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65725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314]

1707465726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十一章　德摩斯梯尼：城邦的垂死挣扎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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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28 ［263］自德摩斯梯尼在文艺复兴中复活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他是他的第一位现代编辑者所称的“希腊人自由意识的唤醒者”、“反抗马其顿压迫的雄辩卫士”。当拿破仑的铁蹄重重地压在欧洲之上时，为了增强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德国语文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费里德里希·雅可比（Friedrich Jacobs）翻译了他的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法国政治家克里蒙梭仓促撰写了一本关于德摩斯梯尼的书，该书激情飞扬，充满法式华丽辞藻，针对当代德国的马其顿人（German Macedonians），警告巴黎的雅典人（Athenians of Paris）不要让他们的精致和优雅把他们变得像艺术家和食利者一样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没有足够的生命意志和足够的生命力去抵抗野蛮的敌人。[1] 在拉丁文明中，该书以德摩斯梯尼本人的全部修辞技巧，确立了对一个早已灰飞烟灭的爱国者的新崇拜，古典主义的古老火焰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德摩斯梯尼的祭坛上燃烧起来。不过，就在不久之前，一位德国学者撰写了另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标题充满了轻蔑：Aus einer alten Advokatenrepublik——“一个古代律师的共和国”。一个世纪以来，古典主义者对这位杰出演说家和伟大鼓动者（学院修辞学将其奉为修辞学［雄辩术］的圣手）的崇拜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现在，这部著作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总结，并旨在一劳永逸地摧毁德摩斯梯尼的盛誉。[2] 当然，该书只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它极具煽动性，对每一个事实都进行了最苛刻的解释，以便将事实歪曲为一幅漫画。不过，早在一百多年前，历史学家们就形成了对“历史”的一种新态度，在历史学家们对德摩斯梯尼的评价所走过的道路上，这部著作只是这条道路上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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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30 在古典学领域，这种新的历史态度的第一位伟大代表尼布尔（Niebuhr），是德摩斯梯尼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264］但他对德摩斯梯尼的事业和方针的激烈批评则始于德罗伊森（Droysen），始于德罗伊森对希腊化世界的划时代发现。[3] 迄今为止，随着希腊人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失去了城市国家的政治自由，希腊历史总是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德摩斯梯尼一直扮演着希腊最后的政治家的角色，站在古希腊的坟墓前发表他的葬礼演说。但是，现在，帷幕突然拉开，展现出一出伟大的新喜剧——一个希腊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统治世界的时代，一个始于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帝国的征服的时代。视角转换了，希腊文明内外两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持续的发展，它变成了某种世界性的东西，某种普遍的东西。随着衡量尺度的变化，德摩斯梯尼的伟大之处似乎一下子变得渺小且充满局限。他似乎属于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愚蠢地为其自以为是的重要性所欺骗，并存活于一个错误的时代之中——存活于对其祖先光辉灿烂的修辞学［雄辩术］记忆之中。[4] 事情看来似乎是这样：尽管德摩斯梯尼和他的同时代人自身也归属于逝去的时代，但他们仍然试图在自己的时代继承和发扬父辈们的英雄业绩。他的批评者们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刻薄。他们从抛弃他的政治标准开始——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们一直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政治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他的同时代人做过他那个时代的相关历史记录。然后，在质疑他的政治家身份之后，他们接着考察并谴责他的道德品格。与此同时，他的对手伊索克拉底和埃斯基涅斯日渐受到尊重，因为他们放弃了对雅典在未来某个恰当时候东山再起的希望，并建议同胞们放弃战斗，与马其顿握手言和。