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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尤金尼乌斯和拉底斯劳斯联合对抗土耳其人（144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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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尼乌斯四世在他的希腊教友离开以后，对于尘世的利益还是非常关注。土耳其人的前进会很快侵入意大利的边界，使他感到忧心忡忡，更加关心希腊帝国的状况。十字军的精神已经完全消失，法兰克人的冷漠要是与以往那种奋不顾身的激情相比，其间的变化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11世纪时，一名狂热的僧侣敦促欧洲人前往亚洲光复圣墓，但是到了15世纪，宗教和策略更为急切的动机，还是无法让拉丁人联合起来保护基督教世界。日耳曼是无限供应人员和武器的仓库[168]，这个复杂而又怠惰的政治体，需要强势人物的推动和驱策，腓特烈三世就个人的性格和皇家的地位而论同样无能为力。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长期战争已经耗尽了双方的实力，但还是没有化解彼此的积怨。[169]勃艮第公爵菲利普是一位爱慕虚荣的诸侯，只要本身免于战阵的危险，并不需要支付费用，他就十分乐于让他的臣民从事虔诚的冒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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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组成一支英勇的舰队，从法兰德斯海岸航向赫勒斯滂海峡。濒海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共和国，离开作战的地区并没有那样的遥远，他们之间充满敌意的舰队在圣彼得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匈牙利和波兰王国在拉丁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虽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安全的掩护，却一直对土耳其人的进展非常关切，抱着激烈的抗拒态度。军队是西徐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世袭产业，这些民族彼此竞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况，他们的刀剑被任性地使用于血腥的内部争端之中，现在可能会指向共同的敌人。然而他们养成的风气不利于协调合作与服从命令：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和财力有限的君王无法维持一支常备部队。波兰和匈牙利的骑兵队伍纪律松弛，欠缺高昂的士气和合适的武器，不像过去曾给法兰西的骑士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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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联合对抗土耳其人而言，激起罗马教皇的谋略和他的特使红衣主教朱利安的辩才：这得要靠着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170]；以及拉底斯劳斯[171]的头上戴着联合的两顶皇冠，他是一位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战士；还有一位骁勇善战的英雄约翰·哈尼阿德斯，在基督徒中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土耳其人的克星。教皇的特使有一个用之不竭的宝库，那就是可以任意挥霍的教会的赦免和恩典。法兰西和日耳曼很多私人豢养的武士接受征召，投身到神圣的旗帜下，十字军从欧洲和亚洲新的盟友那儿获得实力和名声。一位流亡的塞尔维亚藩王夸大多瑙河对岸基督徒的灾难和热情，说是会同心协力揭竿而起，来维护他们的宗教和自由。希腊皇帝[172]具有他父亲身上所没有的锐气，提出保证要防守博斯普鲁斯海峡，会亲自率领本国军队和佣兵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击。卡拉马尼亚的苏丹[173]通知穆拉德的撤退，以及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发起牵制攻势行动，要是西方的舰队能在同一时刻占领赫勒斯滂海峡，就会造成奥斯曼君主国的分离和毁灭。