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57068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93]
1707457069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二章 回忆苏格拉底
1707457070
1707457071
1707457072
1707457073
1707457074
［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1707457075
1707457076
［13］苏格拉底是永垂不朽的人物之一，他已经成为象征。那个真实的苏格拉底，那个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69年并于前399年被处死的雅典公民，当他踏入历史的长河时，全身上下散发着人格的魅力，成为了一个永恒的“代表性人物”。苏格拉之所以被推崇备至，声名显赫，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生活或者学说（如果他有任何学说的话），还不如说是由于他为持守信念——他的全部生活都基于此种信念——而欣然赴死。在后来的基督教时代，人们给苏格拉底戴上了前基督时代的殉道者的桂冠；宗教改革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鹿特丹的埃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大胆地将苏格拉底列入他的圣人名单，并以“圣苏格拉底，为我等祈（Sancte Socrates ora pro nobis）”向其乞灵。但是，这种祷告虽然保留着中世纪和教会的记忆，呼吸的却是开启文艺复兴新时代的自由精神。在中古时代，苏格拉底只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提及的一个杰出人名而已，但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发展，天平的苏格拉底这边陡然上升，天平的另一边（即学院派王子亚里士多德）则悄然下沉。苏格拉底成了一切现代启蒙和现代哲学的领导者，成了道德自由的矢志不渝的倡导者，他不为任何教条所束缚，不被任何传统所桎梏，截断众流，卓然独立，只倾听良知的内在呼声，这一呼声宣告一种关于这个世界的新宗教，宣告一个经由我们自己的自由精神——不是通过恩典，而是通过永不止息的使我们的本性臻于完美的努力——所发现的此生此世的新天堂。当然，这些话语不足以穷尽自中世纪结束以来，苏格拉底在几个世纪之间的全部意蕴。假如人们未曾诉诸于苏格拉底，那么就没有一种新的道德或宗教观念可能产生，没有一种精神运动可能得到发展。苏格拉底的重生不仅是一种重新复活的学术兴趣所导致的，也是对苏格拉底的心灵和品格的一种真正热忱所导致的——如今重新发现的希腊著作，尤其是色诺芬的书籍，描述了苏格拉底的这种心灵和品格。[1]
1707457077
1707457078
［14］有一种想法认为，鉴于中世纪已经使亚里士多德成为基督教哲学的基础，所以在苏格拉底精神的引领下，为建立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宗教”所做出的全部努力，都与基督宗教背道而驰；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离谱的了。恰恰相反：异教哲学家帮助创造了一种现代文化，在这种现代文化中，耶稣的教导的不可磨灭的内涵，与取自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某种本质特征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人生观所导致的——这种新的人生观现在劈风斩浪，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由对人类理性不断增长的信心和对新发现的自然规律不断增长的敬畏所构成的。“理性（Reason）”和“自然（Nature）”曾经是古典文明的根基。当基督教处心积虑地寻求接收这些原则，并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时，它是在做自其扩张以来的第一个世纪开始就一直孜孜以求的事情。基督宗教发展的每一个新纪元，都以其自身的方式，挑战并征服了古典时代关于人和神的思想。在此无止境的重复过程中，希腊哲学（以其强大精微的抽象推理能力）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为“理性”和“自然”及其权利提供一种理智的辩护——换句话说，希腊哲学是作为“理性神学”或“自然神学”而起作用的。在宗教改革做出回归福音的“纯粹”形式的首次严肃尝试之后，作为一种无可避免的反冲和补偿，随之而来的是启蒙时代的苏格拉底崇拜。这种崇拜并非试图取代基督宗教，而是给基督宗教增加了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虔敬主义——纯洁的基督徒感情对一种已经僵化成无生命之物的理性神学的反叛——也求助于苏格拉底的名字，并相信苏格拉底是自己的一个精神同道。人们常常将苏格拉底与耶稣相比。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宗教和“自然的人”之间的一种可能的调和——这种调和是由希腊哲学所导致的——的真正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判定，这样一种调和，从古典文化那里——它以苏格拉底这一人物为核心——得到了多么重要的帮助。
