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55167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80]

1707455168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十一章　僭主的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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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70 ［223］对贵族阶层的诗歌的研究将我们带进了公元前五世纪，其时，贵族阶层仍处于鼎盛时期。不过，在此之前，在贵族统治和民众治理之间有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僭主政治——此种现象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在希腊城邦发展中的重要性。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现在到了必须详加讨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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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72 正如修昔底德所认识到的，西西里的僭主们（品达曾经为他们之中的两位写过颂诗）的统治，与通常的希腊僭主相当不同。[1] 由于地处希腊文化（Hellenism）的西方前哨，面对迦太基日益膨胀的航海和商业力量，西西里的独裁统治比希腊其他地方都要长久，但在希腊大陆，随着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10年的陨落，雅典僭主政治历史的新时期就结束了。在西西里，造就僭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与在希腊本土及其东方殖民地产生僭主的必然社会进程全然不同。它确实与贵族统治的崩溃和民众的崛起相一致，但也同样是西西里强大城邦（如阿克拉加斯、杰拉［Gela］和叙拉古）的商业扩张主义政策的军事和外交表达。甚至在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政治之后，西西里的这种需要，凭其必然的逻辑，仍造就了狄奥尼修斯（Dionysii）的僭主政治：这就是它无可避免的必然性——柏拉图认为这种必然性就是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证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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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74 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公元前六世纪中期的雅典以及科林斯地峡的富裕诸城，其时，正是希腊本土出现僭主的成熟时期。雅典代表了僭主政治运动的最后阶段。梭伦早就预言过它的到来；在其晚年的诗作中，梭伦讲到了即将来临的僭主统治，最终，他活着看到了它成为事实的那一天。[3] 尽管梭伦出生于雅典的高门望族，但他已经挣脱了等级制度传统的束缚。他的诗歌预示了、他的法律勾画了、他的人生体现了一种新的人性理想，［224］一种其成就不依赖于出身和财产的特权的新理想。即使如此，当他为阿提卡地区被压迫的劳动者主张正义时，他也从未设想过任何诸如民主制度这样一种后来他被奉之为其创建者的东西。他只是希望古老的贵族国家在道德和经济上证明自己，而且起初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贵族政制即将到来的没落。但是，贵族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没有从梭伦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在梭伦隐退之后，派系纷争以新的怒火再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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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76 我们对随之而来的几十年历史一无所知；不过，亚里士多德从执政官的名单中看出，雅典政府必定有几次遭到了严重干扰。有那么几年，雅典似乎根本就没有执政官，而其中一个执政官则试图任职两年之久。[4] 当时，雅典有三派，分别以几个最强大的家族为首——海岸派贵族、平原派贵族，以及阿提卡北部贫穷高地的山地派贵族。[5] 这三派都想方设法获得平民的支持：因为平民现在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尽管（或者甚至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派别，没有一个领袖来表达其深深的不满。山地派贵族的领袖庇西特拉图凭借其高超的政治策略，诱使其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境地，尽管其中有些人远比他富有和强大——比如阿尔克迈尼德斯（Alcmaeonids）。庇西特拉图获得了平民的支持，对他们的要求做出了让步。经过几次失败的夺权和三番五次的流放之后，在其卫队的帮助下——其卫队不像别的战士装备长矛，而是手持棍棒——庇西特拉图终于站稳了脚跟。