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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字军的先期行动及所遭遇的苦难（1096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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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会议决定，8月15日是朝圣者出发的日期，但是有一大群轻率和贫穷的平民先行开拔。在我提到主要的领袖进行重大和成功的冒险行动之前，先简短介绍他们所引发及遭遇的灾难。早在春天的时候，大约有6万名男女群众，从法兰西和洛林的边界齐聚到十字军最早的这位传教士周围，喧嚣的声音在不断地强求，逼使他立即率领大家赶赴圣墓。隐士自认他的角色就像一位将领，然而却欠缺这方面的才能和权威，冲动的信徒逼得他只有从命，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两岸前进（公元1096年3月）。食物的缺乏和庞大的人数促使他们分离，彼得的部将“穷汉”瓦尔特是名英勇的士兵，然而他此时却一贫如洗，负责指挥朝圣队伍的前锋，一共是8位骑士和1.5万名步卒，这个比例就注定了他们未来要遭遇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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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名宗教狂热人士拿彼得做榜样，追随他的脚步在后面紧跟不舍，这位名叫戈德斯卡的僧侣，靠着讲道从日耳曼的村庄带走1.5万或2万名农夫。还有20万乌合之众在他们的后面形成压力（公元1096年5月），这些都是最迟钝和蛮横的人员，他们为民众所遗弃，宗教的虔诚混杂着兽性的放纵，不断发生抢劫、卖淫和酗酒的行为。有一些伯爵和士绅率领着3000人马，伴随着群众的运动，要分享战利品。这个队伍真正的领导者，是在前面带路的一只鹅及一头羊（我们会相信这种愚行？），那些有见识的基督徒认为这是神灵附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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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这些还是其他宗教狂热分子的队伍，对犹太人发起最早和最易动手的战事，他们把犹太人看成杀害上帝之子的凶手。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边贸易兴旺的城市，犹太人的殖民区不仅数量很多而且非常富裕，受到皇帝和主教的保护，能够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25]在凡尔登、特里夫、门兹、斯皮尔斯和沃尔姆斯这些城市，不幸的民族有数以千计的人员惨遭抢劫和屠杀。[26]自从哈德良的迫害行动以后，他们还未感受到更为血腥的打击。地区的主教用坚定的态度拯救幸存的余众，接受他们假装的皈依和暂时的改信，但是那些更为倔强的犹太人，抱着同归于尽的信念来反对基督教的狂热分子，将自己的房屋当作抵抗的路障，最后把自己、家人和财富全部投入河流或火焰之中，让不共戴天的仇敌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无法发泄恶意或满足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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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地利的边界到拜占庭君主国的政治中枢，十字军人员被迫要横越600英里的空间，这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野蛮和荒凉的国度，土壤肥沃而且河流纵横，地面覆盖着沼泽和森林，无止境地向前延伸。人们在这里看见苍茫的大地，然而在地球上所据有的领土终有尽头。这两个民族刚开始受到基督教的陶冶，匈牙利人被本国的君王统治，希腊皇帝的部将管辖保加利亚人。这些人只要产生极为轻微的怒意就会被激起残暴的天性，头一批朝圣者的混乱状况激起了遍及整个地区的愤恨。这样的民族必然对于农耕并不熟悉而且极为怠惰。他们用芦苇建造城市，到了夏季就住进猎人或牧人的帐篷。他们粗暴地索取极少的食物，强行攫取并很快将之消耗一空。刚刚开始发生争执的时候，十字军人员尽情发泄怒气和痛下毒手，但是他们对这个国家和战争的认识不够，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最后陷于罗网四面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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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的希腊统领指挥一支常备部队，匈牙利国王下达召集命令，好战的臣民有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骑马射箭，运用的策略是严密监视伺隙而动，对于这批宗教的强盗，报复手段十分无情而且血腥残忍。[27]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幸存，连同彼得本人在内，赤身裸体地躲在色雷斯山区。