与往常一样，“成功”成为了历史成就的衡量标准，而学者们心安理得地发现，在德摩斯梯尼活着的时候，就一直存在着竞争对手，德摩斯梯尼的这些竞争对手像现代的教授们一样具有远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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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32 批评者们走得太远了。[6] 是时候修正德摩斯梯尼的全貌了。对德摩斯梯尼、埃斯基涅斯和伊索克拉底等人物的传统评价的激进重估如此乖谬，以至于在心理学上违背了人们的常识和自然感情。除此之外，自德罗伊森发现希腊化世界以来，我们对公元前四世纪的知识有了长足的进展。这种进展不是从政治开始的，［265］而是从投在那个批判时期的智力运动之上的新光亮开始的——这种新光亮显示了政治运动如何与希腊思想和希腊文化的发展大势紧密相连。可以这么说，此前似乎被封闭在水密空间里的世界——如政治史和哲学、新闻业和修辞学——现在都被看作一个单一有机体活的成员，在民族的生活过程中各得其所。我们现在能够给修昔底德发现的历史必然性概念[7] 作出比之前更为宽泛的解释了，尤其是在政治史方面。现在看来，仅仅根据其个人品格及其在实际政治中的成功，来判断像德摩斯梯尼这样一种在希腊城市国家的衰落中出现的历史现象，看起来是一种粗俗的理性主义。德摩斯梯尼对推动时代的历史力量的抗拒，无非是一种超个人法则的实现，每一个民族都顽强地凭此法则来保持由其自身建构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类型，这种超个人的法则建立在其自身的自然禀性之上，并为历史中的最高成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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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34 自荷马以迄亚历山大的所有世纪，希腊历史中的基本事实就是城市国家，这种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式早就得到了确定，且从未被完全抛弃过。[8] 希腊景观中形形色色的城市国家展现了希腊民族所拥有的全部内外生活的丰富可能性。即使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自觉到在精神上他们是一个民族之后，在小规模的政治单元组合成较大规模的联盟之时，城市国家的独立存在也仍然是民族主义新潮流或迟或早都注定要止步于此的边界。一些城市国家多大程度上能够独立存在的问题，自从被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帝国——它将雅典的盟邦压服为隶属——粗暴地推到一边之后，就一直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斯巴达人接过希腊世界的领导权之后，他们不得不将其霸权建立在对个体国家的自治的正式承诺之上。希腊城市在科林斯战争中反抗斯巴达领主的第一次大叛乱之后，它们的独立自主在安塔基达斯（Antalcidas）和约中得到了郑重其事的承诺。[9] 不管怎样，所有希腊城市国家都应当独立自主的公理也适用于斯巴达本身。［266］这意味着，要想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下组建一个联盟来反抗斯巴达的统治也将非常困难；但当斯巴达自己收紧缰绳，并侵犯独立城邦的自由时，结果就是斯巴达霸权的衰落。自此之后，就从未有一个单独的希腊城邦设法要求对其他国家的一种决定性的统治权力。换句话说，与我们实际 放弃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而选择任何一种更综合的国家形式相比，要希腊人放弃城邦的独立性甚至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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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36 德摩斯梯尼的青年时代恰在雅典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灾难性失败中恢复元气之时。[10] 体现在柏拉图身上的时代的哲学精神，正全神贯注于国家及其道德重建的问题，当时的雅典正一步一步摆脱自己的弱点，走向一场自由运动——这一运动让她得以从容运筹，逐步恢复其力量。修昔底德的预言，即权力的变迁会产生一种同情的转移，也得到了及时的实现。在底比斯和科林斯这两个斯巴达前盟友的支持下，雅典缓慢地重新获得了她在希腊城邦中的地位，在波斯的资助下，雅典重新修建了她在战争中被迫摧毁的要塞和城墙。然后是雅典复原的第二阶段。底比斯对斯巴达的背叛给了雅典建立第二次海上同盟的机会；通过避免采取使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分崩离析的霸道政策，她的政治头脑足以让她将其盟友紧紧地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同盟的领导者是一些出类拔萃的战士和政治家，如提谟修斯、卡布里亚斯（Chabrias）、伊菲克拉特斯（Iphicrates）和卡里斯特拉图（Callistratus）。就在同盟建立不久，雅典就勇敢地、竭诚地与底比斯并肩战斗，在七年战争中对抗斯巴达，这场战争以公元前371年的和平条约而成功结束。从而，雅典无可争议的制海权得到了保证，而新同盟最终也通过国际协议而得以合法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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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38 雅典的年轻人，沉迷于哲学研究者，或徒然把时间消磨于冒险和体育运动者，都被卷入到历史的洪流之中，历史的洪流似乎正在再次将雅典带向希腊政治生活的领导地位。与那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和崩溃等问题上挣扎的年轻人相比，［267］他们属于不同的一代；柏拉图曾写下《高尔吉亚》，呼吁为他们而战；在公元前四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他们曾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创建者。