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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现况比较和宗教分裂（1440—144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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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希腊人是意大利学院之父，用高雅的言辞比较并赞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具有的优点。[153]伊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看到古老的首都，那是祖先的政治中枢，仅就这一点已经超越他最乐观的期盼，使他不再责备古代诡辩家的高调：罗马不是人类而是神明的居所。那些神明和人类早已消失无踪，但是在爱好自由的狂热人士眼里，庄严的废墟恢复昔日繁荣的景象。执政官和恺撒以及殉教者和使徒的纪念物，从各方面都能满足这位哲学家和基督徒的好奇心。他认为不论在哪个时代，罗马的武力和宗教统治整个世界都是天命所归。就在克里索洛拉斯对徐娘半老的母亲高声赞美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儿，是皇帝所建立的殖民地。拜占庭的爱国志士带着狂热和真诚详述君士坦丁的城市，靠着地势的险要、艺术的喜爱和短暂的光荣将之装扮得花团锦簇。然而这完美的模仿仍旧要归功于原件的优异（这是他很谦虚的说法），父母对于子女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定会感到高兴。演说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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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是位于欧洲和亚洲以及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通衢要点，在它的居中接应之下，两个海洋和两个大陆才能车驾相接舳舻相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通商的门户在它的控制之下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港口的四周被海洋和大陆围绕，安全的防护和港区的宽阔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谈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城门，雄伟和壮丽只有巴比伦可与一较高下，人们兴建了很多坚实而高耸的塔楼，第二道城墙构成内围的防护工事，就一个普通的首都而言，可以加强守备的力量，彰显显赫的地位。一条宽广而湍急的溪流将水导入护城壕，人工的岛屿就像雅典[154]（有人提到雅典四周环海是可以绕航的城市，要是拿来描述君士坦丁堡倒是所言不虚。雅典的位置离大海有5英里，也没有可以通航的河川在旁边流过）一样，被陆地和水面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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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索洛拉斯提到，新罗马的完美模式是基于坚强的防务和自然的形势这两个原因。身为皇帝的奠基者统治地球上最杰出的民族，为了达成建城的规划，结合罗马人的权势与希腊人的艺术和科学。其他的城市是在时间和事故的考验下方臻于成熟之境，美丽的市容混杂着混乱和隐忧，居民不愿离开出生之地，也没有能力改革祖先的错误，根本的问题是地理位置和风土气候。然而君士坦丁堡的自由观念之所以能够形成和贯彻，完全在于一个伟大的人物，首位君王的臣民和继承人凭着服从的热诚，使得最早的建城模式获得改善。邻近的岛屿蕴藏着供应不绝的大理石，从欧洲和亚洲遥远的海岸运来建筑材料，各种公私建筑物像是皇宫、教堂、供水渠道、贮水池、柱廊、圆柱、浴场和椭圆形竞技场，无不在显示东部都城的伟大形象，并且沿着欧洲和亚洲的海岸耗用过多的财富，整个拜占庭地区一直到黑海和赫勒斯滂海峡，在长长的边墙之内都是人口稠密的郊区和繁花不绝的林园。在这样夸张的描述之下，过去和现在的景况、兴旺和没落的时代，全都被有心人故意混淆在一起，但是演说家还是不禁要发出一声叹息或一阵自我辩白，这个悲惨的国家成为自作孽的亡灵和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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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和蛮族的暴力行为摧毁了古代最出色的雕塑作品，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遭到破坏被夷为平地，帕洛斯（努米底亚）的大理石被烧成石灰，或是使用在糟蹋高贵材料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很多雕像空空如也的基座知道其位置所在，很多石柱是否存在则要靠着破碎柱头的大小来确定，皇帝的坟墓分散在地面，时间的侵蚀力量为暴风雨和地震所加速。根据民间的传说，在不留一物的空间装点着神话中饰金包银的纪念物，这些令人感到惊异的事物，鲜明地存在于记忆和信念之中。无论如何，他还是能够分辨出斑岩石柱、查士丁尼的纪念柱和硕大雕像[155]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特别是它那高耸的圆顶。