奠定了基业之后，他牢牢掌握了统治权，一直执政，直到去世之后，其子风平浪静地接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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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78 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作为影响深远的文化变革背后的一种推动力量——这种变革肇端于公元前六世纪时贵族阶级的衰落和有产阶级的崛起——僭主政治都具有最大限度的重要性。[7] 作为一个典型的范例，我们会在一些细节上研究雅典的僭主政治，因为我们对它的知识超过任何其他城邦。［225］但我们必须首先回顾一下，僭主政治此前在希腊其他城邦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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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80 在绝大多数存在僭主政治的城邦中，除了僭主的姓名和僭主几次引人注目的行动之外，我们别无所知。僭主政治怎么起源，是什么使它成为现实，我们所知甚少。至于僭主的真正人格和僭主统治的特征，我们知道得更少。但是，希腊城邦在公元前七世纪以及之后全部转向僭主政治，[8] 这种令人吃惊的一致表明，僭主政治出现的原因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公元前六世纪——这个世纪有许多可以指引我们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僭主政治的兴起是当时社会经济剧烈变革的一部分；关于这种社会变革，我们主要是从梭伦和泰奥格尼斯的作品中得知的。[9] 土地贵族，此前仍然掌握着每个城邦的最高权力，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的地位由于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取代了旧的实物交换体系，而发生了可怕的动摇。由于坚持使用已经过时的经济技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被新兴工商业财富的拥有者推到了幕后。当一些古老的世家大族也转向商业贸易，并获得了新的财富时，贵族阶级自身的等级秩序也发生了分化。有许多贵族家庭变得穷困潦倒（正如泰奥格尼斯所表明的那样），而无法再维持其社会地位。另外一些家族，如阿提卡的阿尔克迈尼德斯，积累了众多的财富，以至于他们的权力，对其贵族同胞来说，已经变得忍无可忍；而他们自己也无法拒绝用金钱竞买政治权利的诱惑。严酷的法律，实质上使破产农民和佃农成了土地所有者的奴隶，[10] 农业生产者穷途末路，人心思变，而对现状不满的贵族，则通过使自己成为无组织秩序的乌合之众的首领，很容易攫取政治权力。加入土地贵族这一边的新兴财富阶层（nouveaux riches）不受欢迎——土地贵族对新兴的富商巨贾从无好感——甚至他们带给自己的力量增长也是一种值得怀疑的收益。[11] 由于富商的加入，土地贵族离无地无钱的民众变得前所未有地遥远，现在他们的处境变成了赤裸裸的穷富之间的冲突，社会革命山雨欲来，迫在眉睫。以下事实有助于僭主的崛起：即如果没有一个领袖，普通民众就无法摆脱贵族阶级的高压统治，［226］尽管当他们这样做时，通常是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领袖（即现在的僭主）的统治。[12] 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顺从主人的统治，以至于当时还无法想象一种自由人的自我治理的理想。与煽动民心的政客时代相比，那时他们更没有能力达到这样一种理想：实际上，即便在后世，如果没有煽动民心的政客，他们就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自我治理的理想；亚里士多德是对的：在《雅典政制》中，他将雅典民主制的历史建立在其领导者的继承交替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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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82 在伊奥尼亚的城市和岛屿出现僭主政治的同时，似乎希腊本土也出现了僭主政治；本来，我们还期望伊奥尼亚处于一个更高的知识和政治发展阶段，僭主政治应该产生得更早一些。[14] 约公元前600年，米利都、爱非斯、莱斯博斯和萨摩斯，都由一些著名的僭主所统治，他们通常与希腊大陆的僭主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甚至是因为，僭主们是纯粹通过国内革命才攫取到权力的，他们因为休戚相关而相互勾连，其力量很快通过政治联姻而得到了增强。实际上，他们期待民主派和寡头派之间的政治团结，这种政治派别之间的相互支持在公元前五世纪时十分盛行。说来也怪，这些僭主们却因此为各自的国家创造了第一个具有远见的对外政策，甚至（比如在科林斯、雅典、麦加拉）通过建立殖民地的方法将其付诸实施。与那些被更早的殖民地承认的首府相比，所有如此创建的殖民地与其首府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西格姆（Siguem）无非是雅典人在达达尼尔海峡（Hellespont）的一个据点；佩里安德（Periander）也在波提狄亚（Potidaea）为科林斯设立了一个类似的前哨要塞，这是他建造的，而克基拉（Corcyra）则是他不得不征服的。在希腊本土，科林斯和西库昂（Sicyon）是第一批发展出僭主政治的城市，随之而来的是麦加拉和雅典。雅典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在纳克索斯（Naxos）专制君主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他反过来得到了庇西特拉图的支持。