[12] 后来，在《蒂迈欧》中，柏拉图将明哲之人描述为越来越与世隔绝，退隐到对数学和天文学的沉思之中的人，描述为对各种政治活动都抱怀疑态度，对世事不闻不问的人。[13] 不过，更年轻的一代则被卷入到了政治的漩涡中，而将柏拉图式的那种纯研究生活留给了来自小城镇和边境国家的移民——比如亚里士多德、色诺克拉底、赫拉克利德斯（Heracleides）和奥普斯的菲利普。[14] 伊索克拉底的学校不像柏拉图的学园，前者培养了一批积极进取的政治家，最著名的是伊索克拉底的朋友和得意门生提谟休斯，他是战士和政治家，指挥新的海上同盟。尽管如此，更年轻的一代人从政党政治、法庭讲话，以及向公众集会发表演说中得到了真正的训练。当德摩斯梯尼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私人教师就偷偷将他带到法庭之上，聆听卡里斯特拉图的伟大演说，在这次为奥罗普斯案（Oropian case）而进行的辩护演说中，卡里斯特拉图再次使自己起死回生，免遭毁灭；德摩斯梯尼深为折服，立志要苦练演说，成为卡里斯特拉图那样的政治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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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40 这则极有可能实有其事的历史传闻，表明了新的一代人的精神风貌，显示了德摩斯梯尼的真正兴趣之所在，除了对被侵占的住所和财产的焦虑之外——这一焦虑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充满了他年仅十二岁时就发表的首次演说。事态的发展注定要将其塑造成政治家性格的人。他的人生道路是由那些伟人们决定的，他以他们为榜样，对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打造者们亦步亦趋。他毕生致力于在当世重现雅典往日的伟大和最高政治荣耀（柏拉图的哲学批评现在使她略显黯淡），致力于用昔日的理想为当前注入活力。[16] 眼看着昔日的辉煌零落成泥，战后一代必感极度痛苦，但这种痛苦不能徒然耗费而无所结果。战后一代在黑暗中挣扎着寻找雅典崩溃的原因，他们找到了某种知识，如果不想昔日重演，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话，这种知识决不可失。将这种冰冷而纯粹的知识注入雅典帝国主义令人陶醉的陈酒之中，是年轻一代的任务。这是他们适应新时代的唯一途径。新时代与公元前五世纪的区别，及其与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时期的区别，［268］是道德上的朝乾夕惕和政治上深刻反思的新精神。[17] 公元前四世纪的政治复兴运动如此理想化和文学化是非常自然的。在上个世纪没有置疑动力的情况下，不可能有这种新精神的任何容身之地。只有在雅典鼎盛时代的晚期（the Indian summer），在德摩斯梯尼的时代，政治演说才能发展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学艺术形式。传说德摩斯梯尼在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演说家时如饥似渴地研究修昔底德，这一点非常切合事实。[18] 他不可能模仿伯利克里实际发表其政治演说时的风格——因为这些政治演说没有作为文学作品正式出版，也没有保存下来。实际上，修昔底德的演说辞是雅典伟大时代的政治演说唯一幸存的回声，就其艺术形式和智力形式的完美性，以及思想的丰富性而言，远在当今一切政治演说之上。[19] 只有德摩斯梯尼才能创造这样一种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将口语的活泼和柔软与修昔底德演说的辩证深刻和审美高雅相结合，并在文学上再造修辞说服中的最基本要素，即演说者和听众之间的那种生动的情感互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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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42 在德摩斯梯尼聆听卡里斯特拉图的那场伟大演说十二年之后，当他自己登上讲坛时，时过境迁，当时的政治形势已面目全非。同盟战争已经结束。雅典再次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盟友。创建之初曾寄予如此厚望的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终究还是土崩瓦解了。绝大多数成员认为，随着斯巴达统治被推翻，同盟的功能已经完成。使命既成，也就没有什么内在的纽带再能将其维系在一起了。尽管同盟只是在雅典与斯巴达缔结胜利的和约之后才达到其最大范围，但它没有一个积极的利益共同体来确保其延续，这一点很快显露无遗；当财政紧缩迫使雅典，也即同盟的领导力量，重新采用针对其盟友的旧的霸权主义高压政策时，此前曾经颠覆雅典制海权的反叛精神再次抬头。不过，自公元前371年缔结和约以来，希腊政治中新的最重要的积极因素，是底比斯在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领导下的意外崛起。［269］底比斯的崛起带来了一组全新的力量。一开始，雅典站在底比斯一边抗击斯巴达，但在公元前371年的和约中，为了获取战争的利益，她就与底比斯分道扬镳了。不过，就在雅典与斯巴达缔结独立的和约，且凭这一对斯巴达的让步，获得斯巴达对其海上同盟的承认之后，斯巴达的陆上力量还是在留克特拉之役中被伊巴密浓达领导的底比斯彻底击败了。这一胜利将底比斯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时也迫使斯巴达在希腊政治力量中屈居第二。在此特定关头，卡里斯特拉图这位雅典的首要政治家，急速改变了国家的对外政策，与斯巴达公开结盟，以平衡底比斯这一昔日盟友的新兴力量。一个新的政治理念产生了：这就是“力量的平衡”。这是一个主导其后十年雅典政治的新理念，它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希腊国家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这是卡里斯特拉图这位政治家的创造，他甚至在和平谈判期间就提议与底比斯决裂，并迫使这一提议得以通过，尽管雅典国内存在着强大的亲底比斯势力以及对底比斯的强烈感情。