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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希腊人大举进击驱逐拉丁人光复君士坦丁堡（1237—126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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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265]四面受敌，形势岌岌可危，延迟败亡的唯一希望在于，他们的敌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发生内讧。尼斯皇帝瓦塔西斯的优势兵力和策略，使他们仅有的一点希望也为之粉碎。在瓦塔西斯的统治之下，从普罗蓬提斯内海到潘菲利亚的岩石海岸，整个亚洲地区保持着繁荣与和平，每一次战役的结果都扩大了他对欧洲的影响力。多山的马其顿和色雷斯那些坚固的城市，都从保加利亚人的手里被解救出来，这个王国现有的已确定的国界，开始沿着多瑙河南岸延伸。罗马唯一的皇帝不能容忍伊庇鲁斯的领主、西部科穆宁王朝的王侯，竟敢出来争夺或分享紫袍的荣耀。谦恭的德米特里乌斯改换靴子的颜色，满怀感激地接受地区统治者的称号。这样一来自己的臣民为他的卑劣和无能所激怒，向他们最高的主子瓦塔西斯请求保护。经过一番抵抗以后，帖撒洛尼卡王国并入尼斯的帝国，瓦塔西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统治了从土耳其边界到亚得里亚海的广大版图。欧洲的君主全都尊重他的才能和实力，如果他愿意签署一份正统教义的信条，教皇就会毫不勉强地放弃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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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瓦塔西斯逝世，接位的儿子狄奥多尔的统治短暂而多事，他的孙子约翰年幼无能为力，延迟了希腊人的复国行动。我在下一章要叙述国内的重大变故，在这里只能提到，监护人和共治者米凯尔·帕拉罗古斯野心勃勃（公元1259年12月1日），的确表现出一代新王朝奠基者的德性和罪恶，年轻的君王深受他的压迫。自我安慰的鲍德温皇帝认为，用无约束力的谈判可以收复一些行省和城市。他的使臣在尼斯受到嘲弄和藐视以后只能铩羽而返。他们提出很多希望能够归还的地方，帕拉罗古斯指出，由于非常特殊的缘故，这些地方在他看来，不仅非常可爱而且让他珍惜：有一个地点是他的出生地，还有一处是他擢升军事指挥官的地点，再有就是享受狩猎乐趣的位置，他希望能长远保有这种福分。极为惊愕的使臣问道：“那你准备将哪个地方交还我们呢？”希腊人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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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没有，寸土尺地都不给。如果你们的主子真心寻求和平，就让他每年付给我贡金，额度是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和关税收入。答应这个条件，我就同意他继续统治。要是他拒绝，我只有诉诸战争。我对用兵可不是外行，一切全靠上帝和武力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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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罗古斯对伊庇鲁斯暴君的一次远征，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在获得了一次胜利以后，他紧接着遭遇了一场败北；科穆宁家族和安格利家族在他的斩草除根和统治以后，还能在山区幸存；而亚该亚的君王维尔哈杜因被俘，则使拉丁人失去了他们行将毁灭的王国的最活跃、实力最强的诸侯。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共和国第一次的海上交锋，是为了争夺东部海域和贸易的控制权。骄傲和利益使威尼斯人投身于君士坦丁堡的守备工作，他们的对手则一心想要促成希腊人的计划，热那亚人与分裂主义的征服者结盟，使得拉丁教会极为愤慨。[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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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凯尔皇帝全心全力要达成远大的目标，亲自巡视色雷斯的部队训练，以及加强工事整备。拉丁人的残余队伍被驱离最后一个据点。他攻打加拉太的郊区，没有成功，与一位想要反叛的贵族建立联系，事后证明贵族没有意愿或是缺乏能力，无法开启这个大都会的城门让他进去。次年春天，备受赏识的部将阿历克塞被授予恺撒的头衔，奉命带领800名骑兵和若干步卒，[267]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执行秘密的远行任务。他接到的命令是要他尽量接近这座城市，进行探听和侦察，但是绝不能冒失行动，以免引起危险和状况不明的交战。在普罗蓬提斯海到黑海之间相邻接的地区，有一群吃苦耐劳的农民和罪犯在讨生活，他们经常操练各种武器，没有确切的效忠对象，语言、宗教和眼前利益使他们比较倾向于希腊人。