无论天上人间，对于邪恶异教徒的永坠地狱都必定兴高采烈，教皇的特使用审慎的态度和暧昧的言辞灌输他的见解：这完全要靠圣子和圣母给予暗中或公开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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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议会里成为一致的呼声，等到渡过多瑙河以后，拉底斯劳斯率领一支由联邦的臣民所组成的军队，抵达保加利亚王国的首都索非亚。他们在这次远征中获得两次引人注目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哈尼阿德斯的英勇和卓越的指挥。第一次的胜利是他率领1万人马的前卫奇袭土耳其人的营地，第二次是他击败并俘虏对方战功彪炳的将领，即使这位将领具有地形和兵力的双重优势。冬季即将来临，加上海姆斯山天然和人工的阻碍，妨碍到英雄人物的未来进展。他打算在6天的短暂时间内，从山麓向着哈德良堡充满敌意的塔楼进军，接着指向希腊帝国友善的都城。敌军的退却没有受到干扰，进入比尤达立即成为军事和宗教的伟大成就，国王和武士徒步跟随着一支由神职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他尽量保持两个民族功绩和酬劳的平衡，征服的骄傲混合着基督教谦卑的习性。土耳其的13名高阶将领、9面军旗和4000名俘虏，毫无疑问全部成为战利品。数以万计的土耳其人遗尸战场，[174]大家全都相信也没有人质疑，十字军人员带着毫不羞愧的自信添油加醋。胜利最确凿的证据和最有利的结果，是土耳其的国务会议派出一个求和的代表团，愿意归还塞尔维亚、赎回战俘和从匈牙利的边区撤离，这份条约可以使战争达成合理的目标。国王、藩王和哈尼阿德斯本人在塞吉丁的议会当中，对于公众和私人所获得的报酬都感到满意；签订10年的停战协定；耶稣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都对着《福音书》和《古兰经》宣誓，证明大家把神的旨意当成真理的护卫者和背信的报复者。土耳其的代表就《福音书》的立场，建议要以圣餐的仪式代替，使能真实呈现正统信仰的神性；基督徒拒绝亵渎他们神圣的教义，誓言包含的精神能量比起外在的可见象征，对于一个迷信的良知更难达成有力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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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徒违反和平条约以及瓦尔纳会战的成败（144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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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处理期间，身为红衣主教的特使保持着充满愠怒的沉默。他对于国王和人民同意这种方式，虽然不赞同但也缺乏反对的能力。等到卡拉马尼亚人入侵安纳托利亚以及希腊皇帝占领色雷斯，这些令人喜闻乐见的消息可以稳固朱利安的立场，议会也因而解散。还有就是热那亚、威尼斯和勃艮第的舰队已经成为赫勒斯滂海峡的主人。盟友接到拉底斯劳斯大获全胜的消息，但是还不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内容，非常着急地等待军队的班师还朝。红衣主教大声惊呼道[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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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这些处理方式，不是在抛弃大家的期望和你自己的机运吗？你对自己所负的职责、你的上帝和你的教友曾经立誓要信守忠诚，所以最优先的义务是要取消对基督的敌人仓促和亵渎的誓言。神在世间的代理人就是罗马教皇，没有他的批准你既不能承诺也不可执行这些条约。我用他的名义赦免你的伪证罪，让你使用的武器具备神圣的性质，追随我的脚步走上光荣和救赎的道路。如果你仍旧有所顾虑，可以把惩罚和罪孽转移到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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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有崇高的人格，竟然支持这种带来灾难的狡辩，深得民心的议会朝令夕改轻浮易变，他同样予以支持。他们决定在同一个地点发起战争，直到最近才恢复和平。履行条约时基督徒袭击土耳其人，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是不信神的异教徒。拉底斯劳斯的承诺和宣誓成为骗人的谎言，受到那个时代宗教的缓颊，只要他的军队获得胜利，就能解救东部的教会，这是最完美的辩白，或者说能为大众所接受的借口。但是同样是这份条约损害了他的名誉，削弱了他的实力。