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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代 “希腊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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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世纪、近代早期；弗拉维罗马、都铎英格兰、“光辉三十年”；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历史“分期”是一种钝器，但是如果没有分期，我们根本无法谈论往昔。今天人们通常把古代希腊史分为四个时期：古风时代（约前800年至前500年）、古典时代（前500年至前323年）、希腊化时代（前323年至前30年）和罗马帝国时代（前30年——粗略地说——至公元284年）。如此随意定义的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即是本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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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古代史上的大多数时代一样（“青铜时代”“公元前5世纪”“古代晚期”），“希腊化”的概念也是现代的发明。这个词本身实际上源自《圣经》“使徒行传”的一个段落，耶稣的犹太追随者被划分为“说希腊语的”和“说希伯来语的”，这两个词语大概只是指他们选择所说的语言（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现代早期的《圣经》学者认为，犹太人的希腊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希腊方言，即“希腊化语”，这在《新约》和《七十子圣经》里的希腊语中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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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1808—1884）最早使用了“希腊化”这一术语，所指的不仅仅是一种希腊方言，而是地中海文明中的一个完整时代，这一时代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前334年至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对亚洲的征服。在亚历山大征服的时代，德罗伊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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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的融合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接下来双方很快都出现了发酵与转变。公众生活的新觉醒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无论是在国家层面、知识领域，还是在商业、艺术、宗教、道德层面都是如此。让我们用“希腊化”这一词语来描述这个新的世界历史概念。希腊文化在主宰东方世界生活的同时，也丰富了它，从而创造了希腊化，在这种文化中，亚洲和希腊的异教——实际上是全部古代本身——注定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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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罗伊森来说，这种东西方杂交的最终结果是基督教本身。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希腊化世界的整部历史——在基督教信仰上达到了顶峰，这是一种典型的“希腊化”宗教，诞生于希腊精神与东方精神的融合。幸运的是，德罗伊森的著作并非完全充斥着这种模糊不清的神秘主义：他那庞大的、没有完成的《希腊化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一部涉及公元前323年至前222年间的严肃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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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好与坏，德罗伊森这个术语变得流行了。在当今，“希腊化”这一词语不仅用来指历史时期（希腊化时代），而且用来指地理区域（希腊化世界）。此外，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代所有符合这一区域、这一时期典型特征的文化现象，诸如希腊化王朝、希腊化诗歌、希腊化雕塑、希腊化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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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希腊化世界处于北纬25度至45度之间欧亚非大陆西部相对狭窄的温带地区，从西面的亚得里亚海和利比亚到东部的喜马拉雅山——大致说来，这些土地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3年殒命时所统治的地区。这个地区包括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黑海、埃及和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以及接近兴都库什北面和南面的土地。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所有这些地区要么是说希腊语的地区，要么是由说希腊语的王朝统治着的地区。历史学家有时会提到希腊化的迦太基、希腊化的阿拉伯，甚至希腊化的印度，目的在于凸显这些边远地区和“核心”希腊化世界之间的文化联系；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希腊化爱尔兰或希腊化中国这种概念是有悖常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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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有关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著作大多数开始于公元前323年，即亚历山大大帝去世时开始的，结束于公元前30年，即屋大维把托勒密埃及并入罗马帝国的那一年。起点很明显。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至前323年间对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快速的、暴力的、戏剧般的征服是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建立了马其顿人对幅员辽阔的西亚地区的统治。伴随亚历山大征服而来的希腊文化的“全球化”，或许是“希腊化”时代区别于早期希腊历史各个时期最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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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末，事情就没有那么清楚了。那些位于欧洲、非洲和亚洲的马其顿的主要继业者王国，在西部面临罗马的扩张，东部面临帕提亚的扩张，最终都土崩瓦解了，但是这一过程非常冗长且较为混乱。马其顿本身早在公元前146年就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则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0年，一些小的希腊化国家（比如东克里米亚的博斯普鲁斯王国）在罗马帝国时期仍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坦率地说，希腊化晚期的当代历史研究有点混乱。公元前146年以后的马其顿史通常被当作罗马史的一部分来处理，尽管在大多数方面，“早期罗马帝国的马其顿”与亚洲的晚期希腊化王国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与罗马帝国的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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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希腊化文化”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德罗伊森此处“融合”的观念仍旧焕发着幽灵般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希腊化时代是希腊语民族向埃及、亚洲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希腊语、希腊生活方式、希腊城邦制度也广泛地传播到被亚历山大所征服的非希腊语地区。不过，我们要以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文化融合为特点来看待希腊化，还是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为特点来看待希腊化，这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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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一个“统一的”希腊化世界吗？