他们被称为“志愿军”[268]，自动投效以后，加上色雷斯的正规部队和科曼人的协防军[269]，阿历克塞的兵力扩大到2.5万人。志愿军的热诚积极和阿历克塞自己的雄心壮志，使得恺撒不再忠实执行主子的命令，相信只要获得胜利就能赢得国君的宽恕和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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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防务空虚和拉丁人的色厉内荏，这些“志愿军”早已看在眼里，认为目前是出击和攻取城市的最佳时机。威尼斯殖民区的新总督是一名行动鲁莽的年轻人，率领30艘战船和最精锐的法兰西骑士启航，对达弗努西亚进行非常任性的远征行动，这座城市位于黑海沿岸，相距有40个里格。剩下一部分的拉丁人失去自卫能力，也不明了自己的处境。他们接到的信息是阿历克塞已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由于知道他原来的兵力并不强大，所以并不感到忧虑，对于后来增加的数量，没有采取审慎的做法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时志愿军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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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留下主力作为行动的支撑和后援，就可以率领精选的队伍利用暗夜掩护前进。在城墙最低的位置架云梯时，他们确定有一名年老的希腊人会带领他们的同伴从地下通道到达他的家中。他们很快从内部在金门打开一条进出的通路，这样一来，在拉丁人还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前，征服者已经进入城市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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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讨论以后，恺撒完全听从志愿军的主张，他们都是可靠、英勇和善战的士兵，刚才在叙述计划时，我已经提到他们对计划的实施和最后的成就。但等到阿历克塞通过金门的城门口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不禁急得全身发抖，马上停下来再三考虑。不顾一切的志愿军催他赶快前进，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现在要是撒手不干，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危险。就在恺撒指挥正规部队排列阵式时，科曼人向四面散开，警报的号角已经吹响，纵火和抢劫的威胁迫使市民要马上做出决定。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记起那些本土的统治者，热那亚商人是他们的新盟友也是威尼斯人的仇敌，城市每个区域都武装起来，空中回响起一致的呼叫声音：“罗马神圣的皇帝，米凯尔和约翰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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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死对头鲍德温被喊声惊醒，然而最凶险的情势也无法鼓舞他的斗志，让他拔出剑来保卫这座城市。对他而言，即使主动放弃这座城市，也只会感到欣慰而不是遗憾。他从皇宫逃到海边，正好远远看到回航的舰队，他们远征达弗努西亚无功而返。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公元1261年7月25日）是无可挽回的命运，拉丁皇帝和显要的家族全都登上威尼斯的战船，发航开往埃维亚岛，后来又驶向意大利。这群流亡的皇室成员受到教皇和西西里国王的款待，主人的脸上难免流露出藐视和怜悯的神色。从君士坦丁堡沦陷到他逝世，他花了13年时间乞求正统基督教强权国家出兵帮助他登基复位。这种受人白眼的遭遇他在年轻时早已经历过，最后这次的流亡比起前3次到欧洲宫廷的朝拜，并不见得更为困苦或羞辱。他的儿子菲利普是一个帝国的理想继承人，菲利普的女儿凯瑟琳嫁给瓦罗瓦的查理，是法兰西“仁君”菲利普的弟弟，也将继承权带走。科特尼家族通过一系列与皇室的联姻始终名列皇族世系中，直到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头衔过于显赫，不容与平民的姓氏掺混，才在无声无息间消失并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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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次十字军东征产生的结果和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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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叙述了拉丁人到巴勒斯坦和君士坦丁堡的远征行动，以及几次意义重大的十字军东征，我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应该就他们所到过的国家和参与其事的民族，提出主要的结果和产生的影响。