[21] 另一方面，伊巴密浓达这位底比斯有史以来出现的唯一一位伟大政治家，在击败斯巴达之后，就着手解散伯罗奔尼撒同盟。他将美塞尼亚人和阿卡迪亚人从斯巴达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国家，各有一个核心政府。与其他小国一样，它们现在成了底比斯的附庸国。底比斯的这一手甚至使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权也不保，只是因为雅典的军事支援才使自己免于彻底毁灭。如果伊巴密浓达没有在曼提尼亚（Mantinea）战役中负伤身亡——曼提尼亚战役是底比斯对斯巴达的最后一场胜利，又如果他的强大对手卡里斯特拉图此后没有很快被推翻，那么在雅典迅速滑到底比斯的对立面之后，希腊的政治局面又会是何种轨迹呢？要想言明这一点是不可能的。[22] 自此之后，雅典和底比斯这两个敌对国家分别由能力较弱的人所领导，它们的力量很快衰落，它们之间的冲突得以平息。无论是雅典，还是底比斯，都不得不为自己对其盟邦的领导权而艰苦战斗，底比斯是对中希腊和色萨利的领导权，而雅典是对海上的控制权。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在德摩斯梯尼的时代仍然呼之欲出，在每一个细小的问题上暴露出来。不过，当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无可挽回地陷入解体时，这种敌意自然而然地变模糊了，［270］其后数年，雅典不得不面对内部的各种困难。这就是德摩斯梯尼以及他那一代人在公元前355年所继承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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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44 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垮台再次，也是最后一次，使雅典的政治前途问题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看起来，似乎伊索克拉底曾经在战争的黑暗时刻所做出的一个大胆提议中，也即在《论和平》这篇演说辞中，给出过唯一可能的答案。他公开建言，雅典最终应该放弃其一切帝国主义政策，放弃复兴前阿提卡帝国的一切企图，放弃第二次海上同盟不可避免地要重新使用的那种强权政治。[23] 他以一种高度功利的现实主义政治道德观来支持自己的这一提议。他说，摘取和平的桂冠，远比由得陇望蜀的贪欲——它内在于一切帝国主义政策之中——招致整个世界的仇恨更为有利，远比让国家暴露在可怕的危险中更为有利——在普遍被鄙视的政治煽动者和军事流氓的领导下，这种危险是无可避免的。同一时期，那位撰写了《论税收》一文的天才财经专家出于经济原因，也正在建议雅典改弦更张，调整国策。[24] 不过，无论雅典是出于基本原则的改变，还是因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采用新政策，她都注定要重启改革，集中精力解决财政危机，重建财政稳定，并在全世界面前恢复其国家信用（在“信用”一词的每一种意义上讲）。为重建在最后十年间落入激进民众之手的城邦政制，雅典的有产阶级必定在讨论更全面的对策。否则的话，伊索克拉底也不可能像他在《战神山议事会辞》这种小册子中所做的那样，胆敢公开提议组建一个更具权威的政府。雅典还远没有迈出这一步，但建议得以提出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在只有他们才能挽救国家的绝望时期，上流社会感受到了何种力量和斗志。[25] 现在，他们中出现了一个声望卓著的反对派领袖。这就是厄布鲁斯（Eubulus），他的主要兴趣是经济和财政改革。更年轻的一代人中的最优秀的头脑，包括德摩斯梯尼本人在内，都追随他。[26] 德摩斯梯尼属于雅典的一个富裕家庭；对他来说，［271］加入这个具有类似的出身、教育和见解的圈子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雅典权力的复兴达到顶峰时，这些年轻人刚好初涉政坛。他们的最高志向就是全力以赴为国家服务。现在，当雅典处于其历史事业之最低谷时，他们不得不开始这一他们一直以来如此急切地盼望的事业了。为最崇高的理想所激励，他们一头投入到最悲观的现实中。他们塑造雅典未来的努力，最终必须承认和解决这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而告终，这是从一开始就摆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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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46 德摩斯梯尼的个人生活经历使他很小就接触到法律。其父去世时给他留下一大笔钱，但其中大部分被他的监护人侵吞了。在他第一次代表自己作为一个演说者出现在法庭上之后，他就选择了法律顾问和“记事散文家”或演说辞写手作为自己的职业。[27] 在雅典，政治和法律-法庭之间的常规关系早已形成，因而某个人经由参与政治诉讼而开始其公共生活极为正常。因此，关于德摩斯梯尼的政治活动，我们拥有的首批文献就是他在抑郁期为国家大审判所作的演说辞。他没有自己发表这些演说，而是为别人撰写的演说辞。《诉安德罗提翁》（Against Androtion）、《诉提摩克拉底》（Against Timocrates）和《诉勒普提斯》（Against Reptines）都是相同政策的表达，它们都针对政治党派中的那些最脆弱人物，这些党派在灾难性的同盟战争期间掌管雅典，甚至在战争失败之后仍想方设法保持自身的权力。[28] 德摩斯梯尼是反对派最聪明、最危险的突击部队之一，这一点马上就一目了然了。这场争论的残酷，表明了反对派争夺权力时的悲苦心情。不过，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在下述事实中看到德摩斯梯尼倾注了多少精力：尽管他主要是在为他人操刀，且在他人的指导下工作，但他仍然合乎逻辑地、有条不紊地、毅然决然地推进其目标。[29] 不过，他很快凭其自身的能力作为一个演说家脱颖而出。尤为重要的是，从一开始，他的兴趣就指向对外事务。看着这位未来政治家在首次亮相中崭露头角，实在令人兴奋不已。