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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罗马的成文法和政府以及内部的叛乱和骚动（145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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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市民非常骄傲而高兴地提到，罗马国王对在城门迎接的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在经过时只是颔首答礼，却特别注意元老的服装和面貌。在这次最后的告别仪式上，帝国和共和国的重要人士都亲密地拥抱。根据罗马的法律，城市的首席行政官必须是法学博士，住在离开罗马城至少有40英里的外地人，与居民的亲属关系不得在三等血亲或姻亲之内。每年办理一次选举，首席行政官都要严格审查离任元老的行为，卸任以后未满两年期限不能担任同一职位。薪俸高达3000个弗罗林金币的他，在公众场合出现时，代表共和国最高权威。他的长袍用金线织锦和深红色天鹅绒缝制，夏季穿着较薄的丝绸，手持一根象牙权杖，喇叭的声音宣告他的来临，迈着庄严的步伐前进，至少有4名扈从校尉随员在前面开道。他们执着红色的棍棒，上面满布金色的条纹，包着城市制服颜色的丝带。首席行政官在卡皮托神庙宣誓，当众被赋予权利和义务：遵守和维护法律，制止傲慢的行为，保护穷人的权益，要在法律权限的范围之内，主持正义和推行仁政。他行使这些重要的职务，另外还有3位学识渊博的外乡人从旁协助，就是两位副手和一位刑事上诉法官，他们经常在抢夺、强暴和谋杀案的审判中依据法律出庭做证。但由于法规的制定存在漏洞，使用暴力发泄私人的怨恨和联合武力进行相互的防卫更为方便和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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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元老的职权只限于司法部门，因而卡皮托神庙、国库、市府及所管辖的地区，全部委托给3位督导官负责管理，他们的人选每年要更换4次。13个区部的民兵组织分别集结在队长的旗帜之下，这些首领之中最资深者，被授予总队长的称号和地位。民选的立法机构由罗马人分别组成秘密会议和全民大会，前者由现任和前一任的行政官员、一些财务和执法部门的官员组成，3个阶层分别派出13人、26人和40人的律师或顾问，总共约有120人组成。在全民大会中所有男性市民都有选举权，他们会随时注意防止外人僭用罗马人的家世和身份，更能提高此一特权的价值。防止民主的暴乱要靠明智和坚持的预防措施，除了行政官员，谁都不允许提出问题进行讨论；除非在公开的讲坛或法庭，否则谁都不可以任意发表演说。所有引起混乱的欢呼和拥护的声音都被取缔，多数人的主张要经由秘密投票来决定，他们的敕令用“元老院和人民”这个可敬的名义来颁布。社会秩序的建立总是逐渐与个人自由的丧失发生联系，所以很难指出一个政治理论可以精确而持续运作的时期。但是在公元1580年，把古代的成文法搜集起来，系统整理成三册，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422]统治之下，获得他的批准作为现行法令推广运用，这部民法和刑法的法典成为这座城市的现代法律。如果说全民集会已经废除，那位外地来的元老和3位督导官仍旧住在卡皮托的府邸中。[423]教皇多次将恺撒的政策重新颁布实施，罗马的主教假装维护共和国的形式，实际上用绝对的权力统治着这个世俗和宗教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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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物而言必然会感到如鱼得水，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克伦威尔[424]和雷兹[425]的才华现在都绝灭在寒微的家世之中。政治的热情使里恩齐擢升到最高的宝座，而他的仿效者在下个世纪就因为这种狂热被送上绞台。斯蒂芬·波卡罗出身贵族，他的声誉毫无瑕疵，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博学多才，他的目标超越常人的抱负，渴望恢复国家的自由和不朽的名望。一个人具有无拘无束的心灵时最痛恨教士的统治，等到彻底了解君士坦丁的捐赠出于杜撰或伪造以后，所有的疑虑和顾忌全部消失。此时彼特拉克在意大利成为发出神谕的代言人。只要波卡罗的内心浮现描述罗马爱国志士和英雄人物的颂歌，就会将自己看作想象力丰富、能够先知先觉的吟游诗人。他在尤金尼乌斯四世的葬礼上，首先测试为众人接受的想法，他用精心推敲的讲辞呼吁罗马人武装起来争取自由，他们带着愉悦的表情在倾听，直到波卡罗被一位严肃的律师提出的问题所打断，后者为教会和政府大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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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按照哪种法律，煽动人心的演说家都犯下了谋叛的罪行，但是新任教宗出于恩典，抱着怜悯和尊敬的观点看待他的为人处世，很想用崇高的职位让这位爱国人士变成自己的朋友。个性刚直的罗马人不为所动，带着日益高涨的声誉和狂热从阿纳尼返回，利用那沃纳举行竞赛的良好机会，试图引燃一场偶发的争论，从一些学生和工匠逐渐涉及所有的民众。虽然有人提议要取他的性命，但仁慈的尼古拉仍旧坚持不愿接受，就将这个叛徒从容易受到诱惑的地点送到博洛尼亚，为了他的生计，特别赠送一大笔津贴，他应尽的义务是每天在城市的总督面前出现。