处罪犯是件危险的工作，僧侣根据经验或智慧，知道每种案件都可能发生，全都能够说出差异之处。有些列举的罪状让清白无辜的人难以设想，还有一些罪过超越理性认知的范围。最常见的犯罪行为像是奸淫和私通、伪证和亵渎、抢劫和谋杀，按照不同的情况或环境，用苦修或忏悔来赎罪，期限从40天可以一直延长到7年。在悔改期限之内，通过有益的规律生活，如斋戒和祈祷，病人得以复原，罪犯获得赦免。他的衣着简陋不合时样，表现出忧伤和懊恼，谦卑的态度禁绝社交生活的乐趣和事业的发展。但是严格执行这些法规就会使皇宫、军营和城市的人口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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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蛮族不仅相信这些惩罚而且大为恐惧，然而人性通常厌恶理论的原则，官吏强调教士属灵的审判权，几经努力也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按照字面要求完成悔改根本是不切实际的事，每天重复通奸会使罪行加重，屠杀整个民族也包括在杀人的罪行之中。每种行为要是分开计算，数量就会增加。在这样一个社会混乱和恶行如麻的时代，就算是生性谦卑的罪人，宗教方面的罪孽也容易欠下300年的债务，无法负担之下只能要求减刑或赦免。就富人而言，要缴纳26个苏勒达斯银币（大约是4镑）才能减免一年的苦修悔改。[13]穷人只要3个苏勒达斯，约为9个先令。这些布施立刻拨交教会使用，从信徒的罪孽获得的赎金是教会财富和权力取用不竭的来源。300年的债务相当于1200镑，即使是富有资财的人士也会倾家荡产，只能通过转让产业来抵债。丕平与查理曼最慷慨的赏赐，是他们拯救自己灵魂最明确的证据。民法有一条基本的原则：任何人拿不出钱财，就得用身体来抵账。鞭笞的肉刑也为僧侣所采用，这是廉价而又痛苦的等价处分。根据一种极其怪诞的计算方式，一年的悔改还要多加3000鞭的体罚。[14]一位有名的隐士圣多明我绰号叫“铁胸甲”[15]，对接受这种惩处具备技巧和耐性，在6天之内完成一个世纪的数量，也就是受到30万次的鞭打。有很多悔罪苦修者无分性别，都依循这个标准。法律也允许自愿牺牲者代人受罪，一个身强力壮经过训练的人员，可以用他的脊背代他的恩主赎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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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这种金钱和人身的补偿，演变为更体面的方式，让人感到满意。那些在阿非利加和西班牙与萨拉森人作战的士兵，服务军旅所建立的功勋，受到乌尔班二世前任的认同。教皇在克莱蒙的大公会议中宣布，给予献身十字架旗帜的从军人员“绝对的恩典”，一切的原罪都能够获得赦免，尔后所有的罪孽只要依据教规悔改，全部为教会所接受。当前这个时代的人生观非常冷漠，对于过去充满原罪思想和宗教狂热的世界，无法体会那种深刻的印象。本堂神父大声呼吁，唤醒数以千计的强盗、纵火犯和凶手，让他们去救赎自己的灵魂，用伤害基督徒同胞的行为，对不信上帝的异教徒痛下毒手。无论是哪个阶层或教派的囚犯，他们都热诚地赞同赎罪的条件。没有人完全纯洁，不能豁免罪孽的定谳和惩罚。大多数人对公正的上帝和教会负有应尽的义务，要靠着虔诚的勇气才够资格获得尘世和永恒的赏赐。如果他们作战阵亡，热心的拉丁教士会毫不迟疑地用殉教者的冠冕装饰他们的坟墓；[17]要是他们幸存，也不会没耐心等待天国的报酬，虽然时间已经延迟，但是恩典还会加多。他们将要为神的儿子流血奋战，耶稣不也是为了拯救世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吗？他们举起十字架，满怀信心走主的道路，上天在保佑他们的安全，或许当他们神圣的事业遭遇困难时，上帝会用那可见而神奇的力量，使他们化险为夷。耶和华的云柱和火柱[18]先于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基督徒完全有理由怀抱着这样的希望：河流会在他们渡过的时候分开，坚固城市的防壁会在他们的号角声中倒塌，太阳会在飞驰的途中暂时停下，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歼灭那些不信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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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进军圣墓的首领和士兵，我敢很肯定地表示，全部受到宗教狂热精神的感召，有建立功勋的信心，有获得报酬的希望，有神明协助的保证。