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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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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的曾祖父是一位布商,祖父是事业有成的军事承包商,从威廉三世的大陆战争获得巨大的财富,后来从事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因船难事件遭受重大的损失,全部财产从超过10万英镑减少到1万英镑,但是他仍然没被厄运击败,重新站起来奋斗,到1736年去世时,再度成为有大批资产的财主。他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吉本生于1707年,后来进入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成为彼得菲尔德的国会议员,在1734年进入下议院,娶朱迪思·波滕为妻,生育七个小孩,除长子外均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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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年4月27日,吉本诞生于帕特尼,是家中的长子,名字仍旧取为爱德华,出生后六个月祖父过世。小爱德华幼年体弱多病,多次濒临死亡边缘,母亲连生多胎无力照顾,靠姨母凯瑟琳·波滕看护。他10岁时,母亲过世,此后由姨母抚养,她自小培养他博览群书的习惯以及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在1786年姨母去世时,吉本把她称为“生命中幸福和荣誉的泉源”。吉本在入学前延请家庭教师启蒙,然后进入金斯顿小学,1749年就读于威斯敏斯特中学。吉本在校极不适应严苛的求学环境,后来把它称为“充满恐惧和悲伤的魔窟”,幸而他的姨母及时前来,为学校办了一个膳食宿舍,使吉本能在中学度过两年时光。1750年,他罹患神经性疾病,被送到巴斯温泉地区疗养,停止正规学校教育,完全请家庭教师教导。后来他父亲带他回乡,因家中藏书甚丰,每日以读书为乐。他在自传中提到,12岁那年是他心智开启的一年,对其后影响甚大,他发现历史是智慧的最佳食粮,到了14岁已经将主要历史典籍阅读完毕,对整个历史的发展建立起大致的轮廓,并力图解决有关编年的困难问题。他早年的研读除受益于姨母指导外,完全是自我苦读的结果,终其一生历史写作从未询问他人的意见,这种特殊的风格成为他的标志。另外他从幼年起,就已打下非常扎实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基础,可以流利地阅读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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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在自传中提到身体在1751年突然转好,于是他的父亲老爱德华决定将他以自费生的名义,送入牛津大学的莫德林学院。1752年4月,吉本到校,他的学识让教授感到惊奇,但是在其他方面则一窍不通。这时他学习的重点在“世界史观”,尽情阅读校中有关阿拉伯、波斯、犹太、蒙古和突厥的历史著作。未过多久,他对牛津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满,失去学习的兴趣,他的导师“只记得束脩,不愿负责任”,对他的研究项目根本无力指导,在完全放任的状况下,吉本经常逃课出游,校方根本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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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宗教的争议产生兴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响,学习的重点转向神学。为了反对大学有关国教教条的信奉问题,他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1753年6月8日在伦敦经由神父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后来他虽然辩说当时过于幼稚,但其实纯粹是他思想上发生转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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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一则大学无法容许改宗行为,势必离校;再则按当时规定,吉本会失去在政府机构供职的资格。于是老爱德华采取补救措施,为了不中断教育,便将儿子送到瑞士的洛桑,寄宿在加尔文派牧师丹尼尔·帕维拉尔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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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在1753年6月底到达洛桑,开始第一次在瑞士的五年居留。学习的环境完全改变,信仰的问题未能解决,再加上家庭发生事故以致经济拮据,最初他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他后来提到这段时期,却认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老父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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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拉尔牧师是学识渊博的明师,也是循循善诱的长者,他对新来的学生有极好的印象,愿意尽心为他解决宗教和学业的疑难。他为吉本拟订周详的学习计划,重新安排研究的重点,让他养成有序的读书习惯。在帕维拉尔全力的教导下,吉本受益匪浅,精读古典和现代的名著,研习数学和逻辑学,最重要的是通晓法国文学和哲学,也能用流利的法语与人交谈,对其后产生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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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文学的钻研,吉本不仅扩大了知识的范围和深度,也养成一生为文简练精确的风格。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运之舟正好搁浅在莱芒湖岸”,并且推崇帕维拉尔是“心灵和知识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认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广泛讨论有关法律、政治和宗教等问题,对于法国启蒙哲学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著作,涉猎的范围包括历史、哲学、诗歌、戏剧、小说、神学和形上学等,这使得吉本的眼界开阔,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同时,当伏尔泰在洛桑居停时,吉本有幸前往拜会,相谈甚欢,要说吉本不受他的影响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吉本不仅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义的精义,更对宗教迫害和宗教偏执造成的恐怖、政府与教会的狼狈为奸、战争的消耗与损失、迷信行为的荒谬等,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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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离开英国的主因是宗教,来到瑞士一年半后,他经过深思熟虑,终于放弃天主教,1754年圣诞节公开回皈基督教新教。