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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皇在罗马的权威以及迷信行为的变化无常（1100—15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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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城的两个统治者，皇帝是靠着征服的权利进行根基不稳的统治；教皇的权威则是建立在舆论和习惯的基础之上，看似软弱实则更为牢固。清除掉一种外国的影响力，使牧人回到羊群的身旁更受到他们的爱戴。上帝的代理人由红衣主教团自由推选，大部分的红衣主教都是这个城市的土著或居民，一改过去日耳曼宫廷那种专断或贿赂的提名办法。官员和人民的欢呼是对当选者的确认，而在瑞典和不列颠受到服从教会权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罗马的选票，同样的选举制度为首都选出一位君主和教宗。大家普遍认为君士坦丁把罗马的世俗统治权授予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那些思想偏激的怀疑主义者都乐于争辩，皇帝是否具备此种权利，以及此种赐予是否有效。事实的真相和他的这一赐予的真实情况，深植于4个世纪的无知和传统之中，它那传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永久的结果之中了。“Dominus”或“主上”的称呼出现在主教的钱币上面，效忠的欢呼和誓言承认他所拥有的头衔，出于日耳曼恺撒真心或勉强的同意，他们早已对这个城市和圣彼得的产业，行使最高或从属的司法审判权。教皇的统治可以满足罗马的偏见，倒也不会与罗马的自由有所冲突。只要稍为探索便会发现这些权力还有更为高尚的来源，那是一个民族的感激之情——教皇将罗马从希腊暴君的邪说和压迫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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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皇室和教会的联合似乎可以相互增强对方的实力，掌握天堂的钥匙是获得世人服从最可靠的保证。人的过错会使职位的神圣性大为减色，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继承人所具备的严苛而危险的德行，将第10世纪的丑闻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们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利，进行极具野心的斗争，经历的苦难或最后的成功同样会加强人们的崇敬。他们有时会沦为宗教迫害的牺牲者，在贫穷和流放中蹒跚而行，使徒的宗教狂热使他们愿意成为殉教的烈士，每个正统基督徒必定都会被激起爱戴和同情之心。有时他们会从梵蒂冈发出雷霆之声，推举、审判或罢黜世间的国君。最骄傲的罗马人也不会为服从一位教士而感到羞辱，须知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都吻过他的脚，为他扶过马镫。[285]就算是基于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应该保护教皇居所的安宁和荣誉，从教皇那儿，这个虚荣而懒惰的民族，才获得了绝大部分的生活所需和财富。教皇每年固定的收入可能受到损失，在意大利和行省有很多古老的世袭产业，为那些亵渎神圣的手所侵占。教会的损失，也不可能只是通过宣示主权，而非实际据有丕平与他的后代更为丰厚的赐予来弥补。梵蒂冈和卡皮托神庙，是靠着不断来到和日益增多的朝圣客和许愿者供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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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的范围扩大，教皇和红衣主教为处理教会和世俗的事务而疲于奔命，拉丁教会为上诉的权利和法规建立新的诉讼程序，[286]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受到邀请或召唤，在使徒的门口负起求情、申诉、指控或审判之责。有人曾记录下一件少见的怪事，分属门兹总主教和科隆总主教的两匹马，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又回去，满载着金银珠宝。因而人们很快明白，无论是朝圣客还是当事人，要想打赢官司主要在奉献财物的价值，而非诉讼案情的证据。