皇帝对拉丁人的朝圣和援助表示尊敬，引导他们走安全和容易行走的路线到达君士坦丁堡，劝他们等待后续教友的到达。他们一时之间还记得自己所犯的错误和遭遇的损失，但是等到受到友善的款待恢复体力以后，马上故态复萌，产生怨恨之心，不法的行为让恩主坐立难安，无论是花园、皇宫还是教堂都遭到劫掠。阿历克塞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引诱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亚洲那边，但是盲目的宗教热情驱使他们放弃皇帝指定的位置，不顾一切地向着土耳其人猛冲过去，而敌人正在防守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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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知道这样做会使自己蒙羞，但他依然离开营地撤回君士坦丁堡。他的部将“穷汉”瓦尔特称得上是位好指挥官，期望野蛮的群众能够遵守秩序和谨慎行事，但是这种要求没有成功。他们分离是为了搜寻猎物，结果苏丹凭借高明的技巧，使他们更容易落到猎人的手中。谣传说他们在前线的同伴为苏丹首都的战利品而争吵，索利曼用这种方式引诱瓦尔特的主力进入尼斯平原。他们全部为土耳其人的箭雨所歼灭，数以万计的白骨告知后来的同伴这是战败之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人员当中，在把任何一座城市从不信者的手里拯救出来之前，在更为庄严和高贵的同志完成冒险事业的准备工作之前，已经有30万人丧失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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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领袖人物的出身、背景、性格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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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重要君王没有登船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皇帝亨利四世不愿听从教皇的召唤；法兰西的腓力一世把时间都花在声色犬马上面；英格兰的威廉·鲁弗斯最近刚发起一次征战；西班牙国王从事对付摩尔人的国内战争；位于北部的王国诸如丹麦[28]、苏格兰、瑞典和波兰，在对于南部地区的感情和利益方面仍然是外来的陌生人。列名第二等的诸侯在封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通常会强烈感受到宗教的情怀，他们的地位可以依据名望和特性，很自然地区分为四种不同的领袖类型。我不愿重复没有内容的叙述，但是还要特别说明，这些基督徒冒险家共同的属性是作战的勇气和军旅的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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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布永的戈弗雷无论是参与战争还是会议，都名列最高阶级，真是当之无愧。如果十字军可以将自己托付给这个英雄人物，那对他们来说真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戈弗雷的母系家世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就这方面而言是最具代表性的领袖。他的父亲继承了布涅格伯爵的爵位，位于洛林下方的布拉班特[29]行省是他母亲世袭的领地。他自己得到皇帝恩赐被授予公爵的头衔，统治权后来转移到阿登山地的布永，这个地方照理来说并不适合他的身份。他在亨利四世麾下服务时，担任护旗官，打着帝国巨大的旗帜，有次在作战中用长矛插进反叛国王罗多夫的胸膛。戈弗雷是第一位登上罗马城墙的战斗人员，由于运用武力对付教皇使他患病，因而立誓不会再犯，令他终身为此忏悔，下定决心要去访问圣地，不是作为进香客而是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他的英勇出于审慎和节制显得更为成熟，不会轻举妄动将自己陷于困境。虔敬的行为虽然会盲目遵从宗教的安排，但是仍旧保持诚挚的态度，在营地极为嘈杂骚动的环境中，他还是像在修道院一样注重自己的德行，无论真假总要成为别人的表率。他对这些首长的结党营私保持超然的立场，只会仇视和痛恨基督的敌人。虽然他后来获得了一个王国，但是那种纯洁无私的热诚仍为他的对手所承认。布永的戈弗雷有两个弟弟陪伴在身边，年长的优斯塔斯后来接位成为布涅格伯爵，年幼的鲍德温是一个更难描述的人物。洛林公爵在莱茵河两岸同样受到大众的赞誉，因他的出生地和所接受教育的缘故，能够精通法语和条顿语。法兰西、日耳曼和洛林的贵族将家臣集结起来，组成的联合部队有8万名步卒和1万名骑兵，打着他的旗帜向前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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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克莱蒙会议两个月以后，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韦尔芒德瓦的休伯爵当着国王的面，在愿意担负十字架责任的诸侯当中，成为最为显赫的人物。