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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推选戈弗雷为耶路撒冷国王及统治的状况（1099—1187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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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后过了8天，拉丁人的首领要选出一位国王，保卫和统治已经被他们征服的巴勒斯坦，这时教皇乌尔班已过世，无法与闻。“伟大”的休和沙尔特斯的斯蒂芬带着失去的名望黯然离开，后来经过很长时期的奋斗，发起第二次的十字军，终于光荣战死，建立不朽的声誉。鲍德温在埃德萨、博希蒙德在安条克分别建立公国。诺曼底公爵[74]和法兰德斯伯爵这两位罗伯特，回到西方接受更为可靠的继承权，总比留下竞争不毛之地的权杖要好得多。雷蒙的嫉妒和野心受到追随者的指责，全军一致发出自主和公平的欢声，赞许布永的戈弗雷是基督教世界声望最高的第一号勇士。他有高尚慷慨的气魄，愿意接受充满危险和光荣的职责，在救世主戴着荆棘冠的城市，虔诚的朝圣者不愿意有任何人僭用皇室的名号和纹章，耶路撒冷王国的创建者满足于圣墓守护者和男爵这个平易近人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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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弗雷的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公元1099年7月23日—1100年7月18日），时间太短，无法为公众谋求幸福，即位不过两个星期就受到战场的召唤。埃及的苏丹率军接近，他们的反应太慢不能防止耶路撒冷的失守，现在急着采取报复的行动。伊斯兰教徒在阿什凯隆会战中全军覆没，拉丁人在叙利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法兰西诸侯英勇善战的声名遍传世界，他们在这次行动以后便长久告别圣战。部分的光荣来自兵力相差的悬殊，法蒂玛王朝的骑兵和步卒数以万计，虽然我无法准确计算出兵力的数量，但是除了3000名埃塞俄比亚人或黑人受到严厉的惩罚能够坚持不退以外，那些南方的蛮族在第一次的接战中就四散奔逃，土耳其人的积极勇敢与埃及土著的懒散阴柔形成有趣的对比。等到苏丹的剑与旗帜悬挂在圣墓以后，新即位的国王（他够资格获得这个头衔）很高兴地拥抱离开的战友，让英勇的坦克雷德仅维持由300位骑士和2000名士卒组成的军队，用来防护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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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弗雷的统治很快受到一名新仇敌的攻击，只有这个人将耶路撒冷的国王当成一个懦夫。普伊主教阿德玛无论在会议还是战场上都有极其卓越的表现，在安条克上次的瘟疫中亡故，其余的教会人员只保留了他们性格中的傲慢和贪婪，他们曾用煽动的喧嚣要求主教的选举应该先于国王。合法教长的权柄和收益被拉丁教士篡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受到异端或分裂的谴责，被排除在外，这被认为是合理的。东部的基督徒在解救者严苛的奴役之下，无比怀念阿拉伯哈里发宽容的统治。戴姆伯特是比萨的总主教，他长期接受罗马见不得人的阴谋的训练，带着本国同胞的一支舰队前来增援圣地，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成为教会有关宗教和世俗事务的领袖。新任教长立即攫取统治的权力，这是胜利的朝圣者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戈弗雷和博希蒙德愿意举行叙任仪式，从教长手里接受封地的所有权。戴姆伯特还觉得不够，要求对耶路撒冷和雅法有直接的所有权。这位英雄并没有立即严词拒绝，他愿意与教士进行谈判，将每座城市的四分之一让给教会。戈弗雷过世后没有子女可以继承他的权力，故作谦逊的主教对于其余部分最后的归属感到满意，或许他以后会在开罗或大马士革要求一个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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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要是没有获得教会的恩惠，这个新成立的王国虽然只有耶路撒冷和雅法，以及邻近地区的20多个村庄和市镇，还是会被人夺走。在这个狭窄的范围之内，伊斯兰教徒仍居住在很难攻陷的城堡之内。农民、商人和朝圣者还是经常面对国内的敌意。戈弗雷和他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弟弟和表弟这两位鲍德温，靠着军队让拉丁人过着更为舒适和安定的生活。后来他们向外扩张领土，虽然没有数以百万计的臣民，但看来与犹大和以色列古老的君王不分轩轾。[75]他们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甚至法兰德斯和挪威的舰队获得强大的援助，陆续占领拉奥狄凯亚、的黎波里、提尔和阿什凯隆这些滨海的城市以后，整个海岸地区从斯坎迪罗到埃及边境，全部为基督徒的朝圣者所占有。要是安条克的君主放弃最高的地位，埃德萨和的黎波里的伯爵都承认是耶路撒冷国王的诸侯，拉丁人统治的地区就越过了幼发拉底河，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是穆斯林征服叙利亚以后仅剩的四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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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民族和拉丁教会的法律和语言、习俗和称呼，逐渐传入海外的殖民地。