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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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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第三卷紧接着第二卷“探寻神圣的中心”而来。希望更多地了解整部著作的计划以及这新的两卷在其中位置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人第二卷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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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描述了哲学 如何从教化问题中诞生。通过哲学 在古典时代早期的渐次展开，即从苏格拉底令人心潮澎拜的问题——“（并非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的）教育真的是可能的吗”——到柏拉图《王制》自然而然的高潮，第二卷追溯了哲学 这一新的伟大力量在人类生活中的成长历程。在第二卷中，哲学为建立至高价值——它们构成人类的生活和教育的理想目标——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被描述为“探寻神圣的中心”，它与智术师时代的离心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比，智术师曾经宣告“人是万物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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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第三卷讨论希腊精神努力重建自身的普遍趋势——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伯利克里帝国崩溃之后，希腊精神由登峰造极而到强弩之末。与上一卷一样，本卷从同一起点出发，但本卷追踪的是希腊智识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它探讨这个时代的哲学力量的逻辑反题——更确切地说，就是那些依靠实践经验和一般常识而非建立在第一原则［本原］之上的文化力量。本卷的标题指的就是这种文化理想的冲突。在本卷的第二部分，我们又回到柏拉图，讨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后期阶段。他的最后一部预言性著作《法义》是悲剧终场乐曲的一首序曲：这场悲剧就是自由城邦的衰亡，它标志着希腊文化古典时期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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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借此机会向我的妻子表达深深的谢意，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她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她孜孜不倦、坚持不懈、不厌其烦地辨认三大卷原始手稿并将其用打字机打出，更不用说我们之间关于本书内容的频繁讨论了。我要向我的朋友和同事布洛赫（Herbert Bloch）致以特别的感谢，在选择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封面设计风格时，他为我提供了专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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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耶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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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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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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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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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一章 作为教化的希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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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柏拉图以高度赞扬的口吻谈到希腊的医师和医学，以至于即使早期希腊的医学文献全部遗失了，我们也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即可推论，在耶稣基督之前的五世纪晚期和四世纪，希腊医疗职业的社会地位和智识声望确实非比寻常。柏拉图将医师看作高度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知识部门的代表；柏拉图同时也将医学看作一种职业规范的典型和化身——其职业规范之严谨，足以使其成为知识与其实用目的之适当关系的典范，柏拉图隔三差五地举医学为例，以期使读者理解理论知识如何有助于改变人类生活的结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格拉底的道德知识学说——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争论都围绕于苏格拉底的道德学说展开——如果没有他如此频繁地提及的医疗科学作为其典范的话，是无从设想的。在那时存在的所有学科分支中（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医学与苏格拉底的道德科学最为接近。[1] 然而，我们之所以必须考察希腊医学，不只是因为希腊医学是知识发展的一个初始阶段，它通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且还因为它在那个时候所具有的知识形式：它发展成了希腊人生活中的主导性文化力量，而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手艺。从那时起，尽管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医学越来越成为一般文化（ ）的常规部分。医学在我们时代的文化中一直没有重新获得这样的声望和地位。今天，高度发展的医疗科学——它产生于人文主义时代希腊-罗马医学文献的重新发现——因为过度专业化，[2] 已经不能和它的先驱居于同等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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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科学在后来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彻底整合，从希腊的角度看，可以通过盖伦（Galen），［4］从罗马的角度看，可以通过加图（Cato）、瓦罗（Varro）和塞尔苏斯（Celsus）——他们没有一个是专职的医生——的“百科全书”看得最为清楚。[3] 但是，这不过是对医学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及之后获得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的一种认可。医学在当时之所以有如此地位和声望，有几个原因。第一，在那个时期，医学的代表人物们的宇宙观前所未有地宽广，他们将医学提升到了极高的智识水准，并保持了几个世纪；第二，通过与哲学的冲突，医学收获颇丰：它对自身的目的和方法获得了一种清晰的理解，并产生了自身特有的“知识”观念的经典表达形式；最后，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希腊文化永远既是身体的文化，又是灵魂的文化。这一真理体现在构成早期希腊教育的二元系统——体育和“音乐”之中。新时代的一个征兆就是，在任何身体训练的描述中，医师总是与体育教练一起被提到[4] ——正如在智识领域中，哲学家总是出现在音乐家和诗人周围一样。医师在古典希腊的独特地位，主要是由于其与教育的关系。我们曾经追溯过希腊体育的发展历程：发端于荷马，经历赋予其理想以形式和色彩的诗歌，到柏拉图的哲学——希腊体育的理想由此获得了在人类生活框架中的应有地位。