1707457079
1707457080
自现代社会肇始以来，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天生的基督徒的灵魂（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的典范，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但是，当尼采宣称放弃基督教并声言超人的来临时，苏格拉底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15］看来，苏格拉底与基督教的二元理想——它将每个人分为身体和灵魂两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如此长久和紧密，以至于他注定要与之生死相随了。与此同时，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新仇，唤醒了埃拉斯谟的人文主义对“生命和人性可以被约简为一连串抽象概念”的学院观念的旧恨。尼采认为，苏格拉底，而非亚里士多德，才是那种僵化的理智的学院哲学的真正体现，这种学院哲学在超过半个千年的时间里，禁锢了欧洲人的自由心灵，而且，尼采（一个叔本华的真正学生）看到，它仍然在由德国唯心主义学派所代表的神学思想类型中阴魂不散。[2] 尼采的苏格拉底观，应该感谢德国哲学史家策勒（Zeller）在他那个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史纲》（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中所勾画的苏格拉底形象；而策勒的著作则受到黑格尔对历史辩证进程重建的影响：在黑格尔对历史的辩证进程的构想中，欧洲的精神通过调和古典理想和基督教理想之间的冲突发展而来。现在，尼采宣告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转而挑战强大传统的威望。这一人文主义发现了所谓的“前苏格拉底”希腊思想，并对其赞赏有加。“前苏格拉底”的真正意蕴是“前哲学”。对尼采及其追随者来说，那个古老时代的思想者们与他们时代的伟大诗人和音乐家们组合成了一组“希腊肃剧时代（The Tragic Age of Greece）”的群像。[3] 在肃剧时代及其作品中，阿波罗崇拜和狄奥尼索斯崇拜——这是尼采努力寻求统一的两种元素——仍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起。身体和灵魂仍浑然一体。于此盎然之春天，希腊光辉灿烂的和谐（后世对它的认识是如此贫乏和无力）仍然祥和宁静，波平如镜，危险与未经探测的深渊尚潜藏于下，未露峥嵘。但是，当苏格拉底使理性的论证推理（即阿波罗因素）获得胜利之后，二者之间的张力被摧毁——阿波罗因素本来是平衡非理性的狄奥尼索斯因素的——苏格拉底因此破坏了希腊原初的和谐。（尼采宣称）苏格拉底接收了古希腊人所持的肃剧人生观，并使之成为一种道德的、理性论证的人生观，一种学院式的行尸走肉。[4] 后来的希腊人在其中殚精竭力的一切理想化、道德化、精神化的迷雾，都是从苏格拉底的头脑中构想出来的。基督教思想一直认为，苏格拉底是基督教可以容忍的“自然”的最终极限；［16］而现在，尼采断言，苏格拉底的的确确将希腊人的生活从“自然”中赶了出来，并且将“非自然（Unnatural）”置于“自然”的位置。因此，苏格拉底被剥夺了十九世纪的唯心主义者们在其历史图景中分配给他的安全位置——如果不是至高无上的位置的话——从而再一次被拖进了当时的论战泥潭。与他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一直所是的那样，苏格拉底再次成为一种象征；不过，他现在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象征，一个堕落和失败的标志。
1707457081
1707457082