后来,他在自传中提到这件事,有点避重就轻地说道:“我在洛桑时,终止对宗教的探索,虔诚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认可的信条和教义。”他承认帕维拉尔的开导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疑虑,主要还是经由自我反省,认识到《圣经》记载的神迹无法为人类的感官所接受。从此宗教问题带来的困惑迎刃而解,随着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认知,以及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接受法国启蒙哲学家采取自然神论的立场,否定“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念,从而掌握《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点,不遗余力反对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体系和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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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他的父亲娶多罗西亚·巴顿为妻,特别来信告知,并提到当年多亏了这位女士推荐的医生,才治好小爱德华的病。从此吉本和继母之间相处融洽,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我非常敬爱她,一直把她当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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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21岁生日前夕返家,虽家中景况大不如前,但他父亲仍答应每年给他300英镑。他提到在洛桑认识的女友苏珊·屈尔绍,说她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天资敏慧,双方已经论及婚嫁。这时他的父亲和继母认为该女家庭贫穷,不是吉本结婚的理想对象,要求吉本与之断绝来往。吉本因孝顺其父,而且也无成婚的经济能力,只能和苏珊分手,后来他提及此事无限唏嘘,曾说道:“我是个哀声叹气的情人,但却是个遵从父命的儿子。”他和苏珊疏远以后,还是与她成为终身的挚友,她后来嫁给任法国财政大臣的雅克·内克尔,因帮助其夫而享誉上层社会。吉本终身未娶,过着独身生活,但却性好渔色,这也是他被教会人士攻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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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58年到1763年,吉本过着乡绅的生活,不是陪父亲参加各种宴会和打猎,就是在伦敦的文艺沙龙消磨时间,虽然读了很多书,但年届而立仍然一事无成,靠着父亲资助度日。他在七年战争期间,加入南汉普郡民兵部队,授上尉官阶,恪尽职责。从1760年到1762年,他在军中服役两年,各种读书研究因而中断,但是也认识了许多令他终身受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请恢复军职,并升任少校,最后在1770年以中校军阶退役。后来他说过,军旅生涯的经验对他成为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这段时间,他利用空闲完成了两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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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的父亲在1770年去世,他过了两年繁忙的事业生活,在伦敦卡文迪许广场定居下来,专心从事写作。同时他也广泛参加各种应酬交际,认识了许多文人学者,成为著名文艺沙龙的会员,1775年入选文会,与雷诺兹和约翰逊交往甚密。由于吉本的父亲曾任彼得菲尔德的下议员,所以他能获得政治上的人脉,在1774年和1781年当选下议员进入国会,其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政治立场是维持英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同时他也是诺思爵士热心的支持者,尽力推动组阁事宜,虽然他在下议院待了八年的时间,一直默默工作,对各项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极为正确而周详,但是他生性保守不善言辞,始终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致在政治方面无法一展长才。不过,却得到首相诺思爵士的赏识,担任贸易和殖民委员会的委员,年薪高达750英镑,使他能过上优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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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四开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500本在数日内售罄,立刻洛阳纸贵轰动一时,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本,吉本自夸已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尤其他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对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作出极不友善的描述,激怒教会及宗教界人士,终其一生不断受到攻击和嘲笑。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叙述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结束,此时吉本本想先休息,再考虑进行后续的写作。1782年,诺思爵士政府下台,吉本所但任的职务也被撤销,对他的经济状况产生很大压力。他离开英国前往洛桑居住,很安静地撰写最后三卷,于1787年6月完稿。这几卷在1788年5月8日,他51岁生日当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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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底,吉本又回到洛桑开始撰写自传《我的一生》,后来在1793年出版。起先是好友乔治·戴维登中风死于1789年7月,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吉本的身体很差,又忧虑瑞士受到侵略,加上法国发生大屠杀事件,以及路易十六被处死,使他无法在洛桑过安静的生活,健康情形更加恶化。1793年因友人去世而返英,旅途劳累致病况加重,翌年1月16日病故于伦敦圣詹姆士街家中,享年58岁。