与体育不同，医学很早就产生了属于其自身的文献，这些文献向我们显示了医学真正的性质，这也是医学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的真正原因。通过这些文献，我们知道了——尽管荷马赞扬医师的手艺[5] “与其他人相比毫不逊色”——这类医疗科学实际上是时代理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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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学首次出现在希腊文明史上时，它获取的要比贡献的多。其依附性地位最明显的证据是，公元前五和前四世纪得以完整保存的所有医学文献都是用伊奥尼亚（Ionic）的散文写成的；其中一些可能是在伊奥尼亚写就的。不过，这绝不足以说明整个情况。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本人生活和教学于科斯岛（Cos），科斯岛的居民说多利安语。他和他的学派用伊奥尼亚语写作，甚至可能在科学讨论时说伊奥尼亚语，［5］这一事实只能用先进的伊奥尼亚文明和伊奥尼亚科学的影响才能得到解释。那里一直医士辈出；不过，希腊的治疗手艺在其受到伊奥尼亚自然哲学的影响之前，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目标确定的系统性科学。我们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第一次遇见了希腊医学，[6] 他的学校对哲学持彻底的反对态度，但对我们来说，不让这种反对态度掩盖上述事实至关重要。如果不是因为最早的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对全部发生的事情寻求一种“自然的”解释，不是因为他们努力对一切事物追根溯源，并表明全部因果链条组成了一种必然的宇宙秩序，不是因为他们的坚定信念（即不抱成见的观察和理性的力量可以洞察世界的全部奥秘），医学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我们可以读到公元前两千多年法老御医所做的详细记录，钦佩他们观察的细致入微和惊人精确；他们在因果概念及其普遍应用的理论研究道路上已经走得非常之远，[7] 要想不追问为什么埃及医学在达到这么高的发展阶段之后，竟然没有发展成为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科学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医师对专业化和经验观察几乎知之甚少。不过，答案非常简单。埃及人不能、也没有像伊奥尼亚人那样，将自然设想为一个普遍的整体。他们的聪明才智（如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和实事求是足以克服巫术和咒语的力量——在品达保守的希腊世界中，巫术和咒语还被误认为是医学。然而，只有希腊医学——它从伊奥尼亚的哲学前辈那里学到了如何寻找普遍规律——才能创造出一种理论体系来支持一场真正的科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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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梭伦那里（他深受伊奥尼亚的影响），我们就发现他对支配疾病的规律，以及部分与整体、原因与结果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了一种完全客观的洞察。在那个时代，除了伊奥尼亚之外，如此清晰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梭伦认定了这种普遍规律的存在，并以此假定为基础建立了他的“有机体”学说，即所谓政治危机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状态的紊乱。[8] 在另一首诗中，他把人的生活划分为几个有节奏地相辅相承的七年周期。尽管这首诗写于公元前六世纪，但是，［6］它与“希波克拉底”的《七日奥秘论》（On Hebdomads ）以及“希波克拉底”的其他作品——它们在写作日期上都要晚得多——有一种紧密的亲缘关系；因为它们与梭伦的诗一样，都倾向于把这些支配现象的规律追溯到数值关系中的相似之处——正如梭伦的同时代人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在他的宇宙论中，以及后来伊奥尼亚的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所做的那样。[9] 每个年龄段都有某种“适合”其能力的东西，这样的观念也出现在梭伦那里，后来又作为食疗理论的基础重新出现。[10] 还有另一种由自然哲学所创造的学说：即一切自然现象都是事物相互之间的某种法定补偿。这种学说经常出现在医学作家那里，他们把生理和病理事件解释为补偿和惩罚。[11] 与此紧密相连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有机体或全部自然的正常健康状态就是isomoiria（即全部基本因素的均衡与对等）。例如，这一观念出现在由医学科学家撰写的论著《气候水土论》（On Airs，Waters，and Places ）以及其他不同的相关语境中。[12] 令人怀疑的是，究竟是希腊医学中的其他基本观念——比如“混合（ ）”与“和谐”的观念——来源于自然哲学，还是自然哲学从希腊医学思想那里借来了这些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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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主导性观念“自然（ ）”的起源是没有疑问的。在讨论智术师及其教育理论时，我们提到了人的自然 （physis）应该成为整个教育过程的基础这一思想的划时代的重要意义。[13] 我们在修昔底德那里发现了同一观念在历史领域中的运用；我们看到他的历史思维是如何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这种假设就是：存在着“人性（human nature）”这样一种永远相同且哪里都一样的东西。[14] 在这一点上，和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一样，智术师们和修昔底德都受到当时医学的影响，当时的医学发现了人的自然（ ）的观念，并将其全部工作都建立在这一观念之上。不过，在这一点上，医学本身依赖于大自然——即整体的自然（ ）——的观念，而整体自然的观念是由伊奥尼亚哲学发展而来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思想依赖于伊奥尼亚哲学的整体自然观，《气候水土论》的导言（1和2）是对这一依赖途径的一个杰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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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想要正确地研究医学，都必须从以下几点着手。［7］首先，他必须研究一年中各个季节产生的影响——因为季节之间根本不同，同一年份的不同季节和不同年份的同一季节均有很大区别。其次，他必须研究冷热风的影响，特别是那种影响所有人的普遍的风，然后是影响任何一个地区的特有的风。他还必须研究不同水质对人的影响；因为正如它们的味道和轻重各不相同，它们对人的影响也差别很大。无论何时，当他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这里，和往常一样，他被认为是一位行医）时，他必须首先考察其方位，看看它与各种气流和日出位置的关系……看看它是何种水质……以及土壤的性质……如果他知道这个城市的气候怎样随季节而变化，星辰又在何时升起和落下……他就能预知下一年的气候和疾病流行的特点。通过这些研究和对下一年的预测，他将对每一个具体病例胸有成竹，在保护健康中取得最佳成绩，在运用医学技艺方面取得最大成功。如果有人认为这些东西太像自然科学，那么，他就应该理解，天文学对医学的贡献不是很小而是很大了。因为人的疾病随不同的季节而随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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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来面对疾病问题的人显然有一个优秀的头脑。我们可以从他对事物整体性的理解中看出这一点。他没有把疾病孤立起来，将其当作一个特殊的问题来研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得病的人，把他放在他所处的全部自然环境连同其普遍规律和各自特点中来看待。米利都自然哲学的精神在《神疾论》（On the Divine Disease ）令人难忘的字里行间发现了同样清晰的声音。《神疾论》的作者观察到，癫痫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有神意或更少神意，它与其他疾病一样来源于相同的自然原因。实际上，它们都既属于神，又都属于人。[15] 如此众多的前苏格拉底哲学赖以奠基的“自然”概念，被最成功地运用和延伸到了关于人的物理性质的医学理论之中，这种理论将成为后来自然概念运用于人的精神本性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