苏格拉底被拣选出来作为这一伟大攻击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一种荣耀；这增加了关于苏格拉底之真正重要性的争论的紧张程度。无论尼采激烈的反传统判断是真是假，多年来，这都仍然是苏格拉底未曾失去其力量和挑战的首要符号。超人感觉到，苏格拉底是对其自身存在之安全的一个致命威胁！我们很难说尼采描绘了一幅新的苏格拉底画像。在此历史意识相当敏锐的年代，为一个历史人物描绘一副新画像，意味着某种与尼采所为截然相反的东西——尼采几乎将苏格拉底从其时代和具体环境中完全分离出来了。不过，确定无疑的是，苏格拉底远比绝大多数伟大人物更值得从其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中被判断——苏格拉底是如此专注于其时代为他确立的历史使命，以至于他不屑于为子孙后代留下哪怕只言片语。在其反抗过分理性化的现代生活的无休止战斗中，尼采对苏格拉底时代的精神困境既无兴趣，亦无同情。然而，那一危机（我们将它描述为“雅典人的灵魂的危机”）是历史拣选来安顿苏格拉底的重要时刻：命运使之成为苏格拉底人生的生存背景。但是，即便我们主要是从其时代和位置来断言苏格拉底，仍然存在着许多误解他的可能性——正如最近人们为世界提供的诸多苏格拉底肖像所显示的那样。思想的不确定性与离奇反常，在对待苏格拉底这件事情上，比在整个古典思想史中的任何问题上，都要更加普遍。因此，我们必须从基本的事实开始。
1707457083
1707457084
苏格拉底问题
1707457085
1707457086
［17］我们可以把握的最基本的事实，不是苏格拉底本身——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而是他的学生们的一堆著作，它们写于差不多同一时期。想要确切地断言哪些著作问世于苏格拉底生前是不可能的，但要断言它们在苏格拉底生前未曾问世则大有可能。[5] 正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在苏格拉底文献的起源和关于耶稣的生平及教导的最早基督教传统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与耶稣一样，苏格拉底对学生们的深刻影响也只是在他死后才转变成一幅确定的苏格拉底图像。那种压倒一切、势不可挡的精神体验给他们的生命造成了一种剧烈而深刻的断裂。显然，他们是在大灾难的巨大冲击之下，才开始写下他们所知道的导师的。[6] 在此之前，苏格拉底的人物形象是流动和变化的，从此之后，就固化成型了，对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子孙而言，他的形象特征也固定了下来。在苏格拉底为自己申辩时，柏拉图甚至让苏格拉底告诉陪审团，在他死后，他的追随者和朋友们是不会让雅典人民安宁的，他们会作为永无休止的质疑者和劝诫者继续他的工作。[7] 苏格拉底运动的程序就包含在柏拉图的这些话中，而且其影响也随着苏格拉底相关文献的迅速增长而急剧放大。[8] 为了将苏格拉底及其言行从雅典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俗世的正义已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但他的学生们决意认为，应该使苏格拉底令人刻骨铭心的人格永垂不朽，从而无论今生，还是后世，他的忠告和劝诫都不会在人们耳旁渐行渐远乃至销声匿迹。一直以来局限在其追随者的小圈子之内的良心不安，现在迅速扩散，直至侵袭大多数公众的心灵。他的思想成了新世纪所有哲学和文献的关注焦点，而由此生发的运动，在雅典帝国的俗世权力轰然倒塌之后，成了它世界范围的精神统治的中流砥柱。
1707457087
1707457088
从留给我们的残存文献——柏拉图的对话、色诺芬的对话、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Memoirs of Socrates），以及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和司菲都斯的埃斯基涅斯（Aeschines of Sphettus）所写的对话残篇——可以看出，虽然它们各有侧重，互有出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苏格拉底学生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重构导师无与伦比的人格——它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8］为达此目的，苏格拉底圈子发明了对话和传记体回忆录这两种新的文学形式。[9] 这两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存在都归功于学生们的这一信念：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教师的智识和精神力量，与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品格密不可分。尽管要想给那些从未亲见和亲炙苏格拉底的人们，留下一个关于其人格的清晰印象相当困难，但做出尝试迫在眉睫。从希腊人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类尝试的创造性勇气。希腊人看待人和人的品格的方式，不仅受其传统习俗的支配，而且还同等地受其公私生活的影响。