但是波卡罗从小布鲁图斯那里获得教诲，对于暴君，无须遵守忠诚或感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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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者痛责专横的判决，党派组织和阴谋活动已经逐渐形成。他的侄儿是个奋不顾身的青年，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志愿军，于一个指定的夜晚，在家中准备盛宴招待共和国的朋友。他们的领袖逃离博洛尼亚，穿着紫色和金色的长袍现身，他的声调、神色和姿态，无不显示出愿为光荣事业牺牲奉献的精神。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详述了这场革命大业的举事动机和运作手段、罗马的伟大名声和自由权利、教会暴君的怠惰懒散和傲慢自大，以及他们的同胞积极赞同和消极认可。300名士兵和400名流亡人士，长久以来练习武器的运用，从事不法的勾当，报复的权利更加磨利了他们的刀剑，胜利的酬劳是100万达克特银币。这件事非常容易（根据他的说法），次日是主显节的假期，他们可以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门前或祭坛抓住教皇和红衣主教，将他们全部戴上脚镣手铐，带到圣安吉洛城堡的外墙，威胁要立即处死他们，以迫使守军开城投降，登上无人领导的卡皮托，敲响警报的钟声，在全民大会中重建罗马古老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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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他意气风发时，谁知已经被人出卖。元老率领一支实力强大的卫队包围聚会的住宅，波卡罗的侄儿从群众中杀出一条血路，但是不幸的斯蒂芬从藏身的木箱中被搜出来，非常悲伤地得知他的仇敌早有安排，比他的谋逆活动提早3个小时行动。经过调查，确定了一些重犯的罪行以后，甚至就是慈悲为怀的尼古拉也只有保持沉默，波卡罗和9名从犯没有领受临终圣事的恩典就被吊死。在教廷的畏惧和抨击声中，罗马人对这些为国殉难的志士不仅产生怜悯，而且几乎就要对他们表示赞许。但是他们的推崇三缄其口，同情无法发挥效用，自由终于永久绝灭。要是他们在宝座的空位期或缺少粮食时揭竿而起，在最卑贱的奴役生活之中还有可能发生这种突发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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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动乱促成贵族的独立，维系平民的自由必须要使各阶层能够联合。罗马的贵族长期以来保持着掠夺和压迫的特权，他们的住宅成为防守严密的城堡和不容侵犯的圣所，他们将土匪和罪犯当成凶恶的随员，保护其免受法律的制裁，为了回报这种友善的接待，这些人用长剑和短刀提供服务。教宗和他们的侄儿基于私人利益，有时会让恶徒涉足家族的宿怨之中。在西斯笃四世[426]的统治之下，敌对家族的战斗和围攻使罗马陷入错乱困惑的境地，首席书记科隆纳的府邸发生大火，本人遭到酷刑和斩首，他那受到监禁的朋友萨维利，拒绝对胜利的乌尔西尼欢呼致敬，就在迎接的地点遭到谋杀。[427]但是教皇在梵蒂冈不再感到心惊胆寒，要是臣民决定提出主权的要求，他有实力控制整个情势使他们听命服从。就连提到社会现象极为偏颇而又混乱的外乡人，都会钦佩教会国家负担很轻的赋税和明智的施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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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皇获得罗马的绝对统治权和教会政府的建立（1500—159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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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靠着舆论的力量才能发出宗教的雷霆之声，要是舆论为理性或热情所取代，雷声就不能发生效力，只能在天空隆隆作响，毫无依仗的教士就会受到贵族或平民对手无情的迫害。但是，在他们从阿维尼翁归来以后，圣彼得之钥便受到圣保罗之剑的保护，罗马在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控制之下，威力强大的火炮对暴乱的群众是最有效的镇压工具。打着教皇的旗帜组成一支正规的骑兵和步兵部队，他有金额庞大的岁入可以供应战争的需要，可以从范围广大的领地，派出一支由怀有敌意的邻人和忠心耿耿的臣民组成的军队，前去平息一座城市的反叛。[428]自从费拉拉和乌尔比诺两个公爵领地合并以后，这个教会国家的疆域便从地中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从那不勒斯的边界扩展到波河。早在16世纪时，这个广袤和富饶的国家绝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承认了罗马教皇的合法权力和世俗统治。他们的权利可以从黑暗时代真正或传闻的捐赠中推算出来，在他们最后定居之前所进行的一连串行动，会使我们深入了解意大利甚或欧洲的事务。亚历山大六世的无耻罪行、尤利乌斯二世的军事行动、利奥十世的开明政策，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的历史学家从事著述的题目。