希腊东部的优卑亚岛，也很早就出现了僭主政治；但在即将达到其最高发展阶段的西西里，僭主政治却姗姗来迟。公元前六世纪时唯一重要的西西里僭主，是阿克拉加斯的法拉里斯（Phalaris），他是阿克拉加斯繁荣昌盛的缔造者。在希腊，虽然我们对庇西特拉图敬佩有加，但最伟大的僭主毫无疑问是科林斯的佩里安德，他是“希腊七贤”之一。［227］巴克亚德斯（Bacchiads）的贵族政体解体之后，佩里安德之父曾经建立过一个王朝，这个王朝保持权力数代之久，但其顶峰时期是在佩里安德那里。庇西特拉图的历史作用是为雅典的伟大未来开辟道路，而佩里安德则将科林斯提升到了后无来者的高度，他死后，科林斯从此迅速滑落，而且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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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84 在希腊其他地方，贵族统治仍在继续。这种贵族统治一如既往地建立在庞大的地产拥有之上，只有零星的少数地方（比如埃伊纳，一个纯粹的商业城市）也建立在巨大的商业财富之上。僭主政治的持续从未超过两代或三代人。在贵族阶层吸取教训并熟知其策略之后，通常就把僭主统治推翻了；但贵族很少掌握他们夺取的权力，就像雅典一样，通常他们不得不把权力移交给普通民众。正如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其政府类型的演替理论中所解释的那样，[15] 僭主政治的崩溃，主要是由于僭主子孙后代的无能造成的（他们远没有僭主自己那么出类拔萃，无法维持他们世袭的权力），或者是由于他们滥用从民众那里接受的权力造成的。僭主政治成了没落贵族的幽灵，而且他们将对它的恐惧遗传给了民主政治。不过，对僭主政治的憎恨只是政治斗争中战斗精神的片面表达。正如伯克哈特（Burckhardt）清晰地指出的那样，在每一个希腊人心中都有一个隐藏的僭主；成为一个僭主，是一种如此显而易见且被广泛接受的幸福形式，以至于阿基罗库斯可以用“他连僭主都不稀罕”来描述一个木匠的心满意足。[16] 希腊人总是觉得，一个雄才大略之人的统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根据自然”的，当它出现时，他们倾向于默许它的存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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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86 早期的僭主统治，是处于原始的宗法王权与后来民主制度的政客治理之间的中途半端之物。为了保持贵族政治的外在形式，独裁君主极力将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及其追随者身上。他得到一支人数虽少但行动有力的卫队的支持。如果一个城邦不能为自己创造一种合法且有效的治理形式，得到全体民众的同意或者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那么它就只能被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所统治。不过，僭主的武装力量永远是明摆着的，因而其不得人心也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228］因此，僭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维护公职岗位选拔的外在形式，系统地培养公众对他个人的忠诚，并追求一种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经济政策，来抵消这种武力统治的不得人心。当庇西特拉图卷入一场诉讼时，他有时也出现在法庭上，以示法律和秩序的治理是不可动摇的：这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 所有僭主都用强硬手段压制传统的贵族世家，流放可能成为危险对手的贵族人物，或者让他们在希腊其他地方履行光荣义务：基于此，在其征服和殖民色雷斯半岛的运动中，庇西特拉图选择支持米太亚德（Miltiades）。没有一个僭主允许公民团体在城市中成群结队地聚会，因为这样可能会形成危及其统治的有组织力量。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动机，都促使庇西特拉图倾向于阿提卡的乡村民众，反过来他们对他的热爱也最为深切。多年之后，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仍然被称为“克诺索斯的黄金时代”；[19] 许多对其抱有同情的趣闻轶事谈到他微服私访，与淳朴的农夫攀谈，他以自己的农夫做派与轻徭薄赋的结合赢得了他们的欢心和拥戴。[20] 他的策略是一种政治上的老谋深算与健全的土地本能的混合。他甚至“设立地方法庭，并且常常亲自下乡巡视，调查争执，解决纠纷，以免人们进城，荒废农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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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88 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为任何其他僭主的国内政策提供这样一种细节描述；即使是我们关于庇西特拉图的叙述，也归功于亚里士多德，是亚里士多德从阿提卡的编年史中将其逐步建立起来。[22] 要想忽略庇西特拉图工作中的强大经济因素是不可能的：与经济因素相比，他的政治行为只能说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僭主政治真正吸引人之处，尤其是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是它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只能归功于一个人的最高统治，这个人天赋雄才，而且全身心地献身于他所服务的人民。