如果我们看一下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另一种文学类型——颂词，就可以了解苏格拉底是如何被古典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方式所赞颂的。颂词这种文学类型，也是为了表达对一个卓越个体的钦羡和赞美之情而产生的；不过，颂词的唯一方法是，肯定其赞颂对象拥有做理想公民或理想治国者的全部美德。以颂词这种形式，永远不可能道出苏格拉底的真相。从而，心理描写的艺术第一次从对苏格拉底人格的探究中产生了，古代世界心理描写艺术最伟大的大师是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文学形象是古典希腊所创造的、伟大的原创性人格的唯一真正栩栩如生的描写。那些创造这一形象的人们，既无意于探究人的灵魂的隐秘之处，也不从事精致琐细的道德研究，而是致力于我们所谓的“人格”印象的重现——尽管他们既无“人格”的概念，也无表达这一概念的词语。苏格拉底的范例改变了德性的含义；这种改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对他的品格的永不穷竭的兴趣中得到了反映。
1707457089
1707457090
然而，苏格拉底的品格首先反映在他对其他人的影响之中。这种影响通过说出来的话语产生作用。苏格拉底本人从未写下只言片语，因为他认为唯一重要之事乃是话语和活生生的人——在某个特定时刻，话语与之交谈的人——之间的关系。对任何想要描述他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困境，尤其是因为他习惯于用提问和回答——一种不与任何传统文学范式相适合的形式——来交谈。［19］即使我们假定苏格拉底的某些对话被记录了下来，因而大致上可以被精确地重构，正如柏拉图的《斐多》所示的那样，这一困境也真实不虚。正是这种困境促使柏拉图创造了“对话”这一文学形式，从而被苏格拉底的其他学生所模仿。[10] 不过，尽管我们可以非常紧密地接近苏格拉底的个人品格，尤其是通过柏拉图的著作，但对于老师对话的内容，苏格拉底的学生们相互之间是如此截然不同，以至于他们很快处于公开的争论与持久的敌意之中。伊索克拉底在其早年的著述中展现了小圈子外部那些居心不良的围观者是如何对此幸灾乐祸的，又是如何使煽动无知者反对苏格拉底的任务易如反掌的。苏格拉底去世数年之后，其追随者团体分崩离析。苏格拉底的每一个学生，都热切地坚持其个人关于导师的教导的思想，确实也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苏格拉底学派。基于此种自相矛盾，尽管与其他任何古代哲学家相比，我们拥有关于苏格拉底的更多历史传统，但仍然不能就其真正的重要性取得一致意见。今天，随着历史理解和心理阐释技术的不断增进，我们似乎获得了更加坚固的立足之地，这一点确定无疑。但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我们阅读的是他们对苏格拉底的描述——是如此紧密地将他们自己的个性品格与老师的相混淆（只是因为他们无法将自己的个性品格与老师施加给他们的影响相分离），以至于数千年之后，我们是否能够从混合物中提炼出纯粹的苏格拉底精髓一事，令人怀疑。
1707457091
1707457092
柏拉图对话的形式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历史事实所造就的，这个历史事实就是苏格拉底以问和答的形式来教导学生。苏格拉底认为，对话这种形式是哲学思考的原初样式，是两个人为达到对任何主题的一种理解的唯一方式。苏格拉底的人生目标就是跟与他交谈之人达到一种理解。柏拉图是一个天生的戏剧家，在遇到苏格拉底之前，写过不少肃剧作品；据说，当他感受到这位伟大的提问者的人格冲击力之后，他将这些作品付之一炬。但是，在苏格拉底归天之后，当柏拉图决心让乃师永生不朽之时，他发现，他可以谋求在模仿苏格拉底的对话时将其戏剧天赋服务于哲学。此外，不仅仅是对话的形式归功于苏格拉底的原创，某种非常独特的、似非而是的表达，［20］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身上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著作中也不断重现，这一事实使得这一点确定无疑：即在某种程度上，柏拉图对话的内容同样来自苏格拉底的思想。问题只在于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是真实的苏格拉底的。色诺芬的记载只有小部分与柏拉图一致，因而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种感觉：色诺芬说得太少了，而柏拉图则说得太多了。甚至亚里士多德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由柏拉图归诸苏格拉底的绝大多数哲学，其实不是苏格拉底的，而是柏拉图自己的学说。亚里士多德将其判断建立在几个假定之上，关于它们的价值我们稍后再考察。他认为柏拉图的对话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中间物。[11] 毫无疑问，这首先指的是其形式，它确实是一种用散文写的智识戏剧。不过，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柏拉图以此探讨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观点，我们必须推断，无论是在对话的形式还是内容方面，亚里士多德都将其视为诗歌和散文的一种混合物：它们将真实与创作（Wahrheit und Dichtung）混在了一起。[12]