之所以加上“伟大”这个称号，是因为他是法兰西国王的兄弟，有皇室出身，并不完全出于推崇他的功勋或属国（虽说这两者也是重要的条件）。[30]诺曼底的罗伯特公爵是“征服者”威廉[31]的长子，他的父亲亡故后，由于自己懒散，而他的弟弟鲁弗斯又行动积极，以致他的英格兰王国被夺走。罗伯特的个性过分轻浮，贪图安逸的生活，身价顿时一落千丈：喜爱欢乐使他纵情于声色犬马之娱；奢侈浪费使得君王和人民变成赤贫；妇人之仁使得国内罪犯日增；性格和善就常人而言是优点，却成为统治者最主要的缺陷。他对英国的篡夺者抱着不在意的态度，竟然为1万金马克的微不足道的款项将诺曼底抵押出去。[32]但他在圣战中履行诺言，表现良好，等于当众宣布罗伯特已经洗心革面，能够使公众对他恢复相当的尊敬。另外一位罗伯特是法兰德斯的伯爵，法兰德斯是一个直属皇室的行省，在这个世纪产生了三位皇后，分别登上法兰西、英格兰和丹麦的宝座。罗伯特的称号是“基督徒的剑和矛”，但是他像士兵那样建立功勋，有时就会忘怀身为将领的责任。斯蒂芬是沙特尔、布卢瓦和特鲁瓦的伯爵，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诸侯之一，城堡的数目可以比喻为一年的365日。爱好文学使他的心中怀有崇高的理想，在军事首长举行会议时，能言善辩的斯蒂芬受到推选担任主席的职务。以上四位是法兰西人、诺曼人和不列颠群岛朝圣者的主要领导人物。那些领有三四个城镇的贵族，要是也列出名单，根据当代一位人士的说法，要超过特洛伊战争的名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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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法兰西的南部，指挥权分别被授予普伊主教阿德玛，他是教皇的代表；以及圣吉勒斯和图卢兹的雷蒙伯爵，他同时还拥有更为高贵的头衔纳博讷公爵和普罗旺斯侯爵。前者是受到尊敬的高阶教士，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来生都同样具备资格；后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武士，在西班牙与萨拉森人浴血搏斗，现在奉献残年余生，不仅为了解救圣墓，更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经验和财富使雷蒙在基督徒的营地中拥有极大的权势，对大家遭到的困苦有能力给予解救，通常他很乐意为之。但是比起保有臣民和伙伴对他的敬爱，强索不信者的赞誉对他是更为容易的事。他那卓越的气质被暴躁、傲慢、嫉妒和固执所掩盖，虽然他为侍奉上帝放弃了一大片世袭的产业，但在一般人看来，信仰的虔诚还是掩盖不了他的贪婪和野心。[33]在雷蒙率领的那群乡巴佬中间，重商思想优于好武精神，“乡巴佬”是个很普通的称呼，包括奥弗涅和朗格多克的土著，[34]以及勃艮第或阿尔勒王国的家臣。他从邻接西班牙的边区，找来一帮孔武有力的亡命之徒。等他行军通过伦巴第，一群意大利人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他的联合部队共有10万人马。如果雷蒙最早参加而最晚离开，行程的延迟要归咎于准备工作太过庞杂，因为他要永久告别，不再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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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博希蒙德是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儿子，两次战胜希腊皇帝，获得赫赫威名。但他父亲留下遗嘱将他贬到他林敦公国，后来他被法国朝圣者的谣传和路过所惊醒，否则只能在梦中回忆东方的战利品。我们在诺曼首长身上看到了他具有冷静的谋略和伟大的抱负，对于宗教不至于过分盲从而有所节制。他的行为可以证明他有正确的信仰目标，对于教皇的构想他在暗中进行指导，不仅全力支持并且装出惊讶和诚挚的模样。在阿马尔菲的围攻作战中，他的身先士卒和仗义执言激起联军的战斗精神。他立即撕开外衣制作十字架，供应无数效命的义士，准备率领1万名骑兵和2万名步卒前去君士坦丁堡和亚洲。还有几位诺曼氏族的诸侯前来陪伴久历战阵的将领，他的表弟坦克雷德[35]是作战的伴侣和忠诚的随员，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我们发现他不仅具备完美的武士德行[36]，还能发挥真正的骑士精神，可以激起人们慷慨的情操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比起那个时代卑下的哲理和虚伪的宗教更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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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世纪欧洲骑士制度的滥觞和主要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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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曼大帝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时代之间，西班牙人、诺曼人和法兰西人发生了一场变革，逐渐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地位低下的平民只能充任步卒，骑兵形成军队的主力，“米尔斯”（战士）这个备受尊敬的称呼仅限用于骑在马背上的绅士[37]，只有他们才能被授予骑士的身份。