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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法兰西国王圣路易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7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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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两次，是由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150]指挥。他在埃及被囚失去自由，然后在阿非利加海岸送掉性命，过世26年以后在罗马被封为圣徒，人们不难发现他的65桩奇迹，严正声明皇家的圣徒真是名实相副。[151]历史的回响提出更为光辉的证词，说他集国王、英雄和男子汉大丈夫的美德于一身；无论对公众还是私人的正义行动都保持热爱，能够规范勇往无前的尚武精神；路易是人民的父亲、邻居的朋友和邪恶异教徒的克星。只有迷信发挥最大的影响力，腐蚀他的理性和良知。他对于法兰西斯和多米尼克之流的游方僧侣，不仅抱持虔诚的信仰屈身从命，还要仿效他们的言行；他用盲从和残酷的宗教狂热追剿基督的敌人；这位高居帝王之首的国君两度离开宝座，经历游侠骑士的冒险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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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僧侣史学家可能会很高兴地对他性格中最荒唐的部分大加推崇，但出身高贵而又勇敢的茹安维尔[152]与路易同时被囚，交情深厚，用真实的手法很自在地描绘出他的德行和过错。我们从他的密友处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过去一直让人觉得怀疑，那些使重要的诸侯感到沮丧的政治观点，实际上全是这些十字军的始作俑者所提出的主张。路易九世超过中世纪所有的君王，能成功恢复皇家的特权，但这些都是在国内而非东部，是为了自己和后代子孙的利益。他的誓言是狂热和病态必然的产物。对于这种神圣的疯狂之举，如果说他是倡导者，同样也是受害人。法兰西为了侵略埃及，将军队和财力消耗殆尽，塞浦路斯的海面布满1800艘帆船，即使保守估计，兵力也达到5万人。要是我们按那种带有东方夸耀习气的报道，相信他自己的说法，这些船搭载9500名骑士和13万名步卒，在他的权势庇护之下展开朝圣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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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甲胄的路易紧随着飘扬的龙旗，率先纵身跳上海滩。达米埃塔这座防卫严密的城市，他的前辈围攻了16个月才夺取（1249 A.D.），而这次战栗的穆斯林在第一次的攻击中就弃守逃走，但是达米埃塔是他征服的首座城市，也是最后一座。第五次和第六次（1248—1254 A.D.）十字军东征，基于同样的因素也几乎在同样的地点，产生了非常类似的灾难。整个营地感染了流行的瘟疫，在因遭受致命打击而耽误了一段时间之后，法兰克人从海岸地区向着埃及首都进军，尼罗河发生不正常的暴涨现象，他们要努力克服这一阻挡去路的障碍。法兰西贵族和骑士在大无畏国君的眼前，表现出藐视危险和军纪的英雄气概。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带着暴虎冯河的蛮勇强攻马索拉城，一群信鸽将状况通知开罗的居民。但是有一名士兵重新整顿逃散的队伍，就是他在后来篡夺王国的权杖。基督徒的主力落在前卫的后面，阿图瓦在寡不敌众之下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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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射的希腊火如暴雨一样落在侵略者的头上，埃及人的战船控制了尼罗河的航道，阿拉伯人据有开阔的乡土。运送的给养都在途中遭到拦截，疾病和饥馑的状况一天比一天严重，等到他们发现必须撤退时，已经为时太晚。东方的作者认为路易可以逃掉，只要他愿意抛弃他的臣民，结果他和大部分的贵族成为俘虏。那些不愿用投降服役或奉献赎金来换取性命的人士，全部遭到残酷的屠杀，开罗的城墙四周挂满基督徒的头颅当作装饰。法兰西国王被铁链锁住，但生性慷慨的胜利者是萨拉丁兄弟的曾孙，他将一件象征地位的长袍送给皇室的俘虏。等到他归还达米埃塔和支付40万枚金币[153]以后，他和被俘的士兵一起被释放（公元1250年4月5日—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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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丁和萨拉丁战友的堕落子孙，生长在温和的气候和富裕的环境当中，根本没有能力抗拒欧洲骑士的精英人物。