1707457093
1707457094
当然，任何将色诺芬和苏格拉底其他学生的对话用作历史资料的企图，都面临相同的怀疑和困难。色诺芬的《申辩》（此书通常被视为伪作而弃置，不过后来重新被认可为色诺芬真作）因其为苏格拉底掩饰的明显意图而直接受到怀疑。[13] 不过，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如果此事属实，我们马上就能从伴随我们讨论的每一步的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但是，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也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14] 色诺芬在年轻时就知道并钦佩苏格拉底，但从未成为苏格拉底的正式学生之一。他很快离开了苏格拉底，作为一名战士，参加了反叛的波斯王子居鲁士（Cyrus）推翻其兄弟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的战役；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苏格拉底。他关于苏格拉底的著作绝大部分是几十年之后撰写的。唯一明显属于早期的一篇是《申辩》（Defence）——针对某一“指控”证明苏格拉底的无辜。[15] 这一“指控”显然是一种文学虚构，一直被等同于公元前400至前390年之间由智术师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吕西阿斯和伊索克拉底自然对此做了回应，但我们从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可以得知，与此同时，他毅然奋起保卫苏格拉底。[16] ［21］显然是这篇《申辩》首次将色诺芬带进了苏格拉底写作者的圈子（几乎已经没有人记得他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了），尽管此篇之后，他沉默了许多年。后来，他将这篇《申辩》附于《回忆苏格拉底》的开端，但它的结构统一性、完整性以及明确目的，都足以表明它曾经是一篇独立的作品。[17]
1707457095
1707457096
无可否认，与《回忆苏格拉底》诸篇一样，《申辩》的目的在于表明苏格拉底是一个最高级别的爱国的、虔敬的、正直的雅典城邦公民，他献祭神明、求神问卜、为朋友扶难济困、为城邦尽责尽力。对此的唯一反对理由就是，如果苏格拉底仅仅是一个市侩（Babbitt），他就永远不可能引起其同胞的猜疑，更不会被作为城邦的危险人物处以极刑。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使我们认可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赞誉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学者致力于证明，色诺芬是在苏格拉底事件记录在案多年之后进行的写作，他又是如此缺乏哲学天赋，以至于他的著作不得不依赖于他人的著作，尤其是安提斯泰尼的著作。若此，事情将变得非常有趣：它将允许我们重构一个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柏拉图的竞争者的著作，但这个人实际上非我们所知。不过，这会把色诺芬的苏格拉底降格为仅仅是安提斯泰尼的伦理学专题论文的代言人。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将此假定推论得太远，但这种探究可使我们对下述可能性保持敏感：尽管，甚至是由于，色诺芬的哲学幼稚（naïveté），但他毕竟勾勒了一幅苏格拉底的肖像，这幅肖像在许多方面，与我们所相信的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肖像一样具有主观色彩。[18]
1707457097
1707457098