［272］我们可以看到，他以非凡的影响力和坚定的态度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处理雅典对外政策的决定性问题：因此，德摩斯梯尼早期为数不多的几篇演说辞全面展现了雅典在国际政治中的形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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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48 在缓慢和艰辛的内部重建期间，雅典想要发展出一套充满活力而又富有成效的对外政策是不容易的。年轻的德摩斯梯尼能够以如此独立的思想和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处理每一个出现的政治问题，就显得更为非凡了。处于挫败和沮丧中的雅典在国际政治中完全消极被动、无能为力。不过，只有当时机自己呈现时——这个时代如此忙碌，充满了如此多的利益冲突，以至于这样的机会确实不时出现——德摩斯梯尼才能伺机介入。在这个问题上，必然会出现一种分歧，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分歧会变得越来越大。其中一种思潮——它在文学上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在政治上以富裕阶层的反对派领袖厄布鲁斯为代表——坚决主张，以雅典自保不暇的衰弱状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她都不应该与闻任何对外事务；他们相信，雅典唯一可能的前途在于，集中精力于谨慎的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在其关于对外事务的首篇演说中，德摩斯梯尼对这种孤立主义态度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31] 还有许多人呼吁对波斯入侵的威胁——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人们自己想像的——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关于这个问题，德摩斯梯尼以恰如其分的激烈语言和沉着自信的风格抨击了那些好战分子，这一点使厄布鲁斯派相当满意。他在表达不受欢迎的观点时的勇气必定引起了改革者们富于同情的关注，他们将他的见解作为自己反对庸俗情操和流行的陈词滥调的口号。不过，尽管他慎重地判断政治风险，但他内心仍然坚信雅典必须从目前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积极参与国际政治事务。[32] 因此，他必定很欢迎雅典能走出其难以忍受的孤立状态，并重获其声望和权力的每一个机会，只不过在对外政治中，这必须以一种温和、公正、但警惕的态度来实现。然而，无论德摩斯梯尼在朝着目标前进时多么小心翼翼，要想贯彻这一方针、利用自动呈现的历史时机而不冒一点风险，是不可能的。［273］两相对比，彻底孤立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们代表的是绝对安全的一方。即使在这一消极被动的时期，德摩斯梯尼在思想上仍然是积极进取的。他像一个急切的观众，跟踪政治竞技场中参战人员的搏斗，等待时机跃入拳台，并在政治竞赛中起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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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50 德摩斯梯尼职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他的伟大演说《为麦加罗波利斯人辩》（For the Megalopolitans）和《为罗德岛人的自由辩》（For the Liberty of the Rodians），以及法律演说《诉阿里斯托克拉底》（Against Aristocrates）——这篇演说主要关注对外政治。[33] 。在其第一篇演说《论海军筹备委员会》（On the Symmories）中，德摩斯梯尼解释过他对雅典和波斯帝国之关系的看法。现在，在这些演说中，他抨击了雅典对外政策的其他三个主要问题：伯罗奔尼撒问题、雅典与正在退出海上同盟的盟友之间的关系问题、北希腊问题。由此，他按照自己的设想，首次完成了雅典未来对外政策的大胆勾勒。他的奋斗目标始终如一；目不转睛，念兹在兹。这就是将雅典带离后果严重的孤立状态，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结盟政策奠定基础，以便一旦时机到来，就能牢牢抓住。任何关注对外事务的雅典政治家都会采纳卡里斯特拉图以其创造性的“权力平衡”思想所勾勒的建设性方案，这是必然的。[34] 自从底比斯惊人地崛起，以至于与斯巴达和雅典三足鼎立，这一思想看起来注定是自伯利克里以来雅典的阿提卡政策最成功时期的经典遗产。只要希腊国际政治的因素如十五年前均势原则形成时那样保持不变，一个崛起的政治家就只能适应和发展这一原则，而不能挑战这一原则。德摩斯梯尼的演说《为麦加罗波利斯人辩》就是其思想灵活性的一个证据。与所有其他希腊政治家一样，他也采纳了卡里斯特拉图的原则；而且，在不丢失制定这一原则的政治家的精神的前提下，他尽最大努力对其进行了新的解释，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当底比斯及其盟友的霸权迫使雅典与其宿敌斯巴达达成妥协和谅解时，斯巴达和底比斯应该在权力的天平上相互制衡、而雅典则像砝码那样在他们之间的来回移动的思想，［274］很好地说明了雅典的这种处境。不过，底比斯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后来底比斯因在中希腊针对福基斯人（Phocians）的灾难性战斗的开始而被削弱；此时，对雅典来说，使美塞尼亚和阿卡迪亚［麦加罗波利斯即阿卡迪亚的中心城市］这两个新城邦——它们原本是底比斯在伯罗奔尼撒创建的针对斯巴达的两个城邦——免于东山再起的斯巴达的碾压，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否则的话，雅典就会成为斯巴达的一个附属国，而底比斯就会被无可挽回地削弱。这两个新城邦毫无自卫能力；他们不得不寻求雅典的支援。