法兰克人的军队刚刚撤走，埃及和叙利亚的伊斯兰世界虽然还保持对他们的回忆，却已抹除了所有的印象。先知那些虔诚的门徒从来没有产生过亵渎的念头，想要去研究偶像崇拜者的法律或语言。他们在和平与战争期间与西部不知名的陌生人来往，原来简朴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没有因而产生丝毫的改变。自视甚高，其实不过是妄自尊大的希腊人则表现得不那么固执呆板。他们为了光复失去的帝国，尽一切努力效法敌人的骁勇、纪律和战术。他们对西方的现代文献和学术大可以抱着藐视的态度，但是这些文献和学术所产生的自由精神，却可能让他们更多地理解人权问题。他们以法兰西人为榜样，建立了一些公众和私人生活的制度。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的通信来往可以传播拉丁语文的知识，一些先贤的著述和古典的作品终于有幸出现希腊文译本。但是迫害的行动激起东方人产生民族和宗教的偏见，拉丁人的统治使两个教会的分离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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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十字军时代欧洲的拉丁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就相关的知识、产业和技艺做一番比较，我们那群粗野的祖先就要落到三等民族的地位。至于后来的进步和现在的领先，可以归功于奋发图强的性格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而那些更为优雅的对手对这方面毫无所悉，以致处在停滞的状态，甚至产生退化的现象。拉丁人具备的这种特质，应该能使他们从一连串重大事件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世界的光明远景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并使他们与更为开化的东部地区长久保持频繁的交往。首要的、最明显的进步是贸易和生产，这方面的技艺出现强烈的诱因，主要是对财富的渴求、出于生活所迫的需求以及欲念或虚荣的满足。在一群不用头脑的宗教狂热分子当中，一个俘虏或朝圣者有时可能会留意到开罗和君士坦丁堡精致和悠闲的生活。谁要是第一个引进风车[270]，就会成为许多民族的恩人。要是大家只知享受恩泽而不知感激，历史倒会不厌其烦地记载，曾经作为奢侈品的丝绸和蔗糖从希腊和埃及传入意大利。但是拉丁人对智慧的需要在感受和供应方面都比较缓慢，欧洲激起研究和求知的热情，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以及受到近期发生的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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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他们对于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文献和学术根本视若无睹，一些数学和医学方面的入门知识可能通过实践和借助一些图表被传播开来。商人和士兵这些庞大的职业基于需要也产生了若干译者，但是东方的商业并没有将与他们的语言有关的知识和研究传入欧洲的学校。如果一种类似的宗教原则驳斥了《古兰经》的语言形式，就会激起他们的耐性和好奇，想去了解《福音书》原文的含意，相同的文法就会使人能理解柏拉图深邃的思想和荷马优美的诗句。然而在60年的统治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对于臣民的语言和学术始终不屑一顾，手稿和抄本是本地人士唯一可以享受的财富，不会遭到忌恨或抢夺。西部的大学确实把亚里士多德奉为贤哲之士，但是这个亚里士多德却来自蛮荒之域。身为拉丁的门徒弟子不去溯本追源，只是从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和摩尔人那里，用谦恭的态度接受讹误过多和距离遥远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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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的基本原则是野蛮的宗教狂热，最重要的成果一如发起的原因。每名朝圣者抱持最大的野心，要获得希腊和巴勒斯坦的圣徒遗物，将之当成神圣的战利品凯旋，[271]每件遗物前前后后都必然伴随着一连串的奇迹和显灵。新兴的神话传说败坏正统基督教的信仰，原有的运作方式也受到新的迷信行为影响。像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各种僧侣修道会的创办、恩典和赦罪的滥用以及偶像崇拜最后的发展，全都从圣战有毒的源泉中涌现出来。拉丁人的理性和宗教的生命被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攫走，如果说9世纪和10世纪是黑暗的时代，那么13世纪和14世纪就是荒谬和神话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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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北方征服者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耕耘肥沃的土地，不知不觉与省民混杂在一起，使得古代的技艺从灰烬中复燃。