这些外乡人经常夸耀自己的财富和虔诚，他们所花费的金钱不管是神圣的用途还是日常的支付，都成为罗马人的酬庸，在各种渠道中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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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民有这样强大的动机，本应该自愿而虔诚地坚决服从属灵和世俗的父亲，但是在突发状况下无法控制的激情，经常扰乱传统和利益的运作过程。印第安人砍倒树木摘取果实，以及阿拉伯人抢劫贸易的商队，全都是出于同一种野性的冲动，这种动机使他们只顾眼前的好处而不管未来，满足一时的贪婪而放弃那些可以长期据有的最重要的福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自私的罗马人亵渎圣彼得的神龛，不仅抢走供品还伤害朝圣客。他们竟然没有思考一下，这种不友善的行为，可能会断送多少访客和财富。甚至就是迷信的影响也是时起时伏并不可靠，理性受到压抑的奴隶经常为他们的贪婪或傲慢所解救。对于教士的传奇和神谕抱持虔诚的轻信态度，在蛮族的心灵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内心不可能重视想象胜于感官，更不会为遥远的动机或是不可见的理想的目标，而牺牲现实世界的欲念和利益。年轻力壮的人充满活力，行为总是与信念发生矛盾，直到年龄、病痛或灾祸的压力使他惊醒，才会心生畏惧，逼得他要偿还虔诚和悔恨的双重债务。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当前这个时代，对于教士的平静和安全生活最有利的是人们对宗教的冷漠态度。过去，在迷信的统治之下，教士们将最大的希望寄托于人类的无知，然而最恐惧的却是人类的暴力。财富不断增加使他们成为世间唯一的拥有者，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发生轮替的现象，悔罪父亲的赠予被残暴的儿子抢走。他们这些人不是接受敬拜就是遭到侵犯，就像信徒制造的偶像虽然出于同一人之手，但有的被供奉在祭坛上面，有的则被践踏在灰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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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中，武力象征着显赫的头衔，也是忠诚的标尺，等到武力产生动乱，很少有人注意或听从法律和理智极为冷静的呼吁。叫嚣的罗马人不愿接受教皇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对他的无能为力要尽情羞辱。他所受的教育或性格，无法正当或有效运用刀剑的力量。教皇当选的动机和生命的脆弱，很清楚地展现在罗马人的面前，过于接近就会减弱尊敬之心，要知道他的名字和谕令在蛮族世界使人印象深刻。这种差异没有逃过我们那位富于哲理的历史学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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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那些相隔遥远的国家对于教廷的名声和权威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教皇的性格和行为，所以才产生敬畏之心；然而教皇在家乡很少受到尊重，以至于与他不共戴天的仇敌包围了罗马的城门，还控制着城市的政府。从欧洲最偏远地区派来的使臣，要向当代最有权势的人物表示谦恭和服从，竟然发现很难找到接近的门路去投身到教皇的脚前。[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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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列高利七世及后续诸位教皇所面临的困境（1086—130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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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的时代开始，教皇的财富就引起他人的嫉妒，他的权力遭到反对，使得本人受到暴力的摧残。教权和政权的长期敌对行为，增加了敌人的数量也燃起激烈的情绪。奎尔夫和吉贝林势不两立的党派倾轧，给意大利带来致命的后果，罗马人根本不考虑真理或事实，他们分别是主教和皇帝的臣民和对头。两个党派都恳求他们的支持，轮替展示出圣彼得之钥和日耳曼之鹰的旗帜。格列高利七世以教皇国创始者的身份受到推崇或厌恶，被驱出罗马，在流放途中死于萨勒诺。