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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的行动及产生的后果（1355—137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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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念兹在兹的愿望是恢复自由的共和国，但是当他的平民英雄受到放逐和过世以后，他就将眼光从护民官转移到罗马国王身上。查理四世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接受意大利和帝国的皇冠（公元1355年1月至5月），这时里恩齐在卡皮托神庙流出的鲜血还未洗刷干净。他在途经米兰时同意桂冠诗人的拜访，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态度相互恭维一阵。他接受了一枚奥古斯都的奖章，板着脸承诺要以罗马帝国的创始人作为自己的榜样。误用古代的名字和原则成为彼特拉克得意和失望的根源，然而，他也不能忽略时代和性格的差异，早先那些恺撒和如今一位波希米亚国君之间的差距无法以道理计。这位国君受到教士的青睐，被推选为日耳曼贵族政体虚有其名的头目。查理四世非但没有善尽责任，恢复罗马的光荣和所属的行省，反而与教皇签订一个秘密协定，答应在他加冕那天撤离，这个可耻的退却行动受到爱国的吟游诗人在后面严词抨击。[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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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丧失自由和帝国以后，第三个愿望并不大，只是希望牧人与羊群和好如初，将罗马主教召回古老的教区。彼特拉克带着年轻人的热忱和老年人的权威，连续给5位教皇写信提出规劝，怀着火热的感情，用流畅的文字表达出口若悬河的辩才。身为佛罗伦萨市民的儿子，永远喜爱出生的乡土远胜过接受教育的地方。在他的眼里，意大利是世界的女王和花园，虽然这片国土上党派林立，但是就艺术、科学、财富和风雅而言，毫无疑问要居于法兰西之上。这种差异也很难支持他的说法，那就是将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家都称为蛮夷之地。阿维尼翁是神秘的巴比伦，是罪恶和堕落的渊薮，是他憎恨和藐视的对象，然而他却忘记了那些可耻的罪恶并非当地的产物，不论在何处都附生于教廷的权势和奢华。彼特拉克承认圣彼得的继承人是世界教会的主教，但这位使徒把永恒的宝座建立在台伯河畔，并非现在的罗讷河岸边。当基督教世界的每座城市都受到一位主教给予祈福时，只有这座孤独的都城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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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神圣的教区迁移以后，拉特兰和梵蒂冈的神圣建筑连带那些祭坛和圣徒，都沦落到贫困和衰败的境地。罗马经常被描绘成一个人老珠黄的主妇，好似这个年迈多病终日哭泣的妻子，凭着一幅简陋的画像就能召回在外浪荡的丈夫。但是笼罩在罗马七山的乌云会被合法统治者的到来驱散，不朽的令名、罗马的繁荣和意大利的和平，都会成为敢抱着此一伟大决心的教皇应得的报酬。彼特拉克规劝的5位教皇之中，前面3位是若望二十二世[397]、本尼狄克十二世和克雷芒六世，他们受到胆识惊人的演说家不断的纠缠，为他的行为感到可笑。但是乌尔班五世[398]想要进行令人难忘的改革，最后在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手里完成。为了执行这个计划，确实遭到巨大和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兰西国王无愧于盖世才华的盛名，不愿教皇从安居一隅的从属关系中脱离，红衣主教大多数是他的臣民，全都依附着阿维尼翁的语言、习俗和地域，还有那些雄伟的府邸，最重要的，还依附着勃艮第的葡萄酒。在他们的眼里，意大利是充满着敌意的外国地方。他们带着勉强的态度在马赛上船，好像被出售或放逐到萨拉森人的国土一样。乌尔班五世在梵蒂冈度过3年安全和荣誉的时光（公元1367年10月16日—1370年4月17日），神圣的地位受到一支2000名骑兵卫队给予的保护。塞浦路斯的国王、那不勒斯的女王，以及东部和西部的皇帝，都来到圣彼得的宝座前，向共同的父亲致以诚挚的问候。但彼特拉克和意大利人的欢欣很快变成悲痛和愤恨。基于某些公共或私人的原因，或许是他本人的急躁难耐或者是红衣主教的不断恳求，乌尔班五世奉召回到法兰西，使得即将到来的选举免于受制于罗马人暴虐的爱国主义。