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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徒违反和平条约以及瓦尔纳会战的成败（144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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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处理期间，身为红衣主教的特使保持着充满愠怒的沉默。他对于国王和人民同意这种方式，虽然不赞同但也缺乏反对的能力。等到卡拉马尼亚人入侵安纳托利亚以及希腊皇帝占领色雷斯，这些令人喜闻乐见的消息可以稳固朱利安的立场，议会也因而解散。还有就是热那亚、威尼斯和勃艮第的舰队已经成为赫勒斯滂海峡的主人。盟友接到拉底斯劳斯大获全胜的消息，但是还不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内容，非常着急地等待军队的班师还朝。红衣主教大声惊呼道[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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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这些处理方式，不是在抛弃大家的期望和你自己的机运吗？你对自己所负的职责、你的上帝和你的教友曾经立誓要信守忠诚，所以最优先的义务是要取消对基督的敌人仓促和亵渎的誓言。神在世间的代理人就是罗马教皇，没有他的批准你既不能承诺也不可执行这些条约。我用他的名义赦免你的伪证罪，让你使用的武器具备神圣的性质，追随我的脚步走上光荣和救赎的道路。如果你仍旧有所顾虑，可以把惩罚和罪孽转移到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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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有崇高的人格，竟然支持这种带来灾难的狡辩，深得民心的议会朝令夕改轻浮易变，他同样予以支持。他们决定在同一个地点发起战争，直到最近才恢复和平。履行条约时基督徒袭击土耳其人，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是不信神的异教徒。拉底斯劳斯的承诺和宣誓成为骗人的谎言，受到那个时代宗教的缓颊，只要他的军队获得胜利，就能解救东部的教会，这是最完美的辩白，或者说能为大众所接受的借口。但是同样是这份条约损害了他的名誉，削弱了他的实力。和平的宣告使法兰西和日耳曼的志愿军带着不满的喃喃之声愤而离开，路途遥远的战事使波兰人筋疲力竭，可能是厌恶外国人指挥的缘故，他们的内卫军首先获得许可，撤回行省和城堡。甚至就是匈牙利人也因党派倾轧而四分五裂，举棋不定的态度使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说来这倒是值得赞许的事。十字军的残余人员发起第二次的远征行动，兵力减少到不足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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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瓦拉几亚酋长率领他的家臣加入皇家的阵营，提到他们的人数没有超过陪伴苏丹出猎的随从队伍的人数。两匹脚程神速的骏马被当作礼物，提醒拉底斯劳斯对即将发生的大事要有先见之明。塞尔维亚的藩王在光复国土和归还他的子女以后，对方引诱他，承诺可以给予他新的领土。缺乏经验的国王、宗教狂热的特使以及好战无礼的哈尼阿德斯，都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刀剑和十字架无坚不摧的威力可以克服所有的障碍。等到渡过多瑙河以后，两条道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和赫勒斯滂海峡：较近的一条道路直接越过海姆斯山，地形崎岖难以通行；另外一条路程较远但比较安全，经过地势平坦的国度，沿着黑海海岸前进。他们在行军时，按照西徐亚人的作战方式，经常把大车当作移动的工事使侧翼获得掩护。运用后面这条道路是很明智的选择，正统教会的信徒行军通过保加利亚平原，带有恶意的残酷行为，把基督徒土著的村庄和教堂焚烧一空。他们最后一站是靠近海边的瓦尔纳，拉底斯劳斯在此地战败阵亡留下不朽的英名。[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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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决定国家命运的地点，没有发现一支盟邦的舰队可以支持他们的作战行动，反而获得穆拉德即将接近的警报。