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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中译本前言三十年战争与古典人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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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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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1888—1961）的三卷本《教化：形塑古希腊人》有很高的学术声誉，[1] 我国知识界早闻其名，期盼中译本的读者不在少数。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中译本终于问世，除了应该感谢译者的辛劳，还应该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持之以恒地 组织译介大部头 西学典籍的热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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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六点（VI HORAE）”组织译介了法国古典学家马鲁 （1904—1977）的《古典教育史》。就写作意图和篇幅而言，该书与《教化》颇为接近。如作者所说，他属于耶格尔“这代人”，《古典教育史》写于“历史的某个断面”，即“酝酿于二战中阴霾密布、最远离希望的日子”，成书于战后在废墟中 重建欧洲的日子（1948）。他们有一个共同信念：坚持古典人文理想，修复已然破碎的欧洲文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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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教育史》印行第六版（1964）时，马鲁不无忧虑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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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一传统该由谁来接替？这是年轻一代人需要回答的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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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欧洲年轻一代不屑于 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径直离弃 古典人文传统。德语维基中的“耶格尔”词条说，《教化》把从荷马经柏拉图到德摩斯梯尼的古希腊教育思想“理想化 （idealisierte）为西方文化的基础”。言下之意，其实古希腊并没有这样一个传统。毋宁说，这幅“古希腊精神世界的理想化图画 （ein idealisierendes Bild）”掩盖了古希腊思想的真实历史 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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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设想，如今欧洲主流学界的古典学者会对“六点”的古典人文热忱感到不解，但会对“轻与重”译丛报以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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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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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的三卷本《教化》成书于1933至1943年，仅比马鲁的《古典教育史》早五年。可以说，无论是《教化》，还是《古典教育史》，都是二十世纪的那场欧洲大战 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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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二十世纪的两次欧洲大战不过是同一场战争 的两个阶段——史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与十七世纪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相比，两者的首要差异在于，介入西方基督教内战 的域外政治单位增多了。若非大洋彼岸的美国介入，第一次欧洲大战的结局定会不同，而是否会有第二次欧洲大战——或者说，是否会有纳粹的崛起，也是未知数。数百年来，欧洲内战 连绵不断，正是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立国和跨洋介入，决定性地改变了欧洲内战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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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耶格尔在柏林大学古典系以研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二十三岁。[4] 紧接着，他考订大约生活于公元五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涅墨修斯 （Nemesios）的传世文本，以此完成了任教资格论文（1913）。[5] 次年，欧洲大战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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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体健康原因，耶格尔没有被征召入伍。他成功申请到巴塞尔大学古典系的教职，时年二十六岁。作为古典学家，耶格尔不会不知道，当年尼采到巴塞尔大学任教才一年多，普法战争就爆发了。[6] 尼采向校方申请离职，想要加入普鲁士军，中立的瑞士未予批准，尼采只好“作为战地救护人员上战场”，去了阿尔萨斯前线。尽管尼采仅战斗了一个星期就因染疾退下战场，但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法兰西这只猛虎正在侵袭德意志文化，应该不惜代价打败它。可没过多久，战争进程又让这位血气方刚的古典学家醒悟到，德意志人的文化基础 实际上不堪一击，普鲁士的获胜“对［德意志］文化来说是最危险的力量”。针对这一政治现实，尼采提出了具有新古典人文主义色彩的教育改革构想 。正是在普法战争期间，尼采写下了《狄俄尼索斯的世界观》草稿，即《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的雏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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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爆发的欧洲大战与普法战争有直接关联，否则，战后的法国不至于用《凡尔赛和约》如此羞辱德国。德国智识人不得不反省：德国的战败仅仅是因为军事或政体方面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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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大学是德国年轻学人进入德国名校任教的跳板，耶格尔在这里仅待了一个学年，就获得基尔（Kiel）大学古典系的聘职，并返回德国。