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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罗马贵族的畏惧和痛恨以及武力的反抗行动（134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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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市民带着怜悯甚或愉悦的表情，描述罗马的贵族所受的羞辱：“他们光着头双手抱胸，站在护民官的面前，眼睛垂视地上，全身颤抖，面无人色，啊!上帝!他们多害怕啊!”只要里恩齐对他们采取各种限制，合乎正义而且是为了国家，即使他的傲慢和利益激起贵族的痛恨，良心还是会逼得他们尊敬这个人，然而过度的行为就会带来藐视，更为增长恨意，同时发现他已经不再受到公众根深蒂固的信赖，这使他们产生可以推翻这种权力的希望。科隆纳和乌尔西尼这两个家族面临共同的羞辱，只有将古老的世仇宿怨放下，他们有一致的意愿要进行联合的行动。一名刺客被捕受到刑求供出主使的贵族，里恩齐像暴君一样产生猜疑的心理，运用残酷的手段，很快就自食恶果。他在同一天假借各种借口，邀请最重要的仇敌到卡皮托，其中乌尔西尼家族有5位成员而科隆纳家族有3位。他们发现没有召开会议或是举行欢宴，反而成为专制或正义之剑的阶下囚，无论是自觉无辜还是深感有罪，他们同样忧虑面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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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在钟声的召唤下聚集起来，那些贵族们被指控密谋活动要杀害护民官，虽然其中有几位陷入不幸的处境会引起同情，但是没有人伸出援手或是说句公道话，来拯救这些即将判罪的贵族。他们面临绝望的关头，只有表面装出勇敢的神色，在分开囚禁的小室中度过无眠和痛苦的夜晚。德高望重的英雄人物斯蒂芬·科隆纳敲打着房门，要求警卫尽快将他处死，免得在可耻的奴役生活中苟延残喘。到了早晨，他们听到告解的神父来访和钟声响起，明了即将宣布判决。卡皮托的大厅装饰着红色和白色的帷幕，血腥的场面看起来一股肃杀之气，护民官的面容阴沉而凶狠，刽子手的长剑已经出鞘，贵族临死前的讲话被号角的声音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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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临决定性命运的时刻，里恩齐看起来与这些犯人同样紧张和忧虑：光辉耀目的世家门第、势力强大的幸存亲属、轻浮易变的罗马人民以及西方世界的无情指责，都使他感到畏惧。这种鲁莽的行动已经带来致命的伤害，他还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他要是能宽大为怀，也会受到同等的对待。他发表精心推敲的演说，像仁慈的基督徒和恳求者，身为人民推选出来的非常谦卑的行政首长，他乞求国家的主人要原谅这些身为贵族的罪犯，愿意用忠诚和职权立下誓言，一定会让他们悔改继续为国服务。护民官说道：“要是罗马人本着仁慈的精神赦免你们，难道你们还不愿提出承诺，用生命和财产来支持这美好的社会架构？”贵族为他那不可思议的宽恕作风感到惊奇不已，全都俯首认罪，当他们虔诚地复诵忠诚誓词时，内心可能更加坚定了报仇雪耻的意念。一位教士以人民的名义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行，他们就与护民官一起接受领圣体仪式，举行宴会协助招待来客，跟随游行队伍参加各种活动。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表现出和解复交的各种迹象以后，他们带着新的职位和头衔，像是将领、执政官和大公，安全离开，回到各自的家里。[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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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考虑到即将面临的危险而不是获得释放的喜悦，因此拖了几个星期没有动手，直到最有势力的乌尔西尼家族与科隆纳家族从城中逃出，在马里诺[384]升起反叛的旗帜，很快修复城堡的防御工事，家臣都来追随他们的领主，亡命之徒武装起来对抗政府官员。从马里诺到罗马的城门，所有的牛羊、牲口、作物和葡萄园全部被搜刮一空或彻底破坏。人民指控里恩齐是灾祸的始作俑者，他的政府竟然教导他们要忘记有这回事。