穆拉德从马格尼西亚的退隐之地出发，把亚洲的军队运过来防卫欧洲。按照一些作者的说法，希腊皇帝出于畏惧或受到诱惑，同意他们使用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通道。贪污腐败这个难以洗刷的羞辱要加在热那亚人身上，还有教皇的侄儿身为正统教徒的水师提督，默许他的佣兵部队放弃防守赫勒斯滂海峡的任务。苏丹率领6万人马离开哈德良堡，用急行军向前挺进。等到红衣主教和哈尼阿德斯可以就近观察土耳其人的兵力和队列时，热心的武士建议撤退，然而这种处置方式非但缓慢而且不切实际。只有国王下定决心，不是征服就是死亡，他原本可以获得光荣和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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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君主位于阵线中间相对的位置，安纳托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将领称为贝格勒贝格，他们指挥右翼和左翼的部队，对抗藩王和哈尼阿德斯位于当面的师级单位。土耳其军的两翼在第一波的攻击中被敌军突破，但获得的优势结果反而带来致命的危险，行动鲁莽的胜利者一时激动发起追击，没有给敌人造成困扰反而远离友军的支援。当穆拉德看到自己的骑兵部队败逃，对自己和整个帝国的命运感到万念俱灰。一名久经战阵的新军弟兄抓住他坐骑的缰绳，他后来很宽宏大量地赦免并奖励了这名士兵，竟然看出君王处于恐慌之中，还敢阻止他临阵脱逃。一份条约的抄本被当作基督徒不守信义的证据，在战线的最前列公开展示出来。据说苏丹在大祸临头时，高举双手两眼向着上天，恳请真主给予保护。他向先知耶稣提出诉求，对那些用不敬的言辞嘲笑他的名字和宗教的人，应该施加报复的手段。[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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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国王充满胜利的自信，带着劣势的兵力和混乱的队伍向前猛攻，直到他的进军被无法击破的新军方阵阻止。要是我们相信奥斯曼编年史的记载，他的坐骑被穆拉德投出的标枪贯穿，[178]本人跌落在步兵的长矛阵中。一名土耳其士兵大声宣布：“匈牙利人，看吧!你们国王的头颅!”拉底斯劳斯的阵亡是战败的信号。哈尼阿德斯从冒进中醒转过来，后悔所犯的错误和部队的损失，竭尽全力要拯救皇家的主力，直到他被胜利的乌合之众所压倒，造成全线的彻底溃败。他的勇气和指挥发挥最后的效果，救出瓦拉几亚骑兵队的残部。瓦尔纳会战（公元1444年11月10日）这场惨败有1万名基督徒被杀，土耳其人的伤亡更多，就整个实力来说所占比例不算太大。然而这位富于理性的苏丹，用神色自若的态度承认战争的胜利有运气的成分，他说如果类似的胜利重演，代价可能是他的死亡。他下令在拉底斯劳斯落马的地点竖立一根纪念石柱，高雅的铭文没有提到他鲁莽的行动，只是记下匈牙利年轻国君的英勇事迹，悲悼他不幸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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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字军运动的英雄人物朱利安和哈尼阿德斯（1444—145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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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从瓦尔纳战场移开目光之前，被红衣主教朱利安和约翰·哈尼阿德斯这两位主角的性格和事迹所吸引。朱利安·恺撒里尼出身于罗马的贵族世家，他吸取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精通神学和法律的素养，多才多艺的禀赋同样适合于学院、军营和宫廷。他刚被授予罗马的紫袍就被派往日耳曼，加强帝国的武备对付波希米亚的叛徒和异端。宗教迫害的精神使他不配当博爱的基督徒；军人的职业不适合他的教士身份。但是前者受到那个时代的原谅，后者因朱利安的勇气而变得更为高贵，日耳曼的主人可耻地逃走时，只有他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他身为教皇的特使，召开巴西尔的宗教会议，但是这位主席似乎很快成为最热心的勇士，要争取教会的自由，凭着他的能力和干劲，领导了长达7年的反对运动，采用最激烈的手段抗拒尤金尼乌斯的权威和地位之后，出于利益或良心等隐秘的动机，他突然抛弃深得民心的党派。