[429]从发起攻势的早期直到查理八世的远征行动，教皇不断与邻近的君王和城邦搏斗，无论对手的实力与他们概等或是不及，他们都没有落于下风。但是等到法兰西、日耳曼和西班牙这些君主国，用强大的武力争夺意大利的主权，教皇便开始用计谋弥补实力的不足，交替运用和战两手策略，来掩饰自己强烈的意图和长期的愿望，那就是一心一意要把蛮族赶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梵蒂冈微妙的平衡经常被欧洲西部和北部的士兵破坏，这些人团结在查理五世的旗帜之下。克雷芒七世的政策软弱而多变，使得他自己和国土全部暴露在征服者的面前无所遁形，罗马遭到一支毫无纪律可言的军队蹂躏达7个月之久，他们比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更为贪婪残暴。[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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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如此惨痛的教训以后，教皇几乎已经得到满足的野心有所收敛，重新扮演起普通父亲的角色。除了发生过一次鲁莽的争执，基督的代理人武装起来，与土耳其的苏丹在同一时间对付那不勒斯王国，[431]此外都尽量避免任何攻击性的敌对行动。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最后还是撤离战场：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尼亚以及托斯卡纳沿海地区，都被西班牙人用重兵占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期，意大利一直维持着和平与附属的状况，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这倒是符合西班牙的利益。正统基督教国王的宗教政策用来统治和保护梵蒂冈，偏见和利益使他在发生争执时，都会支持君主反对人民。自由的朋友或法律的敌人，并没有从邻近的城邦获得鼓励、帮助和庇护，反而被放在专制的铁圈之中从四面严密看管。长期的服从和教育所养成的习性，能够改变罗马豪门和平民犯上作乱的风气。贵族忘记祖先的武力和党派倾轧，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奢华和政府的奴仆，他们不再拿产业的收入来维持一群门客和部从，而是将之消耗在领主的私人花费上面，在使生活欢乐的同时也降低了自己的实力。[432]为了修饰和美化他们的府邸和礼拜堂，科隆纳和乌尔西尼要相互竞争一比高下，古老而辉煌的气派只有教皇家族的暴发户能够媲美或超越。罗马听不到自由和争论的声音，这里不再出现奔腾的急流，光滑如镜的湖面反映出怠惰和奴役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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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的世俗王国会使基督徒、哲学家[433]、爱国者同样感到愤慨。罗马极其崇高的地位、执政官和凯旋式的回忆，更加深了受到奴役的痛苦感受和羞辱心理。要是我们能够平心静气衡量教会政府的优点和缺失，就当前的状况来看，可以赞许这个温和、清廉和宁静的体制，免于少数派的危局、年轻人的冲动、奢侈的浪费和战争的灾害。但是这些优点却被平均约7年一次、选出一位不是本国人的教皇的行为所抵消：一位“年轻”的政治家开始治国时已有60岁，处于生命和能力的衰退时期，短暂的统治无论花费多大的心血和努力，都没有完成的希望，更没有孩子可以继承他的权力。成功的候选人来自教会甚或修道院，教育和生活的方式会对理智、人性和自由产生反感。处于奴化信仰的罗网之中，他学到要相信最荒谬的东西，尊敬最可鄙的对象，对于人类理性所推崇的一切事物都抱着憎恶的态度，要把过错和失误当成罪行严加惩治，要把苦行和禁欲当成美德赐予重赏，要把按日期纪念的圣徒[434]置于罗马英雄和雅典哲人之上，要把弥撒书和十字架看成比耕犁和织机更有用的工具。履行驻外使节的职责，或是列入红衣主教的阶级，总会获得一些外在世界的知识，但是原始的瑕疵还是附着在思想和举止上面无法擦去；通过学习和经验可能会对执行圣事的神秘感到疑惑，但是作为僧侣，对自己倡导的教义总会坚持偏颇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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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笃五世[435]的天才火花是从方济各修院的阴暗环境中迸发出来的。[436]在5年的统治期间（1585—1590 A.D.），他肃清罪犯和强盗，取缔罗马的邪恶圣所，[437]建立一支水师和军事武力，修复和重建古代的纪念建筑物，对于岁入能大手笔地花费和大幅度地增加，死后还在圣安吉洛城堡留下500万克朗。但是他的公正为残酷所玷污，积极的作为受到征服野心的驱使，等到他逝世以后，浮滥腐化的风气恢复，遗存的财富被挥霍得一干二净，只为后代子孙留下35种新税和圣职买卖，他的雕像也被忘恩负义或受到伤害的人民摧毁。在这一系列的教皇当中，西斯笃五世保持粗犷的本来面目，巍然屹立。关于他们治理世俗政府的方针和成效，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个教会国家的艺术、哲学、农业、贸易、财富和人口方面进行比较而有所了解。