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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皇贝萨里翁全力促进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400—15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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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索洛拉斯的范例发生作用，一批批难以糊口而学有专长或精通语言的移民，前来意大利推动复兴希腊文化的工作。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感受到土耳其军队带来的恐惧和压力，纷纷逃往一个神奇而富足的自由乐土。宗教会议将希腊教会之光及柏拉图哲学的神谕引进佛罗伦萨。流亡人员坚持统一，不仅在于善尽基督徒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完成正统教会的复兴大业，所以他们有双重理由可以抛弃自己的家园。一名爱国者受到高官厚爵的引诱，牺牲自己的党派和良心，仍旧可能具有个人和社会的美德。他不再听到奴才走狗和变节分子的指责，从新交往的人士中得到地位，使得他在自己的眼中恢复尊严。贝萨里翁审慎信奉正统教会的态度使他获得罗马的紫袍，这时他定居在意大利。这位希腊的红衣主教也是名义上的君士坦丁堡教长，被尊为全民族的首领和保护人。他出使博洛尼亚、威尼斯、日耳曼和法兰西，展现出过人的才能。等到他参与圣彼得宝座的选举活动，在枢机主教的秘密会议难以掌控的气氛中，他的当选一度摇摆不定。[143]他在教会的地位使得文学成就和作品能够散发出显赫和崇高的光辉。他的府邸像是一所学校，每当这位红衣主教拜访梵蒂冈，总有两个民族组成学者的队伍在一旁陪伴，[144]这些人互相捧场也获得公众的赞扬，那些已经尘封的作品在当时不仅受到喜爱也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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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5世纪致力于恢复希腊文化的人士，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只要满怀敬意提到狄奥多尔·加萨、特拉布宗的乔治、约翰·阿吉罗普卢斯和德米特里乌斯·卡尔科科戴勒斯也就够了，他们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教授本国的语言。他们的努力比起贝萨里翁毫不逊色，只是他的紫袍受到尊敬，他的运气为他们在暗中羡慕而已。但是这些文法学家的平生显得寒微鲜为人知，他们拒绝走上教会这条可以飞黄腾达的路径，穿着和举止像是被排除在经商这个行业之外，要是他们的长处仅限于学识这个范畴，那么或许满足于安贫乐道的报酬。就这个问题来说，雅努斯·拉斯卡里斯[145]倒是一个例外，他那出众的辩才、潇洒的风度和皇家的出身，受到前后几位法兰西国王的重用，在这些城市他被请去教学或是参加谈判。责任和兴趣激励他们加紧培养对拉丁语的研究，其中最有成就的人士获得说和写的能力，运用这种外国语文不但流利而且文雅。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土抱着根深蒂固的虚荣，他们的赞誉或至少是敬意仅限于本族的作家，这些人为他们带来名声和生计。有时他们用肆无忌惮的批评或嘲讽，表示对维吉尔诗篇和塔利[146]辩词的轻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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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师的优越性来自亲切使用一种活的语言，那些最初的门徒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实践方面，要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退步的状况不能以道里计。他们引进谬误的发音[147]，被学校中明理的后辈废除。他们完全不了解希腊人对重音的重视，那些古阿提卡语的腔调，听进阿提卡人耳中如同歌唱的音符，必定是产生和谐而又不为人知的精义所在，后来在他们的眼中如同我们今日所见，是一堆无声无息没有意义的符号，出现在散文中显得多余，更会给韵文带来困扰。他们的确掌握了文法的技巧，阿波罗尼乌斯和希罗底安价值很高的只言片语在课堂中被灌输给大家，他们有关句法和语源的论文，虽然欠缺哲理的概念，学习希腊语的学生仍旧可以运用。拜占庭的文物遭遇劫难时，每位流亡人士总要携带一部分财物，或许是某些作家的一部书，如果不是他费尽力气带出来，可能就此在世间绝灭。手稿经过不断的抄录和文人雅士的需要而增加，原文的谬误得到勘误和改正，年长的训诂家添加注释对其加以解释，希腊古典作品经过翻译传到拉丁世界，虽然神韵不足但是原义未失，意境之美在译本中当然更难保持。狄奥多尔·加萨的判断非常正确，选择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弗拉斯图斯更有分量的著作，有关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史，为真正的实验科学打下坚实而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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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众用强烈的好奇和热情在追逐飞驰而过的形而上学阴影。有一位可敬的希腊人[148]在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家中任教，使得柏拉图长时间被人遗忘以后，经过他的努力又在意大利复兴起来。