红衣主教从巴西尔退往费拉拉，涉入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争论，他的辩证充满技巧而且神学的修养博大精深，这两个民族都对他表示钦佩之意。我们看到他在担任匈牙利使节时，诡异的论点和动听的辩才造成有害的后果，朱利安自己成为最早的牺牲品。红衣主教履行教士和士兵的职责，在瓦尔纳战败丧失性命。过世的情节有不同的记载，黄金成为沉重的累赘妨害到他的逃走，引起一些基督教流亡人员的贪念而采取残酷的手段，这是比较可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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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哈尼阿德斯的家世寒微，或许会令人感到可疑，他完全凭着自己的长处擢升到指挥匈牙利军队的职位。他的父亲是瓦拉几亚人，而母亲是希腊人，她的族人可能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是姓名我们还不清楚。从他的出生地获得瓦拉几亚人的身份和科维努斯这个姓氏，可能形成证据薄弱的借口，说是他的血统渊源于古老罗马的大公。[179]他在年轻的时候参加意大利的战争，后来与12名骑兵一起被萨格勒布主教雇用。“白武士”[180]的英勇之名很快传播开来，与有钱的贵族家庭联姻更增加了他的财富。他防守匈牙利的边区对抗土耳其人，在同一年内赢得3次会战的胜利。他发挥影响力使波兰的拉底斯劳斯获得匈牙利的王冠，拥立的功劳所得到的报酬是“外斯拉夫尼亚领主”这个头衔和职位。朱利安的十字军旗开得胜，使他获得两顶土耳其的桂冠，瓦尔纳之役给公众带来灾难的致命错误已被人遗忘。当奥地利的拉底斯劳斯这位名义上的国王尚未即位和成年时，哈尼阿德斯被推举为最高首领和匈牙利总督，对他的嫉妒在开始就因恐惧而保持静默，从他12年的统治可以看出他如同精于战争一样熟悉政事。然而处于巅峰状况的将领不会在战役中描述他的治国理念，“白武士”的战斗是用双手而并非头脑，这位酋长率领散漫的蛮族，发起进攻时毫无畏惧之心，落荒而逃时也不会羞愧难安。他的军旅生涯混合着传奇的事迹，交替出现胜利和败北。土耳其人拿他的名字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以讹传讹称他为扬库斯·莱因或“恶汉”，这种痛恨的情绪也可以证明土耳其人对他的敬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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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在他的守备之下，土耳其的军队无法接近。正当敌人极为高兴地认定这位首领和他的国家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时，他的行为反而更加令人感受到他的胆大包天和骁勇善战。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防御作战，瓦尔纳的败北后过了4年，他再度攻进保加利亚的腹地。土耳其军队挟着四倍兵力的优势，他在科索沃平原抗拒全力的冲击，直到第三天才败退。哈尼阿德斯单独穿过瓦拉几亚的森林逃走，这位英雄受到两个强盗的袭击，就在他们为他颈脖挂着的金链发生争执时，他找到失落的长剑将一个强盗杀死，另一个吓得飞奔而逃。他的军队有很多人被俘或阵亡，为国家带来新的危险局势之后，他的安然无恙使苦难的王国获得一丝慰藉。但是他这一生最后和最光荣的军事行动，就是防守贝尔格勒对抗穆罕默德二世的御驾亲征。经过40天的围攻以后，土耳其人已经进入市镇，结果还是被迫撤军（公元1456年7月22日），兴高采烈的民族赞誉哈尼阿德斯是基督教的国之干城，贝尔格勒是异教徒难以逾越的天堑。[181]这次伟大的拯救行动后，只过了一个月，护卫的勇士就离开了人世（公元1456年9月4日），奥斯曼的君主用庄严的墓志铭表示自己的遗憾之情，对于这唯一击败他军队的对手，再也没有雪耻复仇的希望。感恩的匈牙利人在宝座空悬的初期，推选18岁的年轻人马提亚·科维努斯加冕接位，他的统治开创了繁荣的局面和悠久的世代，他渴望获得征服者和圣徒的光荣，但是他最大的功绩是倡导学术不遗余力。