在没有其他的对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后，不必描述它的优点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但是他已经忘记，在一个世纪之前，雕像和教堂摇摇欲坠，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及时维护之下获得拯救和保固，皇帝用两个新的扶壁或堆垛来增加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支撑强度；后来又过了30年，圆顶的东半部突然倒塌，圣像、祭坛和圣所被落下的墙面压得粉碎。巨大的灾害后，建筑很快得到修复倒是事实，人们不分阶级和年龄全力以赴清理破碎的砖瓦和垃圾。希腊人对于东部最堂皇和古老的神殿，奉献他们剩下的极为可怜的财富和劳力。[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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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面临灭亡的城市（帝国）最后的希望，在于母亲和女儿要能和睦相处：罗马要发挥母爱的亲情，君士坦丁堡要克尽孝道地顺从。希腊人和拉丁人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相互拥抱、完成签署和提出承诺，但是这种友谊的前提是奸诈的计谋，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157]缺乏基础架构的联合如同一场消失的春梦。[158]皇帝和高级教士乘坐威尼斯战船返国，当他们停靠在摩里亚、科孚和莱斯沃斯这些岛屿时，拉丁的臣民发出怨言，说虚假的联合成为压迫的工具。他们甫在拜占庭的海岸登陆，激烈和不满的耳语就排山倒海而来，这不是情绪昂扬的欢迎，而是不假辞色的痛击。在他们离国两年期间，首都失去行政和教会的统治者，无政府状况激起盲从的宗教狂热，暴怒的僧侣控制着妇女和偏执者的心灵，顺其自然和宗教信仰的首要原则，是对拉丁人有关事物保持深痛恶绝的态度。皇帝去国赴意大利之前，用讨好的言辞对城市提出保证，可以获得立即的救助和强大的援军；教士对于正统教义和学识才能充满信心，对于自己和他们的教民提出承诺，会轻易战胜西部盲目的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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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为双重的失望所激怒，签署条文的高级教士的良知被唤醒，受到诱惑的时刻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比起他们想要获得皇帝和教皇重用的希望，公众的愤怒更为他们所畏惧。他们并没有为言行的正当性提出辩护，反而伤感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失，乞求上帝和他们的同胞大发慈悲给予原谅。面对谴责的质问，意大利的宗教会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能产生什么作用吗？他们的回答是叹息和眼泪：“啊!上帝!我们已经制定新的信条，我们已经用虔诚来交换不敬，我们已经背叛纯洁无瑕的祭祀，我们都会变成阿兹迈特分子[159]。”“啊!上帝!我们受到的诱惑是来自灾难、欺骗以及对短暂人生所抱的希望和畏惧。砍断签署联合决议的手，连根割去宣读拉丁信条的舌头!”琐碎繁杂的仪式和难以理解的教义更加重了他们对宗教的狂热，成为悔改最有效的证明，从各方面来说都要与西方绝对分离，连君王都不例外，只有本着道义之心坚持到底才能保有臣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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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教长约瑟逝世以后，赫拉克利亚和特拉布宗的总主教鼓起勇气拒绝空下的职位，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情愿在梵蒂冈获得温暖而又舒适的庇护。皇帝和教士的选择都是库济库斯的梅特罗法尼斯，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授圣职仪式，但是参加典礼的人员寥寥无几，连执十字架的护卫者都放弃了他们的职责。这种状况就像传染病一样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梅特罗法尼斯发出教会的雷霆之声，对一个分裂论盛行的民族丝毫不能发挥效用。希腊人的眼光投向以弗所的马可，把他看成护卫国家的勇士，告解神父受苦所获得的回报是赞美和称誉的颂辞。马可的典范和著作散布宗教争论的熊熊烈火，衰老和病痛很快使他离开尘世，然而马可的福音书并非宽恕的法律，他在临终时提出要求，不得有罗马的追随者参加他的葬礼或为他的灵魂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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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主义者不限于拜占庭帝国狭窄的领域，在马穆鲁克权杖的保护之下，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3位教长召集人数众多的宗教会议，否认参加费拉拉和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代表，谴责拉丁人的信条和会议，以联合抵制东部教会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腊宗教团体的信徒当中，俄罗斯人最为强势、无知和迷信。