就我个人来说，希望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离开人世，在这最后的时刻，更不愿冒犯罗马的教皇和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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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七十一章 罗马的废墟在15世纪时的景观 衰败和残破的四点理由 以圆形竞技场为例 城市的重建 本书的结论（1332—143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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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吉乌斯在15世纪对罗马的描述（143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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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去世前不久，他的两位仆从，学识渊博的波吉乌斯[438]和一位朋友，登上卡皮托山，徘徊在石柱和庙宇的废墟之中，从这个制高点俯瞰面积宽广和式样各异的荒凉景象。这个地点和题目可以供应无尽的素材，用来感叹命运的沧桑和世事的变迁，无论是对历史的人物还是人类最骄傲的工程全无恻隐之心，把帝国和城市全都埋葬在同一座坟墓里面。大家都会同意，昔日的罗马是何等伟大，相较之下它的灭亡更为惊怖和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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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万德款待特洛伊陌生来客的时候，维吉尔曾经凭着想象对罗马在遥远古代的原始风貌加以描述。[439]当年塔普拉亚的山岩还是一大片蛮荒和孤独的树丛，在诗人的时代，这里还是一座盖着金瓦的神庙。庙宇已被摧毁，黄金都被抢走，命运的巨轮完成了一次循环，神圣的地面再度荆棘丛生不胜凄凉。我们站在卡皮托山上面，这里原本是罗马帝国的神经中枢，举世无双的金城汤池，多少国王在此魂断黄泉，以举行无数次盛大的凯旋式而知名于世，因获得无数民族的战利品和贡金而富甲天下，世界最伟大的奇观，竟然衰败得一蹶不振，非但江山已改，而且面目全非。凯旋的大道湮灭在枯藤蔓草之中，元老的座席埋没在污土粪壤之下。试请举目观看帕拉丁山，可以从巨大的断壁残垣中找出大理石的剧院、方形尖碑、巨大的雕像以及尼禄皇宫的柱廊。再看一看这个城市其他的山丘，空旷的地面断断续续仅有几处残址和菜园。罗马人民引为自豪的广场，他们过去曾在这里集会，制定法律和选出官员，现在被围起来种植蔬菜或是敞开任由猪牛觅食。修建之时以为可以永垂不朽的公家和私人的大厦，如同巨人残废的四肢趴伏在地，这些历经时间和命运的磨难仍旧庞大的遗迹，随处可见都是成堆的碎瓦破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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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吉乌斯详尽记录了这些遗迹，对于古代与迷信有关的纪念物，首先将眼光从神话的传说转移到古典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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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除了共和国时代一座桥梁、一个拱门、一座坟墓以及塞斯提乌斯金字塔之外，他还能辨识出卡皮托盐局的双排地窖，上面铭刻着卡图卢斯的名字和慷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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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可以辨识出11座庙宇，保存的状况各有不同，从外形极为完好的万神殿，到只有3座拱门和一根石柱的和平女神庙，后者是韦斯巴芗在内战结束和征服犹太人之后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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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他不以为意地提到7个主要的公共浴场，其中没有一个保持完整的外貌，能够辨别建筑物各部分的规格和运用的状况，但是像是戴克里先浴场和安东尼·卡拉卡拉浴场，仍旧保有建造者的名号。在看到这些浴场的材质和规模、各种类型的大理石，以及数量众多和体积庞大的石柱以后，就耗费的劳力金钱与实际的用途性质做一比较，真是使人惊讶不已。此外，君士坦丁、亚历山大、图密善以及提图斯的浴场，还可找到一些遗留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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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提图斯、塞维鲁斯和君士坦丁的凯旋门，结构和铭刻都非常完整，一块坠落的残石有幸加以图拉真之名；弗拉米尼亚大道尚存两座凯旋门，归于福斯蒂娜和伽利埃努斯虚有其名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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