他的儿子从意大利邀请拉丁的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用雄辩的口才赞誉父王，使之光芒万丈，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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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阿尔巴尼亚君王斯坎德贝格的家世、教育和反叛（1404—146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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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雄的名单上，约翰·哈尼阿德斯和斯坎德贝格通常并列其中[182]：他们牵制奥斯曼的大军，延迟了希腊帝国的灭亡，所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斯坎德贝格的父亲约翰·卡斯特里奥特[183]是伊庇鲁斯的世袭君主，面积狭小的领地位于山区和亚得里亚海之间，没有能力与苏丹的权势对抗，只有降服在纳贡称臣的严苛条件之下，交出4个儿子作为宣誓效忠的保证。身为基督徒的年轻人在留下割礼的疤痕以后，接受的教育是穆罕默德的宗教，按照土耳其的政策加强武艺和战术的训练。3位年长的兄弟混在奴隶之中，据说他们被毒死，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或加以驳斥。苏丹对乔治·卡斯特里奥特非常仁慈，充满父爱，一般而言不应该怀疑到他身上。这第四个儿子在幼年时，就展现出军人的体魄和精神。有一名鞑靼人和两名波斯人很骄傲地挑战土耳其的宫廷，先后被他制服，使他获得穆拉德的重用。斯坎德贝格这个名字来自土耳其的称呼Iskender Beg，意为亚历山大大人，这是他一生中光荣和奴役难以磨灭的记忆。他的父亲原来拥有的公国已经缩小成为一个行省，但是这方面的损失获得“桑吉克”的职位和头衔的补偿，可以指挥5000名骑兵，还有希望升到帝国最显赫的阶层。他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中恪尽职责获得荣誉，我们可以对历史学家有意的做作或轻信的态度加以讪笑，他们认为在每一次的冲突中他都对基督徒大发慈悲，同时用霹雳手段打击那些身为穆斯林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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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阿德斯的光荣事迹无可指责，他为保护宗教和国家挺身而战；敌人称赞这位爱国志士，他的对手被打上叛徒和背教者的烙印。在基督徒看来，由于斯坎德贝格父亲所犯的错误，他的3位兄长死因可疑，自己受到罢黜以及国家被异族奴役，他的反叛是正当的行为。他以豪迈的热诚，公开宣称要确保祖先的信仰和独立，虽然发表的时间稍嫌迟缓，大家还是推崇不已。他9岁起就在《古兰经》的教义中接受熏陶，对于《福音书》完全没有认识，士兵的宗教靠着权威和习惯来决定，很难想象在40岁[184]的年龄还能让新的启示进入他的心灵。要是他在那个时候感觉到锁链的束缚而尽力挣脱，那么他的动机就不会被怀疑是出自利益或报复。长期的遗忘必定会削弱原始权利，这么多年的服从和酬劳使苏丹和臣民相互的关系更为牢固。要是斯坎德贝格长久以来心怀基督教的信仰和反叛的意图，高尚的情操就会被指责为卑劣的欺骗，服务只是为了背信，承诺看来仅是伪誓，积极的加入只能造成数以千计不幸的同胞在尘世和精神方面的毁灭。当他在土耳其军队指挥前卫时，难道我们应该赞许他与哈尼阿德斯的秘密联系？要是擅离职守使恩主的敌人获得胜利，难道我们应该原谅这种背弃自己阵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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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吃败仗的混乱状况之中，斯坎德贝格的眼光紧盯在首席秘书雷斯·伊芬迪的身上，用匕首抵着他的胸膛，索取一份统治阿尔巴尼亚的敕令或诏书，事后谋杀无辜的书记和扈从，免得这件事很快被发现。斯坎德贝格将他的计划透露给一些大胆的同伴，到了晚上，以急行军从战场逃到祖国的山区（公元1443年11月28日），用皇家的命令打开克罗雅的城门。等他控制这个堡垒以后，乔治·卡斯特里奥特马上扯掉伪装的面具，发誓抛弃先知和苏丹，公开宣布要为家庭和国家报仇雪恨，运用宗教和自由的名义激起一场全面的叛乱。阿尔巴尼亚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一致同意要与世袭的君主同生共死，奥斯曼的守备部队可以自行选择殉教或受洗。伊庇鲁斯各个城邦举行的会议中，斯坎德贝格受到推举成为土耳其战争的将领，每个盟邦保证按照比例提供人员和金钱。这些各个盟邦提供的经费，加上世袭的产业和塞利纳值钱的盐矿，获得每年的岁入是20万达克特银币。这些款项并没有被用于奢侈的享受，而是一丝不苟地全部拨作公用。他的态度平易近人，但是对纪律的要求非常严格，军营禁止存有任何一种恶习。他以身作则使得他的领导能够服众，在他的指挥之下，阿尔巴尼亚人在战场上所向无敌，无论是自己还是对手都承认这个事实。