里恩齐在军营中没有像在讲坛那样发挥他的才能，一直忽略反叛的贵族发展的状况，到后来才知道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城堡的守备森严。他并没有从李维的著作中习得将领的本领甚或勇气，率领一支2万名罗马人的军队围攻马里诺，没有获得丝毫的成效和荣誉就班师回朝。他的报复行动以绘出敌人垂头丧气的样子而感到满足，同时以两条淹死的狗（至少也应该是熊）来代表乌尔西尼家族的成员。贵族认定他没有领导统御的能力，何况还受到暗中拥护者的请求，于是扩大作战的行动。他们以4000名步卒和1600名骑兵发起攻击，要凭着军队的实力或奇袭的手段进入罗马（公元1347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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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完成迎击的准备，警钟整夜响个不停，城门受到严密的守备，为了表示对敌人的轻视而打开。他们举棋不定，最后发出撤退的信号，两个在最前面的单位已经越过城墙，发现能够不受阻挡地进入通路，使得在后卫的贵族不顾一切要发挥奋勇向前的精神。经过一场混战之后，他们被罗马群众击溃，遭到毫不留情的屠杀。小斯蒂芬·科隆纳在此役阵亡，他的贵族风范被彼特拉克誉为意大利维新的主导人物。先于或在他之后过世的亲人，还有他的儿子约翰这个勇敢的青年，他的弟弟彼得对没有留在教会，享受安逸而崇高的地位一定会感到遗憾，一位有合法身份的侄儿和科隆纳家族的两个私生子，加上那位年迈的族长使家族的希望和产业得以幸存，现在为之哀悼的父亲受到这个痛苦的打击也随之而去。对于这7个人，里恩齐把他们称为奉献给圣灵的7个冠冕。圣马丁和教皇卜尼法斯的显灵和预言，护民官用它来激励部队，[385]至少在追击之中他能展现出一位英雄人物的气势，但他忘记了古老罗马人的原则，那就是他们痛恨在内战获胜以后举行凯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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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登上卡皮托，将他的皇冠和权杖存放在祭坛上面，带着几分事实大肆吹嘘：对于教皇或皇帝都不敢动一根寒毛的家族，他已经割下了他们的一只耳朵。他那卑劣和难以平息的报复心理，使他拒绝让死者获得体面的葬礼，甚至威胁要将科隆纳成员的遗体当作十恶不赦的罪犯悬尸示众，最后还是他们家族那些出家的修女暗中将他们埋葬。[386]人民同情他们的悲痛并且为自己的狂怒而感到悔恨，对于里恩齐极不得体的欢欣感到厌恶。他带着兴高采烈的神情去巡视这些显赫的牺牲者丧生的地点，就在这个重要的地点他将武士的勋位颁赠给自己的儿子。典礼随着卫队的骑士每人给予轻微的一击而完成，并且在一个水池进行荒谬和残酷的净身，这里仍旧为大公流出的鲜血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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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护民官里恩齐的没落、逃亡、囚禁、复位和死亡（1347—135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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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延迟原本可以拯救科隆纳家族，短短的一个月工夫，里恩齐就从凯旋落到被放逐的地步。他在胜利的骄傲之中丧失了原先还能保留的公德之心，然而并没有获得军事方面卓越的名声，城市出现自由扩展而又极其活跃的反对势力。等到护民官在公民大会[387]提出新的税法和制定佩鲁贾的政府组织时，39个成员投票反对他的措施，还能击退叛逆和贪污带来危害的指控。在他们有力的排斥之下，他了解到目前的状况，即使群众继续支持他的事业，他也已经被最受尊敬的市民所否决。教皇和枢机主教团从来没有被他似是而非的表白所迷惑，现在正好被他那倨傲无礼的言行所触犯。一位红衣主教担任派往意大利的特使，经过毫无结果的商议以及两次当面晤谈以后，用严词谴责的方式发布教皇的谕令，将护民官革出教门并且罢黜他的职位，烙上叛逆、亵渎和异端的罪名。[388]幸存的罗马贵族现在都很谦恭，表达出忠诚的意念，基于利益和报复，他们提出保证要为教会服务，但是过去目睹科隆纳家族的下场，让他们把革命的危险和光荣丢给一群普通身份的亡命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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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丕平是米诺比诺伯爵[389]，拥有的领地位于那不勒斯王国之内，因为他的罪行或富有而受到永久监禁的判决。