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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勃兰卡勒翁和查理的崛起以及对尔后的影响（1252—132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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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到了13世纪中叶，罗马人才从博洛尼亚将元老院议员勃兰卡勒翁召回（1252—1258 A.D.），后来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将他从被人遗忘的状况恢复其应有的名声和功绩。他考虑到自己的声望，非常正确地预判出自己未来的任务极其困难，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拒绝他们的选择为自己带来的荣誉，于是他们暂时停用罗马的成文法，把他的任期延长到3年。行为不检的人指控他犯下残酷和纵容的罪行，教士也怀疑他的行事偏颇不公；但爱好和平与秩序的友人，赞誉这位坚定而正直的行政长官，使他们能够重新获得应有的幸福。罪犯没有那样大的势力能让他们反抗勃兰卡勒翁的制裁，或是名不见经传而能逃过他的追捕；安尼巴尔第家族的两位世家子弟，被他判处绞刑；他用铁面无私的态度拆除了城市和邻近地区的140座塔楼，这些都是抢劫和罪恶的庇护所；主教如同一个很单纯的圣职人员，被迫居住在他的教区。勃兰卡勒翁的旗帜在原野中飘扬，能发挥极大的吓阻作用。不知感恩的民族根本不配享有这种幸福，竟然辜负他那极为优异的服务。强盗蜂拥而起，他为了公众而激怒这些歹徒，使得罗马人要罢黜和监禁他们的恩主。要不是在博洛尼亚还留有一份保证他安全的誓词，他连生命都无法得到保护。在他离开就任新职之前，谨慎的元老院议员要求交换罗马最高贵家庭的30员人质，等到传来他遭到危险的信息，在他的妻子请求之下，这些人质受到严密的保护。博洛尼亚在事关城市荣誉的案件中，默默承受教皇停止教权有如雷霆的谴责。像这种心胸宽大的反抗行为，使得罗马人能平心静气拿过去的状况与现在做一比较，他们簇拥着勃兰卡勒翁从监狱前往卡皮托，沿途接受一个忏悔的民族对他的欢呼。他的政府所剩下的官员立场坚定而且幸运，嫉妒很快为死亡所安抚，后来他的头颅被封进一个贵重的瓮瓶，安放在一根高耸的大理石柱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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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不足和优势地位的丧失，使意大利采用更有效的选择。罗马人不会要一个普通的市民，他们的服从不受约束，完全出于自愿，因此极其不稳定，他们要选具有独立权势的君王成为元老院议员，这样才能够保护罗马免于敌人或来自内部的侵犯。安茹和普罗旺斯的查理是那个时代最具野心和黩武好战的君王，分别从教皇和罗马人民的手里，接受那不勒斯王国和元老院议员的职位（1265—1278 A.D.）。等到他通过城市走上胜利的道路，沿途获得市民的效忠宣誓，暂时驻跸在拉特兰宫，在短暂的访问期间，能够掩饰专横个性所表现出的冷酷神态。甚至就是查理也感觉到这些人民的轻浮善变，他的敌手——不幸的康拉丁当年经过时，他们还不是发出同样的欢呼之声。有一位权势极大的报复者在卡皮托进行统治，使教皇感到畏惧和猜忌，原来及身而止的绝对统治，重新为每3年一次的任期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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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三世的敌意使西西里国王不得不放弃对罗马的治理。傲慢的教宗颁布的谕令成为永久的法律，他对君士坦丁的捐赠重申事实的真相、具备的效力和运作的方式，对于教会的独立与城市的和平都同样重要。他要建立元老院议员每年选举的制度，正式宣布所有的皇帝、国王、公侯以及卓越和显赫阶级的个人，都不够资格成为候选人。[307]马丁四世基于个人的利益将这项禁止条款废除（1281 A.D.），他很谦卑地请求罗马人在选举中投票赞同。当着人民的面诉诸他们的权威，两位选举人将元老院议员的位阶不是授予教皇，而是授予高贵而忠诚的马丁，他可以终身拥有共和国最高的行政权，[308]让他或是他的代理人能够随意使用。大约过了50年以后，同样的头衔获得允许赠予巴伐利亚的刘易斯皇帝（1328 A.D.）。罗马的两位统治者都承认这座城市的自由权利，他们接受一位市政官员，将其安置在首都的政府组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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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罗马人对日耳曼皇帝的谈话及所获得的反应（1144—115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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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叛乱刚刚发生的时候，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在大家的内心点燃反对教会的火焰，罗马人用尽心机取悦帝国获得厚爱，为恺撒的大业发挥长才竭诚服务。他们的使臣对康拉德三世和腓特烈一世所抱持的态度，混杂着奉承和自负，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还要讲求传统。