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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的陆上行动和兵力状况（1147—118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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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世纪有三次重大的迁徙行动[98]，从西部经由陆地的进军前去解救巴勒斯坦。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先例和成就，激励了伦巴第、法兰西和日耳曼的士兵和朝圣者。圣墓得到解救后，又过了48年，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发起第二次十字军，支持面临衰微命运的拉丁人。第三次十字军中，一支强大的军队受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99]的领导，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兄弟在耶路撒冷共同遭到惨痛的损失，使他产生同情之心。三次远征行动就兵力的庞大数量、通过希腊帝国的前进路线，以及土耳其战争的性质和过程这几方面而言，看来都非常类似，要是做一个简短的比较，可以省略重复而冗长的叙述。十字军所表现出的外在无论多光耀夺目，发生的原因和获得的结果始终维持不变，几乎成为一个常态的历史事件，所望达成的目标是防卫或光复圣地，有很多次收效甚微而且与最初的构想天差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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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群众亦步亦趋，踩着第一次朝圣者的足迹前进。他们的首领若与布永的戈弗雷和他那些冒险犯难的战友比较，大致出身于相同的阶层，只是名声和功勋远远不及。在队伍的前面招展着勃艮第、巴伐利亚和阿基坦几位公爵的旗帜：前面那位是休·卡佩的后裔，其次是不伦瑞克世系的先祖。米兰的总主教是位世俗的王侯，为了让土耳其人皈依基督教，把教堂和宫殿的财富和饰物全部运走。还有十字军的老将、“伟大”的休和沙尔特斯的斯蒂芬，返回战场履行尚未完成的誓言。他们的追随者形成人数众多和组织杂乱的团体，大致编成两个纵队向前运动。第一个纵队的总人数是26万人，第二个纵队可能有6万名骑兵和10万名步卒。[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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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提出的主张是征服亚洲，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统治者御驾亲征能够鼓舞贵族的士气，康拉德和路易无论就位阶还是个人身份而言，都可以使发起的理由显得更为尊贵，他们的部队更易于维持纪律，然而要封建制度的首长负起领军的责任，可能会使这些期望落空。皇帝和国王有直属的骑兵部队，分别由7万名骑士和陪伴上战场的随员组成。[101]不算轻装部队、农夫编成的步兵、妇女和儿童、教士和僧侣，总兵力不会少于40万人。整个西部从罗马到大不列颠全都要采取行动，波兰和波希米亚的国王服从康拉德的号召。根据谣传总人数达到90万人，希腊人和拉丁人证实的确如此，在渡过海峡或是河流时，拜占庭派遣的探子到后来只能停止计算人数，无穷无尽的行列实在令人感到害怕。[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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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通过地中海进行海上航行，腓特烈·巴巴罗萨的部队数量要较少一些。1.5万名骑士以及同等数量的扈从都是日耳曼骑兵部队的精英分子。6万名骑兵和10万名步卒在匈牙利平原集结，接受皇帝的检阅。经过这样重复计算以后，我们不再为60万的朝圣者感到惊异，在最后的迁徙行动中被轻易相信并记载下来。[103]这种非常夸大的数字只能证明，那个时代的人士对这件事感到极为惊愕。他们的惊愕很好地证明了，的确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群众，但具体的数字并不明确。希腊人对于战争的技术和策略有高人一等的认识，因此广受称誉，他们承认法兰西人的骑兵和日耳曼人的步兵[104]不仅实力强大而且作战勇敢，看到这些外乡人有魁梧的身材，描述他们为刚强善战的种族，目露凶光，杀人不眨眼，会使得整个东部血流成河。在康拉德的旗帜下，有一队女兵身披全副铠甲，用男人的姿势骑在马上，这些“亚马逊女战士”的首领穿着镀金马刺和高统靴，获得“金足女将”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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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腊帝国的暗中掣肘以及与土耳其人的战事（1147—118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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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弱的希腊人恐惧于外乡人的数量和性格，夹杂着对他们的痛恨，只是迫于土耳其人的权势，才缓和了这种厌恶的感觉。