和平的宣告使法兰西和日耳曼的志愿军带着不满的喃喃之声愤而离开，路途遥远的战事使波兰人筋疲力竭，可能是厌恶外国人指挥的缘故，他们的内卫军首先获得许可，撤回行省和城堡。甚至就是匈牙利人也因党派倾轧而四分五裂，举棋不定的态度使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说来这倒是值得赞许的事。十字军的残余人员发起第二次的远征行动，兵力减少到不足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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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瓦拉几亚酋长率领他的家臣加入皇家的阵营，提到他们的人数没有超过陪伴苏丹出猎的随从队伍的人数。两匹脚程神速的骏马被当作礼物，提醒拉底斯劳斯对即将发生的大事要有先见之明。塞尔维亚的藩王在光复国土和归还他的子女以后，对方引诱他，承诺可以给予他新的领土。缺乏经验的国王、宗教狂热的特使以及好战无礼的哈尼阿德斯，都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刀剑和十字架无坚不摧的威力可以克服所有的障碍。等到渡过多瑙河以后，两条道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和赫勒斯滂海峡：较近的一条道路直接越过海姆斯山，地形崎岖难以通行；另外一条路程较远但比较安全，经过地势平坦的国度，沿着黑海海岸前进。他们在行军时，按照西徐亚人的作战方式，经常把大车当作移动的工事使侧翼获得掩护。运用后面这条道路是很明智的选择，正统教会的信徒行军通过保加利亚平原，带有恶意的残酷行为，把基督徒土著的村庄和教堂焚烧一空。他们最后一站是靠近海边的瓦尔纳，拉底斯劳斯在此地战败阵亡留下不朽的英名。[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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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决定国家命运的地点，没有发现一支盟邦的舰队可以支持他们的作战行动，反而获得穆拉德即将接近的警报。穆拉德从马格尼西亚的退隐之地出发，把亚洲的军队运过来防卫欧洲。按照一些作者的说法，希腊皇帝出于畏惧或受到诱惑，同意他们使用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通道。贪污腐败这个难以洗刷的羞辱要加在热那亚人身上，还有教皇的侄儿身为正统教徒的水师提督，默许他的佣兵部队放弃防守赫勒斯滂海峡的任务。苏丹率领6万人马离开哈德良堡，用急行军向前挺进。等到红衣主教和哈尼阿德斯可以就近观察土耳其人的兵力和队列时，热心的武士建议撤退，然而这种处置方式非但缓慢而且不切实际。只有国王下定决心，不是征服就是死亡，他原本可以获得光荣和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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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君主位于阵线中间相对的位置，安纳托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将领称为贝格勒贝格，他们指挥右翼和左翼的部队，对抗藩王和哈尼阿德斯位于当面的师级单位。土耳其军的两翼在第一波的攻击中被敌军突破，但获得的优势结果反而带来致命的危险，行动鲁莽的胜利者一时激动发起追击，没有给敌人造成困扰反而远离友军的支援。当穆拉德看到自己的骑兵部队败逃，对自己和整个帝国的命运感到万念俱灰。一名久经战阵的新军弟兄抓住他坐骑的缰绳，他后来很宽宏大量地赦免并奖励了这名士兵，竟然看出君王处于恐慌之中，还敢阻止他临阵脱逃。一份条约的抄本被当作基督徒不守信义的证据，在战线的最前列公开展示出来。据说苏丹在大祸临头时，高举双手两眼向着上天，恳请真主给予保护。他向先知耶稣提出诉求，对那些用不敬的言辞嘲笑他的名字和宗教的人，应该施加报复的手段。[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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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国王充满胜利的自信，带着劣势的兵力和混乱的队伍向前猛攻，直到他的进军被无法击破的新军方阵阻止。要是我们相信奥斯曼编年史的记载，他的坐骑被穆拉德投出的标枪贯穿，[178]本人跌落在步兵的长矛阵中。一名土耳其士兵大声宣布：“匈牙利人，看吧!你们国王的头颅!”拉底斯劳斯的阵亡是战败的信号。哈尼阿德斯从冒进中醒转过来，后悔所犯的错误和部队的损失，竭尽全力要拯救皇家的主力，直到他被胜利的乌合之众所压倒，造成全线的彻底溃败。他的勇气和指挥发挥最后的效果，救出瓦拉几亚骑兵队的残部。瓦尔纳会战（公元1444年11月10日）这场惨败有1万名基督徒被杀，土耳其人的伤亡更多，就整个实力来说所占比例不算太大。