[309]他们对康拉德三世的沉默和忽略提出抱怨以后（1144 A.D.），劝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从罗马人的手里接受皇帝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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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陛下提出请求，不要藐视您的儿子和家臣的谦卑，不要听从共同敌人的指控。他们诽谤元老院，说它对您的宝座带有敌意，到处散布不和的种子，希望收获毁灭的果实。教皇和西西里人联合起来组成邪恶的同盟，要反对我们的自由权利和您的加冕典礼。承蒙上帝赐予我们恩惠，靠着宗教热诚和作战的勇气击败他们的攻势行动。有关他们那些势力强大和党派的追随者，特别是弗朗吉帕尼家族，我们已经开始攻击他们的府邸和角楼，有些被我们的部队占领，也有一些被夷为平地。他们破坏的米尔维亚桥经过我们的修复和加强，可以供您安全通过。您的军队进入城市，不会受到圣安吉洛城堡的妨碍和阻拦。我们所作所为全部着眼于您的荣誉和成效，衷心地希望您能很快御驾亲征，伸张被教士所侵占的权利，恢复帝国的崇高地位，凌越先帝的名声和光荣。希望您会将住所安置在罗马，这个世界的首都；把法律赐给意大利及条顿王国；仿效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先例，他们因为元老院和人民的气势与活力，才能获得统治地球的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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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光辉而迷人的意愿并没有受到弗朗科尼亚人康拉德的珍视，他的目光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圣地，等他从圣地返国后很快逝世，一直没有机会访问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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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三世的侄儿和继承人腓特烈·巴巴罗萨的野心远不止皇帝的冠冕，奥托的后继者之中没有人像他那样对意大利王国有不容置喙的统治权利。他在苏特里的营地接受罗马使臣的觐见（1155 A.D.），四周环绕着教会和世俗的王侯，使臣发表一篇流畅而又华丽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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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倾听城市的心声，以和平与友善的心灵进入罗马，它已经摆脱教士的枷锁，急着要为合法的皇帝加冕，靠着您极其幸运的影响力，希望可以恢复早期的光荣时代。请您维护永恒之城的特权，要是沦落到君主政体之下，那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您不是不知道，想当年罗马凭着元老院的智慧、骑士阶级的英勇和纪律，胜利的军队向着东部和西部扩张，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大洋的岛屿。我们的罪孽深重，使得君王长期离开，以致元老院这个高贵的机构沦落到被人遗忘的程度，使得我们的谋略和实力同样衰退。我们已经恢复元老院和骑士阶级，前者集会商讨国家大事，后者组成军队加强训练，愿意全部奉献给您，为帝国效犬马之劳。难道您没有听到罗马这位贵妇人所表达的意见？您是贵宾，我们把您当成市民一样的接纳；您是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陌生人，我们愿意推举您成为我们的君王，要把我们自己和所有一切都奉献给您。您最重要和最神圣的责任，是要宣誓并且签署保证：您愿意为共和国流血牺牲在所不辞；您愿意维持和平与正义，那就是城市的法律和之前的皇帝所赐予的特权；您愿意拿出5000磅白银的奖赏，赐给忠诚的元老院议员，他们会在卡皮托宣布您的头衔，你将获得奥古斯都的名字和担任他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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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文修辞的精义仍然没有枯竭的迹象，但是腓特烈对于虚华不实的言辞感到不耐，就用严正和征服的高昂声调打断演说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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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罗马人的坚毅和智慧的确天下闻名，但是你的讲话有违智慧的道理，我希望你的行动能表达出坚毅的气概。如同所有尘世的事物，罗马同样能感受到时机和命运的兴衰荣枯和变化无常，那些最高贵的世家都已迁移到东部，居住在君士坦丁的皇家城市。你们所剩余的实力和自由，长期以来为希腊人和法兰克人耗用殆尽。你还想见到罗马在古代的光荣、元老院的威严、骑士的锐气、军营的纪律和军团的英勇？你会在日耳曼共和国找到这些事例，罗马已经不是帝国，只剩下赤裸和孤单，帝国的装饰和德性同样发生迁徙，越过阿尔卑斯山，赋予一个更值得拥有这个称呼的民族。他们可以为你们提供保护，但是会要求你们的绝对服从。