他们的获胜完全是靠着马穆鲁克所组成的军队，这些身强力壮的鞑靼土著在幼年时期被从叙利亚商人的手里买来，在苏丹的军营和皇宫接受训练。但是埃及很快提供新的例证，证明罗马禁卫军形成帮派后有多危险，这些凶狠的猛兽原来是为了对付外人，受到激怒以后就会残害他们的恩主。图朗·肖是这个民族的最后一任国王，自豪于征服的成果而为马穆鲁克所谋杀。胆大包天的凶手拔出弯刀进入内室，这时国王已成阶下囚，他们的手里沾满苏丹流出的鲜血。坚定不屈的路易博得他们的尊敬，[154]贪财好利的念头胜过凶残狂暴的习性，双方终于签订条约，同意法兰西国王带领残余的部队乘船前往巴勒斯坦。他们不能造访耶路撒冷，也不愿在丧失荣誉的状况下回归祖国，就在亚克城内浪费了四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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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经过16年的忍辱负重和休养生息之后，回忆当年失败的情况，激起他进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的斗志，这也是最后一次的十字军东征（1270 A.D.）。经济已经复苏而且国土有所扩张，新生一代的战士成长起来，他充满信心地率领6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卒登船起航。安条克的失陷促使他加速行动，希望为突尼斯国王受洗的狂妄构想，诱使他向着阿非利加海岸航行。传说在那里可以获得大量财富，他的部队因此不在乎延迟向圣地的行程。他们没有见到新入教的人，反而受到重重包围。法兰西人在炽热的沙漠里受尽饥渴死去，圣路易亡故（公元1270年8月25日）在他的帐幕之中。他才刚刚闭上眼睛，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就发出撤退的命令。一位叙述生动的作家[155]说道：“一位身为基督徒的国王，发起战争对付穆罕默德的信徒，在迦太基的废墟附近捐躯，想当年狄多把叙利亚的神明引进到这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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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马穆鲁克的掌权及驱逐拉丁王国的法兰克人（1250—1517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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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制定一部如此偏袒和荒谬的法规，竟然宣判一个国家的当地人士，永远要在外族和军奴的专横统治下过着奴役的生活？然而埃及就有500多年处于这种情况。巴哈里雅特和波吉特王朝最为显赫的苏丹，都是从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的行伍中脱颖而出，还有24个总督或军队首长，都不是由自己的儿子而是由军奴来接任。他们制定关系到个人自由权利的丹书铁券，就是谢利姆一世与共和国签订的条约。奥斯曼皇帝仍然从埃及获得进贡和臣服的承诺，但是拘束力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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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王朝除短暂的和平与安定以外，整个时期的主要特色是充满掠夺和血腥。但不论他们的王座是否摇摇欲坠，始终能屹立在纪律严明和骁勇善战两根支柱之上，统治的地区延伸到埃及、努比亚、阿拉伯和叙利亚。马穆鲁克从800名骑兵增长到2.5万名之众，整个数量还要加上行省民兵10.7万名，必要时还可获得6.6万名阿拉伯人的援助。[156]如此强势而又积极的君王，不可能在他的海岸地区，长期容忍一个充满敌意的独立国家存在。法兰克人建立的政权能够延长大约40年，完全是靠着对手的统治还不够稳定，蒙古人的入侵以及一些好战的朝圣者偶然的帮助。英国读者会从这些人当中注意到第一位爱德华的名字，他的父亲亨利还健在时他已经举起十字架。这位未来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征服者，率领1000名士兵解了亚克城之围，带着一支9000人的军队向拿撒勒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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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获得的名声与他的叔父理查德不相上下，凭着英勇的行为订立10年的休战协定。一名宗教狂热的刺客手执佩剑向他下手，虽然他逃脱一死，但还是身负重伤。