尽管没有上战场，而是继续自己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耶格尔深受震撼。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充分表明，基督教欧洲的文明传统已然崩溃。鉴于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在当时的欧洲人眼里史无前例 ，这种感受完全可以理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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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919），耶格尔做了题为“作为传统和体验的古典人文主义”的学术报告，被视为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Dritter Humanismus）兴起的标志之一。[9] 两年后（1921），他获得了一份殊荣，到柏林大学接替维拉莫维茨 （1848—1931）退休后空出的古典学教席，这让他有了更具影响力的学术地位来推动古典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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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柏林大学的两年，耶格尔完成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形成史的基础》，深度介入古典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师徒关系问题，以此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站稳脚跟。[10] 事实上，完成任教资格论文后，耶格尔也曾到意大利识读抄件 ，可见他对校勘古籍之类的古学专业同样兴趣浓厚。可是，德意志的政治成长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基督教欧洲文明所面临的危机让耶格尔深切感到，古典学必须走出象牙塔，成为普通人文教育的基础。因此，到柏林大学古典系任教后，耶格尔随即与时任哲学系主任的斯普朗格 （1882—1963）教授一同发起了一场古典人文教育运动——史称“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由此成为一名通识教育活动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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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朗格早年在柏林大学跟从狄尔泰 （1833—1911）和鲍尔森 （1846—1908）学习哲学、教育学和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希望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拿起武器上战场，却因身体健康状况不及格未能如愿。但与耶格尔不同，在战争期间，斯普朗格就已是一名通识教育活动家，他热情投入青年人文教育的推广，甚至累得病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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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那年（1914），斯普朗格发表过一篇长文《生命的诸形式》，把狄尔泰的文化类型说应用到教育学，提出了人的六种性情类型 的区分：沉思人 对真理感兴趣，经济人 对实利感兴趣，审美人 把获得生命的形式感视为人生的最高目的，社会人 与共同体的人民心往一处想，政治人 热衷于获得统治权力，宗教人 则仅仅关心自己的灵魂与上帝的联系。战争结束后，斯普朗格将这篇长文发展成专著，问世后（1921）一时洛阳纸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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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审美人”时，斯普朗格把这种类型的人格成长 与古典人文教育联系起来：“审美人”成型的标志是“内在形式”感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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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存在的两个方面——印象和内心世界——完全平衡了，那才是“内在形式”的人，这种人具有真正的可塑性，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称作“古典类型”的人。这种人能敞开思想，能很快融入生活印象之中：他们的内心是自我发展的。他们的特点是形成清晰的美感；这种感受必须与纯知识和技术才能区别开来。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创造出艺术作品。他们本身就是形式、美、和谐、均衡。甚至在其最初的倾向中，就带有一定的精神上的美；但它们经常是通过自觉的内心修养来完善自我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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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朗格的观点会让他的读者想起新古典人文主义者威廉 ·洪堡 （1767—1835），正是这位普鲁士的政治人追随席勒和歌德把古希腊人视为“审美人”，[13] 并成功创设了古典人文中学教育体制，与旨在培养实用技术人才 的学校各司其职。1921年，斯普朗格做了一场题为“人文科学的当前地位与［中小］学校（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und die Schule）”的学术报告，并将讲稿献给了耶格尔。一年多后（1923），耶格尔着手撰写《教化》（德文版），他拟定的副标题“形塑古希腊人（Die Formung des griechischen Menschen）”明显与斯普朗格的提法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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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朗格到处做报告、搞学术演讲，在中学推行古典人文教育。至1933年纳粹上台前，他所做的学术报告多达近四百场。[14] 耶格尔则不仅到处发表演讲和谈话，还在1924年发起成立“古代文化协会（die Gesellschaft für antike Kultur）”，次年又发起了“德意志古典语文学家联盟（Deutschen Altphilologenverband）”。同年创办的学刊《古代文明》（Die Antike ，1925—1944）和书评杂志《古遗物》（Gnomon ），很快在古代史学界成为权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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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教化》第一卷脱稿，次年出版，与国社党获得政权碰巧同时。如果斯普朗格和耶格尔推动古典人文教育意在抑制 当时的青年激进运动的话，那么，他们的努力明显失败了。1936年底，因抵制纳粹政权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教育方案，加之第二任妻子有犹太血统，耶格尔流亡美国，任教芝加哥大学，欧战爆发那年（1939），又转到哈佛大学任教，成为该校古典研究中心的首任主持人，直至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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