彼特拉克为了解救他，等于为自己的朋友带来了间接性的毁灭。米诺比诺伯爵率领150名士兵，受到引导进入罗马，设栅防守科隆纳家族控制的区域，发现这个几乎不可能的冒险行动竟能轻易达成。从发布第一次的警报开始，卡皮托的钟声一直响个不停。但是没有人回应这个熟悉的信号，人民保持沉默毫无动静，胆怯的里恩齐用叹息和眼泪哀悼他们的忘恩负义，只有放弃共和国的政权和宫殿（公元134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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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伯爵无须拔出他的宝剑就恢复了贵族政体和教会的权势，要选出3位负责统治的元老，教皇的特使据有最高位阶，从敌对的科隆纳和乌尔西尼家族选出两位同僚。护民官制定的法案全部废除，并挂出悬赏，谁能取得他的人头，就能拿到一大笔赏金。然而他的名声仍旧使人畏惧，贵族还是犹豫不决达3天之久，直到他们自信已经在城市站稳脚跟。里恩齐留在圣安吉洛城堡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月，经过一番努力，想要恢复罗马人的拥护和勇气，直到完全无效后，他非常平静地从那里撤离。自由和帝国的美好展望已化为乌有，在安宁和秩序的抚慰之下，他们的锐气已经丧失，完全屈从于奴性。有关这点倒是很少有人提到：新上任的元老从罗马教廷得到他们的权限，4位红衣主教被授予专制力量来改进共和国模式。贵族之间相互憎恶却又藐视平民，爆发血腥的世仇宿怨再度使罗马纷争四起，那些充满敌意的堡垒，无论是在城镇还是乡村，重新建立以后又遭到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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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提到爱好和平的市民，就像被劫掠的恶狼所吞食的羊群，但是当他们的傲慢和贪婪耗尽罗马人的耐性，圣母玛利亚慈悲为怀的社会就会保护共和国或者为他们报仇雪耻。卡皮托的钟声再度响起，全副武装的贵族在手无寸铁的群众面前颤抖不已，提起这两位元老，科隆纳从皇宫的窗户逃走，乌尔西尼被石块击毙在祭坛的前面。护民官这个高危职位，陆续为塞罗尼和巴隆塞利这两个平民所据有。塞罗尼的性格温和，并不适合那个时代，经过一阵软弱无力的奋斗以后，带着良好的名声和足够的财富退休去过舒适的农村生活；而巴隆塞利虽然欠缺辩才和天赋，但出众之处在于决断的精神，他说话的语气像爱国人士，却向着暴君的路途迈进，任何人只要引起他的怀疑就会受到死刑的判决，残酷的行为使他获得死亡的报酬。公众面临不断的灾难，里恩齐的过错已被人遗忘，罗马人渴望美好社会架构的和平与繁荣。[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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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放逐7年以后，第一位解救者再度光复他的国家。他装扮成僧侣或朝圣客逃离圣安吉洛城堡，在那不勒斯，恳求匈牙利国王伸出友谊之手，激起每一个大胆冒险家的远大抱负，与大赦年的朝圣客一起混迹于罗马，藏身在亚平宁山的隐士间，在意大利、日耳曼和波希米亚的城市之间四处漫游。他本人已经不知所终，却仍旧威名远震，焦急的阿维尼翁教廷不仅认同而且夸大他的功勋。皇帝查理四世接见一名陌生人，他坦承自己是共和国的护民官，用爱国者的口才和预言家的眼光，谈起暴政的败亡和圣灵的王国，[391]使参加会议的使臣和王侯都大感惊奇。无论将希望寄托于何处，里恩齐发现自己始终还是一名囚犯，支持一个独立而尊贵的人物成为他唯一的选择，至高无上的教宗对他发出不可抗拒的召唤。彼特拉克看到朋友这种毫无价值的行动，宗教的狂热开始冷却下来，一直等到他吃尽苦头并再度现身以后，狂热才又开始死灰复燃。他口不择言地抱怨那个时代的状况，提到罗马的救星被皇帝拯救却送到主教的手里。里恩齐在安全的监护之下被很缓慢地从布拉格转送到阿维尼翁，他在进入这座城市后，被当成十恶不赦的罪犯，戴着脚镣打进监牢之中，4位红衣主教被指派来调查异端和谋叛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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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审判和定罪会涉及一些问题，为了审慎起见还是保持隐秘，不让人知晓：像是教皇在尘世的最高权力、对居留地应尽的责任、罗马的教士和人民在民事和教会方面的特权。