法兰西和日耳曼那些勇敢的亡命之徒为他的名声所吸引，愿意留在他的麾下服务。他的正规民兵部队共有8000骑兵和7000步卒，马匹的体型矮小但是人员积极主动。他用洞察一切的眼光来考量山区作战的困难和可以运用的手段，在烽火台的火焰照耀之下，整个民族都配置在最坚固的据点，斯坎德贝格凭着实力不足的军队，抗拒奥斯曼帝国的强权达23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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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德二世和他那伟大的儿子一再被叛徒阻挠，带着表面上的藐视和难忘的憎恨在他的后面穷追猛打。穆拉德率领6万名骑兵和4万名新军进入阿尔巴尼亚，蹂躏这个门户大开的国家，占领没有设防的市镇，把教堂改为清真寺，对基督徒的青年施以割礼，处死成年而又顽固的俘虏。但是苏丹的征服行动在攻克了斯菲提格勒这个不起眼的堡垒后便结束了，守备部队的战力强大无法征服，却被微不足道的诡计和迷信心理所击灭。[185]克罗雅是卡斯特里奥特的城堡和住所，穆拉德带着羞辱和损失从城墙下面撤退。他在行军、围攻和退却时，这个神出鬼没、隐藏在暗处的敌手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失望使得苏丹饱尝痛苦，可能缩短了他在世的最后时间。[186]穆罕默德二世在完成征服的过程中，始终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他的部将获得授权谈判停战协定，阿尔巴尼亚的君王深受赞誉，是维护国家独立信念最坚定和能力最高强的勇士。有人基于骑士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热忱，把斯坎德贝格与亚历山大和皮洛斯[187]相提并论，承认他们都拥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他的领土狭小而势力薄弱，与古代的英雄相比相差甚远，何况后者还战胜了东部和罗马的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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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斯坎德贝格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像是那些他对抗过的帕夏（土耳其人对权贵的尊称），那些被他击溃的军队，以及被他亲手杀死的3000名土耳其人，我们必须用批判性的眼光去挤出其中的水分。他的敌人是文盲，再加上处于伊庇鲁斯落后而荒芜的地区，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偏袒他的传记作家可以放心地使自己沉溺于对冒险故事的虚构中，但是意大利历史著作散发出的光芒揭穿了杜撰的情节，有关他率领800名骑兵渡过亚得里亚海去拯救那不勒斯国王的故事，违背了事实而大胆地虚构，把他的功绩形容成一个神话故事。他们应该承认他到最后还是被奥斯曼的强权所制服，这对他的名声并无丝毫不敬之意。他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在教皇庇护二世[188]的教廷国得到庇护。斯坎德贝格的资源几乎已经耗用殆尽，成为流亡的难民，逝世在威尼斯领土的黎苏斯[189]（公元1467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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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坟墓很快受到土耳其征服者的破坏，新军佩戴的手镯上面镶嵌着他的遗骨，当作迷信的护身符，这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英勇产生不自觉的尊敬。他的国家立即面临灭亡的命运，可见这位英雄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更能提高他光荣的地位。然而，要是他权衡降服和反抗两者所带来的得失，一位爱国志士会拒绝力有不逮的竞争，完全依靠他一个人的生命和才能必定会失败。支撑斯坎德贝格的是看似合理实际谬误的希望：他认为这个自由的基督徒民族，护卫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以及希腊进入意大利最狭窄的通道，所以教皇、那不勒斯国王和威尼斯共和国，都会参加他们的防御作战。他那还在襁褓之中的儿子从民族的灾难中被拯救出来，卡斯特里奥特家族被授予公爵的领地，他们的后裔在统治地区的贵族世家中绵延不息。