德摩斯梯尼相信，这是雅典与阿卡迪亚和美塞尼亚结成新的联盟，从而移动天平的砝码——它已经在那儿静止一段时间了——以平衡斯巴达（自留克特拉之役后，斯巴达就一直与雅典联盟）力量的正确时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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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52 《为罗德岛人的自由辩》这篇演说也遵循这一高度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罗德岛人为卡利亚（Caria）国王所煽动和干涉，是退出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从而引发同盟战争的首批城邦之一；他们还未认识到雅典是唯一能够帮助一个民主国家捍卫其独立的国家这一事实。当卡利亚王在罗德岛将民主派政治人物一一放逐并建立寡头政治时，他们就逃往雅典寻求庇护和支持，心中满是懊悔，急于与雅典签订新的联盟。至于阿卡迪亚人，雅典的孤立主义者们——他们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找借口说，由于有雅典与斯巴达的盟约在先，所以不能帮助他们。他们充分利用了雅典人对罗德岛人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他们背叛了雅典，罪有应得。[36] 德摩斯梯尼尖锐地抨击了这种肤浅的情感主义。他说，对政府来说，这种诉诸感情的做法只是消极无为和犹豫不决的借口而已。[37] 在这两种情况下，德摩斯梯尼都表现得相当独立，以自己日益上升的政治声誉为赌注大胆建言。不过，德摩斯梯尼在这两个事件中都失败了，他的建议被否决。寻求支援者遭到拒绝后，加入了雅典敌人的阵营。阿卡迪亚人和美塞尼亚人后来都站到了马其顿的腓力一边。雅典不仅失去了罗德岛人，还失去了其他一些小国，如果雅典与罗德岛人的联盟得以结成的话，这些小国们就会很快回到雅典这边，就像当初在同盟战争中罗德岛人带领它们退出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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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54 以《诉阿里斯托克拉底》这一演说为标志，德摩斯梯尼首次转向北希腊的政治问题。［275］北希腊的关键问题是达达尼尔海峡的安全问题。雅典在海上的最后堡垒是她对赫勒斯滂海峡［即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她的粮草供应依赖它，它也是保证她在北希腊海域控制权的保障。德摩斯梯尼根据其个人经历，熟知这一区域的重要性，他曾作为三层桨战船的船长巡视这里的海岸。附近的色雷斯人多年来一直威胁达达尼尔海峡的安全，有时还实际攻占过那里。现在，几兄弟瓜分了色雷斯的王位，德摩斯梯尼提议利用色雷斯人的这一短暂分裂机会，以便阻止这一祸患的死灰复燃，并尽可能削弱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的危险邻居。[38] 与此同时，另一个因素进入北希腊政治问题之中；这就是马其顿杰出的新国王腓力。自公元前359年腓力继承王位之后，短时间内，腓力迅速克服困难，将马其顿（在此之前，马其顿残破不全，一会儿依赖这个国家，一会儿依赖那个国家）统一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甚至在此之前，在《为罗德岛人的自由辩》中，德摩斯梯尼就注意到了来自北边的威胁。自从腓力吞并了争议很久的马其顿港口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之后——雅典一直没有放弃其对安菲波利斯的主权要求，认为它是雅典早已建立的商贸和海军基地——腓力就一直与雅典处于战争状态。在他统一了自己的国家之后，他使自己成了邻居色萨利的主人——长期以来，色萨利内乱频仍，各邦争斗不休，国家四分五裂，经常邀请马其顿作为仲裁者来解决问题，马其顿人也乐得借此介入希腊内部事务。然后，腓力就介入了底比斯和福基斯之间的战争，打败了福基斯人，且准备经由温泉关侵入中希腊，以便作为那里之外的许多争端的仲裁者而出现，众所周知，温泉关是从北希腊进入中南希腊的咽喉通道，易守难攻；雅典迅速作出反应，紧急派兵前往温泉关，阻击腓力。[39] 不过，腓力并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再次掉头北上，他几乎毫无抵抗地穿过色雷斯，一举将色雷斯各邦收服，然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达达尼尔海峡，威胁雅典的安全。对雅典来说，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是他们的生命线，色雷斯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极其重要，德摩斯梯尼保护海峡安全免受色雷斯人威胁的全盘计划瞬间被毁；整个画面全变了。马其顿的威胁瞬间显现，巨大而可怕，北希腊的安全问题开始笼罩雅典政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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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56 消息在雅典引起了恐慌。然而，当有人报告说，腓力已在病中且放弃了远征计划时，恐慌局面迅速转变成漫不经心的欢乐。［276］尽管如此，这是德摩斯梯尼最终决定放弃被动的孤立主义政策的时候了——政府部门一直遵循这一政策。[41] 这一政策阻止了他抓住有利机会改善雅典地位的全部努力。现在，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原则问题了，不再是一种介入和孤立之间的选择了：国家已经处在危险之中。无所作为现在已经不能被解释为“雅典安全第一”了，而是意味着放弃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此时的雅典对北希腊问题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多数雅典政治家仍然把注意力放在雅典的传统敌人波斯和底比斯身上。