拉丁人的抨击之辞，倒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认知，那就是阿历克塞皇帝掩饰对拉丁人无礼的不满，消除他们所表现出的敌意，双方愿意讨论那些过分鲁莽的行动，同时为热诚的十字军敞开朝圣和征服的道路。但是等到土耳其人从尼斯和海岸地区撤离，拜占庭的君主不再畏惧远在科尼的苏丹，这时他们对西部的蛮族能够在国内自由通行，难免感到极大的愤慨，这不仅侵犯到主权的尊严，也危及帝国的安全。发起第二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是在曼纽尔·科穆尼努斯和艾萨克·安吉卢斯统治的时期：对于前者而言，情绪非常浮躁，通常带有恶意；后者的身上自然展现出怯懦和胡闹两种性格的结合，没有具备任何优点也毫无功劳可言，只是因缘际会惩处了一个暴君，就趁势据有他的宝座。君主和人民都在暗中打定主意，或是心照不宣地认同一致的行动，那就是用尽各种伤害和压迫的手段来打击朝圣者，至少也要让他们寸步难行灰心丧气。十字军的行事不够谨慎，部队的纪律不够严明，不断地为希腊人提供可用的借口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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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国君与拜占庭宫廷签订条约，要求基督教弟兄为他们在国内提供安全的通路和公平交易的市场，双方批准以后，用誓言和人质保证贯彻执行。在腓特烈的军队中，连最贫穷的士兵也能获得3个银马克，以支付路上所需的费用。但是希腊人奸诈和不义的行为违反了所有的保证。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证实拉丁人的抱怨，他爱真理胜过自己的国家。[105]无论是帝国在欧洲还是亚洲的城市，十字军根本没有得到友善的接待，等十字军到来就关闭城门，数量很少的食物都放在篮子里从城墙上吊下来。经验教训或先见之明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怯懦的猜忌之心，但是出于人道的关怀以及善尽职责，应该禁止将白垩[106]或其他有毒的成分掺混在面包里面。即使曼纽尔能洗清那些邪恶的罪名，但是在与朝圣者进行交易时，他还是犯下供应成色不足钱币的罪行。他们在行军途中不断遭遇各式的阻碍和错误的向导。行省的总督接到私下送达的命令，要加强关隘的守备力量以及破坏桥梁妨碍他们的行动。零星的迷途人员遭到抢劫和谋杀，士兵和马匹在森林里被不知自何方射来的箭矢贯穿，病患在床上被活活烧死，大道两旁的绞架吊着死者的尸体。这些伤害和羞辱激怒了十字军的勇士，他们没有《福音书》教诲的耐心和修养，拜占庭的君主挑起力量悬殊的战争，促成了这群强大客人的登船和进军。巴巴罗萨在土耳其国界的边缘地区，饶恕有罪的菲拉德尔菲亚[107]，奖赏友善的拉奥狄凯亚，为他的刀剑很难避免沾染基督徒的鲜血而深感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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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与日耳曼和法兰西国君的交谈中，希腊人的自负成为一切烦恼的根源。他们可以吹嘘在第一次会面时，路易的座位是一个很矮的板凳，放在曼纽尔宝座的旁边。[108]但等到法兰西国王将军队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他马上拒绝参加第二次会议，除非他的兄弟愿意用同等的条件与他见面，无论在船上还是陆地上，他都没有意见。要是与康拉德和腓特烈晤面，礼仪的安排更为讲究，产生更多的困难，就像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样，他们自称罗马皇帝，用坚定的态度维持头衔和地位的纯正。康拉德是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只愿在开阔的原野上，与曼纽尔骑在马背上交谈。腓特烈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而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婉拒在君士坦丁堡拜访它的统治者。对于一位在罗马加冕的皇帝，希腊人在信函中竟然用“国王”这个贬低身份的称呼，或者径称为“阿勒曼尼人的君主”。虚荣而又弱势的安吉拉斯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及君主，装出一副忘记名字的神色。就在他们用痛恨和怀疑的眼光看待拉丁朝圣者时，希腊皇帝与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维持坚实而又机密的同盟关系。艾萨克·安吉拉斯一直在抱怨，说是他与伟大的萨拉丁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才惹起法兰克人的敌意。