按照封建制度的法律体系，主要的国家和下属的领地可以由男性或女性的世系来继承，但是第一代征服者的子女成为不成才的堕落一代，只能享受奢侈的生活，被时代淘汰。盼望从欧洲到达新的十字军人员，只是偶尔出现的状况。666位骑士服役执行封建制度的任期和权利，[76]预期可以获得的黎波里伯爵麾下200位骑士的援助，每位骑士有4名骑马的扈从[77]或弓箭手[78]伴随进入战场。教会或城市供应5075名下级武士，可能都是步卒。王国全部合法的民兵组织不会超过1.1万人，薄弱的守备兵力要对抗四周数以万计的萨拉森人和土耳其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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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80]和所罗门圣殿骑士，兴建防御能力最为强大的要塞，这些组织是寺院生活和军事训练最奇特的结合，虽然可能由宗教的狂热所推动，但必定是由策略的需要所认可的。欧洲贵族的精英分子渴望参加这个备受尊敬的军事阶级，能够佩戴十字架的标志，立下神圣的誓言，精神和纪律可以永垂不朽。2.8万个农庄或采邑[81]立即被捐出来，供养一支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正规军队，用来保护巴勒斯坦的安全。严峻的修道院生活很快在军队的演练中消失无踪，这些基督徒士兵的傲慢、贪婪和败坏使得人神共愤。他们要求罪行的豁免权和司法的权力，扰乱了教会与国家的和谐。他们出于猜忌的争功心理，使得公众的和平陷入危险的境地。但是在他们的行为最为荒唐放荡的时期，医院和圣殿骑士还是保持无所畏惧和宗教狂热的特质，他们为了服务耶稣基督，将生死置之度外。骑士制度的精神是十字军的本源和成果，后来这种组织从圣墓移植到马耳他岛。[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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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耶路撒冷条例》的颁布和法律体制的创立（1099—136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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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弥漫着自由的精神，志愿的十字军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力量，要从最有价值的战友当中选出他们的领袖。奴性成习的亚洲人在引进政治自由权的模式以后，还是无法察觉到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法兰西王国的法律是来自平等和公正最纯正的源头，认同的首要与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获得属下的服从并且确保他们应有的福利。布永的戈弗雷接受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后，立即请求拉丁朝圣者提出有关公众和私人事务的建言和忠告，其中有些人精通欧洲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就教士和俗家人员提供的资料进行商议后，戈弗雷获得教长和所有贵族的核准，颁布《耶路撒冷条例》[83]，这对于封建制度的法律体系而言是一个极其宝贵的里程碑。这部新的法典上盖有国王、教长和耶路撒冷行政司法官的印玺，存放在圣墓中，在后续年代经过增删，内容更为丰富，巴勒斯坦法庭产生任何疑问都可以参考运用。等到王国和城市全部沦陷[84]以后，珍贵的传统[85]和修正的程序使得这部成文法的残篇，仍旧能够保留到13世纪的中期。雅法伯爵约翰·第贝林[86]是地位重要的诸侯，用笔将这部法典恢复原状，到公元1369年完成最后的修订，供塞浦路斯的拉丁王国运用。[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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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审判法庭由不同阶层的人士组成，维持封建制度的司法公正和自由权利，这个办法是布永的戈弗雷在征服耶路撒冷后制定的。国王亲自主持高等法院或称贵族法院，主要的组成人员是四位最显赫的人物，加利利的王子、西顿和恺撒里亚的领主、雅法和的黎波里的伯爵，还有就是佣兵司令或元帅[88]，运用一种特别的规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是法庭的成员和法官。但是所有的贵族只要拥有领地就随之获得权力，具备资格参加国王所主持的法院，当然同时也要担负起随之而来的责任。对于所属的部从和臣民，每位贵族召集会议时都会运用类似的法律体系和程序。领主和家臣的关系是出于荣誉观念和自由意志的，身为恩主受到尊敬，保护部从是他的责任，但是他们会相互立下忠诚的誓言，双方的义务会因任一方受到忽略而停止，要是受到伤害可以解除这种关系。有关婚姻和遗嘱的事务与宗教密不可分，这部分权责为教士所剥夺，但是贵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采邑的继承和时效，成为高等法庭最主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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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公众还是私人的权利，每位成员既是审判的法官又是自由权利的卫士。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要用语言和刀剑支持领主提出的合法要求。但要是一位不义的长官竟敢侵犯臣属的自由或财产，臣属的同僚就会联合起来，用言语和行为来支持他据理力争。