然而这位富于理性的苏丹，用神色自若的态度承认战争的胜利有运气的成分，他说如果类似的胜利重演，代价可能是他的死亡。他下令在拉底斯劳斯落马的地点竖立一根纪念石柱，高雅的铭文没有提到他鲁莽的行动，只是记下匈牙利年轻国君的英勇事迹，悲悼他不幸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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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字军运动的英雄人物朱利安和哈尼阿德斯（1444—145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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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从瓦尔纳战场移开目光之前，被红衣主教朱利安和约翰·哈尼阿德斯这两位主角的性格和事迹所吸引。朱利安·恺撒里尼出身于罗马的贵族世家，他吸取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精通神学和法律的素养，多才多艺的禀赋同样适合于学院、军营和宫廷。他刚被授予罗马的紫袍就被派往日耳曼，加强帝国的武备对付波希米亚的叛徒和异端。宗教迫害的精神使他不配当博爱的基督徒；军人的职业不适合他的教士身份。但是前者受到那个时代的原谅，后者因朱利安的勇气而变得更为高贵，日耳曼的主人可耻地逃走时，只有他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他身为教皇的特使，召开巴西尔的宗教会议，但是这位主席似乎很快成为最热心的勇士，要争取教会的自由，凭着他的能力和干劲，领导了长达7年的反对运动，采用最激烈的手段抗拒尤金尼乌斯的权威和地位之后，出于利益或良心等隐秘的动机，他突然抛弃深得民心的党派。红衣主教从巴西尔退往费拉拉，涉入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争论，他的辩证充满技巧而且神学的修养博大精深，这两个民族都对他表示钦佩之意。我们看到他在担任匈牙利使节时，诡异的论点和动听的辩才造成有害的后果，朱利安自己成为最早的牺牲品。红衣主教履行教士和士兵的职责，在瓦尔纳战败丧失性命。过世的情节有不同的记载，黄金成为沉重的累赘妨害到他的逃走，引起一些基督教流亡人员的贪念而采取残酷的手段，这是比较可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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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哈尼阿德斯的家世寒微，或许会令人感到可疑，他完全凭着自己的长处擢升到指挥匈牙利军队的职位。他的父亲是瓦拉几亚人，而母亲是希腊人，她的族人可能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是姓名我们还不清楚。从他的出生地获得瓦拉几亚人的身份和科维努斯这个姓氏，可能形成证据薄弱的借口，说是他的血统渊源于古老罗马的大公。[179]他在年轻的时候参加意大利的战争，后来与12名骑兵一起被萨格勒布主教雇用。“白武士”[180]的英勇之名很快传播开来，与有钱的贵族家庭联姻更增加了他的财富。他防守匈牙利的边区对抗土耳其人，在同一年内赢得3次会战的胜利。他发挥影响力使波兰的拉底斯劳斯获得匈牙利的王冠，拥立的功劳所得到的报酬是“外斯拉夫尼亚领主”这个头衔和职位。朱利安的十字军旗开得胜，使他获得两顶土耳其的桂冠，瓦尔纳之役给公众带来灾难的致命错误已被人遗忘。当奥地利的拉底斯劳斯这位名义上的国王尚未即位和成年时，哈尼阿德斯被推举为最高首领和匈牙利总督，对他的嫉妒在开始就因恐惧而保持静默，从他12年的统治可以看出他如同精于战争一样熟悉政事。然而处于巅峰状况的将领不会在战役中描述他的治国理念，“白武士”的战斗是用双手而并非头脑，这位酋长率领散漫的蛮族，发起进攻时毫无畏惧之心，落荒而逃时也不会羞愧难安。他的军旅生涯混合着传奇的事迹，交替出现胜利和败北。土耳其人拿他的名字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以讹传讹称他为扬库斯·莱因或“恶汉”，这种痛恨的情绪也可以证明土耳其人对他的敬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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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在他的守备之下，土耳其的军队无法接近。正当敌人极为高兴地认定这位首领和他的国家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时，他的行为反而更加令人感受到他的胆大包天和骁勇善战。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防御作战，瓦尔纳的败北后过了4年，他再度攻进保加利亚的腹地。