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座清真寺，供伊斯兰教徒礼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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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第一次十字军前进的大群乌合之众，在安纳托利亚被饥馑、瘟疫和土耳其人的箭雨歼灭。君王带着几个骑兵队逃过一劫，完成悲惨的朝圣之旅。我们应该对他们“常识”和“仁慈”的行为进行公正的评价：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说是前往耶路撒冷之路，先要完成对波斯和呼罗珊的征服，事实上毫不相干；谈到他们的仁慈，是对一座友善的基督徒城市，民众拿着棕榈叶和十字架出来迎接时，他们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康拉德和路易的军队没有那样残酷和莽撞，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仍然对基督徒世界带来毁灭的后果。希腊人曼纽尔受到自己臣民的指控，说他及时送给苏丹有关的情报，同时将背叛的向导交给拉丁君王。原来是要采取双钳攻击，在同一时间从两个方向粉碎共同的敌人，结果日耳曼人被激起竞争之心迅速前进，而法兰西人则产生猜忌而延误，因而无法达成预想的成效。康拉德在米安得河两岸极其光荣的作战行动中，没有获得胜利，反而损失了大部分的军队，当归来的皇帝要求与路易会面时，他根本没有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康拉德见到土耳其人盛大和堂皇的阵营，对比之下只有赶紧撤退，抛弃那些有独立地位的诸侯，就他继承的世袭部队看来，等于是有辱自己的身份。他借用一些希腊人的船只，经由海路去完成巴勒斯坦的朝圣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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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国王没有考量他人痛苦经验的教训，也不研究这个地区的作战特性，向着同样的国土前进，当然会遭到完全雷同的下场。前锋部队打着皇家的旗帜和圣丹尼斯的标志，[109]用不考虑后果的速度急行军，加重了行军的辛劳。后卫由国王亲自指挥，夜间的营地中，士兵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在黑暗和骚乱之中被不计其数的土耳其人包围，受到攻击而全军覆灭。须知在12世纪时，土耳其人的兵法和战术都优于基督徒。路易在毫无希望之下爬上一棵大树，靠着自己过人的英勇和敌军不明白当前状况的契机，保住了性命也没有被俘，等到天亮后他赶紧逃走，几乎是单独一人到达前锋的营地。他现在不再要求继续陆上的远征行动，而是带着残余的军队，很高兴在友善的港口萨塔利亚找到避难所。从此地他乘船前往安条克，但是供应的希腊船只数量极为有限，所有的空间只能用来装载骑士和贵族，留下平民组成的步兵部队，葬身在潘菲利亚山区的山麓地带。皇帝和国王在耶路撒冷相遇，不禁抱头痛哭，他们的辎重行列以及一支大军的残部，全部加入叙利亚的基督徒队伍，对大马士革的围城无功而退，成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最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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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和路易带着虔诚和英勇的名声乘船返回欧洲，但东方人竟敢抗拒法兰克人实力强大的国君，过去对他们的作战名声和军事力量一直感到芒刺在背，[110]或许他们对腓特烈一世的久经战阵更为忌惮，年轻时他在叔父康拉德的指挥下曾到亚洲服役。巴巴罗萨从日耳曼和意大利的40场战役中习得用兵之道，他的士兵甚至是帝国的诸侯在他的统治之下，习惯于服从命令。他走出菲拉德尔菲亚和拉奥狄凯亚这两座位于希腊边界的城市的视线，陷入满是盐渍地和不毛之地的沙漠。这是一片恐怖和苦难的土地（历史学家这么说），20天的行军使人昏厥有如患病，每一步都在大群土库曼人的包围攻击之下，他们的数量在每次败北以后都会增加，愤怒的情绪变得越发狂暴。皇帝继续奋战不息，忍受各种痛苦，当他抵达伊康的城门时，只有1000名武士还能骑在马背上执行勤务，从而可知他们遭受了多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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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起突然和果敢的攻击，打败卫队攻入苏丹的都城，敌人只有乞求宽恕与和平。现在所有的道路已经开放，腓特烈在获胜的状况下向前进军，竟然在西利西亚渡过一条不起眼的急流时惨遭淹毙。[111]剩余的日耳曼人在疾病和逃亡中损耗殆尽，皇帝的儿子连同大部分土瓦本的家臣，在亚克的围攻作战中丧生。拉丁人的英雄豪杰当中，只有布永的戈弗雷和腓特烈·巴巴罗萨能够顺利通过小亚细亚，甚至他们的成就也是一种警告。