天国的伟力干预他们的前途和事业，瑞典的布里杰特是一位圣徒和朝圣者，不赞成乌尔班五世的归去，并且预言他即将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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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搬迁（公元1377年1月17日）获得西恩纳的圣凯瑟琳的大力鼓励。圣凯瑟琳是献身于基督的修女，也是佛罗伦萨的使臣，不论是教皇本人还是有的大师，全部听命于这些通灵的妇女。然而这些上天的谏言获得世间政策若干论点的支持，阿维尼翁的府第受到敌对派系的暴力侵犯。有位英雄人物率领3万名土匪和强盗，向基督的代理人和枢机主教团勒索赎金并且要求赦免一切罪孽。法兰西勇士所奉行的方针是放过民众抢劫教堂，这是一种新的异端邪说，具有极其危险的属性。[399]就在教皇被逐出阿维尼翁时，他受到罗马极力的邀请，元老院和人民都把他看成合法的统治者，将城门、桥梁和堡垒的钥匙送到他的脚前，至少还要加上台伯河彼岸整个区域。[400]忠诚的奉献附带一项声明，就是不再忍受他长期离朝所惹起的物议和灾祸。他要是固执己见，最后就会逼得他们使出撒手锏，重新恢复最早拥有选举教皇的权利。他们派员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院长进行商议，问他是否接受教士和人民授予的三重冠。[401]这位可敬的神职人员回答道：“我是罗马市民[402]，国家的召唤是我应遵守的法律。”[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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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迷信可以解释一个人的夭折[404]，如果一个建议的优劣可以通过结果来判断，那么这个看似有理和正当的行为，似乎引起了上天的反感。格列高利十一世从返回梵蒂冈到亡故不过14个月（公元1378年3月27日），随着他的崩殂，西部的大分裂接踵而至，给拉丁教会带来的困扰长达40年之久。当时的枢机主教团由22员主教组成，有6位仍旧留在阿维尼翁，剩下的11位法兰西人、1位西班牙人和4位意大利人，按照规定的方式参加秘密会议，当时他们的选择并不限于枢机主教，结果一致赞同巴利大主教继任教皇。他是那不勒斯的臣民，以热心和博学著称于世，用乌尔班六世作为称号登上圣彼得宝座（公元1378年4月9日），枢机主教团的文书认定这次的选举出于自由意志而且合乎常规，同以往一样受到圣灵的启示。他按照惯常的方式进行敬谒、授封和加冕，罗马和阿维尼翁都服从他的世俗权威，拉丁世界承认他拥有宗教的最高权力。红衣主教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都随侍在新主子左右，摆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直到炎热的夏季到来，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离开城市，刚刚在阿纳尼和丰迪会合，就在安全的地点撕下假面具，公开谴责自己的行骗作假和伪善欺世，要将罗马的背教者和反基督者革出教门，重新选举日内瓦的罗伯特为克雷芒七世[405]（公元1378年9月21日），向所有的民族宣布：这才是真正合法的基督代理人；他们第一次的选举是在死亡的恐惧和罗马人的威胁下，并非出于自愿，因不合法而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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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对于可能的结果和目前的事实出现了很有力的证据：法兰西籍红衣主教有12名，超过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完全控制选举，不论他们是否带有行省居民的嫉妒心，都不能就此认定他们愿意为一个外国的候选人牺牲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何况教皇落到外国人头上，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国了。在各式各样矛盾的叙述中，[406]对于群众的暴力不是过分渲染就是着墨不多，叛逆的罗马人产生违法犯纪的行为，完全出于古老特权的煽动和教廷再度迁移的危机。3000名造反分子手执武器包围秘密会议的议事厅，发出恫吓的喊叫声，卡皮托神庙和圣彼得大教堂响起警报的钟声。“两条路：死亡或是选出意大利籍教皇”成为一致的呼号，城内每个区部的12名方旗爵士或头目，用仁慈的劝告方式发出同样的威胁，已经完成准备工作要烧死顽固的红衣主教，如果他们选出山北高卢的臣民，很有可能无法活着离开梵蒂冈。同样的限制使得他们要弄假成真，用来掩盖罗马人和全世界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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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班的骄纵和残暴构成一种更难以逃避的危险，他们很快发现这个暴君的真面目，他可以一边听着6位红衣主教在邻近一个房间的刑架上呻吟，一边在花园里散步，并背诵主祷文。