他的36位继承人[288]直到退往阿维尼翁为止，始终与罗马人进行力有未逮的斗争。教皇的年龄和地位经常受到冒犯和羞辱，叛变和谋杀玷污着庄严的宗教仪式，这些任性善变的兽行虽然没有关联也不是预谋，却一再重复发生，[289]不仅冗长乏味而且令人厌恶。我只要列举12世纪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就能够展现出教皇和城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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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四，帕斯卡尔二世在祭坛奉行圣事时，被鼓噪的群众打断仪式的程序，他们提出专横的要求。要他为他们宠爱的官员举行坚信礼。教皇的沉默激起大家的狂怒，他虔诚地拒绝将人和神的事务混为一谈，更是遭到众人的威胁和诅咒，说他会成为引起公众暴乱的起因和见证者。复活节庆典期间，主教和教士排出游行队伍，大家赤足前往殉教者的坟墓致敬，分别在圣安吉洛桥和卡皮托神庙前面，两次受到暴民如雨的石块和镖枪的攻击。他的追随者连同房屋一起被夷为平地，帕斯卡尔逃脱困境和危险，就在圣彼得的产业所在地征召了一支军队，内战的灾祸给他最后的时日带来很大的痛苦和损失。他的继承人格拉修斯二世[290]当选后，在教会和城市中引起更多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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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乔·弗朗吉帕尼是一位势力强大和生性好斗的贵族，带着军队怒气冲天地闯入会场，剥去红衣主教的衣冠加以鞭笞，将他们践踏在脚下。他一把扼住基督代理人的咽喉，毫无怜悯和尊敬之心。他拽着格拉修斯的头发在地上拖曳，饱以老拳并且用马刺踢得他遍体鳞伤，然后给他戴上脚镣手铐，将他关在野蛮的暴君家里。人民揭竿而起解救他们的主教，敌对的家族反对弗朗吉帕尼的暴虐，琴乔在四面楚歌之下乞求他们的宽恕，只对插手教会事务的失败感到后悔，不认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过不了多少时日，教皇再度在祭坛受到攻击，就在他的朋友和仇敌从事殊死搏斗时，他穿着僧侣的服装遁走，这种可耻的逃命行为激起罗马贵妇人的同情，他的追随者不是遭到驱逐就是被从马背打落。在圣彼得大教堂后面的田野，他的继承人由于连日的畏惧和疲累，独自一人被发现时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当他的职位受到侮辱，生命面临危险时，“使徒”带着傲然不屑一顾的神色抛弃这座城市，在身不由己的自白之下泄露出神职人员的野心所产生的虚荣，那就是1个皇帝总比20个皇帝更易于容忍。有很多例子证明他所言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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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忘记在同个时代的两位教皇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名字是卢修斯二世和三世。[291]前者排出战斗队形去仰攻卡皮托，被从神庙投出的飞石击中，拖了几天才过世；后者被手下的仆从打成重伤。在内战的骚乱状况之下，他手下的一些教士被俘，除了留下一个当作向导以外，全被毫无人性的罗马人剜去眼睛，让他们的头上戴着可笑的法冠，倒骑在驴背上面，同时逼他们立下誓言。将他们置于这样一种人身毫无保障的可怜情况，就是要让教会的首领得到教训。在那样一个混乱时代下，每一个人物的特性都在不断变化，时而充满希望，时而满怀畏惧，时而倦怠，时而悔悟，有时又会获得一段和平与服从的时期。梵蒂冈用兴高采烈的欢呼声恢复教皇的职位，先前他被威胁和暴力从这里赶走。但是灾难的根源是如此的深远而且永不枯竭，可以让圣彼得的小船沉没的暴风雨，在发生的前后总有片刻的宁静。罗马陷入战争和分歧的态势中，党派和家族对于教堂和宫殿加强防备的力量或是发起攻击的行动。卡利斯都二世[292]在给予欧洲和平以后，只有他有决心和力量禁止在都会地区运用私人武装部队。在那些尊敬使徒宝座的民族当中，罗马的骚乱引起普遍的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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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伯纳德在致他的门生尤金尼乌斯三世的信函中，用机智而狂热的尖锐笔调谴责这个叛逆民族的恶行。