他们勇敢挺身而出辨明谁是谁非，要求恢复臣属的自由或财产，得不到结果就停止对他的服务，将受委屈的弟兄从监狱里救出来，可以运用任何一种武器来防卫自己的安全，但是不容对领主的人身做直接的侵犯，领主在他们的眼里还是具有神圣的地位。在他们的诉状、驳复和答辩中，法院的律师不但精明且叙述非常冗长，只是运用的理由和证据经常会被格斗审判所取代。《耶路撒冷条例》在很多案件中同意使用这种野蛮的惯例，后来逐渐为欧洲的法律和风气所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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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只要涉及生命、肢体或荣誉的刑事案件，以及价值一个银马克的民事纠纷，就可以用决斗来进行审判做出裁定。显而易见地，在刑事案件中，格斗是原告的特权，（除了受到叛逆卖国的指控外）可以用来报复个人所受到的伤害和屈辱，告诉人也可以依据代表的权利为死者讨回公道。但是无论在什么地点都要获得证据，从控诉的性质而言，需要原告就这个事实提出证人。民事案件不容许拿格斗作为工具，来使原告所要求的权利得以成立。但是原告有义务要提出证人，无论这个人是真知道还是装着知道这个事实。这时格斗的特权在于被告，因为被告可能指控证人犯有未遂罪，准备用伪证来剥夺他的权利。从这里可以知道，民事的被告处于刑事案件告诉人的同等立场。接受格斗并不能算是提出证据的方式，也不能当成反面证据，用来证明事实并未发生（这是根据孟德斯鸠的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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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任何案件中，挑战的权利在便于使用武力对所受伤害求得补偿，基于相同的原则和精神，格斗审判如同私人决斗要拼个你死我活。替代的斗士只限于妇女、残废的男子或年满60岁的人员。无论是被告、替代的斗士、证人还是原告本人，战败一方的结局都等于受到死刑宣告。但是在民事案件中，原告受到丧失荣誉的惩罚和诉讼程序的败北，证人和替代的斗士被处以羞辱的死刑。在很多的案件里，法官有权选择是裁定还是拒绝格斗，但是有两种很特别的状况，接受挑战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要是一位忠实的家臣指责他的同僚说谎，而这位同僚用不公正的手段，对他们的领主要求任何部分的领地；或者是一位讼案败北的当事人谴责法庭的审判和正直。在这两种状况之中，就后者而言，他可以谴责法庭的成员，但是处置的法条非常严厉和险恶。他要在同一天之内陆续与法庭所有的成员格斗，甚至包括审判未出庭的人员，只要一次败北，随之而来的就是死亡和被剥夺荣誉的羞辱。在这种状况之下，挑战者没有胜利的希望，更不可能有人愿意冒险接受这种考验。雅法伯爵在《耶路撒冷条例》里采取合法而奥妙的方式，倡导荣誉而非迷信的原则，在程序上尽量造成很多不便之处，能够规避格斗审判的运用，这种做法真是值得大家赞许。[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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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平民从封建暴政的高压统治下解救出来，在种种颁行的措施中，各座城市和市政当局的规章制度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如果巴勒斯坦遭遇的状况与发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同一个时代，其获得的好处是有幸加入最古老的拉丁世界。很多朝圣者参加十字军的阵营是为了逃离领主，法兰西诸侯的策略是要保证他们获得自由的特权和利益，这样才能让他们愿意留在此地。《耶路撒冷条例》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精神，布永的戈弗雷为骑士和领主设置由他主持的贵族法庭以后，接着又成立了第二级的审判法庭，由城市的行政司法官代表他负责。下级法院的管辖权延伸到整个王国的自由民，选择若干言行谨慎和家世良好的市民组成法庭，经过宣誓要依据法律对地位相等的人员，就他们的行为和财产实施审判和裁定的工作。[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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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和拓殖新兴城市，激起国王和所属主要诸侯沿用耶路撒冷的先例，在圣地丢失之前设置三十几个类似的市政组织。叙利亚人[91]或者说东部基督徒是另外一种阶层的臣民，他们被狂热的教士在多方面进行压迫，靠着国家的宗教宽容得到应有的保护。戈弗雷听取他们合理的诉求，法庭的审判要依据本民族的法律，于是创立第三个法院供他们运用有限的国内管辖权。经过宣誓的成员就血统、语言和宗教来说都是叙利亚人，但是主席（阿拉伯文称为rais）的职位通常由城市的司法行政官担任。《耶路撒冷条例》很难得地提到了村民和奴隶，就是耕种田地的农人和战争的俘虏，几乎被视为财产的“物”，地位远在贵族、自由民和外乡人之下，相差不能以道理计。解救或是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对立法者而言是无关紧要之事，虽然不是为了惩罚，但是要尽可能地将逃走的人员找出来送归原主。他们就像漂流在外的猎犬或鹰隼，合法的主人在失去他们以后还保留要求归还的权利。