公爵和伯爵篡夺国君的权力，割裂行省分配给忠心耿耿的贵族，他们再将采邑连带审判权指派给他们的家臣。这些贵族相互之间以及和领主都是战友的关系，形成一种军阀或骑士阶层，把农夫和市镇公民归并为另一类型，表示出轻视的态度。他们要保有家世所衍生的地位，关键在于血统的纯正以及门当户对的联姻，只有嫡子具备没有污点或耻辱的四代家系，才能合法夸耀自己具有骑士的荣誉。但即使是一个英勇的平民，靠着战功有时也会发财致富和受封为贵族，成为一个新家族的创始人。任何一位单独的骑士根据自己的判断，可以将他接受的身份授予别人。欧洲的好战君王，对于荣誉的看重更甚于头上镶满珠宝的皇冠。这项仪式的起源很简单，充满异教的亵渎气氛，可以在塔西佗的著作和日耳曼的森林中找到原有的痕迹。骑士的候选人通过考验后，就被授予剑和马刺，在胸部或肩膀受到轻微的接触，象征能用泰然自若的神色忍受伤害，这样才能合法获得骑士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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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迷信混入所有公众和私人的行动中，军人在圣战中被视为神圣的行业，骑士制度的阶级比照教士的圣秩职位得到特权和利益，像是新入教者重新受洗的沐浴和白袍，虽然是一种模仿，却很不得当。他的剑供在祭坛上受到高阶神职人员的祝福，先要斋戒和守夜，再接受庄严的欢迎仪式，然后以上帝、圣乔治和天使长圣米迦勒的名义授予他骑士的头衔。他要宣誓完成信仰所规定的责任，训练、典范和公众的舆论是约誓不可侵犯的监护者。他要成为捍卫上帝和妇女（我将这两个不相关的名词放在一起，实在感到难为情）名声的斗士，献身的工作诸如：说话要诚实不虚；维护生而为人应有的权利；保护悲伤痛苦的人们；对人要彬彬有礼（这种德性在古代并不多见）；追捕不信上帝的人；对于畏苦怕事抱着藐视之心；证实能用冒险犯难的行动使得骑士身份变得更荣耀。骑士精神毫无节制地滥用，会使大字不识的武士对勤奋的工作与和平的技艺，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要是受到任何伤害和委屈，他们会把自己看成唯一的审判官和报复者；过分的自负使他们忽略群体社会和军事组织的法律。然而这个制度还是产生了很多有利之处，可以使蛮族的个性更为文雅，灌输忠诚、公正和仁慈的原则，不仅能够强烈感觉到所产生的影响，也能看到很多贯彻履行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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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苛的民族偏见逐渐缓和下来，宗教和军队的团体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推展外表和性质相同的竞争。每个国家的武士在家乡从事武艺的演练，到海外去冒险和朝圣，这样就会保持永远的交往。比起古典时代的奥林匹克竞赛[38]，只要基于公正的立场，人们就会更为欣赏哥特人的马上比武。赤身裸体的观众败坏了希腊人文雅的举止，处女和贵妇人被迫离开运动场；但哥特人旗帜飘扬和装饰华丽的比武场，坐满纯洁娴淑和出身高贵的美女，战胜者从她们的手里接受技巧和勇气的奖品。角力和拳击需要不断的苦练和天赋的体魄，与士兵建立功勋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在法兰西发起的马上比武，能够真实地展现战场的情况，流传到东方和西方都能风行一时。单人的挑战和对决像是一般的前哨战斗，甚至是防守一座关隘或是城堡，都可以按照实际状况进行预演。无论是真实还是模拟的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完全在马匹的控制和长矛的运用上。长矛是骑士适用而特别的武器，他的马匹是高大而强壮的品种。而等到他为迫近的危险所惊醒，通常要在随从的引导之下才能发起冲锋。在用普通步速前进的时候，他通常安静地骑一匹缓行的乘用马。对于骑士的头盔、长剑、护胫和盾牌无须多费口舌，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十字军时代，穿着的铠甲不如后来那样钝重，上体没有使用厚厚的胸甲和背甲，而是用铁衣或锁子甲来防护。武士将长矛安置在托架上，很狂暴地用马刺策马冲向敌人，土耳其和阿拉伯的轻骑兵很少能挡得住这样直接和巨大的冲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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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骑士都有忠实的扈从陪伴进入战场，这位年轻人与骑士有相同的出身，抱持类似的理想，还有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弓箭手追随在后，这些人员和装备组成一个完整的骑士队伍。在邻近的王国或圣地进行远程行动时，保有封地应尽的责任不再存在，骑士和追随人员的自愿服务，如果不是出于热诚或忠心，那就是为报酬和承诺所收买。