克莱尔沃的僧侣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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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谁不知道罗马人的虚荣和傲慢？这个为暴乱、残酷和倔强所培育出来的民族，除非太过虚弱以至于无力反抗，否则一定会对顺从教会抱着不屑的态度。当他们承诺要服从于他人的时候，内心却在渴望进行统治；如果他们宣誓忠诚，那是要寻找叛变的机会；要是你闭门不纳或是拒止他们参加会议，他们会用大声的喧嚣来发泄不满的情绪。他们只会捣乱作怪，没有学会行善的本事，亵渎上帝的行为引起天人共愤；他们善于内斗，对邻国存着猜忌之心，用残酷的手段对待外乡人；他们从不爱人也不为人所爱；他们想要别人对他们心生敬畏之感，自己却生活在卑贱和忧虑之中；他们不会听命于人，更不知道如何管理众人之事；他们对长官毫无诚信，对同侪绝不宽容，对恩主不知感恩图报，无论是向别人提出需求还是拒绝别人都同样的厚颜无耻，承诺得多而履行得少；他们只会阿谀、诽谤、背叛和阴谋等各种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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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阴暗的描述非常正确，基督徒宽恕的笔调[293]并没有言过其实。不过，这些特色虽然刺目而又丑陋，倒是表现出12世纪罗马人极其鲜明的风格。[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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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异端阿诺德恢复共和国的作为和下场（1140—115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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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拒绝接受基督，原因在于他的平民身份和性质，当他僭用一位尘世君王的尊荣和高傲时，罗马人的辩解之辞是说犹太人对于神的代理人根本是一无所知。在十字军这个极其纷乱的时代，西方世界重新燃起一些好奇和理性的火花。保加利亚的异端就是保罗教派的信徒，成功迁移到意大利和法兰西肥沃的土壤上，诺斯替教派的观点与福音的简朴混合起来，教士的仇敌将他们的热情和良知调和得水乳交融，将自由的欲念与虔诚的信仰互相调和。[295]布雷西亚的阿诺德[296]最早吹响罗马人宗教自由的号角（1140 A.D.）。他的升迁在教会只限于最低的阶层，穿着修道院的装束不是因为这是服从的制服，而是因为这是贫穷的标志。他的敌手无法否认他的智慧和辩才使人印象深刻，勉强承认他的品德高尚、正直、纯洁，把他的错误混合着重要和有益的事实推荐给公众。他在神学研究过程中，师事名声显赫而又下场不幸的阿贝拉德[297]，同样涉及异端邪说的嫌疑。身为埃洛伊莎[298]的爱人，阿贝拉德具有待人柔和与善于适应的天性，他的悔改极其谦恭，使教会的法官也受到感染，不再疾言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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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可能从大师那里得知“三位一体”某些形而上的定义，违反了那个时代认同的真理。他的关于受洗和圣餐的理念只受到轻微的责备，然而政治异端是他获得名声和灾祸的根源。他勇敢坚持己见引用基督的宣示，说他的王国不在世间，刀剑和权杖要托付给政府官员，尘世的职位和财富要授予俗家人士，修道院院长、主教和教皇必须放弃统治的权力，否则就会丧失救赎的天职。等到丧失他们的岁入以后，信徒出于自愿的什一税和奉献就足敷他们使用，戒除奢侈和贪婪，用节俭的生活来执行宗教的工作。很短一段时间之内，传教士像爱国者那样受到尊敬，布雷西亚的不满或反叛被用来对付主教，成为他那危险的教训最早获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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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教士的爱戴并不像憎恨那样经久不退，阿诺德异端在拉特兰的大公会议上受到英诺森二世的谴责，行政官员本身受到偏见和畏惧的驱策，只有执行教会的判决。意大利不再提供庇护所，阿贝拉德的门徒逃过阿尔卑斯山，直到在苏黎世找到安全和友善的避难地，现在的苏黎世是瑞士第一个州。从一座罗马军队的驻地、皇家的村庄到圣母教堂的所在地，苏黎世的人口逐渐增加，成为一座自由而繁荣的城市，米兰人的上诉在此地经常由皇家的委员会[299]加以审理。