他们的大主教也就是红衣主教伊希多尔，匆忙从佛罗伦萨赶回莫斯科，[160]将独立的民族降格置于罗马的束缚和控制之下。但是这些俄罗斯主教都在阿索斯山接受教育，君王和人民赞同教士的神学理论。他们对教皇特使的头衔、排场和拉丁十字架大为反感，这些不敬的人都刮光胡须，在举行神圣的礼拜仪式时还戴着手套和指环。伊希多尔在宗教会议上受到定罪的宣判，他本人被监禁在修道院，红衣主教从一个凶狠和狂热民族的手里逃脱，可说是极端困难的工作。[161]罗马传教士渴望越过塔内斯河使异教徒皈依[162]，俄罗斯人拒绝让他们通过国境。根据教规，这种否决是正当的行为，偶像崇拜的罪行没有像宗教分裂那样可恶。波希米亚人憎恨教皇，所以过错可以被原谅，一个由希腊教士组成的代表团要与这些乐观的狂热分子建立友谊。[163]当尤金尼乌斯四世对希腊人的联合决议和正教信仰感到扬扬得意时，支持他的党派只限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甚或皇宫之内。帕拉罗古斯的宗教热诚完全基于利害关系，受到反对以后很快冷却下来。企图背离民族共同的信仰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和帝位，虔诚的叛徒高举起义的旗帜，并不缺乏国外和国内的援助。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乌斯为了宗教的事业准备动用武力，在意大利保持戒慎恐惧和深得民心的沉默态度。土耳其苏丹穆拉德看到希腊人和拉丁人建立友谊，表现出不悦的神色而且提高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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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穆拉德二世的统治特色以及性格作风（1421—1451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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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穆拉德（或称阿穆拉）享年49岁，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六个月零八天。他是一位公正而又英勇的君王，为人勤劳、博学、仁慈、虔诚、宽厚，具有高尚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个人好学不倦，不遗余力推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是勤政爱民的皇帝，也是建立丰功伟业的将领。古往今来没有人比穆拉德获得更伟大的胜利，只有贝尔格勒这个城市能够抗拒他的攻击。在他的统治之下，士兵保持常胜的令名，市民不仅富裕而且安全。要是他征服任何一个国家，最关心的事项是要兴建清真寺、客栈、医院和学校。他每年将1000个金币送给先知的子孙，并且拿出2500个金币分配给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的宗教界人士。[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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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奥斯曼帝国一位历史学家对穆拉德非常详尽的描述，但是就一个奴性和迷信的民族而言，他们将热烈的掌声浪费在最恶劣的暴君身上。苏丹的德行对他自己来说是最大的罪恶，所有的臣民全都同意这种观点。一个民族要是不明白自由和法律具有同等的利益，就会被专制权力的闪光所吓倒，藩王的残酷会假借公正的名义，把他的挥霍当作慷慨，刚愎看成坚毅。要是最有道理的辩词都遭到否决，那么除了奉命从事几乎再没有自主的行为了。罪犯难免要胆战心惊，就是清白无辜的人有时也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要想将民众的安宁和部队的纪律维持在最佳的状况，就必须在战场上不断采取作战行动。新军最擅长的本领就是战争，凡是经历战阵危险能够幸存的人员，可以分享掠夺到的战利品，赞誉统治者极其慷慨的野心。忠诚的伊斯兰信徒首要的责任是要传播坚持正道的宗教，不信者非但是穆斯林也是先知的敌人，土耳其人手里的弯刀是让不信者皈依唯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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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之下，穆拉德的公正和节制从他的行为中可以获得证实，就是基督徒也都承认的确如此，他们认为长治久安和寿终正寝是他莫大功德应得的报酬。他正值活力充沛的盛年，统率着强大的军事武力，如果不是事先受到激怒自认行为正当，很少从事战争的行动。归顺请降会使胜利的苏丹解除军队的武装，如果遵守条约的规定，他的承诺不容违犯而且被视为神圣。匈牙利通常都是发起攻击的侵略者，斯坎德贝格的背叛使他怒气冲天，奥斯曼国君两次击败不义的卡拉马尼亚人后都加以赦免。在他入侵摩里亚之前，底比斯被藩王用奇袭的方式夺取。在征服帖撒洛尼卡的过程中，巴耶塞特的孙儿与威尼斯为最近的购买方式发生争执。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以后，苏丹没有受到帕拉罗古斯的灾难、离国或伤害的引诱，不曾趁火打劫来绝灭拜占庭帝国最后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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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穆拉德的生平和性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两次逊位下台，自动放弃土耳其帝国的宝座，要不是动机掺杂迷信行为的作祟，我们就会赞许这位皇家哲学家[165]，在40岁的盛年就看透人类的伟大有如镜花水月，把权杖交给自己的儿子，隐退到马格尼西亚赏心悦目的行宫，生活在圣徒和隐士的社会之中。