他对他们的奢侈和恶行大声叱责的不衰的热情，似乎要把他们和他们在罗马教区的地位和职责联系起来。要不是他在最新的教职擢升上出现致命的延误，那么法兰西的红衣主教在枢机主教团将成为无所作为的少数派。完全是基于这些理由，以及希望能够再度越过阿尔卑斯山，他们才会表现出鲁莽的行为，破坏了教会的和平与团结，双重选举的功过现在[407]还在天主教的学院里争论不休。[408]民族的虚荣心而非利益在主导法兰西的宫廷和教士。[409]萨沃利、西西里、塞浦路斯、阿拉贡、卡斯蒂利亚、那瓦尔和苏格兰等国家，受到法兰西的榜样和权势的影响，全都听命于克雷芒七世；他逝世后，他们再听命于本尼狄克十三世。罗马和意大利、日耳曼、葡萄牙、英格兰[410]、低地国家和北方的王国，仍旧拥护之前选出的乌尔班六世；他死后由卜尼法斯九世、英诺森七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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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西部的宗教分裂、联合谈判以及大公会议（1378—141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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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伯河和罗讷河的河岸，两个敌对的教皇展开文字和武力上的斗争，民政和宗教的社会秩序为之动荡不安，罗马人在这场灾难中吃尽苦头，还受到谴责说是罪魁祸首。[411]他们眼高于顶，竟然以为可以使罗马恢复宗教王国的地位，并依赖各民族的贡金和奉献来解救自己的贫穷，但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分离改变了来自朝圣者财源的流向，就是硬要在10年之内举行两次大赦年的节庆，得到的收入也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乌尔班六世和3位继承人出于教会的分裂活动、外来的军事威胁以及民众的暴动骚乱，被逼得无法在梵蒂冈安居。科隆纳和乌尔西尼两个家族宿怨已深、寻仇不断，罗马的方旗爵士坚持要享有并滥用共和国的特权。基督的代理人征集一支武装部队，用绞架、刀剑和匕首来惩治反叛的行为。在一次为建立友好关系而召开的会议上，11名人民代表惨遭杀害曝尸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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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诺曼人罗伯特入侵以来，罗马人一直进行的都是内部斗争，并没有外人干预的危险。但是，教会分裂带来的混乱使得一位邻人乘虚而入，那不勒斯国王拉底斯劳斯视需要交替支持或背弃教皇和人民。教皇称他为教会的将领，人民根据他的提名选出政府的官员。他从陆路和水路包围罗马，三度作为蛮族征服者进入城门，玷污圣坛，强暴少女，抢劫商贾，在圣彼得大教堂奉行圣事，并且在圣安吉洛城堡留下一支守备部队。他的军队有时还是会遭到不幸，全被罗马人杀害，他因为耽搁3天的时间才保全了性命和王冠，接着还是拉底斯劳斯赢得胜利。现在只有等他不幸夭折，才能将都城和教廷国从这位野心勃勃的征服者手里拯救出来。他已经僭用罗马国王的头衔，至少他拥有登上宝座的实力。[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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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意愿去写有关教会分裂的宗教史，但是最后几章的主题是罗马，里面提到统治者产生争议的继承权问题，倒是与教会的分裂有密切的关系。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最早就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统一问题召开了几场研讨会，那里的教授和博士被高卢教会尊为顶尖的神学大师。[413]他们的行事非常谨慎，对于争论不清的起源和得失的问题，不愿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是提出建议作为补救的措施：那就是等到对立派系的红衣主教获得资格，能够参加合法的选举以后，罗马和阿维尼翁两位自封的教皇同时退位；要是这两位竞争者其中任何一位把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那么各民族便可收回[414]对他的服从。每当教皇出现空位期时，这些教会的挽救者力图避免仓促的抉择可能造成的危害，但是秘密会议的政策和与会成员的野心，全都拒绝听从理智和恳求的呼吁。