等到后来的十字军获得更多的经验，每个国家宁可越过海洋，也不愿再进行劳累而又危险的经由内陆的远征行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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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字军的宗教狂热和圣伯纳德的倡导作为（1091—115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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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炽热情绪是自然发生的显而易见的事件，它带来全新的希望、未经考验的危险，以及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是欧洲坚持到底的毅力的确值得我们同情和钦佩：没有从状况不变和处于逆境的经验中获得宝贵的教训，每次失败以后还是再接再厉产生同样的信心，连续6个世代一头向敞开在前面的悬崖冲下去，不管这些人处于何种情况，都要用绝望的冒险，占有或光复离家2000英里外的那块墓石，来赌他们在公众和私人方面的运道。克莱蒙宗教会议以后2个世纪的时间里，每年的春季和夏季都会产生一股新的迁徙活动，朝圣的武士要去保卫圣地。但是7次重大的军备活动或称十字军东征，是为一些正在逼近或最近发生的灾难所激发。这些国家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出于教皇的权威和国王的榜样。等到神圣的雄辩家登高一呼，燃起宗教的狂热情绪，理性的解说寂静无声。在这些人当中，伯纳德[113]这位僧侣或圣徒或许居有最崇高的地位。大约在第一次占领耶路撒冷前8年，他出生在勃艮第一个贵族家庭中，23岁时献身于斯托的修道院，然后带着原始教会的炽热情绪接受圣职任命。过了2年，他带领这座修道院三分之一的修士，前往香槟的克莱尔沃山谷[114]，一直到去世都在自己创建的社区中，安于修道院院长这个谦卑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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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理性和明智的时代，为了废除精神上的英雄人物所获得的荣誉，以过度自由和善恶不分的方式加以否认和排斥。那些最卑贱的人物运用心灵的力量来凸显自己的不同凡响，至少比信徒和门徒更为优越。在迷信的族群之中，他们得到的奖赏有很多人在争夺。然而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行动，伯纳德始终高高在上，俯视他的对手和竞争者。他的著作绝不缺少机智和雄辩，似乎还保留着许多与圣人的身份相协调的理性和仁慈。他在世俗生活中只分得七分之一的私人继承产业。克莱尔沃的院长基于守贫和苦修的誓言，弃除尘世的诱惑，拒绝教会的职位，成为欧洲发布神谕的代言人，以及160座修道院的创立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出使徒的谴责，让君主和教皇为之胆战心惊，法兰西、英格兰和米兰对于教会的分裂问题，都咨询和遵从他的意见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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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森三世用感恩之心报答对他亏欠的情分，他的继承人尤金尼乌斯三世是圣者伯纳德的朋友和门生。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文告中，他就像上帝的传教士和先知那样光芒四射，呼吁全国人民要去保卫圣墓。他在韦泽雷的议会上当着国王的面发表演说，路易七世和贵族从他的手里接过十字架。克莱尔沃修院院长专程前去说服康拉德皇帝，这样一个冷漠的民族听不懂他说的话，但还是被他那充满狂暴热情的声调和姿态所感动。他的行程从君士坦斯到科隆，凭着口若悬河的辩才和虔诚炽热的信心，引起极大的反响。伯纳德赞誉自己减少了欧洲的人口，很肯定地表示有很多市镇和城堡已经空无人烟，在留下的人员当中，一个男子要安慰7个寡妇寂寞的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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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从的宗教狂热分子要推举他为主将，但是隐士彼得的下场他很清楚。虽然他保证十字军人员会蒙受神的恩惠，但为审慎起见他还是婉拒了军事指挥的职位，因为无论胜败都会玷污他的声誉。然而等到重大的灾难事件发生以后，克莱尔沃的院长受到异口同声的指责，说他是一个伪先知，为公众和个人带来悲伤和不幸。他的敌人欣喜若狂，而朋友感到羞愧，他提出道歉的时机过于迟缓，用语无法令人满意。他认为服从教皇的指示并没有过错，详述天意的神秘道路难以测知，把不幸归咎于朝圣者自己的罪孽，同时很谦逊地暗示他的传道得到预兆和奇迹的认可。要是事实的确如此，那么他的论点就是决定性因素。虔诚的门徒在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群众大会中提出诉求，列举在一天之内为此事而发生的20到30件奇迹。这些特异的奇闻就目前来说，只要走出克莱尔沃地区就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对盲者、跛子和病人来说，超自然的治疗是神所赐予的恩惠，我们不可能分得很清楚，这到底是出于意外、幻觉、欺骗还是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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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伊斯兰的反击与土耳其人征服埃及的行动（1127—116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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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万物的神明总是逃不过立场不同的信徒的大声抱怨。