针对腓力的阻击战，突然迫使雅典采取防御措施。雅典不得不调整全部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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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58 腓力的迅速扩张唤起了德摩斯梯尼的全部能量。[42] 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危险的攻击者，此时此刻，雅典需要这样一个攻击者来证明她在对外政策中采取一种大胆立场的正当性。很难说，如果德摩斯梯尼身处一种更为幸运的情境中，他是否就不会成为这样的政治家之一——他们出生于一个崛起的国家中，为国家添砖加瓦，使之更加强大。无疑，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倘若没有一个像腓力这样的对手，来激发出他的全部决心、他的远见卓识、他的对政治要领的斗牛犬般的把握，德摩斯梯尼就不可能成其为德摩斯梯尼。道德顾忌也随之消失了——长期以来，这些道德顾忌在那个最讲道德的时代，在那些深深地沉浸于哲学的良知问题的人中间，成了人们采取任何积极的对外政策的障碍。对德摩斯梯尼而言，这使他更容易绕过那些主要的绥靖者，从而直接诉诸民众——他最早的演说远离民众。在代表罗德岛的民主派人士发表的演说中，他已经提出了一些旨在说服民众的政治论点——某种非常不同于其首次演说的东西，那是一种贵族式的平和优雅的风格、充满道德说教与反讽语气，意在平息他们的激动心情。[43] 《诉阿里斯托克拉底》这篇演说包含着对当权政客的激烈抨击：德摩斯梯尼说，他们攫取财富，坐拥豪宅而怡然自得，却对有益于国家的事情，除了东抹一道墙、西修一条路之外，一无所为。[44] 在其《论武器装备》（On Armaments）的演说中，他在他那个时代的雅典人——他们依赖国家生活，好像他们自己有独立的收入似的——和昔日满身伤疤的帝国建造者之间进行了批判性的对比；他以这样一种思想来结束他的演说，也就是说，既然诉诸政客们已经无济于事，那么［277］就必须教育民众，使他们达到一种新的精神状态 ——因为政客们总是随便说些民众喜欢听的话。[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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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60 这句话包含着一个伟大的计划。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被认真对待过这句话，因为德摩斯梯尼的这篇演说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伪作。十九世纪的学者们常常把他们的怀疑主义推进到可能的限度之外，就像这里一样。[46] 不过，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去证明这篇演说的真实性，以表明德摩斯梯尼接下来的演说构成了一个同类型的精神整体。古代人把它们合并成一组独立的演说，命名为《反腓力辞》：不过，将它们从德摩斯梯尼的早期演说中区分出来，不只是因为它们都针对腓力这一事实。它们被组合在一起，是因为其教育雅典人民的伟大理想 ，这一理想在上述引用的句子中得到了最简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达。这句话是对德摩斯梯尼的变化的最明白不过的记录，他的这种变化曾被错误地描述为他转向了“民主派”，[47] 但其实是他转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民众领袖。我们可以在《反腓力辞》中看到这种转变的发生。当然，这些演说也包含大量有意识的演讲技巧，雅典的演说家们常常用这些演说技巧来判断和掌控民众将会作出的反应。他们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演说经验可以作为自己判断的根据；既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普通平民，他们便想出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迎合民众的本能。不过，大凡有点智识辨别力的人，都不会将普通煽动家的语气与德摩斯梯尼间或使用那种语言的能力相混淆，促使他直接诉诸民众的心理情感与那些煽动家的内心诉求有根本的不同；他的这些心理情感是其准确的政治知识［对马其顿的威胁、对雅典岌岌可危的局势的判断］的结果，这种政治知识必然促使他克服其年轻与温和品格加于他的局限性，并作为一个批评者挺身而出。[48] 与此类似，他的非凡品格对雅典政治的影响不仅限于那些夸夸其谈的煽动家，而且还有像厄布鲁斯那种普通的、勤勉工作的、埋首卷宗的、值得尊敬的职业政客。显然，像德摩斯梯尼这样一个精神上成熟的政治家——他的首次对外政策演说表明了这一点——不会像一些严肃的学者所贸然认为的那样，［278］突然改变其本性，只成为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说者。但凡能体会到德摩斯梯尼在《反腓力辞》中所使用的语言是何等地新颖与美好的人，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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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62 要想理解这些演说的政治家风范和品质，只研究其中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不够的。这些演说表明了，德摩斯梯尼对雅典以及对他本人的命运有一种极其深刻的历史感，一种迎接这一命运的坚定决心。这不只是政治。也许我们应该说，这是梭伦和伯利克里所理解的“政治”一词的政治。[49] 他与民众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安慰他们的不幸，他们确实已经够不幸的了。但是，他们一无所为，以期有任何改善！这是他们全部不幸唯一真正值得高兴的方面。