此即苏格拉底问题的历史证据的特征，存在逃离这一进退维谷之困境的可能吗？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是第一个以一个简单浓缩的问题道出这一历史难题全部复杂性的人。施莱尔马赫也曾达到这样的信念：我们既不能完全相信色诺芬，也不能完全相信柏拉图，而是必须像那些技巧娴熟、处事机敏的外交官那样，用一个党派来暴露另一个党派的弱点。因而，他问道：“除了色诺芬所说的苏格拉底所是的一切之外，在不与色诺芬明确宣称属于苏格拉底的品格特征和生活规律相冲突的情况下，苏格拉底能够 （can）是什么样子呢？——苏格拉底必须 （must）是什么样子，才能够让柏拉图有足够的动力和理由在其对话中如此描述苏格拉底？”[19] ［22］当然，这些话并非整个苏格拉底问题的开门咒（Open Sesame），它们只不过是尽可能准确地界定迷雾重重的领域，在此领域之内，我们必须尽其所能地运用批评的手段。如果没有另一种判断标准告诉我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采信证据的来源，那么这些话自然会让我们回头求助于自己的主观印象。
1707457099
1707457100
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亚里士多德对此的相关评论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标准。亚里士多德仿佛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学者和思想家，在证实苏格拉底到底是谁以及苏格拉底究竟意味着什么方面，他不像那些苏格拉底的亲炙学生那样怀抱热切的个人兴趣，但他在时间上又与苏格拉底足够接近，比任何现代人都更了解苏格拉底。[20] 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历史评述，对我们来说都弥足珍贵，因为它们只限于一个问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型论之间的关系。[21] 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在柏拉图的学园中多有争论；更何况，在学园中度过的二十年中，亚里士多德必定经常听说他们讨论型论的起源问题。现在，柏拉图的对话将苏格拉底作为提出型论、并明确地认定其学生对此了然于胸的哲学家呈现给了读者。柏拉图在此事上对苏格拉底的刻画确有其历史准确性吗？抑或没有？如果我们希望重构从苏格拉底的教导进展到柏拉图哲学的创造的智识进程，这个问题就有了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并不接受型论，即普遍概念具有一种与感官感觉到的个体事物相分离的客观存在。对于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在这一问题上的关系，他做了三点重要评论。
1707457101
1707457102
（1）柏拉图还是一个年轻学生时，有一次参加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Cratylus）的演说，克拉底鲁教导说，万物皆流，无物永存。之后，当他遇到苏格拉底时，一个新的世界向他打开了大门。苏格拉底将自己完全限定在伦理问题之上，试图发现正义（the Just）、善（the Good）、美（the Beautiful）等的永恒本质。乍一看，万物皆变的观念和存在一个永恒真理的设定是相互排斥的。但是，柏拉图对克拉底鲁万物皆变的思想如此深信不疑，［23］以至于即使是他从苏格拉底那里获取的强烈印象——苏格拉底在伦理世界中锲而不舍地寻求一种坚固不易的支点——也无法动摇其信念。因而，柏拉图得出结论：克拉底鲁和苏格拉底都是对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克拉底鲁的万物皆流，指的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世界——可感的现象世界；柏拉图甚至在后来也坚持认为，对感觉世界来说，永恒流变的学说真实不虚。但是，苏格拉底在寻求诸如“善”、“正义”、“美”——我们作为一种道德存在物的生存建立在它们之上——这些述语的概念性本质时，他正在寻找一个不同的实在世界，它并不流变，而是真正的“是（is）”，因为它无可改变且永恒同一。
1707457103
1707457104
（2）是苏格拉底使柏拉图初次认识到普遍概念，现在，柏拉图认为普遍概念构成了真正存在（true Being）的世界，它远离永恒流变的世界。柏拉图将这些我们只能在思想中把握、真正存在的世界存在于其中的本质，命名为“型（the Ideas）”。柏拉图在这一点上逾越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既从未谈到过“型”，也未认定它们与感觉世界相分离。
1707457105
1707457106
（3）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言，有两样东西可以公正地和毫无争议地归功于苏格拉底：他定义了普遍概念，他运用归纳法发现了它们。[22]
1707457107
1707457108