奴隶的价格与猎鹰大致相等，但是3个奴隶或12头牛才能抵得上1匹战马，在骑士制度风行的时代，血统纯正的良驹售价可达300金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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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五十九章 希腊帝国保存实力 第二次及第三次十字军的兵员数量、经过路线与进展情形 圣伯纳德 萨拉丁在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 夺回耶路撒冷 海上十字军 英格兰的理查一世 教皇英诺森三世以及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 皇帝腓特烈二世 法兰西路易九世以及最后两次十字军 拉丁王国的法兰克人被马穆鲁克驱离（1091—151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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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腊皇帝阿历克塞的策略运用与影响（1097—111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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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述的风格要是能够不过分严肃，我就会把阿历克塞皇帝比为胡狼，跟随在狮子的后面吞食剩余的残骸腐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经过帝国，给他带来恐惧和辛劳，等到法兰克人凭着战功建立勋业，他从而获得后续的利益和丰硕的报酬。靠着机敏的手段和严密的警戒，他确保首次开战就能取得光复尼斯的成果，占领这个战略要地，逼得土耳其人要从君士坦丁堡的周边地区撤离。这个时候的十字军带着目空一切的勇气，向着亚洲的内陆地区进军。靠近海岸的埃米尔都被召唤到苏丹的旗帜之下，狡诈的希腊人趁着这个良好的机会，将土耳其人从罗得岛和开俄斯岛赶走，收复以弗所、西麦拿、萨尔代斯、菲拉德尔菲和拉奥狄凯亚这些主要的城市。阿历克塞将帝国的疆域从赫勒斯滂海峡，扩展到米安得河的岸边和庞非利亚的岩岸。教堂整修一新，重现昔日的光辉，城镇重新建设并加强了守备的力量，土耳其人放弃的地区用大量基督徒补充所需的人口，这些人口都是从更为遥远和危险的边区迁移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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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他基于这种爱护民众的情操，而将拯救圣墓置于脑后，我们也应该体谅他的苦衷。但是他受到拉丁人严厉的指责，认为他犯了通敌和卖友的罪行。十字军的首领曾经对希腊皇帝立下效忠和服从的誓言，但阿历克塞也答应亲自领军支援收复圣地的行动，至少要提供部队和金钱。现在他很卑鄙地撤军，也解除了法兰克人应尽的义务。刀剑是他们获得胜利的工具，也是独立自主的保证。皇帝倒也没有另作打算，不会想要对耶路撒冷王国重申早已作废的主权要求，[93]但是西利西亚和叙利亚的边界地区现在为他所据有，大军可以长驱直入。十字军的队伍数量庞大，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兵力分散。博希蒙德在一次奇袭中成为俘虏，安条克公国变得群龙无首。赎金使他欠下沉重的债务，那些追随他的诺曼人力量不够，无法击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敌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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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希蒙德在这种不幸的状况下，还能做出最具远见的决定，把安条克的防务交给他的亲戚——忠诚的坦克雷德，再去组织西方的武力对付拜占庭帝国，为了完成这个计划，要继承他父亲吉斯卡尔的遗志，并且要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他很秘密地登船离开，要是我们相信安娜公主记载的故事，那么他是藏身在棺材[94]里才渡过充满敌意的海洋的。他在法兰西受到公众的赞誉，对他的接待非常隆重，他在那里备受礼遇，并与国王的女儿结成连理，带着荣耀的身份归来。当代最英勇的人物都愿接受他这位沙场老将的指挥，于是他率领5000名骑兵和4万名步兵再次渡过亚得里亚海，这些部队来自欧洲最遥远的地域。[95]都拉斯的守备力量、阿历克塞的步步为营、饥馑的大肆暴虐，以及冬季的即将来临，这些使他充满野心的希望受到打击，被金钱收买的联盟部队反叛他的阵营。一纸和平协定[96]使希腊人免于恐惧，这位敌手的死亡终于使他们获得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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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博希蒙德而言，平生不受誓言的约束，丝毫不惧危险的恫吓，更不会为成功而感到满足。他的子女继承了安条克公国，疆域受到严格的限制，效忠有明确的规定，塔尔苏斯和马米斯特拉这两座城市被归还给拜占庭帝国。希腊人拥有整个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周边地区，从特拉布宗到叙利亚的门户。罗姆王国的塞尔柱王朝从各方面都与海洋隔绝，并且与他们的伊斯兰教友分离。法兰克人的胜利使苏丹的权势发生动摇，但即使法兰克人一时败北，苏丹的地位也并不稳固。等到丧失尼斯以后，塞尔柱人将宫廷迁到科尼或称伊康，那是个默默无闻的内陆小镇，距离君士坦丁堡有300英里。[97]科穆宁王朝的君主不再为都城受到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对土耳其人发起攻势。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作用，是使得衰微的帝国免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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