安条克的位置已较少暴露在圣战的灾难之下，但最后仍旧被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邦多克达或比巴尔斯占领和摧毁，拉丁公国遭到毁灭的命运。在这个最早获得基督教这个名字的政治中枢，居民有1.7万人被杀，10万人被俘为奴，几乎成为人烟寥落的鬼域（公元1268年6月）。滨海的城镇拉奥狄凯亚、加巴拉、的黎波里、贝莱图斯、西顿、提尔和雅法，以及医院骑士和圣殿骑士坚固的城堡，全都相继陷落。法兰克人整个生存空间，只限于圣约翰的亚克这座城市和殖民地，这个地方有时用托勒密这个更为古典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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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耶路撒冷沦陷以后，距离有70英里的亚克成为基督徒的都会区，兴建坚固和雄伟的建筑物、供水渠道、一个人工港口和双层的城墙。城市的人口因朝圣者和避难者不断涌入而日益增多，在敌对行动歇止时，交通的便利引来大批东方和西方的商人，市场能够提供各个地区的产品和各种语言的通译。但是在许多民族混杂的情况下，各种恶行都在滋长和泛滥，在耶稣和穆罕默德的信徒当中，亚克的男女居民被认为自甘下流和堕落，法律的约束也不能纠正亵渎宗教的不当行为。城市有很多统治者，却缺乏管理的机构。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的国王，吕西尼昂王朝的国王，安条克的王子，的黎波里和西顿的伯爵，医院、圣殿和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共和国，教皇的代表，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都自认有独立管辖的权力。17个法庭掌握生死大权，每个罪犯在相邻的居住区得到保护。各个民族之间永远存在着猜忌之心，经常爆发流血冲突。有些亡命之徒侮辱十字架的形象，没有能力付账就去抢劫伊斯兰教徒的村庄。19位信誉良好的叙利亚商人被基督徒绑走吊死，基督徒拒不认罪使得哈利勒苏丹师出有名。他率领6万名骑兵和14万名步卒向着亚克进军，他的炮兵（要是这个词当时可用的话）行列不仅数量很多而且非常钝重，一门投射机具的木制结构拆开要用100辆大车运送。曾经在哈马的部队里服役的皇室历史学家阿布尔菲达，就是这场圣战的目击者。法兰克人即使罪大恶极，狂热和绝望也激起了他们的勇气。但是17个首领争权夺利，使得自己的力量成为一片散沙，苏丹的战力能从各方面施以压倒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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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3天的围攻，双重城墙终于被穆斯林突破（公元1291年5月18日），主要塔楼被他们的投射机具摧毁，马穆鲁克发起全面攻击，城市遭到杀戮和洗劫，6万名基督徒不是死亡便是成为奴隶。圣殿骑士的修道院——也可以说是城堡——多守了三天，但是他们的盟主中箭阵亡，500名骑士只有10人幸存，最后还是得不到赦免，被送上绞架吊死，比起力战被杀的牺牲者更为不幸。耶路撒冷国王、教长和医院骑士团的盟主费尽力气撤退到岸边，然而海面上狂风暴雨不断而且船只不足，大部分逃亡人员在到达塞浦路斯之前惨遭溺毙，否则吕西尼昂王朝即使丢了巴勒斯坦，能够返回家乡也可获得一点安慰。苏丹下达命令，将拉丁城市所有的教堂和工事夷为平地，出于贪婪或恐惧的动机，圣墓仍旧向虔诚和失去自卫能力的朝圣者开放。长期以来回响着世界大辩论之声的海岸，为一阵哀怜和孤独的寂静气氛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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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六十章 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宗教分裂 君士坦丁堡的情况 保加利亚人作乱 艾萨克·安吉卢斯被弟弟阿历克塞推翻 第四次十字军的起源 艾萨克之子与法兰西和威尼斯联盟 两国的海军远征君士坦丁堡 两次围攻最后被拉丁人夺取城市（697—120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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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大帝重新建立的西部帝国，很快被希腊和拉丁的教会瓜分。信仰和民族的仇恨，仍旧使基督教世界两个最大的宗教组织，保持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希腊的分裂主义离间最有用的盟友，触怒最危险的仇敌，使东罗马帝国坠入衰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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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民族仇恨和宗教分裂（857—120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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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希腊人对拉丁人的憎恶常常是极为明显和司空见惯之事，最早的起源是痛恨受到罗马人的奴役，到了君士坦丁时代以后，出于平等或支配的关系而感到骄傲，摆出不可一世的姿态。