无论做出任何承诺，红衣主教的誓言对教皇都毫无拘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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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1392—1407 A.D.），巴黎大学谋求和平的计划受到敌对教皇的伎俩、双方拥护者的疑虑或激情，以及法兰西党派倾轧的兴衰起伏，精神错乱的查理六世受到他们的摆布的影响，始终无法实现。最后还是做出行动积极的决定，组建了一个正式使节团，其中的成员有：亚历山大里亚有名无实的教长、2位大主教、5位主教、5位修道院院长、3位骑士和20位神学博士，派到阿维尼翁和罗马的教廷，用教会和国王的名义，要求两位自封为教皇的人退位，那就是自称为本尼狄克十三世的彼得·德·卢纳，以及僭用格列高利十二世称号的安吉洛·科拉里奥。这些使节为了维护罗马古老的荣誉，完成君王交付的使命，要求与城市的行政官员举行会商，向他们很明确地宣布，身为基督徒的国王不愿把神圣的教区从梵蒂冈迁走，因为这里才是圣彼得的宝座真正应该放置的地点，这样一来让当地的官员感到十分满意。有一位辩才出众的罗马人用元老院和人民的名义，重申他们的意愿是要促成教会的统一，为长期分裂带来的世俗和宗教的灾难而感叹不已，要求法兰西给予保护以抗拒那不勒斯国王的武力威胁。本尼狄克和格列高利都回答得头头是道，但也都是满口谎言，敌对的双方真是一丘之貉，对于退位问题避而不提。他们一致同意必须先行会晤，但是时间、地点和方式始终无法定夺。格列高利的一个奴仆有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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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位前进，那么另一位就后退，这两位就像是不同类的生物，前者畏惧陆地而后者害怕海洋。这样一来，在生命和权力日益减少的状况下，年迈的教士会危及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救赎。[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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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终于被他们的冥顽和欺骗激怒了，红衣主教将这两位教皇抛弃，然后以朋友和同事的关系联合起来。由众多高级教士和使节举行的会议，支持这些红衣主教的反叛行为。比萨的宗教会议（1409 A.D.）用同样公正的态度，罢黜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皇，秘密会议一致同意选出亚历山大五世，等到产生空缺，很快推举若望二十三世接替，这位教皇集荒淫无耻之大成，倒是人类中极为少见的。然而法兰西和意大利过于轻举妄动的做法，非但没有消除教会的分裂，反而使圣彼得的宝座出现第三位觊觎者。大家为宗教会议和秘密会议提出新的主张而争论不休，日耳曼、匈牙利和那不勒斯这3位国王，拥护格列高利十二世的权力要求；本尼狄克十三世是西班牙人，获得强大民族的虔诚信徒和爱国人士的认同。比萨会议的议程极为草率，在君士坦斯会议（1414—1418 A.D.）中获得更正，西吉斯蒙德皇帝扮演非常显眼的角色，成为正统教会的拥戴者和保护人。民事和宗教的成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地位重要，似乎已经可以组成统一的欧洲联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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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3个教皇当中，若望二十三世是第一个牺牲品，他在逃走以后被当成犯人抓回来，对他最严重的控诉被压了下来，基督的代理人仅仅被指控犯有海盗罪、谋杀罪、强暴罪、鸡奸罪和乱伦罪，他在定罪书上签字承认以后，就被送到监狱过赎罪的生活。之所以落到这个下场，完全是他行事不够谨慎造成的，竟然相信能在阿尔卑斯山那边找到一座自由城市。等到只有里米尼狭小的地区听命于格列高利十二世，他开始寻找比较体面的下台方式，他的使臣召开会议，就在会上宣布放弃合法教皇的头衔和权力。皇帝为了制服本尼狄克十三世以及他的拥护者顽强的抵抗，亲自从君士坦斯赶往佩皮尼昂。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瓦尔和苏格兰的国王达成公平和礼遇的协议，得到西班牙人的赞同，在这次的宗教会议中罢黜本尼狄克。但是这位无辜的老人被留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城堡，得知这些国王竟然将他的宗教事业和前途弃之如敝履，对他们每天两次处以革出教门的惩罚。等到把分裂教会的余孽清除干净以后，君士坦斯宗教会议的议程采用缓慢而慎重的步骤，选出罗马的君王和教会的首领。