同样一件事的结局在欧洲看来是解救而大加赞扬，而亚洲则认为是灾难，不仅悲痛还要加以指责。耶路撒冷失陷以后，流亡的叙利亚人到处散布惊恐和忧惧；巴格达感觉受到了羞辱而悲伤万分；大马士革的宗教法官扎因丁为了表示悲愤，当着哈里发的面撕扯自己的胡须；整个国务会议听到这件凄惨的事故，如丧考妣。但是信徒领袖能做的也只有痛哭流涕而已，他们都是土耳其人手里的傀儡，阿拔斯王朝到末期曾经恢复若干临时的权势，但是他们没有开疆辟土的野心，能够统治巴格达和邻近行省就已感到满足。真正的藩王是塞尔柱的苏丹，他们无法避免亚洲王朝的自然法则，那就是英勇的崛起、事功的建立、内部的倾轧、堕落的后裔和衰亡的结局这个永不止息的循环。他们现在的精神和权力，已经无法用来捍卫神圣的宗教。在波斯遥远的边区，桑吉尔是宗族最后一位英雄人物[115]，基督徒对他的名声和军队感到陌生。当苏丹深陷后宫的温柔乡中，他把虔诚的宗教任务交付给奴隶来执行，这些奴隶的土耳其名称叫作阿塔贝克，有点像拜占庭的大公，也可以称之为“尚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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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坎萨是位骁勇的土耳其人，曾经得到马立克沙王的赏识，获得殊荣可以站在宝座的右边。他在随着国君逝世而引起的内战中，丢了自己的头颅和阿勒颇的统治权。原来在他手下任职的埃米尔仍旧追随他的儿子曾吉，他们这支部队第一次作战是在安条克击败法兰克人。曾吉为哈里发和苏丹效命，在30次战役中建立起军事方面的声誉。他是唯一能为先知的宗教受到羞辱而进行报复的勇士，因而被授予摩提尔总督的职位。他没有让公众失望，在围攻25天以后终于攻占埃德萨，越过幼发拉底河光复被法兰克人所征服的地区。[116]摩提尔和阿勒颇的独立统治者接着降服了库德斯坦那些黩武好战的部落，他的士兵受到教导要把营地视为仅有的国土，相信以曾吉慷慨的个性，会赏给他们丰厚的报酬，何况他有很高的警觉心，保护留在后方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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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吉的儿子努尔丁率领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逐渐将伊斯兰信徒的势力统合起来，将大马士革王国纳入阿勒颇，对叙利亚的基督徒发起长期的战争，终于获得胜利。他将统治区域扩大至从底格里斯河到尼罗河的广大区域，阿拔斯王朝用皇室的各种头衔和特权酬庸忠诚的服务。就是拉丁人也被逼得承认，这位所向无敌的对手无论是智慧还是勇气，公正还是虔诚，全都高人一等。神圣的武士无论是一生的言行还是为政之道，都以恢复最早几位哈里发的宗教狂热和简朴生活为己任。他的宫殿抛弃黄金和丝绸，统治的疆域之内禁止饮用酒类，税收很审慎地被用于公共事务，俭省的家用靠战利品合法的配额来维持，还能购买一处私人的产业。受到宠爱的妃子为妇女用品的花费太大而哭穷，国王回答道：“哎呀!真主在上!我不过是穆斯林的司库而已，不能把他们的财产转让给你。不过我在霍姆斯拥有3间店铺，你可以拿去，这些是我唯一可以送给你的东西。”他的审判室让权贵感到悚惧，贫民获得庇护。苏丹过世几年以后，一位受到委屈的臣民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大叫道：“啊!努尔丁!努尔丁!你在哪里？可怜可怜我们吧!请从坟墓里出来保护我们!”担心亡故国君的名字会引起骚动，一个在世的暴君感到羞惭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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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玛王朝统治的叙利亚被土耳其人和法兰克人运用武力夺走，就埃及的状况而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权势和影响力的式微。然而他们是先知的后裔和继承人，仍旧受到尊敬，在开罗的皇宫维持着天颜难近的习性，轻易不会让臣民或外人窥探或亵渎。拉丁使臣[117],叙述他们接受引见的情景，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幽暗走道，接着是阳光闪耀的柱廊，啁啾的鸟鸣和潺潺的流泉，四周的景色是一片生机盎然，贵重的摆设和稀有的动物更显得宫廷富丽雄伟，皇家的宝藏展现的只是少数，其余的品项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一列很长的大门敞开，由黑人士兵和内廷宦官担任警卫。觐见厅的内殿用帘幕遮掩，首相在前面引导使臣进入大厅，将弯刀解下，趴俯在地面跪拜3次，帘幕这时才拉开，让他们看到信徒领袖，他向宝座前的第一个军奴表示他的愉悦，这个军奴却是他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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