正当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陷入神学争论时，他的哲学研究极其雅典化，可能产生一些有益的结果。他表现出的风格是古阿提卡语最纯正的标准，崇高的思想有时适合亲切的交谈，有时装点着诗歌的韵味和雄辩的色彩。柏拉图的《对话录》是一位圣哲的生与死最戏剧性的描述，而且，每当他从云端降落时，他的道德体系总在谆谆教诲对真理、国家和全人类的爱。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使人对一切事物保持适度的怀疑和自主的探索。如果柏拉图主义者出于盲目的崇拜，对于神圣大师所表现出的幻觉和谬误还是同样敬爱，那么这种热情会使逍遥学派枯燥而教条的方法论有所改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优点可以说是不分轩轾，有的地方却形成对立，产生无穷尽的争论还能保持平分秋色的局面。论点相违的奴隶制度发生碰撞会产生零星自由的火花。现代希腊人分为两派，只会在领袖的旗帜之下狂怒争吵，却没有战斗的能力和技巧，战场也在他们的交锋中从君士坦丁堡搬到罗马。这场哲学的论战很快堕落成文法学家怒意的发泄和个人的口角，贝萨里翁虽然始终都为柏拉图辩护，却以斡旋者的身份提出建议和裁定，能够保住民族的荣誉。在美第奇的花园里，文雅和饱学之士赞赏这个学院所标榜的理论，但是他们这个哲学社团很快解散。如果古希腊哲人的作品是在私室中被研究，更有势力的斯塔吉拉人则继续主宰教会和学校的神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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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拉丁人在文艺方面的进步和古代学术的影响（1428—149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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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稍为详尽地叙述了希腊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充满热情的拉丁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希腊人。意大利分为很多独立的城邦，在那个时候，君王和共和国在奖励文学方面，为了一比高下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教皇尼古拉五世（1447—1455 A.D.）的勋业远超过他的名声，他出身于平民家庭，靠着操守和学识使得地位日益提升，把为人之道放在教皇的利益之上，同时准备好针砭的工具对准罗马教会下手。[149]他曾经是当代知名学者的朋友，后来更成为他们的赞助人，由于他的个性非常谦逊，这种变化不论是自己还是友人都很难发觉。如果他硬要别人接受一份丰硕的礼物，那并不是用来奖赏对方的功劳，而是借以表达自己的善意。有人自命清高会婉拒他的赐予，他会带着理应如此的态度说道：“拿去吧，尼古拉不会老跟在你旁边的!”这位教宗的影响力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运用这种影响力寻找书籍而不是追求名利。从拜占庭图书馆的废址到日耳曼和不列颠最阴暗的修道院，他搜集到许多古代作家满布尘土的手稿，凡在他无法拿走原稿的地方，总要请人很忠实地抄录一本供他使用。梵蒂冈是谕令、传说、迷信和副本的古老储藏所，现在每天都要补充一些更珍贵的品项。尼古拉是如此的勤快，在位的8年时间建成一个5000卷典藏的图书馆，全是他的慷慨手笔，拉丁世界才拥有各种译本，像是色诺芬、狄奥多鲁斯、波利比阿、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阿庇安的作品，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伊利亚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有价值的著作，托勒密、狄奥弗拉斯图斯以及希腊教会许多神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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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行为得到一个佛罗伦萨商人的推动和效法，他在没有军队和头衔的状况下统治这个共和国，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是一个王侯世系的始祖，他们的名字和时代几乎成了文艺复兴的同义语（1428—1492 A.D.）。科斯摩的信誉使他获得高贵的名声，财富用来为全人类造福。他同时与开罗和伦敦保持通信联系，印度的香料和希腊的书籍经常装载在同一艘货船中输入国内。他的孙子罗伦佐有天赋的才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成为文艺界的赞助人，也是他们的裁判官和受到一致拥护的候选人。在他的宫殿里，遭遇不幸的人就会蒙受救助，才华卓越的人必然获得重赏。他带着愉悦的心情把空闲的时间用在柏拉图学院，鼓励德米特里乌斯·卡尔科科戴勒斯和安吉罗·波利提安的竞争，工作积极的使者雅努斯·拉斯卡里斯从东方返国，带回200部珍贵的手稿，其中有80部是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图书馆里。意大利其他地区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整个民族的进步在回报君王的开明作风。拉丁人拥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成为别人无法染指的财富，这些希腊人的门徒很快能够接受和改进他们所学的课程。