正在统治的罗马教皇符合“仁慈”的称号，这位囚犯极其奇特的命运枯荣和宽宏大量的风度气概，引起他的同情和尊敬。彼特拉克尊敬这位英雄人物具有诗人的神圣气质。[392]里恩齐的监禁获得优容，生活非常舒适，可以阅读各种书籍，他孜孜不倦研究李维的著作和《圣经》，寻找遭遇不幸的原因，从而获得心灵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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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森六世接任教皇，为里恩齐的获释和复职带来新的希望，阿维尼翁教廷被人说服，获得成功的叛徒可以安抚并改进都市的混乱情势。经过庄严的仪式，立下表白忠诚的誓言以后，罗马的护民官被授予元老的头衔前往意大利。但是巴隆塞利的死亡似乎解除了他的任务，担任特使的红衣主教阿波诺兹[393]是一位极其卓越的政治家，带着几分勉强同意他进行危险的试验，并没有在旁加以协助。他起初获得的欢迎符合心中的期望，进城的日子是公众的节庆，他用辩才和权威恢复美好社会架构的法律，但这种瞬间的艳阳很快为他的缺陷和人民的恶习所遮盖。他在卡皮托经常为阿维尼翁的监狱生活感到遗憾，经过4个月的第二次统治以后，里恩齐在一场被罗马贵族教唆的暴动中被杀（公元1354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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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人的交往中，据说他感染了酗酒和残酷的习惯，常处逆境使他的热情冻结，并没有强化他的理性或美德。他年轻时期心怀远大抱负，立下功成名就的誓言，然而无能为力使他的热情渐趋冷淡，如今就连仅存的信心也丧失殆尽，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在罗马人的选择和他们的心目之中，护民官的统治曾经拥有绝对的主权，元老不过是外国教廷充满奴性的行政首长，一旦受到人民的猜疑就会为君王所抛弃。教皇的特使阿波诺兹似乎想要让他遭到灭亡的命运，无情地拒绝给予人员和金钱的支援。对于教廷财务部门的岁入，忠诚的臣民不敢再打主意，只要提出税收方面的构想就等于发出动乱和反叛的信号。甚至就是他的司法审判也为自私和残忍的罪恶或谴责所玷污，罗马德行最崇高的市民成为嫉妒的牺牲品。处死一名公众掠夺者以后，可以从他的钱袋获得补助，行政长官对于债主的义务不是完全遗忘，就是记得太清楚。[394]内战耗尽了国家的财富和城市的耐性，科隆纳家族在帕勒斯特里纳仍旧保持敌对的立场，里恩齐的佣兵部队很快就对这位领导者充满了轻视，他的无知和害怕对于部将建立功勋抱着猜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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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里恩齐是死是活，英雄与懦夫都很奇特地混合在一起无法分辨。当卡皮托被怒火冲天的群众包围，当他被政府和军方的属下很卑劣地予以抛弃，大无畏的元老高举自由的旗帜，亲自现身在阳台上，用口若悬河的辩才向激情的罗马人发表谈话，用尽力气想要说服大家，自己和共和国的大业共存亡。他的演说为如雨落下的诅咒和石块所打断，等到一支箭射穿他的手臂，整个人陷入极其悲惨的绝望之中，他流着眼泪逃到内室，用床单从这个监狱的窗口垂吊下去，得不到帮助也毫无希望，一直被围困到夜晚。卡皮托的大门被战斧和火焰摧毁，就在元老想要穿着平民的服装逃走时，被发现并且拖到宫殿的平台上面。审判和行刑就在这个取走他性命的地点，整整一个小时，他都处于半裸和半死的状况站在群众的中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或做出一点动作。他们的狂暴因为好奇和惊讶而变得沉静，报复和怜悯的情绪仍旧在他们的内心引起挣扎，要不是一个大胆的凶手用短刀插进他的胸膛，他们可能会因而不了了之。他在一击之下丧失性命，敌人再施加1000个伤口也是毫无意义的报复，元老的尸体留给野狗啃食，或是让犹太人亵渎，再不然用火焰来吞噬。后世会评定这位不同凡响人物的功过，但在长期的混乱和奴役状况下，里恩齐的名字常被当成国家的救星而受到大家的赞扬，说他是最后一位爱国的罗马人。[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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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的行动及产生的后果（1355—137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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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念兹在兹的愿望是恢复自由的共和国，但是当他的平民英雄受到放逐和过世以后，他就将眼光从护民官转移到罗马国王身上。