你的借口是我本人和从前的皇帝受到罗马人的邀请，说实话你用错了字眼，不是邀请而是恳求。查理曼和奥托将这个城市从国外和国内的暴君手里拯救出来，现在他们已经长眠在自己的国家，他们获得的疆域就是你们得救应付的代价，就是在那块领土上面，还是让你们的祖先生于斯、长于斯和终老于斯。我合法拥有继承权和所有权，谁敢将你们从我的手里夺走？难道法兰克人[310]和日耳曼人的手会因年龄的关系而变得衰弱无力吗？我被人打败了吗？我被人俘虏了吗？我的四周旌旗招展，难道不是围绕着战力强大和所向无敌的军队？你对你的主子强加许多条件，你要求我立下誓约：如果条件公平合理，誓约是毫无必要的废话；要是不能达成公正的要求，这种做法等于把我看成罪犯。难道你有资格怀疑我的公正？我的臣民当中最卑贱者都感受到我的大公无私。为了保卫卡皮托，谁说我不愿拔出我的宝剑？我就是用那把剑将丹麦的北部王国归还给罗马帝国的。我的赏赐如同滔滔不绝和自动自发的溪流，你竟然对我规定出数量和对象。我对耐心等待和建立功勋的人一定会慷慨解囊，而对那些言辞粗鲁和仗势强求者则一毛不拔。[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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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皇帝还是元老院都无法对领土和自由维持这样崇高的权利要求。腓特烈与教皇联合起来，对罗马人抱着猜疑的心理，继续向着梵蒂冈进军。从卡皮托的出击行动干扰到他的加冕典礼，如果日耳曼人的兵力和英勇在血腥的斗争中占有优势，那就不会为了安全起见扎营在这个城市前，而他们自称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过了大约12年以后，他围攻罗马，将一位伪教皇安置在圣彼得的座椅上面，12艘比萨战船在引导之下进入台伯河，但谈判的技巧和疾病的流行使元老院和人民获得拯救，腓特烈和他的继承人没有再度实施敌对的行动。教皇、十字军、伦巴第和日耳曼的独立使他们的统治极为辛劳，刻意寻求与罗马人的联盟。腓特烈二世将一面巨大的标志奉献给卡皮托，那是米兰的卡罗修[312]旗。等到士瓦本皇室毁灭以后，他们被赶过阿尔卑斯山，最后举行的加冕典礼反而泄露出条顿恺撒的衰弱和贫穷。[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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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罗马与邻近城市的战争和意大利的分裂状况（1167—123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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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德良的统治之下，当帝国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大洋，从阿特拉斯山扩展到格兰扁山时，一位富于幻想的历史学家用描述早期的战争来娱乐罗马人。弗洛鲁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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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个时代的战争：我们的避暑胜地蒂伯尔和普拉内斯特成为敌对行动的目标，要在卡皮托立下誓言发起攻击；我们对阿里西安树丛的阴影产生戒心；我们夺取萨宾人和拉丁人的村庄，获得令人骄傲的胜利；甚至科里奥利获得一个头衔，对一个获得胜利的将领而言完全是名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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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些同时代的人物在对比了现在与过去的状况以后，他们的自负都能获得满足，也会为未来的发展感到谦卑。从预言得知，1000年后罗马的帝国将遭到掠夺，领土缩小到最初的范围，将在同一个地点重新发生类似的敌对行动，在那里曾经到处点缀着他们的别墅和庄园。台伯河两岸的邻近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圣彼得的产业，贵族会采取无法无天的独立行为加以侵占，很多城市完全照本宣科模仿都城的叛变和争执。罗马人在12和13世纪时，费尽力气不断要削弱或摧毁教会和元老院那些鸷悍的家臣，要是他们那种刚愎而自私的野心为教皇所利用，通常会与教会的武力结盟来鼓舞宗教的狂热。他们的战事如同最早期的执政官和独裁官，放下手中的犁然后执干戈以卫社稷，带着武器在卡皮托的山脚下面集结，从城门冲杀出去，抢割或烧毁邻居的庄稼，大家从事一场混战，经过15到20天的远征再返回家园。他们的围攻作战费时冗长毫无技术可言，一旦获得胜利就发泄猜忌和报复之类极其恶劣的激情。他们并不接纳英勇的敌手，反而趁着他们处于不幸的状况尽量加以践踏，身无长物的俘虏颈脖绑着绳索在乞求他们的宽恕，敌对城市的堡垒工事甚至建筑物都遭到破坏和拆除，居民分散到邻近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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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城市现在成为红衣主教府邸所在的位置，像是波尔图、奥斯蒂亚、阿尔巴努姆、图斯库卢姆、普拉内斯特以及蒂伯尔或蒂沃利，不断为罗马人狂暴的敌对行动所征服。这些城市当中，波尔图和奥斯蒂亚是控制台伯河的要点，仍旧防御空虚而且日益萧条，泛滥成灾和疾病丛生的河岸地区放养着成群的水牛，帕勒斯特里纳河流已经丧失通航和贸易的功能。