外国老师陆续来到的时期很短，移民的浪潮慢慢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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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的语言却传过阿尔卑斯山，那些法兰西、日耳曼和英格兰的土著[150]，把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所点燃的圣火携回自己的国土，思想也如同土壤一样会产生成果，靠着勤劳和技术一定会胜过自然的禀赋。在伊利苏斯河畔被遗忘的希腊作家，他们的大名在易北河和泰晤士河畔如雷贯耳。贝萨里翁或加萨可能会对蛮族极其卓越的学术成就羡慕不已，诸如布多乌斯的准确、伊拉斯谟的风格、斯蒂芬斯的多产、斯卡里杰的博学、雷斯克或本特利的精明。从拉丁人这边来说，印刷术的发明获得的好处不过是随手而得，阿尔杜斯以及不计其数的后人运用功效奇佳的技术，可以保存和复制古代的作品。[151]从希腊运进一本原稿可以印成1万本书，每本书都比原稿更为清晰精美，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是荷马和柏拉图本人阅读自己的作品都会感到更为满意，他们的评注者会将这份功劳归于西方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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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文学复兴之前，欧洲的蛮族处于蒙昧无知的状况，刺耳的腔调显示出举止的粗野和生活的贫困。习得罗马和希腊更为完美的语言，可以使学生进入光明和科学的新世界，也可以进入古代民族自由和文雅的社会，可以与不朽的伟人亲切地交谈，他们都使用雄辩和理性的崇高语言。这种交流对于现代人来说，可以精进他的品位，提升他的智慧。然而，从最早的经验所得到的认知可以看到，对古人的研究只是给人类的心灵套上枷锁而非增添翅膀。不论多么值得赞许，模仿的精神终究充满奴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第一批门徒，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国土，始终是一群外来的陌生人。探索遥远的古老时代所付出的细致和辛勤的努力，会对当前的社会状况产生改进和美化的作用：文艺批评家和形而上学理论家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奴才；诗人、历史学家和演说家都以重复奥古斯都时代的思想和言论为荣；要用普林尼和狄奥弗拉斯图斯的观点来看待描述大自然的著作；有些多神教的信徒在暗中崇拜荷马和柏拉图笔下的神明。[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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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古代伸出援手的人士，无论在实力还是数量上都给意大利人带来压迫，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亡故以后的那个世纪，出现成群结队的仿效者，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但是在那个知识爆发的时代，很难找到一项真正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一本极具创见或充满雄辩的著作，是用这片国土的群众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只要大地受到上天雨露的滋润，立时就会充满活泼的生机，现代语言变得更为高雅精纯，雅典和罗马的古典文化激起纯正的风格和全面的竞争。意大利如同后来的法兰西和英格兰，诗歌和小说所掌握的天下续以思辨哲学和实验科学如日中天的光辉。天才人物会在成熟的季节之前来临，但是一个民族所接受的教导，和个人的教育并没有多大差别，在扩展理解力和想象力之前必须尽量运用记忆力，艺术家没有学会模仿前辈的作品，休想达到或超越他们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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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六十七章 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宗教分裂 穆拉德二世的治术和风格 匈牙利国王拉底斯劳斯的十字军运动 战败被杀 斯坎德贝格 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帕拉罗古斯（1421—146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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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现况比较和宗教分裂（1440—144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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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希腊人是意大利学院之父，用高雅的言辞比较并赞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具有的优点。[153]伊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看到古老的首都，那是祖先的政治中枢，仅就这一点已经超越他最乐观的期盼，使他不再责备古代诡辩家的高调：罗马不是人类而是神明的居所。那些神明和人类早已消失无踪，但是在爱好自由的狂热人士眼里，庄严的废墟恢复昔日繁荣的景象。执政官和恺撒以及殉教者和使徒的纪念物，从各方面都能满足这位哲学家和基督徒的好奇心。他认为不论在哪个时代，罗马的武力和宗教统治整个世界都是天命所归。