每支部队包含的骑士队伍数量多寡不一，根据每位独立首领的权势、财富和声望而定，他们可以用旗帜、有纹章的外衣和战争的呐喊声音加以识别。欧洲每个古老的世家都想寻觅家族早期所立的战功，用来证明贵族的地位和渊源。我虽然概略描述了中世纪的骑士形象，但是这个令人难忘的制度既是十字军的成因，也是十字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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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一次十字军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军（1096—1097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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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军队和领导人员举起十字架去解救圣墓。当他们因平民的乌合之众缺席而感到如释重负时，立即举行会议或是派出信差，相互鼓励要实现誓言尽速开拔。他们的妻子和姐妹急欲分享朝圣之途的危险和功勋，轻便的金库装着银条和金条易于运输。这些诸侯和贵族都带着猎犬和猎鹰，可以消遣解闷也能供应肉食。成千上万的人员和马匹需要大量的粮草，采购的工作极为困难，为了达成任务，只有分散兵力。根据他们的选择或处境决定前进的路线，大家同意在君士坦丁堡邻近地区会师（公元1096年8月15日—1097年5月），从那里再开始发起对土耳其人的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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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永的戈弗雷离开默兹河与摩泽尔河，沿着日耳曼、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笔直前进，只要在不受干扰的单独指挥之下，他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很明智和正确。当他抵达匈牙利的边界时，被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阻挡了三个星期。他们妄用十字架的名义，被认为是极为可恶的行为。匈牙利人对于上一批朝圣者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仍然记恨在心，他们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是滥用自卫和报复的权利，所以现在感到忧虑不已，生怕这个来自同一民族、从事同样任务的英雄人物，会施展严厉的寻仇手段。但是明理的公爵在衡量动机和事件的始末以后，对于不值得尊重的同胞所犯的罪行和遭到的苦难，只表示怜悯之意就感到满足。他派出12位代表当作和平使者，用他的名义要求自由通过的权利和公平交易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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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除匈牙利人的猜疑，戈弗雷以及后来他的兄弟，都对他们的国王卡洛曼表示信任，愿意接受简略而友善的款待。双方订立条约，用共同的《福音书》来起誓使得誓言更为神圣，发布文告禁止拉丁士兵有敌对和放纵的行为，犯者处以极刑。他们从奥地利到贝尔格莱德横越匈牙利平原，没有遭到或造成任何伤害；卡洛曼就在近处追随，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守候在侧翼，既维护客人的安全也不松弛自己的戒备。他们抵达萨沃河渡河以后，匈牙利国王马上放回人质，祝福他们一路顺风，完成光复圣地的使命。戈弗雷运用类似的领导方式和纪律要求，在保加利亚的森林和色雷斯的边区获得同样的成效。他自己感到十分庆幸，能达成朝圣之途开始阶段的行程，还不必拔出剑来对付任何一个同为基督徒的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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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从都灵穿过伦巴第地区到达阿奎莱亚，完成这段方便而又愉快的行程之后，率领他的“乡巴佬”继续40天的行军，横越达尔马提亚[39]和斯拉夫尼亚这片蛮荒的国度。天候一直是大雾弥漫，土地崎岖不平而且残破凄凉，土著不是赶紧逃走就是充满敌意。宗教和统治都欠缺约束的力量，他们拒绝供应粮草或向导，迷途和落单的人员遭到谋杀，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要提高警觉。伯爵惩罚了一些俘获的强盗，比起他与斯库台的君王[40]举行会议和订立条约，能够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十字军从都拉斯到君士坦丁堡的行军途中，受到希腊皇帝的农夫和士兵不断的骚扰。对于那些从意大利海岸渡过亚得里亚海的剩下的首领，希腊人也表现出了同样模糊暧昧的敌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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