我同样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对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宗教狂热并不是他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唯一因素，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还不是主要因素。宗教信仰的运用或滥用，对于国家风气所形成的潮流产生很小的阻力，反而是造成的推力却沛然莫之能御。反对蛮族的私人械斗、血腥的马上比武、放荡淫逸的爱情以及不法的格斗审判，教皇和宗教会议只会发出毫无效用的雷霆之声。说实在的，激起希腊人形而上的争论，把社会混乱或政治专制的受害者赶进修道院，将奴才或懦夫的容忍视为神圣之事，或是采用现代基督徒的仁慈和义举来建立事功，看来倒是更为容易的任务。法兰克人和拉丁人对于战争与操练普遍怀有热情，作为悔改和赎罪的过程，他们受到嘱咐要满足主宰他们内心的热情，要前往遥远的国土，要拔剑对抗东方的民族。他们的胜利甚至抱有这种企图，为了使装饰着十字架的大无畏英雄名垂千古。即使是最纯洁的虔诚行为，也不可能对军事荣誉的光辉景象毫无感觉。在欧洲那些琐碎不值一提的争吵中，诸如获得一座城堡或是一个村庄，他们都可以让朋友和同胞流血，此时为了对抗路途遥远充满敌意的民族，当然更能够快速地进军，为此，欧洲的人民都已献身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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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幻想自己已抓住亚洲金色的权杖，诺曼人征服阿普里亚和西西里，即使是平民冒险家都有希望被提升到更高贵的地位。基督教世界处于落后的粗野状况，无论是天候还是耕种都无法与伊斯兰国家相比。朝圣者叙述的故事和缺乏通商条件所带回的礼物，都在夸大东方国家天然和人为的财富。一般的庶民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接受的教导是要相信不可思议的事物，像是流着奶和蜜的土地、矿产和宝藏、黄金和钻石、大理石和碧玉建造的宫殿，以及乳香和没药的芬芳树丛。在这个人间乐园里，每名战士都能够凭着刀剑创造富裕和光荣的前途，即使是再天马行空的意愿都能够在那片土地上自由驰骋。[19]这些家臣或士兵相信上帝和主人会给他们带来好运，从一位土耳其埃米尔那里夺得的战利品，可以使营地位阶最低的随员都能发财致富。风味浓郁的葡萄美酒、艳丽动人的希腊美女[20]，产生的诱惑力使十字军的战士难以抗拒，比起他们的职业更能满足天性的要求。追随的群众处于封建体制或基督教会的暴虐统治之下，爱好自由成为更有力的诱因。西部的农夫和自治的公民成为采邑或教会土地的奴隶，接受神圣的号召可以逃避傲慢的领主，让自己和家庭迁移到自由的乐土。僧侣可以借机脱离修道院戒律的管辖，债务人能够停付累积的高利贷并摆脱债主的追讨，各种类型的恶徒和犯人能够继续抗拒法律的制裁，规避罪行所应得的惩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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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动机不仅极其有力而且种类繁多，我们要是单独计算在每个人心目中所占的分量，那可是没完没了的事，就是出名的案例和流行的方式都不胜枚举。早年改信基督教的人员，成为十字军热心和善尽职责的传教士，他们在朋友和同胞中间宣扬神圣誓言的责任、功德和报酬。就是最为勉强的听众，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拖进说服和权威的漩涡。好斗的年轻人要是受到指责或怀疑而产生怯懦的情绪，难免会引起满腔怒火。无论是年老还是虚弱的人，甚至是妇女或儿童，如果能够随着军队去参拜基督的墓地，都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考量的只是宗教的热诚，并非自己的体力。有些人在傍晚还嘲笑朋友何其荒唐，到了次日自己却兴致勃勃地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无知可以增加冒险事业的希望，减轻遭遇危险的心理负担。自从土耳其人展开征服行动以来，朝圣的路径已经湮没，完全不见痕迹。就是身为首领，对于路程的长度和敌人的状况都毫无概念。至于那些愚蠢的民众，看到在前面出现的城市或堡垒，只要超过他们的见识范围，就会追问是否到达了耶路撒冷——那个长途跋涉全力以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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