一直到伊斯兰教纪元4世纪，穆罕默德的宗教才被一种制度所败坏，所谓的苦行僧完全违背先知的精神和意念。但是到了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很多人开始拿基督教圣职人员甚至拉丁人的僧侣作为榜样，托钵僧的各种等级成倍增加。[166]整个民族的主子屈从于斋戒和祈祷，与宗教狂热分子一起进行无穷尽的旋转动作，他们误以为晕眩的头脑可以产生清明的心灵。[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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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的入侵很快使穆拉德从宗教狂热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听命的儿子最早向他力陈国家的危险和人民的意愿。久经战阵的领袖高举大纛，新军在他的指挥下从事战斗和进行征服。等到他从瓦尔纳的战场班师回朝，重新开始祈祷和斋戒，与马格尼西亚的教友一起不断旋转。国家面临危险的局势，再度中断这些虔诚的功课。胜利的军队藐视缺乏经验的年轻统治者，哈德良堡整座城市都陷入抢劫和杀戮中，意见一致的国务会议恳求他出面安抚骚动的情势和制止新军的叛乱。部队听到主子熟悉的声音，全都战栗不已愿意听命从事，非常勉强的苏丹被迫要过讲究礼仪的奴役生活，4年以后被死神召唤才获得解脱。年老、病痛、不幸和任性，使得有些君王情愿禅位，等到他们过于空闲不甘寂寞，只有为无法挽回的行为感到懊悔。只有穆拉德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在经过帝国权力和孤独的考验之后，还是宁愿过无拘无束的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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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尤金尼乌斯和拉底斯劳斯联合对抗土耳其人（144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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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尼乌斯四世在他的希腊教友离开以后，对于尘世的利益还是非常关注。土耳其人的前进会很快侵入意大利的边界，使他感到忧心忡忡，更加关心希腊帝国的状况。十字军的精神已经完全消失，法兰克人的冷漠要是与以往那种奋不顾身的激情相比，其间的变化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11世纪时，一名狂热的僧侣敦促欧洲人前往亚洲光复圣墓，但是到了15世纪，宗教和策略更为急切的动机，还是无法让拉丁人联合起来保护基督教世界。日耳曼是无限供应人员和武器的仓库[168]，这个复杂而又怠惰的政治体，需要强势人物的推动和驱策，腓特烈三世就个人的性格和皇家的地位而论同样无能为力。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长期战争已经耗尽了双方的实力，但还是没有化解彼此的积怨。[169]勃艮第公爵菲利普是一位爱慕虚荣的诸侯，只要本身免于战阵的危险，并不需要支付费用，他就十分乐于让他的臣民从事虔诚的冒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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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组成一支英勇的舰队，从法兰德斯海岸航向赫勒斯滂海峡。濒海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共和国，离开作战的地区并没有那样的遥远，他们之间充满敌意的舰队在圣彼得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匈牙利和波兰王国在拉丁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虽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安全的掩护，却一直对土耳其人的进展非常关切，抱着激烈的抗拒态度。军队是西徐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世袭产业，这些民族彼此竞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况，他们的刀剑被任性地使用于血腥的内部争端之中，现在可能会指向共同的敌人。然而他们养成的风气不利于协调合作与服从命令：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和财力有限的君王无法维持一支常备部队。