与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的任何王国相比，塞琉古、安提柯、托勒密和阿塔利德王权彼此之间拥有更多的共同点；罗马帝国的东部行省实际上不同于先前这里的希腊化王国，尽管并没有你所认为的那么不同。从希腊到恒河流域处处都留下了独特的新艺术风格（个性化的肖像、现实主义题材、“希腊化时代的巴洛克风格”）的痕迹，新的“东方”崇拜（诸如埃及神祇伊西斯和塞拉皮斯崇拜）在希腊语世界也非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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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希腊化”这个概念制约我们。但要想对这一概念进行有意义的归纳概括是困难的，比如说希腊化家庭或希腊化经济，更不用说希腊化美学或与众不同的希腊化“世界观”。不过，确实很容易把一个人为的共同体强加在希腊化世界，只要武断地把那些不符合我们先入之见的所谓希腊化世界“真实状况”的民族和文化排斥在外。公元前3世纪西西里的希腊城市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历史中并不受重视（太远离西方了），帕提亚诸王也是如此（太伊朗了），青铜时代的欧洲各个民族同样如此（太野蛮了）。写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传道书，也并没有被当作希腊化时代的文献来看待（太犹太了）；用拉丁语模仿希腊史诗的恩尼乌斯的《编年纪》也是如此，作者所用的语言是南意大利的奥斯坎方言（太罗马了）。大体来说，希腊化世界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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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代 书写希腊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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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希腊化世界的书籍大多数一开头就抱怨这一时期文献的状况。这是无病呻吟。几乎就所有标准而言，我们对希腊化历史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古风时代或古典时代的希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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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古代世界有关希腊化王朝的叙事史了解得并不多，这是事实。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历史丛书》第18—20卷记述了公元前323年至前302年间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约45—120）《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几位早期的希腊化时代人物传记则进一步补充了相关内容。公元前220年至前145年间罗马兴起为世界霸权的过程，是由麦加罗波利斯的波里比阿（约前200—前118）的卷帙浩繁的40卷本历史描述的。波里比阿的著作只有前五卷完整地保存下来，不过很多遗失的部分可以在李维的《罗马史》第31—45卷中重新构建，李维的著作大量使用了波里比阿的那些遗失的叙事。众所周知，希腊化时代的犹太人历史是丰富的，而且有与特定事件相关的细节：“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圣经新约外传》的部分内容）提供了一个有关公元前160年代犹太人起义反抗塞琉古统治的扣人心弦的同时代叙事，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1世纪）第11—12卷是有关希腊化时代犹太教的主要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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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的政治史和军事史是巨大的知识空白，因为这方面可靠且连续的叙事没有存留下来。公元前3世纪的“核心”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极其不清晰的：公元前280/279年[1]，在安条克一世和托勒密二世之间是否发生了一场“叙利亚继承战争”；我们并不知道科斯战役是发生在公元前262年还是公元前255年；塞琉古王朝失去了伊朗南部地区，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这肯定发生在公元前280年到公元前2世纪早期这段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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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叙事史并不是一切，希腊化历史学家还是在各种让人震惊的档案证据中得到了充分的补偿。托勒密埃及的沙漠保存了成千上万的官方和文学莎草纸，揭示了托勒密国家的内在运作机制，其细节的详细程度对任何更早的地中海社会而言都是无法想象的。公元前3世纪中期，一位托勒密埃及的低级财政官吏考诺斯的芝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两千多份的巨大商业档案，大部分与法雍绿洲私人大地产的经营管理有关。法雍位于现代埃及的南部。莎草纸还为我们提供了解托勒密王朝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便捷途径。我们可以阅读私人信件、离婚契约、学校习题，甚至可以看到希腊隐士古怪的梦日记，以及孟菲斯的塞拉皮斯神庙的两个埃及双胞胎小姑娘的梦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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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肯月第17天，双胞胎中的一个叫泰斯的女孩做着梦。在梦中，我似乎正沿着街道走下去，数了九栋房屋。我想返回。我说：“这就是全部，最多九栋。”她们说：“哎呀，你可以走了。”我说：“对我来说有点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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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肯月第25天，托勒迈奥斯在月亮节的梦。我看到泰斯高兴地用甜美的声音在大声歌唱；我也看到泰斯在笑，她的脚大且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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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莎草纸一般只承载着托勒密埃及的内部历史。在希腊化世界其他地方，我们拥有大量的文献形式是石刻的希腊铭文。公共铭文和私人铭文所描述的希腊化城市是喧嚣之地，很多铭文是长达几百行的熠熠生辉的散文：国家之间的协约、献给伟大公民捐助者的荣誉、希腊化国王们的信件；土地销售、神庙财产清单、有争议的遗嘱、神灵显现的描述。位于土耳其西北部帕加马的一篇铭文有237行，极其详细地描述了城市管理官员的职责，这类官员负责道路、山脉、蓄水池、厕所和其他公共建筑的维护。一份来自迈安德河畔的小城马格尼西亚的档案，包含了希腊化国王和城市的六十多份信件和敕令，让人们认识到城市及其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文件是唯一留存下来的相关城市的公共文献，因此对于从亚得里亚海到波斯湾的希腊公民制度来说，马格尼西亚的档案成为宝藏一般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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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往往进一步揭示了主要的历史事件。比如普鲁塔克在《德米特里乌斯传》（写于公元1世纪晚期）中用三个短句，向我们讲述了公元前287年一场成功反抗“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王统治的雅典起义（本书第三章会概述其生涯）。1971年，考古学家在雅典广场的挖掘工作中发现了一篇很长的献给某位斯费图斯的卡里阿斯的荣誉敕令，这是一位爱琴海地区的托勒密雇佣军首领。这篇铭文以丰富的、生动的细节描述了雅典革命的过程，开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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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起来反抗占领这座城市的统治者时，他们将敌方士兵赶出了城市中心；不过，莫塞昂山麓的要塞仍旧被占领着，乡村还处于战争状态中，驻扎比雷埃夫斯的军队控制着乡村，德米特里乌斯带着军队从伯罗奔尼撒出发来镇压城市。卡里阿斯一听到城市处于危险中，就选取一千名雇佣兵和他一起驻扎在安德鲁斯，给他们支付薪水并提供口粮，以便可以立即驰援城市，帮助那里的人们，按照托勒密国王对人们的善意来行动；他带领军队进入乡村，全力保护谷物收成，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把食物带到城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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