就在克里索洛拉斯对徐娘半老的母亲高声赞美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儿，是皇帝所建立的殖民地。拜占庭的爱国志士带着狂热和真诚详述君士坦丁的城市，靠着地势的险要、艺术的喜爱和短暂的光荣将之装扮得花团锦簇。然而这完美的模仿仍旧要归功于原件的优异（这是他很谦虚的说法），父母对于子女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定会感到高兴。演说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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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是位于欧洲和亚洲以及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通衢要点，在它的居中接应之下，两个海洋和两个大陆才能车驾相接舳舻相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通商的门户在它的控制之下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港口的四周被海洋和大陆围绕，安全的防护和港区的宽阔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谈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城门，雄伟和壮丽只有巴比伦可与一较高下，人们兴建了很多坚实而高耸的塔楼，第二道城墙构成内围的防护工事，就一个普通的首都而言，可以加强守备的力量，彰显显赫的地位。一条宽广而湍急的溪流将水导入护城壕，人工的岛屿就像雅典[154]（有人提到雅典四周环海是可以绕航的城市，要是拿来描述君士坦丁堡倒是所言不虚。雅典的位置离大海有5英里，也没有可以通航的河川在旁边流过）一样，被陆地和水面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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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索洛拉斯提到，新罗马的完美模式是基于坚强的防务和自然的形势这两个原因。身为皇帝的奠基者统治地球上最杰出的民族，为了达成建城的规划，结合罗马人的权势与希腊人的艺术和科学。其他的城市是在时间和事故的考验下方臻于成熟之境，美丽的市容混杂着混乱和隐忧，居民不愿离开出生之地，也没有能力改革祖先的错误，根本的问题是地理位置和风土气候。然而君士坦丁堡的自由观念之所以能够形成和贯彻，完全在于一个伟大的人物，首位君王的臣民和继承人凭着服从的热诚，使得最早的建城模式获得改善。邻近的岛屿蕴藏着供应不绝的大理石，从欧洲和亚洲遥远的海岸运来建筑材料，各种公私建筑物像是皇宫、教堂、供水渠道、贮水池、柱廊、圆柱、浴场和椭圆形竞技场，无不在显示东部都城的伟大形象，并且沿着欧洲和亚洲的海岸耗用过多的财富，整个拜占庭地区一直到黑海和赫勒斯滂海峡，在长长的边墙之内都是人口稠密的郊区和繁花不绝的林园。在这样夸张的描述之下，过去和现在的景况、兴旺和没落的时代，全都被有心人故意混淆在一起，但是演说家还是不禁要发出一声叹息或一阵自我辩白，这个悲惨的国家成为自作孽的亡灵和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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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和蛮族的暴力行为摧毁了古代最出色的雕塑作品，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遭到破坏被夷为平地，帕洛斯（努米底亚）的大理石被烧成石灰，或是使用在糟蹋高贵材料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很多雕像空空如也的基座知道其位置所在，很多石柱是否存在则要靠着破碎柱头的大小来确定，皇帝的坟墓分散在地面，时间的侵蚀力量为暴风雨和地震所加速。根据民间的传说，在不留一物的空间装点着神话中饰金包银的纪念物，这些令人感到惊异的事物，鲜明地存在于记忆和信念之中。无论如何，他还是能够分辨出斑岩石柱、查士丁尼的纪念柱和硕大雕像[155]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特别是它那高耸的圆顶。在没有其他的对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后，不必描述它的优点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但是他已经忘记，在一个世纪之前，雕像和教堂摇摇欲坠，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及时维护之下获得拯救和保固，皇帝用两个新的扶壁或堆垛来增加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支撑强度；后来又过了30年，圆顶的东半部突然倒塌，圣像、祭坛和圣所被落下的墙面压得粉碎。巨大的灾害后，建筑很快得到修复倒是事实，人们不分阶级和年龄全力以赴清理破碎的砖瓦和垃圾。希腊人对于东部最堂皇和古老的神殿，奉献他们剩下的极为可怜的财富和劳力。[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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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面临灭亡的城市（帝国）最后的希望，在于母亲和女儿要能和睦相处：罗马要发挥母爱的亲情，君士坦丁堡要克尽孝道地顺从。希腊人和拉丁人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相互拥抱、完成签署和提出承诺，但是这种友谊的前提是奸诈的计谋，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157]缺乏基础架构的联合如同一场消失的春梦。