我们可以质疑是否所有的僭主都那么天赋雄才或者全心全意，但也只能根据一种政治制度的最佳代表来判断此种制度的好坏。根据是否成功的标准，（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快速发展且有宝贵进步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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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90 在精神方面，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僭主统治可以与其政治对手，［229］即那些伟大的立法者和“临时统治者（aisymnetai）”相比较。为了将那些永久性的修改引入宪法或者在一场动乱之后恢复宪法，许多城市任命了这些临时独裁者，并且赋予他们额外的权力。他们主要通过立法来创造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允许甚至要求公民方面的主动政治行为；而僭主则压制所有个体的主动权，他自己来推动由城邦承担的每一项行动。然而，尽管僭主没有培养公民普遍的政治德性，但他在另一种意义上成为了他们的典范。如果没有附加在其地位之上的政治责任，僭主就是后来数个世纪的治邦者（statesmen）原型。他是第一个表明，一个民族可以按照一个深谋远虑的计划——这一计划涉及手段和目的的长线计算——来治理的人。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从事真正的政治事务 （politics）的人。他是公元前七和前六世纪新觉醒的个人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独特表达，就像诗人和哲学家在不同的却相互关联的领域内所做的那样。公元前四世纪，当人们对伟大人物的兴趣普遍增加，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即人物传记）时，他们喜爱的对象就是诗人、哲学家和僭主。[23] 大约在前六世纪初闻名于世的希腊七贤，不仅包括立法者和诗人，而且还包括佩里安德和庇塔库斯（Pittacus）这样的僭主。[24] 一个尤其重要的事实是，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寄生于僭主的宫廷。其时，个人主义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法则，也不存在对才智精英的普遍扯低问题：个人主义仍然意味着一种真正的精神独立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少数特立独行的灵魂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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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92 文化在僭主宫廷中的聚集，不仅在艺术家和鉴赏家的狭窄圈子里，而且在全部国土内，都对人们的智力和审美生活产生了催化作用。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雅典的庇西特拉图、科林斯的佩里安德、还有叙拉古的希厄隆——这里只例举几个最杰出的君主，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庇护都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在雅典，我们知道僭主的更多细节，也可以评估阿提卡发展的全部成果，这些成果都是由于僭主对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兴趣而产生的。他们的宫廷是阿那克勒翁（Anacreon）、西蒙尼德斯、［230］帕拉提纳斯（Pratinas）、拉苏斯（Lasus）和奥诺玛克里图斯（Onomacritus）的工作室。它孕育了谐剧和肃剧的根源，孕育了雅典的音乐——雅典的音乐在公元前五世纪时得到了高度发展。它鼓励大型的荷马诗歌朗诵，并将其吸收进庇西特拉图组织的四年一度的泛雅典娜节。它安排了一年一度的狄奥尼修斯酒神节，极大地刺激了艺术、雕刻、建筑和绘画的发展。它成就了雅典永恒之所是——缪斯之城。从这里流淌出一种新的欢乐的进取精神和一种出色的愉悦感。在一部被错误地归诸柏拉图的对话中，[25] 庇西特拉图的小儿子希帕库斯被描绘成首个唯美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则将其称为“一个好色之徒和艺术爱好者”。[26] 这个政治上无害的同性恋者，在公元前514年被僭主诛杀者所杀，[27] 确实是一个悲剧。在他活着时，他是许多诗人慷慨大方的庇护者。其中一个叫奥诺玛克里图斯的，为报答庇护，伪造了拥护庇西特拉图王朝的神谕诗，还以俄耳甫斯的名义写下整首叙事诗来迎合宫廷对神秘宗教的幻想。事情成了丑闻，以至于僭主最终不得不由于公众情绪而将其抛弃。他被驱逐出境，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庇护者，直到希庇阿斯（Hippias）也被流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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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94 一桩丑闻并不能抹杀僭主王朝对文学事业的贡献。他们的宫廷是诗歌和艺术的不竭源泉，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流淌在雅典的宴饮聚会中。