后来反叛的臣民宁愿与法兰克人结盟，双方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局面。希腊人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尘世和宗教知识的优越性而自豪：是他们首先接受了基督教之光；是他们宣布了7次大公会议的信条；唯独他们拥有经义和哲学的语言，那些沉沦在西部黑暗之中的蛮族，对深奥而秘密的神学问题的辩论，根本没有资格发表意见。那些蛮族反过来又藐视东部的人士，说他们是异端邪说的始作俑者，[157]只有挖空心思的争辩和永不休止的浮躁，庆幸自己能保持使徒教会的传统，满足于简朴纯洁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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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的西班牙宗教会议和以后的法兰西宗教会议，对有关“三位一体”的第三神格[158]加以改进，或是毁弃尼西亚信经。在东部进行的长期争论中，对于基督的属性和世系都非常审慎地加以界定，众所周知的圣父和圣子关系，似乎在人的心灵中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印象。生育的概念很难与圣灵相提并论，而且就正统基督徒的认定，圣灵并不是神所赐予的礼物或象征，而是一种物质、一个人、一个神。圣灵不是自父而生，而是按照正统的方式“已经发生”，这种存在难道仅来自圣父，或是来自圣子？还是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希腊人坚持第一种观念，拉丁人认定后面这种看法。尼西亚信经在圣父和圣子之间加上“暨”这个连接词，引起东方教会和高卢教会激烈的争执。在这场争论刚发生时，罗马教皇装出保持中立的温和态度，[159]对于山外高卢教友的这种创见，虽然加以谴责，但对他们的这种情绪却加以认可，很想给节外生枝和毫无必要的探索蒙上一层寂静和宽恕的面纱，让人无法一窥真面目。从查理曼大帝和利奥三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教皇俨然以心胸开阔的政治家自居，伟大的君王反而自贬身价，像是个性浮躁和满怀偏见的教士。罗马的正统教会迎合现实政策所引发的冲动，利奥想要擦掉的“暨”已被列入信条，在梵蒂冈的礼拜仪式中吟唱。尼西亚和阿塔纳修斯的信条被奉为正统信仰，如果没有这些教义，无人可以获得救赎。现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要忍受和回敬希腊人的诅咒，希腊人否认圣灵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诸如此类有关信仰的项目很难被列入协商的议程，但是那些遥远和独立的教会对于纪律的要求有不同的规定，甚至就是神职人员从理性方面考量，也认为这种细微的差异无可避免，不会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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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计谋或迷信规定，教士和辅祭要严格遵守独身的职责，对希腊人而言守贞只限于主教，这样的牺牲可以用崇高的地位作为补偿，或是年事已高易于克制。教区的教士可以成为父亲，能够与进入圣秩以前所娶的妻子共享家室之乐。11世纪“无酵饼”的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辩，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领圣体仪式本质上的差异，在于使用“发酵”还是“无酵”的面包。在这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中，我对于拉丁人长期处于守势，是否应该提一提对于他们的严厉指责？他们忘记了使徒要遵守的教义，不得食用动物的血和绞死而未放血的动物，每个星期六还要禁食，这都是犹太人规定的律法。在大斋期的第一周，他们允许食用奶类和奶酪，[160]那些意志不坚或体格虚弱的僧侣还可以尽情吃肉，要是没有植物油就用动物脂肪来代替。在洗礼中涂圣油只限于主教团，主教就像来到教堂的新郎，手里戴着戒指。他们的教士全都修面刮光胡须，把人浸在水里就算完成洗礼。