如果这一叙述正确无误，那么就会使我们很容易将柏拉图对话呈现给我们的苏格拉底形象中的苏格拉底因素与柏拉图因素区分开来。施莱尔马赫的研究方案就不会是一种无法企及的理想，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付诸实施的计划。在那些最近世纪的研究已经表明属于柏拉图最早作品的对话中，苏格拉底确实常常在询问有关普遍的问题：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虔敬？什么是自制？甚至色诺芬也顺带地明确说到苏格拉底在不断地追问它们的性质，并力图定义这些普遍概念。[23] 如此看来，似乎确实有一条逃离进退维谷的困境的道路：柏拉图，抑或色诺芬？苏格拉底是抽象概念哲学的创立者。这就是策勒在其《希腊哲学史》中，实施施莱尔马赫的研究方法，呈现苏格拉底的方式。[24] 按照这种理解，可以这样说，苏格拉底无非是柏拉图哲学之前一个普通的准备阶段。苏格拉底避开了柏拉图大胆的形而上学冒险，而且，通过从自然转向人事，将自己局限于伦理问题的探讨，［24］表明了他的真正兴趣在于为实践生活的新准则找到一种理论基础。
1707457109
1707457110
多年来，人们认为这种看法是苏格拉底问题的终极解决。它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权威之上，又得到健全合理的科学方法的支持。但是，它不可能永远让人满意，因为它将苏格拉底降格为一个单薄的毫无说服力的人物，将他的概念哲学归结为仅仅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这就是尼采曾经恶毒攻击过的那种抽象的学院派人物的形象。有许多人深信苏格拉底是一个震撼世界的重要人物，尼采无法摧毁他们的信念；他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可靠性失去了朴素的信任。对他自己如此激烈反对的型论的起源，他真的能保持完全客观中立的态度吗？在他关于历史事实的叙述中，他没有犯错吗？尤其是在他的哲学史观中，他不为自身哲学的先入之见所左右吗？当然，亚里士多德想要略过柏拉图，回到苏格拉底，并使苏格拉底更节制——也就是说，更亚里士多德化？——的想法是相当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对苏格拉底的了解，真的比他自己所想的他可以从柏拉图的对话中发现的更多吗？带着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疑问，对苏格拉底学说的现代研究开始了。[25] 学者们被迫再次放弃他们自己奠定的坚固地基；从那以后得到的苏格拉底各种形象之间的两极差异，比任何东西都更清楚地证明了问题的不确定性。两个最引人注目、最富学术性的寻找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尝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是柏林哲学家迈尔（Heinrich Maier）关于苏格拉底的巨著，以及苏格兰学派所做的工作——以文献学者伯内特和哲学家泰勒为代表。[26]
1707457111
1707457112
两派都对亚里士多德的证据不予考虑。两派都将苏格拉底看作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们之间的争议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苏格拉底真的是一个哲学家吗，或者他根本就不是？他们一致同意，如果关于苏格拉底的早期看法——这种看法将苏格拉底描述为仅仅是一个等而下之的人物，站立在柏拉图宏伟的哲学大厦的门墙之外——是正确的话，他就不是哲学家。不过，他们在除此之外的论证方面有很大不同。［25］根据迈尔的理解，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哲学家来判定其价值，并以此来衡定苏格拉底的伟大。苏格拉底毕生所为、心血所灌注的乃是创立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它构成了向人类自由攀升的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的顶峰，永远无法超越。他宣扬的信条是道德品格的自律和自足。因而，他是耶稣基督的相反类型，是东方救赎宗教的相反类型。这两种原则和两种信条的斗争，现在甚至才刚刚开始。并非苏格拉底，而是柏拉图创建了哲学唯心主义，创造了逻辑，发现了抽象的普遍。柏拉图是一个全然不同而独立自存的人物，不能将其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他是一个系统思想家，一个理论建构者。在他的对话中，他运用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将其理论归诸苏格拉底。只有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柏拉图才给出了苏格拉底实际所是的样子。[27]