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场合，由23位红衣主教组成的枢机主教团因增加了30名代表而得到加强，由基督教世界的5个主要民族即意大利、日耳曼、法兰西、西班牙和英吉利[416]各选派6人，一般而论他们都主张选一位意大利人或罗马人，使得外国人的干预逐渐趋于缓和。奥托·科隆纳凭着世家名声和个人才华，成为秘密会议的成员，罗马满怀喜悦和顺服之情接受最高贵的儿子，这个教会国家受到实力强大的家族给予保护，马丁五世的登基开启了教皇在梵蒂冈复位和重建的新纪元。[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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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行使铸造硬币的皇室特权几乎有300年之久，最早在马丁五世[418]的手上恢复，他的肖像和称号出现在一系列的教皇奖章上面。后面接任的两位继承人，尤金尼乌斯四世是最后一位被罗马人民发起暴动赶走的教皇，[419]而尼古拉五世一直被罗马皇帝当面不断提出请求，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这种状况。[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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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尤金尼乌斯与巴西尔神父之间的冲突以及新税制带来的压力或焦虑，使得罗马人在震怒之下铤而走险，篡夺城市的世俗统治权力。他们揭竿而起，选出共和国的7位行政首长，以及卡皮托的卫兵司令，把教皇的侄儿关进监狱，在宫殿对他发起围攻。当他穿着僧侣的服装顺着台伯河逃走时，一阵箭雨落在他搭乘的小船上面，但是他仍旧据有圣安吉洛城堡，配置着忠心耿耿的守备部队和一支炮兵序列。他们的阵地不断发射，城市中回响着隆隆的炮声，高明的技术使得一发炮弹正好摧毁桥梁上面的防御工事，共和国的英雄在炮兵射击之下四散奔逃，5个月的起义行动耗尽了坚定的意志。在吉布林派贵族的暴政之下，见识高明的爱国人士对于教会获得统治权感到遗憾，他们的悔恨不仅意见一致而且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圣彼得的部队再度占据卡皮托，行政官员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罪行严重的人员面临被处决或放逐的命运，教皇的特使率领2000步卒和4000骑兵，受欢迎的程度就像是城市的父亲。尤金尼乌斯害怕和憎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尽量拖长缺席的时间，他虽然被一群顺从的民众所接受，但是教宗从凯旋进城的欢呼声中得知，他要确保民众的忠诚和自己的镇静，必须尽快废止令人讨厌的税制，这件事一点都不能耽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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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罗马在尼古拉五世的和平统治之下，获得修复、装饰和教化。在值得世人赞许的占领期间，奥地利的腓特烈三世进军的行动使教皇提高警觉，虽然皇家候选人的个性或实力不一定会让他感到畏惧。等到他把军队抽调到都会，用誓言[421]和条约保证可以获得最好的安全以后，尼古拉用微笑接受这位教会的拥护者和家臣。那个时代的习性是如此的驯服，奥地利人的实力是如此的软弱，他竟然在安宁与和谐中完成盛大的加冕典礼，但是这种毫无必要的荣誉会给一个独立国家带来令人难堪的羞辱。他的继承人借口到梵蒂冈的朝圣极其劳累，将皇帝的头衔交由日耳曼选侯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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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罗马的成文法和政府以及内部的叛乱和骚动（145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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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市民非常骄傲而高兴地提到，罗马国王对在城门迎接的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在经过时只是颔首答礼，却特别注意元老的服装和面貌。在这次最后的告别仪式上，帝国和共和国的重要人士都亲密地拥抱。根据罗马的法律，城市的首席行政官必须是法学博士，住在离开罗马城至少有40英里的外地人，与居民的亲属关系不得在三等血亲或姻亲之内。