他们大约在查理曼大帝时代定居下来，能获得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安定。等到一群新的侵略者将他们推翻，蜂拥而至的诺曼人、萨拉森人[272]和匈牙利人又使欧洲西部国家陷入过去混乱和野蛮的状态。大约在11世纪时，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战败被逐或是改变信仰，第二次的风暴才慢慢平息。文明的潮汐长期处于低落的状态，现在开始以稳定和加快的速度流动起来，新生的一代面前是一幅更美好的远景，充满着和平的希望和成功的机会。在十字军东征的200年间，欧洲经济增长幅度极大，社会发展的速度更为加快。有些哲学家赞扬这些圣战的有利影响，但是就我的看法，圣战只会妨害而不是促进欧洲的稳定和成熟。[273]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和劳力葬身东部，要是用来发展自己的国家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勤劳和财富累积的资本将充分满足航运和贸易的需要；拉丁人与东部各地区真诚和友善的交往，不仅会使他们更富有，也会让他们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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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另一方面倒是看到十字军东征的偶然作用，不是产生实际利益而是消除某些罪恶。大部分欧洲居民是土地的农奴，没有自由、财产和知识；只有相对而言数量很小的教士和贵族两个阶层，才够资格称为市民和人。这种阶级压迫的体系靠着教士的策略和贵族的刀剑来维持。在更为黑暗的时代，神职人员的权威成为有效的解毒剂，他们防止文字的彻底绝灭，安抚野蛮时代的残暴凶狠，保障贫苦老弱的身家性命，重建文明社会的和平秩序。但那些封建领主的各自为政、掠夺行为和纷争四起却乏善可陈，勤奋和改革的希望为军事体制的贵族政治挥出的铁拳所击得粉碎。在摧毁这座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物的主要原因中，十字军东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些花费巨大和危险万分的远征行动中，贵族耗尽家产，整个家族经常随之颓废。贫穷使他们无法保持自负与傲慢，签署自由契约打开了奴隶的枷锁，保证农民能拥有田地，工匠能拥有作坊，社会中人数最多和用处最大的部分能够逐渐恢复物质和精神上应享有的权利。森林大火烧毁了高大和干枯的树木，为地面上形体较小而用处更大的植物提供了日照充分的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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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埃德萨、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科特尼家族史（1020—115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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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尼的彼得和他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鲍德温，成为身登大宝的皇帝，统治君士坦丁堡。这个源远流长的家族[274]有三个主要的旁支，分别在埃德萨、法兰西和英格兰保持皇室的地位。只有英格兰的家族在这场大变革以后，还继续延续了80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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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能散播财富，而知识能摒弃偏见，在贸易和知识尚未获得蓬勃的发展之前，家世的特权具备强大的声势，大家不得不俯首认同。在每一个时代，日耳曼的法律和习俗都严格区分社会的阶层，公爵和伯爵享有查理曼大帝的帝国，他们的职位变成可以传承的产业，每位有采邑的领主可将他的官衔和武力遗赠给子女。即使是最自负的家族，对于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无法追溯祖先的渊源，都认为是必然之事。即使按家谱的记载，他们的先世极为飞黄腾达，但实际却还是平民出身。他们的历史学家知道，要想用别号、纹章和可信的记录来确定任何嫡系的继承，只能确认公元10世纪以后的家世。从历史射出的头几道光线中，[275]我们发现一位法兰西骑士阿索的高贵和富有：他的贵族身份来自于他那位默默无闻的父亲所拥有的阶级和头衔，他的富有资财从他在加提诺瓦地区建立科特尼城堡可以推知，这个地方大约在巴黎的南边56英里。