土耳其军队挟着四倍兵力的优势，他在科索沃平原抗拒全力的冲击，直到第三天才败退。哈尼阿德斯单独穿过瓦拉几亚的森林逃走，这位英雄受到两个强盗的袭击，就在他们为他颈脖挂着的金链发生争执时，他找到失落的长剑将一个强盗杀死，另一个吓得飞奔而逃。他的军队有很多人被俘或阵亡，为国家带来新的危险局势之后，他的安然无恙使苦难的王国获得一丝慰藉。但是他这一生最后和最光荣的军事行动，就是防守贝尔格勒对抗穆罕默德二世的御驾亲征。经过40天的围攻以后，土耳其人已经进入市镇，结果还是被迫撤军（公元1456年7月22日），兴高采烈的民族赞誉哈尼阿德斯是基督教的国之干城，贝尔格勒是异教徒难以逾越的天堑。[181]这次伟大的拯救行动后，只过了一个月，护卫的勇士就离开了人世（公元1456年9月4日），奥斯曼的君主用庄严的墓志铭表示自己的遗憾之情，对于这唯一击败他军队的对手，再也没有雪耻复仇的希望。感恩的匈牙利人在宝座空悬的初期，推选18岁的年轻人马提亚·科维努斯加冕接位，他的统治开创了繁荣的局面和悠久的世代，他渴望获得征服者和圣徒的光荣，但是他最大的功绩是倡导学术不遗余力。他的儿子从意大利邀请拉丁的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用雄辩的口才赞誉父王，使之光芒万丈，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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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阿尔巴尼亚君王斯坎德贝格的家世、教育和反叛（1404—146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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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雄的名单上，约翰·哈尼阿德斯和斯坎德贝格通常并列其中[182]：他们牵制奥斯曼的大军，延迟了希腊帝国的灭亡，所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斯坎德贝格的父亲约翰·卡斯特里奥特[183]是伊庇鲁斯的世袭君主，面积狭小的领地位于山区和亚得里亚海之间，没有能力与苏丹的权势对抗，只有降服在纳贡称臣的严苛条件之下，交出4个儿子作为宣誓效忠的保证。身为基督徒的年轻人在留下割礼的疤痕以后，接受的教育是穆罕默德的宗教，按照土耳其的政策加强武艺和战术的训练。3位年长的兄弟混在奴隶之中，据说他们被毒死，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或加以驳斥。苏丹对乔治·卡斯特里奥特非常仁慈，充满父爱，一般而言不应该怀疑到他身上。这第四个儿子在幼年时，就展现出军人的体魄和精神。有一名鞑靼人和两名波斯人很骄傲地挑战土耳其的宫廷，先后被他制服，使他获得穆拉德的重用。斯坎德贝格这个名字来自土耳其的称呼Iskender Beg，意为亚历山大大人，这是他一生中光荣和奴役难以磨灭的记忆。他的父亲原来拥有的公国已经缩小成为一个行省，但是这方面的损失获得“桑吉克”的职位和头衔的补偿，可以指挥5000名骑兵，还有希望升到帝国最显赫的阶层。他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中恪尽职责获得荣誉，我们可以对历史学家有意的做作或轻信的态度加以讪笑，他们认为在每一次的冲突中他都对基督徒大发慈悲，同时用霹雳手段打击那些身为穆斯林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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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阿德斯的光荣事迹无可指责，他为保护宗教和国家挺身而战；敌人称赞这位爱国志士，他的对手被打上叛徒和背教者的烙印。在基督徒看来，由于斯坎德贝格父亲所犯的错误，他的3位兄长死因可疑，自己受到罢黜以及国家被异族奴役，他的反叛是正当的行为。他以豪迈的热诚，公开宣称要确保祖先的信仰和独立，虽然发表的时间稍嫌迟缓，大家还是推崇不已。他9岁起就在《古兰经》的教义中接受熏陶，对于《福音书》完全没有认识，士兵的宗教靠着权威和习惯来决定，很难想象在40岁[184]的年龄还能让新的启示进入他的心灵。要是他在那个时候感觉到锁链的束缚而尽力挣脱，那么他的动机就不会被怀疑是出自利益或报复。长期的遗忘必定会削弱原始权利，这么多年的服从和酬劳使苏丹和臣民相互的关系更为牢固。要是斯坎德贝格长久以来心怀基督教的信仰和反叛的意图，高尚的情操就会被指责为卑劣的欺骗，服务只是为了背信，承诺看来仅是伪誓，积极的加入只能造成数以千计不幸的同胞在尘世和精神方面的毁灭。当他在土耳其军队指挥前卫时，难道我们应该赞许他与哈尼阿德斯的秘密联系？