每年办理一次选举，首席行政官都要严格审查离任元老的行为，卸任以后未满两年期限不能担任同一职位。薪俸高达3000个弗罗林金币的他，在公众场合出现时，代表共和国最高权威。他的长袍用金线织锦和深红色天鹅绒缝制，夏季穿着较薄的丝绸，手持一根象牙权杖，喇叭的声音宣告他的来临，迈着庄严的步伐前进，至少有4名扈从校尉随员在前面开道。他们执着红色的棍棒，上面满布金色的条纹，包着城市制服颜色的丝带。首席行政官在卡皮托神庙宣誓，当众被赋予权利和义务：遵守和维护法律，制止傲慢的行为，保护穷人的权益，要在法律权限的范围之内，主持正义和推行仁政。他行使这些重要的职务，另外还有3位学识渊博的外乡人从旁协助，就是两位副手和一位刑事上诉法官，他们经常在抢夺、强暴和谋杀案的审判中依据法律出庭做证。但由于法规的制定存在漏洞，使用暴力发泄私人的怨恨和联合武力进行相互的防卫更为方便和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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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元老的职权只限于司法部门，因而卡皮托神庙、国库、市府及所管辖的地区，全部委托给3位督导官负责管理，他们的人选每年要更换4次。13个区部的民兵组织分别集结在队长的旗帜之下，这些首领之中最资深者，被授予总队长的称号和地位。民选的立法机构由罗马人分别组成秘密会议和全民大会，前者由现任和前一任的行政官员、一些财务和执法部门的官员组成，3个阶层分别派出13人、26人和40人的律师或顾问，总共约有120人组成。在全民大会中所有男性市民都有选举权，他们会随时注意防止外人僭用罗马人的家世和身份，更能提高此一特权的价值。防止民主的暴乱要靠明智和坚持的预防措施，除了行政官员，谁都不允许提出问题进行讨论；除非在公开的讲坛或法庭，否则谁都不可以任意发表演说。所有引起混乱的欢呼和拥护的声音都被取缔，多数人的主张要经由秘密投票来决定，他们的敕令用“元老院和人民”这个可敬的名义来颁布。社会秩序的建立总是逐渐与个人自由的丧失发生联系，所以很难指出一个政治理论可以精确而持续运作的时期。但是在公元1580年，把古代的成文法搜集起来，系统整理成三册，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422]统治之下，获得他的批准作为现行法令推广运用，这部民法和刑法的法典成为这座城市的现代法律。如果说全民集会已经废除，那位外地来的元老和3位督导官仍旧住在卡皮托的府邸中。[423]教皇多次将恺撒的政策重新颁布实施，罗马的主教假装维护共和国的形式，实际上用绝对的权力统治着这个世俗和宗教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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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物而言必然会感到如鱼得水，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克伦威尔[424]和雷兹[425]的才华现在都绝灭在寒微的家世之中。政治的热情使里恩齐擢升到最高的宝座，而他的仿效者在下个世纪就因为这种狂热被送上绞台。斯蒂芬·波卡罗出身贵族，他的声誉毫无瑕疵，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博学多才，他的目标超越常人的抱负，渴望恢复国家的自由和不朽的名望。一个人具有无拘无束的心灵时最痛恨教士的统治，等到彻底了解君士坦丁的捐赠出于杜撰或伪造以后，所有的疑虑和顾忌全部消失。此时彼特拉克在意大利成为发出神谕的代言人。只要波卡罗的内心浮现描述罗马爱国志士和英雄人物的颂歌，就会将自己看作想象力丰富、能够先知先觉的吟游诗人。他在尤金尼乌斯四世的葬礼上，首先测试为众人接受的想法，他用精心推敲的讲辞呼吁罗马人武装起来争取自由，他们带着愉悦的表情在倾听，直到波卡罗被一位严肃的律师提出的问题所打断，后者为教会和政府大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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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按照哪种法律，煽动人心的演说家都犯下了谋叛的罪行，但是新任教宗出于恩典，抱着怜悯和尊敬的观点看待他的为人处世，很想用崇高的职位让这位爱国人士变成自己的朋友。个性刚直的罗马人不为所动，带着日益高涨的声誉和狂热从阿纳尼返回，利用那沃纳举行竞赛的良好机会，试图引燃一场偶发的争论，从一些学生和工匠逐渐涉及所有的民众。虽然有人提议要取他的性命，但仁慈的尼古拉仍旧坚持不愿接受，就将这个叛徒从容易受到诱惑的地点送到博洛尼亚，为了他的生计，特别赠送一大笔津贴，他应尽的义务是每天在城市的总督面前出现。但是波卡罗从小布鲁图斯那里获得教诲，对于暴君，无须遵守忠诚或感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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