他们在大型赛会的赛车活动中雄心勃勃，要赢得胜利；他们支持各种形式的竞技比赛。实际上，他们在其生活的时代，为文化的普遍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有人认为，宗教节日的极大发展和对所有艺术的鼓励——这是希腊僭主们的典型行为——仅仅是一种策略和诡计，为的是给公民提供一种新鲜但安全的兴趣，将他们不安分的头脑从政治问题上吸引开。即使这些动机在僭主的文化政策中扮演某种角色，但他殚精竭力地专注于其任务也表明，艺术和智力的发展意味着他对城邦共同体生活的一种真正贡献：这是他为公众服务的一部分。通过这一点，他也表明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治邦者（politikos）；他将其国民带进了对自己城市的伟大意义和真正价值的一种深层理解之中。［231］公众对宗教和艺术的兴趣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当一个富有和强大的统治者对其进行系统培育时，它就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面积生长起来。他对文化活动的正式鼓励，是他眷恋普通民众的一个明证。这一义务后来被民主制城邦所接受，但这些城邦只不过是追随他的榜样。在僭主如此所作所为之后，没有一个城邦可以在不追求一种系统的文化培育政策的前提下得以生存。无论如何，那个时期，国家的文化兴趣局限于艺术对宗教的装点，以及僭主对艺术家的扶持。这些活动从未将国家带入与自身的冲突之中。城邦内部的纷争只出现在诗歌的艺术创作中——诗歌进入到公众的生活和思想领域，远比僭主宫廷中的抒情诗人所曾做过的要深入——或者只出现在科学和哲学研究中，但那时雅典还不存在科学和哲学。我们从未听说早期的僭主对著名哲学家表示过任何青睐；他们毋宁更关注艺术范围的扩展和普及，更专注于提升民众的审美眼光和物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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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96 有时候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专制君主以及后来的一些开明王子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系统资助，尽管也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智识生活，但似乎总有点矫揉造作，他们所鼓励的文化既非深深地植根于贵族阶层，也非植根于民众，而是植根于一个小团体的奢华和随意。我们必须牢记相同类型的文化已经在希腊出现过了，古风时期末期的希腊僭主是第一批美第奇家族[29] ——因为他们也把文化作为某种与生活的其余部分无关的东西来欣赏，而且大方地将其传授给普通民众，（在此之前）普通民众与文化艺术是全然外在的。贵族阶层从未这样做过，而其所拥有的文化也不能以那种方式来传授。正是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矗立着贵族阶层在民族文化中的永恒意义，即使在其权力衰落之后也是如此。不过，精神活动总是要将自身与日常生活分离开来，找到一个比喧闹刺耳的大街更好的小天地作为活动场所，这是自然而然的。［232］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渴望强有力者的庇护：西蒙尼德斯，庇西特拉图圈子中最重要的成员，一段被归诸于他的话说：贤者必候于富贵之门。随着直观洞察能力的不断提炼，艺术和科学趋向于变得越来越专业和精致，只与少数行家里手打交道。特权思想将艺术家和庇护者捆绑在一起，即使二者相互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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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198 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希腊的情况确实如此。由于伊奥尼亚智识生活高度发达的缘故，古风时代晚期的诗歌不再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泰奥格尼斯和品达，作为贵族阶层信仰的传道者，是这一规则的例外。他们因此而超前于他们的时代，不太类似于其同时代人，而更类似于埃斯库罗斯这个希波战争时代的雅典人。尽管他们根据不同的原则进行创作，但埃斯库罗斯从一个方面，泰奥格尼斯和品达则从另一个方面，代表了对在僭主的庇护下兴盛起来的专业艺术的颠覆。他们与它的关系，与赫西俄德和提尔泰奥斯与晚期吟游诗人的叙事史诗的关系相同。受波利克拉特斯、佩里安德和庇西特拉图庇护的艺术家们——像阿那克勒翁（Anacreon）、伊布科斯（Ibycus）、西蒙尼德斯、拉苏斯和帕拉提那斯这样的音乐家和诗人，以及同时期的大雕刻家们——实际上是完全意义上的艺术家 。他们是特殊类型的人，具有惊人的艺术天赋，他们能胜任任何工作，能在任何社会中都自由自在，但他们在任何地方也都游移无根。当波利克拉特斯被钉死在波斯人的十字架上，萨摩斯的宫廷不复存在时，阿那克勒翁就坐着一条五十桨的帆船——这是特意派去接他的——游历至雅典希帕库斯的宫廷；当庇西特拉图最后一次被逐出雅典时，西蒙尼德斯就迁居到色萨利，居住在斯科普（Scopad）王子们的宫廷中，直到整个家族因为宴会厅屋顶的倒塌而灰飞烟灭。关于西蒙尼德斯本人是此次事故唯一幸存者的传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他在八十高龄时再次迁居到叙拉古僭主希厄隆的宫廷中。此类人物所代表的文化，正如他们的生活一样漂浮无根。它可以娱乐一个像雅典人那样爱美之人组成的国家，但却不能唤醒他们的灵魂。正如马拉松战役之前最后几年的雅典贵族们身披芳香的伊奥尼亚长袍、头戴华丽的金蚱蜢发夹一样，出没于僭主宫廷的伊奥尼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的优雅雕塑与和谐诗歌也装点着雅典城邦。