波兰和匈牙利的骑兵队伍纪律松弛，欠缺高昂的士气和合适的武器，不像过去曾给法兰西的骑士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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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联合对抗土耳其人而言，激起罗马教皇的谋略和他的特使红衣主教朱利安的辩才：这得要靠着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170]；以及拉底斯劳斯[171]的头上戴着联合的两顶皇冠，他是一位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战士；还有一位骁勇善战的英雄约翰·哈尼阿德斯，在基督徒中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土耳其人的克星。教皇的特使有一个用之不竭的宝库，那就是可以任意挥霍的教会的赦免和恩典。法兰西和日耳曼很多私人豢养的武士接受征召，投身到神圣的旗帜下，十字军从欧洲和亚洲新的盟友那儿获得实力和名声。一位流亡的塞尔维亚藩王夸大多瑙河对岸基督徒的灾难和热情，说是会同心协力揭竿而起，来维护他们的宗教和自由。希腊皇帝[172]具有他父亲身上所没有的锐气，提出保证要防守博斯普鲁斯海峡，会亲自率领本国军队和佣兵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击。卡拉马尼亚的苏丹[173]通知穆拉德的撤退，以及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发起牵制攻势行动，要是西方的舰队能在同一时刻占领赫勒斯滂海峡，就会造成奥斯曼君主国的分离和毁灭。无论天上人间，对于邪恶异教徒的永坠地狱都必定兴高采烈，教皇的特使用审慎的态度和暧昧的言辞灌输他的见解：这完全要靠圣子和圣母给予暗中或公开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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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议会里成为一致的呼声，等到渡过多瑙河以后，拉底斯劳斯率领一支由联邦的臣民所组成的军队，抵达保加利亚王国的首都索非亚。他们在这次远征中获得两次引人注目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哈尼阿德斯的英勇和卓越的指挥。第一次的胜利是他率领1万人马的前卫奇袭土耳其人的营地，第二次是他击败并俘虏对方战功彪炳的将领，即使这位将领具有地形和兵力的双重优势。冬季即将来临，加上海姆斯山天然和人工的阻碍，妨碍到英雄人物的未来进展。他打算在6天的短暂时间内，从山麓向着哈德良堡充满敌意的塔楼进军，接着指向希腊帝国友善的都城。敌军的退却没有受到干扰，进入比尤达立即成为军事和宗教的伟大成就，国王和武士徒步跟随着一支由神职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他尽量保持两个民族功绩和酬劳的平衡，征服的骄傲混合着基督教谦卑的习性。土耳其的13名高阶将领、9面军旗和4000名俘虏，毫无疑问全部成为战利品。数以万计的土耳其人遗尸战场，[174]大家全都相信也没有人质疑，十字军人员带着毫不羞愧的自信添油加醋。胜利最确凿的证据和最有利的结果，是土耳其的国务会议派出一个求和的代表团，愿意归还塞尔维亚、赎回战俘和从匈牙利的边区撤离，这份条约可以使战争达成合理的目标。国王、藩王和哈尼阿德斯本人在塞吉丁的议会当中，对于公众和私人所获得的报酬都感到满意；签订10年的停战协定；耶稣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都对着《福音书》和《古兰经》宣誓，证明大家把神的旨意当成真理的护卫者和背信的报复者。土耳其的代表就《福音书》的立场，建议要以圣餐的仪式代替，使能真实呈现正统信仰的神性；基督徒拒绝亵渎他们神圣的教义，誓言包含的精神能量比起外在的可见象征，对于一个迷信的良知更难达成有力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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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徒违反和平条约以及瓦尔纳会战的成败（144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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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处理期间，身为红衣主教的特使保持着充满愠怒的沉默。他对于国王和人民同意这种方式，虽然不赞同但也缺乏反对的能力。等到卡拉马尼亚人入侵安纳托利亚以及希腊皇帝占领色雷斯，这些令人喜闻乐见的消息可以稳固朱利安的立场，议会也因而解散。还有就是热那亚、威尼斯和勃艮第的舰队已经成为赫勒斯滂海峡的主人。盟友接到拉底斯劳斯大获全胜的消息，但是还不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内容，非常着急地等待军队的班师还朝。红衣主教大声惊呼道[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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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这些处理方式，不是在抛弃大家的期望和你自己的机运吗？你对自己所负的职责、你的上帝和你的教友曾经立誓要信守忠诚，所以最优先的义务是要取消对基督的敌人仓促和亵渎的誓言。神在世间的代理人就是罗马教皇，没有他的批准你既不能承诺也不可执行这些条约。我用他的名义赦免你的伪证罪，让你使用的武器具备神圣的性质，追随我的脚步走上光荣和救赎的道路。如果你仍旧有所顾虑，可以把惩罚和罪孽转移到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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