[158]皇帝和高级教士乘坐威尼斯战船返国，当他们停靠在摩里亚、科孚和莱斯沃斯这些岛屿时，拉丁的臣民发出怨言，说虚假的联合成为压迫的工具。他们甫在拜占庭的海岸登陆，激烈和不满的耳语就排山倒海而来，这不是情绪昂扬的欢迎，而是不假辞色的痛击。在他们离国两年期间，首都失去行政和教会的统治者，无政府状况激起盲从的宗教狂热，暴怒的僧侣控制着妇女和偏执者的心灵，顺其自然和宗教信仰的首要原则，是对拉丁人有关事物保持深痛恶绝的态度。皇帝去国赴意大利之前，用讨好的言辞对城市提出保证，可以获得立即的救助和强大的援军；教士对于正统教义和学识才能充满信心，对于自己和他们的教民提出承诺，会轻易战胜西部盲目的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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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为双重的失望所激怒，签署条文的高级教士的良知被唤醒，受到诱惑的时刻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比起他们想要获得皇帝和教皇重用的希望，公众的愤怒更为他们所畏惧。他们并没有为言行的正当性提出辩护，反而伤感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失，乞求上帝和他们的同胞大发慈悲给予原谅。面对谴责的质问，意大利的宗教会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能产生什么作用吗？他们的回答是叹息和眼泪：“啊!上帝!我们已经制定新的信条，我们已经用虔诚来交换不敬，我们已经背叛纯洁无瑕的祭祀，我们都会变成阿兹迈特分子[159]。”“啊!上帝!我们受到的诱惑是来自灾难、欺骗以及对短暂人生所抱的希望和畏惧。砍断签署联合决议的手，连根割去宣读拉丁信条的舌头!”琐碎繁杂的仪式和难以理解的教义更加重了他们对宗教的狂热，成为悔改最有效的证明，从各方面来说都要与西方绝对分离，连君王都不例外，只有本着道义之心坚持到底才能保有臣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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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教长约瑟逝世以后，赫拉克利亚和特拉布宗的总主教鼓起勇气拒绝空下的职位，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情愿在梵蒂冈获得温暖而又舒适的庇护。皇帝和教士的选择都是库济库斯的梅特罗法尼斯，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授圣职仪式，但是参加典礼的人员寥寥无几，连执十字架的护卫者都放弃了他们的职责。这种状况就像传染病一样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梅特罗法尼斯发出教会的雷霆之声，对一个分裂论盛行的民族丝毫不能发挥效用。希腊人的眼光投向以弗所的马可，把他看成护卫国家的勇士，告解神父受苦所获得的回报是赞美和称誉的颂辞。马可的典范和著作散布宗教争论的熊熊烈火，衰老和病痛很快使他离开尘世，然而马可的福音书并非宽恕的法律，他在临终时提出要求，不得有罗马的追随者参加他的葬礼或为他的灵魂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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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主义者不限于拜占庭帝国狭窄的领域，在马穆鲁克权杖的保护之下，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3位教长召集人数众多的宗教会议，否认参加费拉拉和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代表，谴责拉丁人的信条和会议，以联合抵制东部教会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腊宗教团体的信徒当中，俄罗斯人最为强势、无知和迷信。他们的大主教也就是红衣主教伊希多尔，匆忙从佛罗伦萨赶回莫斯科，[160]将独立的民族降格置于罗马的束缚和控制之下。但是这些俄罗斯主教都在阿索斯山接受教育，君王和人民赞同教士的神学理论。他们对教皇特使的头衔、排场和拉丁十字架大为反感，这些不敬的人都刮光胡须，在举行神圣的礼拜仪式时还戴着手套和指环。伊希多尔在宗教会议上受到定罪的宣判，他本人被监禁在修道院，红衣主教从一个凶狠和狂热民族的手里逃脱，可说是极端困难的工作。[161]罗马传教士渴望越过塔内斯河使异教徒皈依[162]，俄罗斯人拒绝让他们通过国境。根据教规，这种否决是正当的行为，偶像崇拜的罪行没有像宗教分裂那样可恶。波希米亚人憎恨教皇，所以过错可以被原谅，一个由希腊教士组成的代表团要与这些乐观的狂热分子建立友谊。[163]当尤金尼乌斯四世对希腊人的联合决议和正教信仰感到扬扬得意时，支持他的党派只限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甚或皇宫之内。帕拉罗古斯的宗教热诚完全基于利害关系，受到反对以后很快冷却下来。企图背离民族共同的信仰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和帝位，虔诚的叛徒高举起义的旗帜，并不缺乏国外和国内的援助。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乌斯为了宗教的事业准备动用武力，在意大利保持戒慎恐惧和深得民心的沉默态度。土耳其苏丹穆拉德看到希腊人和拉丁人建立友谊，表现出不悦的神色而且提高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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