一大群阿尔巴尼亚难民在卡拉布里亚获得居留区，直到今天还保存着祖先的语言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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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帕拉罗古斯（1448—145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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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帝国漫长的衰亡过程中，我终于要提到君士坦丁堡最后的统治者，他用如此薄弱的力量维持着恺撒的地位和尊严。约翰八世历经匈牙利的十字军后又活了4年才过世，[190]整个皇室在安德罗尼库斯亡故和伊希多尔出家之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3位亲王，他们是皇帝曼纽尔二世幸存的儿子。君士坦丁和托马斯在遥远的摩里亚，德米特里乌斯拥有塞利布里亚这块位于都城郊区的领地，而且他还是一个党派的首领。公众的灾难对他的野心没有产生影响，他秘密结交土耳其人，再加上分裂主义者已经破坏国家的和平。先帝的葬礼加速举行，显得十分仓促，令人觉得奇怪，甚至引起怀疑。有人用观念迂腐且证据薄弱的诡辩，拥戴德米特里乌斯接位，说他呱呱落地就穿上紫袍，是父皇登基以后所生最年长的儿子。但是太后、元老院和军队、教士和人民，一致赞同合法继承人。托马斯藩王不知道政局发生变化，在偶然的状况下回到首都，对于尚未到来的兄长，非常热心地维护他的利益。历史学家法兰扎担任使臣，很快被派往哈德良堡的宫廷，穆拉德对他非常优容，在他离开的时候还赠送礼物，但土耳其苏丹亲切的认可等于公开宣示他有最高的权力，东部帝国即将面临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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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在斯巴达由两位显赫的代表为他加冕（公元1448年11月1日—1453年5月29日），在春天由摩里亚发航，在海上避开一支土耳其分遣舰队，带着愉快的心情接受臣民的欢呼，举行新朝的庆祝典礼。他的赏赐耗尽了国库的财富，使得政府更加穷困。皇帝立即将摩里亚托付给两位弟弟去治理，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两位亲王的亲情非常脆弱，当着太后的面他们用誓言和拥抱巩固极其不稳的安全保证。君士坦丁还有一件大事是选择配偶，有人建议威尼斯元首的女儿，但是拜占庭的贵族反对世袭君王和民选官员之间的地位差距，等到他们后来发生灾难，身为强大共和国的首领并没有忘记这一次的侮辱。君士坦丁对于是与特拉布宗还是与格鲁吉亚的皇室联姻一直犹豫不决，担任使臣的法兰扎叙述了拜占庭帝国最后这段期间的公私生活。[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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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扎是皇宫的总管大臣，担任新郎求亲的代表从君士坦丁堡启航，剩余的财富和奢侈品用来摆出盛大的排场，人数众多的随员包括贵族、卫士、医生和僧侣，他还带着一个乐队，这位花费惊人的使臣任期延长到两年（1450—1452 A.D.）。等他到达格鲁吉亚（伊比利亚），城镇和村庄的土著聚集起来围绕着外来的异乡人，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虽然喜欢音乐的旋律，但是根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在群众之中有名100多岁的老人，很早以前被蛮族掠走，[192]他用印度奇观之类的故事来娱乐他的听众，[193]他曾经越过不知名的海洋从印度回到葡萄牙。[194]法兰扎从友善的国土前往特拉布宗的宫廷，希腊国君在那里告诉他穆拉德新近逝世的消息。这名经验丰富的政要对于国家能够脱离苦难，并没有感到欣慰反而是忧心忡忡，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不会长久跟从他父亲明智的和平路线。等到苏丹逝世以后，他的基督徒妻子玛利亚[195]（塞尔维亚藩王的女儿），很体面地被归还给她的父母。凭着她的容貌和才艺所建立的名声获得使臣的推荐，被认为是皇帝的最佳择偶对象，针对正高涨的反对声浪，法兰扎加以说明，并且驳斥似是而非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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