山丘在秋季的炎热天气提供阴凉的避暑场所，和平的祝福带来满面的笑容。弗雷斯卡提从图斯库卢姆的废墟附近兴起，蒂伯尔或称蒂沃利重新建立城市的地位，名不见经传的市镇阿尔巴诺和帕勒斯特里纳，到处装点着罗马红衣主教和王侯贵族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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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各种毁灭工作时，罗马人的野心经常为邻近城市和他们的联盟所阻止或击退，第一次围攻蒂伯尔时，罗马人进入营地后还是被赶走；图斯库卢姆会战[314]（1167 A.D.）和维泰博会战[315]（1234 A.D.），就两者的关系位置，可以拿最著名的战场特拉西梅诺和坎尼来做一比较。这些小规模战争的第一场会战中，3万罗马人被1000名日耳曼骑兵击败，腓特烈·巴巴罗萨派遣这支骑兵部队前来解救图斯库卢姆之围。如果我们算出被杀有3000人而被俘是2000人，这个资料不仅可信而且是持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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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68年以后，他们运用城市全部的兵力，进军对付位于教皇国的维泰博，这是很少见的联盟方式，条顿人的鹰鹫和圣彼得的钥匙这两种旗帜混合在一起，图卢兹的伯爵和温切斯特的主教指挥教皇的协防军。罗马人受到挫折，带来极大的羞辱和伤亡，但是英吉利的高级教士表现出朝圣者的虚荣之心，他把数量增加了几倍，说是有10万人参战，战场的损失高达3万人之巨。要是元老院的政策和军团的纪律随着卡皮托一同恢复，意大利处于分崩离析的状况，将为第二次的征服提供最佳的机会，但是现代罗马人无论是军队还是战术都远低于那些邻近共和国的水平，就是战斗的精神和勇气也都难以为继，发生一些非正规的突击行动之后，全民处于冷漠状态，军事制度受到忽略，再加上可耻而危险地运用外国佣兵部队，使得他们那种热烈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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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皇选举制度的建立及被迫离开罗马的始末（1179—130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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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是在基督的葡萄园里早已存在而又生长迅速的莠草。在早期基督教君王的统治之下，对于圣彼得宝座的争夺是经由全民选举制度下的投票、收买和暴力进行的，罗马的圣殿为流出的鲜血所污染。从公元3世纪到12世纪，频繁发生的分裂活动给教会带来无穷的困扰。当最后的审判权掌握在行政官员手里的时候，这种灾祸还只是短暂的局部现象，它的优点已经经过公正或民众偏爱的考验，失败的竞争者不可能长期干扰对手的胜利。等到皇帝的特权被剥夺，以及基督的代理人不受世间法庭约束的这个原则建立以后，每次神圣教区的空位期，都可能将基督教世界卷入一场争论和战事。红衣主教、下级教士、贵族和人民的主张非常模糊，只会引起争议。选择的自由被一个城市的动乱操控，这个城市不再有最高领导者，即使有也无人服从。在一位教皇逝世时，两个党派到不同的教堂进行双重选举，选票的数目和分量、时间的优先级、候选人的优点长处，相互之间可能产生平衡的作用。最受尊敬的教士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相距遥远的君王对教宗的宝座一直毕恭毕敬，从这些合法的偶像中无法分辨出真假。皇帝通常是分裂活动的始作俑者，完全出于政治的动机，支持和他关系好的教皇来对抗怀有敌意的对手。每位竞争者不得不忍受敌人所施加的侮辱，这些敌人根本不畏惧良心的制裁，用金钱从他的拥护者那里买到支持，这些拥护者完全被野心和贪婪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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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三世[316]最后废除教士和人民混乱的选举（1179 A.D.）[317]，把推选的权利全部移交给唯一的枢机主教团[318]，和平与持续的继承法则才得以确立。通过这一重要的特权，主教、教士和辅祭三个层级完全融为一体。罗马的教区教士在圣秩制度中列为第一位阶，他们是从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毫无差别地选择出来的。他们拥有最富有的教区，获得最重要的主教地位，倒是与他们的头衔和职务非常相称。这些如同元老院议员的正统教会元老，他们是至高无上教皇的助理和使节，身上穿着象征殉教者或皇权的紫袍，非常自负地认为与国王处于同等的地位，接受的尊荣因成员的稀少显得特别突出。直到利奥十世[319]在位，他们的人数都很少超过20或25人。这样一种明智的安排可以根绝一切怀疑和丑闻，彻底消除教会分裂的根源，在600年的时间内只有一次双重选举，破坏了枢机主教团的精诚团结。但由于通过的票数要在三分之二以上，整个选举常因红衣主教的个人利益和情绪产生议而不决的现象，使得他们各行其是的统治一直拖延下去，基督教世界出现无人领导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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