吉本在逝世前非常感激地提到:“《罗马帝国衰亡史》使我在世界上获得名声、荣誉和地位,死后无须接受任何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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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经过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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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很早就从事写作,开始是在文学领域,居留瑞士期间,学习法文的同时也研究启蒙哲学,深感当代法国文人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忽视。1755年他将西塞罗的作品译为法文,接着花了两年时间,用法文写成《论文学研究》,于1761年出版,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欧洲大陆深获好评,但本国则无人问津。他在这本书里特别提到具备哲学风格的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不一定是历史家,而历史学家不管怎么说,要尽量做一个哲学家”。他主张哲学的历史观:第一,强调以俗世为历史的焦点,人性重于神性;第二,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群体的需要决定一切;第三,力主人类社会的矛盾现象是常态;这也决定了他后来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一贯立场。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史诗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写埃涅阿斯到地府寻求未来前程的神谕,得知罗马自开始对外征服到恺撒为止的历史,所负神的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当时权势极大的沃伯顿大主教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对维吉尔的史诗加以歪曲和讥讽,虽然文人学者对其侧目而视,他也都置之不理。吉本却出版本书向沃伯顿的权威发起挑战,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牛犊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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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会,加入当地文艺活动,认识很多终身相知的友人,如乔治·戴维登、威廉·吉斯等人。1763年,他得到父亲资助,准备用两年时间旅游欧洲。1月,他到达巴黎,拿着甚得好评的《论文学研究》作媒介,受到当时主持文艺沙龙的格弗琳夫人另眼相看,得识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接着前往洛桑拜见老师帕维拉尔,同时也认识了贝克·霍尔罗伊德,就是后来的谢菲尔德勋爵。他成为终身支持吉本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后协助出版他尚未发表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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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4月,吉本与吉斯离开洛桑,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整个夏季都在佛罗伦萨,秋天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个旅行因吉本的财务发生问题而中断,他于1765年6月回到英国。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传《我的一生》里,提到他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因和动机:“1764年10月15日黄昏时分,我坐在罗马卡皮托山的古迹里沉思默想,听到神庙中传来赤足僧侣的晚祷声。我要为这座名城写一本书的念头,开始在我的内心酝酿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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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来只想写罗马城的衰颓,就像圣奥古斯丁听到罗马被阿拉里克攻破时,写出《上帝之城》那样,无意把整个帝国包括在内,但后来他的阅读范围扩大,思想领域更为广阔,决定将罗马帝国作为叙述的对象,又过了些时日,才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他不无感慨说道:“我逐渐由期望进到构想,从构想进到计划,从计划而正式写作,哪里会想到最后会完成6厚册,花费了20年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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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之间,吉本的精神与罗马合而为一,从1771年开始撰写,到1787年完成。由心灵的体会,进而贯彻力行,将罗马名城的颓毁,扩展到整个帝国的覆灭。在人类文明史上,诞生了一部万古常新、独领风骚的历史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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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的写作过程的确是艰苦备尝,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能克服语文的隔阂和困扰,从他的注释中可以看出:直接引用的历史资料,从古希腊和罗马到18世纪的作家,有290余人,书籍凡800余种,有数千册之多,除此以外间接有关的材料,像是各种地方志、编年记、法典、地图、碑文、铭刻、奖章、钱币等,无不在搜集之列。他对资料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正确无误,不穿凿附会,不自以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程度,同时力求辞章的典雅和文字的优美,并且以简洁明晰为尚,全书的文章富于理性之美,气势博大雄浑,如江河之滔滔不绝。第一卷问世后,各方的赞颂纷至,推许为历史名著,也是文学杰作,等到20世纪以后,学者一致认为他已文胜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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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来,大不列颠成为治罗马史的重镇,可以说是名家辈出,较之意大利本国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居于领导的地位,这固然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可说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开个人研究的先河,创造光辉的成就,当然会引起后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纪以后,科学的验证风气遍及欧洲的史学界,但是英国在吉本的影响下,历史与文学仍然相辅相成,史学家坚持渊博的学术风格和客观的专业立场,还要讲究文体的简洁、明晰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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