查理四世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接受意大利和帝国的皇冠（公元1355年1月至5月），这时里恩齐在卡皮托神庙流出的鲜血还未洗刷干净。他在途经米兰时同意桂冠诗人的拜访，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态度相互恭维一阵。他接受了一枚奥古斯都的奖章，板着脸承诺要以罗马帝国的创始人作为自己的榜样。误用古代的名字和原则成为彼特拉克得意和失望的根源，然而，他也不能忽略时代和性格的差异，早先那些恺撒和如今一位波希米亚国君之间的差距无法以道理计。这位国君受到教士的青睐，被推选为日耳曼贵族政体虚有其名的头目。查理四世非但没有善尽责任，恢复罗马的光荣和所属的行省，反而与教皇签订一个秘密协定，答应在他加冕那天撤离，这个可耻的退却行动受到爱国的吟游诗人在后面严词抨击。[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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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丧失自由和帝国以后，第三个愿望并不大，只是希望牧人与羊群和好如初，将罗马主教召回古老的教区。彼特拉克带着年轻人的热忱和老年人的权威，连续给5位教皇写信提出规劝，怀着火热的感情，用流畅的文字表达出口若悬河的辩才。身为佛罗伦萨市民的儿子，永远喜爱出生的乡土远胜过接受教育的地方。在他的眼里，意大利是世界的女王和花园，虽然这片国土上党派林立，但是就艺术、科学、财富和风雅而言，毫无疑问要居于法兰西之上。这种差异也很难支持他的说法，那就是将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家都称为蛮夷之地。阿维尼翁是神秘的巴比伦，是罪恶和堕落的渊薮，是他憎恨和藐视的对象，然而他却忘记了那些可耻的罪恶并非当地的产物，不论在何处都附生于教廷的权势和奢华。彼特拉克承认圣彼得的继承人是世界教会的主教，但这位使徒把永恒的宝座建立在台伯河畔，并非现在的罗讷河岸边。当基督教世界的每座城市都受到一位主教给予祈福时，只有这座孤独的都城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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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神圣的教区迁移以后，拉特兰和梵蒂冈的神圣建筑连带那些祭坛和圣徒，都沦落到贫困和衰败的境地。罗马经常被描绘成一个人老珠黄的主妇，好似这个年迈多病终日哭泣的妻子，凭着一幅简陋的画像就能召回在外浪荡的丈夫。但是笼罩在罗马七山的乌云会被合法统治者的到来驱散，不朽的令名、罗马的繁荣和意大利的和平，都会成为敢抱着此一伟大决心的教皇应得的报酬。彼特拉克规劝的5位教皇之中，前面3位是若望二十二世[397]、本尼狄克十二世和克雷芒六世，他们受到胆识惊人的演说家不断的纠缠，为他的行为感到可笑。但是乌尔班五世[398]想要进行令人难忘的改革，最后在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手里完成。为了执行这个计划，确实遭到巨大和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兰西国王无愧于盖世才华的盛名，不愿教皇从安居一隅的从属关系中脱离，红衣主教大多数是他的臣民，全都依附着阿维尼翁的语言、习俗和地域，还有那些雄伟的府邸，最重要的，还依附着勃艮第的葡萄酒。在他们的眼里，意大利是充满着敌意的外国地方。他们带着勉强的态度在马赛上船，好像被出售或放逐到萨拉森人的国土一样。乌尔班五世在梵蒂冈度过3年安全和荣誉的时光（公元1367年10月16日—1370年4月17日），神圣的地位受到一支2000名骑兵卫队给予的保护。塞浦路斯的国王、那不勒斯的女王，以及东部和西部的皇帝，都来到圣彼得的宝座前，向共同的父亲致以诚挚的问候。但彼特拉克和意大利人的欢欣很快变成悲痛和愤恨。基于某些公共或私人的原因，或许是他本人的急躁难耐或者是红衣主教的不断恳求，乌尔班五世奉召回到法兰西，使得即将到来的选举免于受制于罗马人暴虐的爱国主义。天国的伟力干预他们的前途和事业，瑞典的布里杰特是一位圣徒和朝圣者，不赞成乌尔班五世的归去，并且预言他即将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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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搬迁（公元1377年1月17日）获得西恩纳的圣凯瑟琳的大力鼓励。