从休·卡佩的儿子罗伯特统治的时候开始，君王直属的诸侯当中，科特尼的贵族相当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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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斯林是阿索和一位贵夫人的孙儿，成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英雄人物。姻亲关系（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使他追随布鲁日的鲍德温，即另外一位埃德萨伯爵。乔斯林凭着建立的功勋接受面积广大的采邑和封地，靠着为数众多的好战的追随者可以维持下去。他的表兄弟离开以后，乔斯林被授予埃德萨伯爵的头衔，控领的疆域跨越幼发拉底河两岸地区。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人口的数量获得拉丁和叙利亚臣民的补充，仓库装满谷物、酒类和食油，城堡里存放金银财宝、武器和马匹。在这场长达30年的圣战中，他受到命运的摆布，先是成为征服者，之后又成为俘虏。他最后像军人一样死在战场上，在他参与的最后一场战争中，他坐在马背的舁床上率领军队出阵，临死前望着士兵与土耳其侵略者的战斗，这些敌人竟然趁他老朽虚弱大胆入寇。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有相同的名字，作战骁勇，然而缺乏高度的警觉心，他有时会忘记国君的职责，那就是国家的主权同样要靠计谋和手段来保有和维持。他没有确保自己与安条克王子的友谊，就去挑战土耳其人的敌对行动。在叙利亚的图尔贝赛尔[276]处于和平和奢华的环境当中，乔斯林二世忽略了在幼发拉底河对岸保护基督徒的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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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吉是最早的阿塔贝克，趁着乔斯林二世不在国内，包围并强袭攻破他的都城。埃德萨的防务极其薄弱，只靠着一群胆怯而不忠的东方人进行防卫。法兰克人收复城池的作战被大胆的出击打得溃败而逃，科特尼的君王在阿勒颇的监狱中了却余生。他仍旧留下相当庞大而富饶的世袭产业，但胜利的土耳其人对于弱势的孤儿寡妇，还是穷追猛打丝毫不肯放松。他们获得数额很高的年金以后，在羞辱的状况下把防卫的责任转让给希腊皇帝，丧失拉丁人征战所获最后残余的领地。成为寡妇的埃德萨伯爵夫人带着两个子女退隐到耶路撒冷。她的女儿阿格尼斯成为国王的妻子，她与阿格尼斯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她的儿子乔斯林三世接受了总管的职位，这是王国最高的位阶，在巴勒斯坦保有新的产业，麾下有50位骑士为他服务。无论是与和平还是与战争有关的事务，出现他的名字就是获得荣誉的保证。最后他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失陷中销声匿迹，两个女儿分别与法兰西和日耳曼的贵族结婚以后，科特尼的名号在埃德萨的旁支已经完全绝灭。[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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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乔斯林二世统治的地区越过幼发拉底河时，他的兄长米洛依然停留在塞纳河附近，维持着祖先遗留的城堡。这位米洛是乔斯林一世的儿子、阿索的曾孙，后来他的城堡为雷纳或称雷吉纳德所继承。他有3个儿子，以雷纳最为年轻。最古老家族的编年史中必定很少提到才德方面的事项，在一个非常久远的年代，他们自豪于掠夺和暴力的行为，无论如何，只有在勇气和权力方面据有优势才能犯罪。科特尼的雷吉纳德在商人已经交齐了他所要求的关税后，依然在桑斯和奥尔良洗劫并囚禁了他们，后代子孙可能会为祖先公开当强盗感到羞愧。他认为这些罪行是光宗耀祖的事，大胆的罪犯拒不听从归还商人和钱财的命令，直到香槟的摄政和伯爵准备率领军队前去清剿。1雷吉纳德将产业传给他的长女，将这个女儿许配给国王“胖子”路易的第7个儿子，他们的婚姻以瓜瓞绵绵著称于世。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兵能够高攀皇家的门第，法兰西的彼得和科特尼的伊丽莎白的后裔，乐于享用高贵家世的头衔和地位，但是这些合法的权利长久以来受到忽略，最后还被否认。第2个旁支遭到羞辱是出于下面几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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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所有现存的世家中，年代最为古老、名声最为显赫的要数法兰西皇室，占据宝座的时间已超过800年，从公元9世纪的中叶起男性世系就一直绵延不绝，而在十字军的时代，法兰西王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同样受到尊敬。但是从休·卡佩到彼得的婚事，5个王朝或世代转瞬而过，古老的头衔已有朝不保夕的现象，要想像祖先那样永保富贵，每一代的长子都要早做筹谋。法兰西的贵族对于皇家嫡系的旁支世家，长久以来都保持着优势。但在[278]2世纪时，世袭的荣耀已经分散，即使是血脉最远的候选人都在竞争继承的权利，就是具备皇家血统也不保证可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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