他们的艺术将美的种子播撒在雅典的空气中，并且将来自希腊其他所有地方的富饶之光注入雅典：是他们使雅典为伟大的阿提卡诗人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这位阿提卡的诗人将在天命降临之时实现国家的潜在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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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200 [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7，修昔底德主要从僭主政治在战争和强权政治中所体现的伟大事业的角度，来评价希腊历史上的僭主时期，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这个方面，僭主政治无法与伯利克里时代的现代雅典民主政治相媲美，因为其所涉及的只是与周边邻里相关的局部作为。在这些僭主之中，西西里的僭主发展出了最大的权力。修昔底德说，在斯巴达的政治和军事干涉之后，僭主政治这种统治形式只在西西里继续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8.1）。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僭主政治，参见普拉斯（H.G. Plass），《古代希腊两个时期的僭主政治》（Die Tyrannis in ihren beiden Perioden bei den alten Griechen ），Bremen，1852；尤尔（P.N. Ure），《僭主政治的起源》（The Origin of Tyranny ），Cambridge，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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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202 [2] 柏拉图，《书信》8.353a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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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204 [3] 梭伦残篇3，18；8，4；10，3—6。泰奥格尼斯（40和52）以同样的方式预言过，在公元前六世纪的麦加拉，传统贵族与崛起民众之间的斗争冲突，将会导致僭主统治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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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206 [4]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Resp. Ath.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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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208 [5]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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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210 [6] 希罗多德，《历史》1.59；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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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212 [7] 与“智术师”一词一样——“智术师”这个词也是在同一时期被使用的——“tyrannos［僭主］”或“monarchos［君主］”的名称，在当时也没有后来所赋予的那种否定含义。这一名称只是将他们这些新人物与已逝时代的国王们区分开来。他们都尽可能保持共和政体的形式。参见贝洛赫（K.J. Beloch），《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 ）I，1，第二版，Berlin，1924，第355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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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214 [8] 公元前七世纪中期，阿基罗库斯的一首著名的诗（残篇22［狄尔编］）首次提到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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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216 [9] 参见本卷的相关章节，此处 及以下，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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