在一个宗教改革尚未成熟的时代，朱英诺斯的先驱听到赞誉之声，一个勇敢和纯朴的民族吸收了他的信念，能长期保有所具备的特色。他有高明的手腕或过人的长处，能够拉拢君士坦斯的主教，甚至教皇的使节为了他，忘记了主子和整个教会阶级的利益。圣伯纳德用严厉的训诫坚定了他们迟疑不决的宗教热诚，教会的敌人为迫害行动所逼，不得不铤而走险，面对圣彼得的继承人在罗马竖起他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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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受到贵族和平民的保护，可能还有邀请。为了促进人民的自由权利，他的辩才在罗马七山回响着雷霆之声。他的论述掺杂着李维和圣保罗的原文，把福音和古典这两种宗教狂热所形成的动机结合在一起。他特别提醒罗马人，从教会和城市的原始时代以来，教士日趋堕落，他们还能容忍真是让人感到奇怪。阿诺德规劝大家要坚守作为一个人和基督徒不容剥夺的权利，恢复共和国的法律和官职，尊敬名义上的皇帝，限制牧者对羊群的统治，使之仅限于宗教层面，精神上的统治不可能逃开改革者的指责和控制。他凭借自己的经验，教导下级教士要反抗红衣主教，他们篡夺了罗马28个教区极其专制的统治权。革命的行动要是没有抢劫和暴行，没有流溢的鲜血和摧毁的房屋，就不算完成。胜利的党派从教士和敌对的贵族那里获得掠夺品，因而致富。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从他的使命中享受成果，难免产生悲痛之感。他的统治延续了10年之久（1144—1154 A.D.），其间经历英诺森二世和阿纳斯塔修斯四世两位教皇，他们不是在梵蒂冈过着战栗难安的日子，就是受到放逐，漂流在邻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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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之后，更有活力和幸运的教宗接位，亚得里安四世[300]是唯一擢升到圣彼得宝座的英国人[301]，出身是很普通的僧侣，几乎如同乞丐。他拥有很多优点，能从圣阿尔班修道院中脱颖而出。有一位红衣主教在街上被害（受重伤），使他深为愤怒，对这个充满罪恶的民族下达停止参加圣事活动的处分。从圣诞节到复活节，罗马人禁止参加宗教的礼拜活动，无法获得真实或想象的慰藉。罗马人对尘世的君王抱着藐视的态度，带着悲痛和恐惧顺从精神之父的责难。他们的罪孽从忏悔中获得救赎，放逐叛逆的传教士是他们获得赦免所应付出的代价。报复心切的亚得里安还是没有得到满足，腓特烈·巴巴洛萨即将举行加冕典礼，对大胆的改革者带来致命后果。改革者在不同程度上冒犯到教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教皇在维泰博的会晤中向皇帝表示，罗马人具有狂暴和难以治理的特性，他本人和教士经常受到侮辱、伤害和威胁，阿诺德异端产生极其有害的倾向，会颠覆政治和教会的隶属原则。腓特烈被这些论点说服或是为加冕称帝的欲望所诱惑，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将夺去一条无辜的生命当成无足轻重的小事，为达成政治的妥协可以牺牲双方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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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离开罗马以后，受到坎帕尼亚的行政长官的保护，恺撒施展权力将他引渡回去。城市的郡守宣布判决，自由的殉道者当着漠不关心和不知感激的民众面被活活烧死（1154 A.D.）。骨灰被抛到台伯河里以免异端分子收集起来后，将之当成导师的遗物受到大众的崇拜。他的逝世使教士获得胜利，成立的教派就像骨灰一样飘散，对他的怀念仍旧活在罗马人的心目之中。他们从他的学校可能获得了一种新的信仰方式，都市的正统基督教会免于革出教门和停止圣事活动的处分。这些主教宣称他们拥有最高的审判权，凌驾于国王和国家之上，特别是要运用到使徒委派的王公所据有的城市和教区中去。但是他们的宣讲全是空话，即使是梵蒂冈的谴责有如雷霆，要是不加节制滥用，也会削弱应有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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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建元老院和卡皮托及随之而来的诸般举措（114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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