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被这些罪行激起愤怒的狂热情绪，拉丁教会的神学家以同样的狂热肯定这些神圣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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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己见和民族恩怨，对于任何争论的问题都会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希腊人走向分裂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居领导地位的高级教士强烈的好胜心理：要维持古老都会教区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居于所有的教区之上；要使统治的首都在基督教世界掌握独一无二的权势，不得屈居于任何城市之下。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叶，一位野心勃勃的俗家人士佛提乌，[161]原来是卫队队长和御前大臣，靠着功劳和宠爱擢升到君士坦丁堡教长这个极其难得的职位。他的学问渊博，甚至教会方面的知识也胜于一般的教士，高超的品德从未受到任何谴责，但是他的任职过于仓促，晋升也不合常规。那位受到排挤的前任伊格纳提乌斯，仍旧受到公众热情的拥护和追随者顽固的支持。他们因而向尼古拉一世的法庭提出上诉，这位生性傲慢而又充满野心的罗马教皇，正巧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东部的对手进行审判和定罪。后来因保加利亚国王和民族的教会管辖权而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更加激烈（857—886 A.D.）。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对这两位最高职位的教士不会产生任何作用，除非他们能够计算出来，在自己管辖的教区之内有多少臣民改变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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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教长得到本国法庭的协助赢得胜利，但是疯狂的竞争让他接着罢黜圣彼得的继承人，并且大肆谴责拉丁教会传播异端和制造分裂。佛提乌为满足一己之私，为了获得短暂而不稳的统治，情愿牺牲世界的和平。他随着保护人巴尔达斯一起垮台。伊格纳提乌斯的年龄和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尊敬，马其顿人巴西尔恢复他的身份，扮演主持正义的角色。佛提乌从他的修道院或囚禁之处，用充满悲情的诉求和极具技巧的奉承，使得皇帝能够回心转意，等他再度登上君士坦丁堡教长的宝座，他的对手一直在暗中窥伺。等到巴西尔过世以后，他体验到宫廷的兴衰浮沉和皇家门生的忘恩负义。这位教长再度被黜，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过着孤独的生活，可能会缅怀世俗和学习生活的自由。在教会每一次的变革中，统治者的一个眼色或示意，就会被顺从的教士当成圣旨接受。一个有300位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随时准备为神圣的佛提乌高声欢呼，或是为他的失宠而大肆抨击。[162]统治者用给予救援或奖赏之类的承诺，蒙骗诱使教皇赞成不同的礼拜程序，教皇的信函或派遣的使节批准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但是宫廷、人民、伊格纳提乌斯、佛提乌，他们都反对罗马教皇提出的要求，派遣的圣职人员遭到羞辱或监禁，护送圣灵的行列和仪式全部被人遗忘；保加利亚永远成为拜占庭王权的附庸；这位不守规定多次举行授予圣职仪式的教长，受到罗马教皇严厉的谴责，使得分裂的局面继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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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世纪的黑暗和腐败使得两个民族暂停了双方的来往，在心灵方面更难复交和好。但等到诺曼人用武力迫使阿普里亚教会回归罗马的管辖之下，希腊教长发出过于急躁的牧函，警告那些纷纷离去的教友，避免犯下拉丁人的过错，唾弃亵渎神圣的行为。罗马的威望如日东升，不能容忍一个叛徒的侮辱，教皇的使节竟然在君士坦丁堡的市中心，公开将米凯尔·塞鲁拉里乌斯逐出教会（公元1054年7月16日）。他们拂袖而去，把可怖的破门律呈献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面列举了希腊人7条重大的异端邪说，把有罪的导师和不幸的信徒，打成魔鬼和堕落天使一伙，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教会和国家要是发生紧急状况，有时就会恢复友好的关系，用仁慈和融洽的言辞来装点门面，但是希腊人从未放弃谬误的观念，历任教皇也未撤销他们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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