1707457113
1707457114
苏格兰学派的学者们也赞成，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真正能够为导师给出一种同情的描述的唯一学生——但他们认为，柏拉图在其所有的苏格拉底对话中都是这么做的。在他们看来，色诺芬只不过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庸人，没什么哲学文化修养，他不理解任何苏格拉底的真正意义。但他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因而只承担为其他人的苏格拉底著作拾遗补缺的任务。一旦他触及到真正的哲学问题，他就避而不谈，满足于为读者给出一个简单的提示：苏格拉底远比他所能描述的要伟大。根据这种观点，关于苏格拉底的流行思想中的一个巨大错误，是相信柏拉图并不想如苏格拉底真实所是的那样描述苏格拉底，而是旨在将苏格拉底展现为柏拉图自己的型论的创立者，尽管苏格拉底与其毫不相干。柏拉图不是一个可以在这样一种双重意义上含糊其辞的人。有些人在早期柏拉图和后期柏拉图之间作出了人为的区分，并假定只有“早期柏拉图”想要描述苏格拉底本人，而“后期柏拉图”则将其导师作为自己逐渐发展出来的哲学的一种面具来使用。根据苏格兰学派的看法，这内在地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柏拉图的早期对话预设了他后来更富建设性的作品（例如《斐多》和《王制》）。真正的真相是，一旦柏拉图停止展示苏格拉底的教导，并开始阐释他自己的学说时，［26］他就不再使用苏格拉底作为其对话的主导人物，而且，柏拉图以其完美的一致性，利用其他人物，有时是无名氏，来表达自己的学说。苏格拉底就是柏拉图所说的那个苏格拉底——那个创立了型论、灵魂的前世存在与回忆、灵魂的不朽和理想城邦的理论的人。换句话说，苏格拉底是欧洲形而上学之父。[28]
1707457115
1707457116
这就是关于苏格拉底问题的两种极端观点。一个说，苏格拉底根本就不是哲学家，他只不过是一个启发道德灵感的人，一个道德生活的英雄。另一个说，苏格拉底是思辨哲学的创建者，柏拉图将这种思辨哲学人格化于苏格拉底身上。这种截然两分的含义，不过是那种旧式划分的重现：苏格拉底去世不久，这种划分就将他的学生离析为互相对立的学派；现在每个学派正在各自再次创造自己的苏格拉底。与之前一样，这里有两个主要的流派。安提斯泰尼否认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可能性，其学说的核心是“苏格拉底的勇毅”，即坚定不移的道德意志。另一方面，柏拉图认为，苏格拉底的假装无知，只不过是寻找一种更深层、更牢固、已然潜在于灵魂之中的价值之知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已。这两类解释者各自进一步宣称，自己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并都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到底。这两种同样相互冲突的观点在苏格拉底去世之后以及在我们的时代都有出现，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我们也不可能用以下事实来解释它的重现：即我们的证据来源于这两个学派的这一个或另一个。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必须努力超越两派观点的不足之处——因为它们是不充分的，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得到了实际历史的证明。尽管一方面是迈尔，另一方面是伯内特和泰勒，两方面都根据历史的原则来处理苏格拉底问题，但他们的思维方式歪曲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每一派都觉得，要接受一个未曾对他们自己觉得是关键性问题的东西做出决断的苏格拉底是不可能的。因此，历史学家必须进而推断，苏格拉底的人格统合了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的统一体在当时或者在他去世不久就分崩离析了。［27］从我们的观点看，这使苏格拉底更有趣、更复杂，当然也更加难以理解。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的同时代人中的最有智慧者感受到了他的这种伟大。他是如何能够既伟大又无定论的呢？他是一种对立面之间的和谐的最后体现吗？这种和谐甚至终其一生，都处于一种解体的进程中？无论真相如何，苏格拉底看起来都站立在早期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未知领域之间的边缘地带，苏格拉底已经比任何人都更接近这个领域，但他并未命中注定要进入这一领域。
1707457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