圣凯瑟琳是献身于基督的修女，也是佛罗伦萨的使臣，不论是教皇本人还是有的大师，全部听命于这些通灵的妇女。然而这些上天的谏言获得世间政策若干论点的支持，阿维尼翁的府第受到敌对派系的暴力侵犯。有位英雄人物率领3万名土匪和强盗，向基督的代理人和枢机主教团勒索赎金并且要求赦免一切罪孽。法兰西勇士所奉行的方针是放过民众抢劫教堂，这是一种新的异端邪说，具有极其危险的属性。[399]就在教皇被逐出阿维尼翁时，他受到罗马极力的邀请，元老院和人民都把他看成合法的统治者，将城门、桥梁和堡垒的钥匙送到他的脚前，至少还要加上台伯河彼岸整个区域。[400]忠诚的奉献附带一项声明，就是不再忍受他长期离朝所惹起的物议和灾祸。他要是固执己见，最后就会逼得他们使出撒手锏，重新恢复最早拥有选举教皇的权利。他们派员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院长进行商议，问他是否接受教士和人民授予的三重冠。[401]这位可敬的神职人员回答道：“我是罗马市民[402]，国家的召唤是我应遵守的法律。”[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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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迷信可以解释一个人的夭折[404]，如果一个建议的优劣可以通过结果来判断，那么这个看似有理和正当的行为，似乎引起了上天的反感。格列高利十一世从返回梵蒂冈到亡故不过14个月（公元1378年3月27日），随着他的崩殂，西部的大分裂接踵而至，给拉丁教会带来的困扰长达40年之久。当时的枢机主教团由22员主教组成，有6位仍旧留在阿维尼翁，剩下的11位法兰西人、1位西班牙人和4位意大利人，按照规定的方式参加秘密会议，当时他们的选择并不限于枢机主教，结果一致赞同巴利大主教继任教皇。他是那不勒斯的臣民，以热心和博学著称于世，用乌尔班六世作为称号登上圣彼得宝座（公元1378年4月9日），枢机主教团的文书认定这次的选举出于自由意志而且合乎常规，同以往一样受到圣灵的启示。他按照惯常的方式进行敬谒、授封和加冕，罗马和阿维尼翁都服从他的世俗权威，拉丁世界承认他拥有宗教的最高权力。红衣主教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都随侍在新主子左右，摆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直到炎热的夏季到来，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离开城市，刚刚在阿纳尼和丰迪会合，就在安全的地点撕下假面具，公开谴责自己的行骗作假和伪善欺世，要将罗马的背教者和反基督者革出教门，重新选举日内瓦的罗伯特为克雷芒七世[405]（公元1378年9月21日），向所有的民族宣布：这才是真正合法的基督代理人；他们第一次的选举是在死亡的恐惧和罗马人的威胁下，并非出于自愿，因不合法而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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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对于可能的结果和目前的事实出现了很有力的证据：法兰西籍红衣主教有12名，超过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完全控制选举，不论他们是否带有行省居民的嫉妒心，都不能就此认定他们愿意为一个外国的候选人牺牲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何况教皇落到外国人头上，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国了。在各式各样矛盾的叙述中，[406]对于群众的暴力不是过分渲染就是着墨不多，叛逆的罗马人产生违法犯纪的行为，完全出于古老特权的煽动和教廷再度迁移的危机。3000名造反分子手执武器包围秘密会议的议事厅，发出恫吓的喊叫声，卡皮托神庙和圣彼得大教堂响起警报的钟声。“两条路：死亡或是选出意大利籍教皇”成为一致的呼号，城内每个区部的12名方旗爵士或头目，用仁慈的劝告方式发出同样的威胁，已经完成准备工作要烧死顽固的红衣主教，如果他们选出山北高卢的臣民，很有可能无法活着离开梵蒂冈。同样的限制使得他们要弄假成真，用来掩盖罗马人和全世界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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