要是擅离职守使恩主的敌人获得胜利，难道我们应该原谅这种背弃自己阵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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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吃败仗的混乱状况之中，斯坎德贝格的眼光紧盯在首席秘书雷斯·伊芬迪的身上，用匕首抵着他的胸膛，索取一份统治阿尔巴尼亚的敕令或诏书，事后谋杀无辜的书记和扈从，免得这件事很快被发现。斯坎德贝格将他的计划透露给一些大胆的同伴，到了晚上，以急行军从战场逃到祖国的山区（公元1443年11月28日），用皇家的命令打开克罗雅的城门。等他控制这个堡垒以后，乔治·卡斯特里奥特马上扯掉伪装的面具，发誓抛弃先知和苏丹，公开宣布要为家庭和国家报仇雪恨，运用宗教和自由的名义激起一场全面的叛乱。阿尔巴尼亚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一致同意要与世袭的君主同生共死，奥斯曼的守备部队可以自行选择殉教或受洗。伊庇鲁斯各个城邦举行的会议中，斯坎德贝格受到推举成为土耳其战争的将领，每个盟邦保证按照比例提供人员和金钱。这些各个盟邦提供的经费，加上世袭的产业和塞利纳值钱的盐矿，获得每年的岁入是20万达克特银币。这些款项并没有被用于奢侈的享受，而是一丝不苟地全部拨作公用。他的态度平易近人，但是对纪律的要求非常严格，军营禁止存有任何一种恶习。他以身作则使得他的领导能够服众，在他的指挥之下，阿尔巴尼亚人在战场上所向无敌，无论是自己还是对手都承认这个事实。法兰西和日耳曼那些勇敢的亡命之徒为他的名声所吸引，愿意留在他的麾下服务。他的正规民兵部队共有8000骑兵和7000步卒，马匹的体型矮小但是人员积极主动。他用洞察一切的眼光来考量山区作战的困难和可以运用的手段，在烽火台的火焰照耀之下，整个民族都配置在最坚固的据点，斯坎德贝格凭着实力不足的军队，抗拒奥斯曼帝国的强权达23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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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德二世和他那伟大的儿子一再被叛徒阻挠，带着表面上的藐视和难忘的憎恨在他的后面穷追猛打。穆拉德率领6万名骑兵和4万名新军进入阿尔巴尼亚，蹂躏这个门户大开的国家，占领没有设防的市镇，把教堂改为清真寺，对基督徒的青年施以割礼，处死成年而又顽固的俘虏。但是苏丹的征服行动在攻克了斯菲提格勒这个不起眼的堡垒后便结束了，守备部队的战力强大无法征服，却被微不足道的诡计和迷信心理所击灭。[185]克罗雅是卡斯特里奥特的城堡和住所，穆拉德带着羞辱和损失从城墙下面撤退。他在行军、围攻和退却时，这个神出鬼没、隐藏在暗处的敌手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失望使得苏丹饱尝痛苦，可能缩短了他在世的最后时间。[186]穆罕默德二世在完成征服的过程中，始终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他的部将获得授权谈判停战协定，阿尔巴尼亚的君王深受赞誉，是维护国家独立信念最坚定和能力最高强的勇士。有人基于骑士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热忱，把斯坎德贝格与亚历山大和皮洛斯[187]相提并论，承认他们都拥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他的领土狭小而势力薄弱，与古代的英雄相比相差甚远，何况后者还战胜了东部和罗马的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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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斯坎德贝格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像是那些他对抗过的帕夏（土耳其人对权贵的尊称），那些被他击溃的军队，以及被他亲手杀死的3000名土耳其人，我们必须用批判性的眼光去挤出其中的水分。他的敌人是文盲，再加上处于伊庇鲁斯落后而荒芜的地区，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偏袒他的传记作家可以放心地使自己沉溺于对冒险故事的虚构中，但是意大利历史著作散发出的光芒揭穿了杜撰的情节，有关他率领800名骑兵渡过亚得里亚海去拯救那不勒斯国王的故事，违背了事实而大胆地虚构，把他的功绩形容成一个神话故事。他们应该承认他到最后还是被奥斯曼的强权所制服，这对他的名声并无丝毫不敬之意。他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在教皇庇护二世[188]的教廷国得到庇护。斯坎德贝格的资源几乎已经耗用殆尽，成为流亡的难民，逝世在威尼斯领土的黎苏斯[189]（公元1467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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