[50] 正如梭伦曾经起而警告雅典人那样，现在，德摩斯梯尼劝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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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64 不要责备诸神放弃了你们的事业。如果腓力迫使你们步步后退，如果他现在获得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你们许多人认为已经无法抵御，那么，该受责备的是你们自己。[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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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66 梭伦在讨论诸神在城邦的苦难所起的作用时，引入了tyché（即时运和命运）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德摩斯梯尼针对腓力的警示演说中又回来了。[52] 在他对雅典的命运和未来的深刻分析中，它是基本主题之一。这是一个个人主义大大增强了的时代，人们渴望自由，但也更敏锐地感觉到，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又是多么依赖于外在世界的历史轨迹。以欧里庇得斯的肃剧为开端的世纪，对命运观念比任何其他时代都要敏感；那个时代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委身于命运。德摩斯梯尼大胆地接过了梭伦与宿命论的这场古老而艰苦的战斗，宿命论是果断行动的最大敌人。德摩斯梯尼把对雅典命运的历史责任直截了当地放在他自己这个时代的肩膀上。他宣告，他们的任务，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熬过黑暗时期、面对全希腊的敌人使雅典再次获得伟大的权力和声望的那一代人是一样的。[53]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只用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人们全身心的警醒和奉献。现在，他伤心地补充说，雅典就像拳击比赛中的一个蛮族人，［279］只会用手拍打其对手最后一次击打他的地方，而不是在对手身上找一个还击的地方。[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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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68 这些都是简单而引人注目的想法，德摩斯梯尼在《反腓力辞》一中以此开始了教育雅典民众的工作。对一种新战略的初步建议——这是他在腓力对雅典发起一场新的攻击之前提出的——证明这篇演说（其日期通常被定得很晚）是在腓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其不意的威胁使德摩斯梯尼第一次看到危险之时发表的。[55] 他建议雅典采取相应的军事和财政措施，以便做好应对下一轮进攻的准备，但这些措施没有被雅典人所采纳。[56] 当腓力病愈之后，进攻北希腊的强大商业城邦奥林修斯（Olynthus）时，他不得不再次提出这些建议，为雅典人提供一个联合奥林修斯人以遏止马其顿攻势的最后机会。[57] 德摩斯梯尼以加倍的真诚，再次问雅典人是想为自己的天命（destiny）负责，还是向注定的命运（fate）投降。他努力恢复雅典独立行动所需要的勇气。[58] 他愤怒地抨击那些试图制造恐慌和焦虑的假教师，以便使民众相信——已经太晚了——行动的时刻真的到来了。[59] 他自己对敌人的力量的分析，不是那种“务实的政客”会提供的东西；它是对它建立于其上的道德基础的讨论和批判。[60] 这些演说不是一位政治家对一次内阁会议所做的经过审议的报告，我们不应该以那样的方式来阅读这些演说。这些演说是引导这样一个公众团体的艰难尝试：这个团体天性颖悟，但自私自利，摇摆不定。这些演说意在陶铸公众，就像陶铸一种必须被塑造得适合政治家的目的的原材料一样。[61] 这就是赋予德摩斯梯尼在那个时期发表的演说中的道德要素以特殊意义的东西。统观希腊文献，在其他任何关于对外政策的演说中，都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62] 德摩斯梯尼深知马其顿的腓力是何等伟大的人物，深知他有一种多么神奇的、魔鬼般的人格——一种不能用纯粹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品格。[63] 但他是梭伦的学生，他拒绝相信任何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的权力能够持久。尽管他对腓力的神秘运气十分钦佩，［280］但他仍然坚信雅典的机运，雅典国家辉煌的历史使命触碰着她轻灵的翅膀。[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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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70 德摩斯梯尼努力使雅典人民理解其自身的天命，不过，经由希腊精神的各种变化追溯政治家品格理想之发展的人，如果不知道出现在阿提卡肃剧中的负责任的政治领袖的第一批伟大典型的话，没有一个能明白德摩斯梯尼的这种努力。[65] 肃剧中的这些典型人物有着与梭伦一样的精神和抱负，但却陷入了肃剧的两难抉择之中。在德摩斯梯尼的演说中，肃剧的两难抉择成了一种现实，[66] 正是这种对抉择之艰难的意识，而不仅仅是主观的激动不安，成了压倒性的情绪，即“令人产生悲悯共鸣的力量（pathos）”的根源，这是后人在德摩斯梯尼那里感觉到的——尽管他们只在审美上感兴趣，只为模仿其风格的希望所激动——他们觉得这种悲情（pathos）是演说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的基础，他们是正确的。[67] 那是一种表达他那个时代的肃剧的文体风格；肃剧深邃动人的阴影再次出现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雕刻家斯科帕斯（Scopas）所雕刻的面庞上；从对生活的一种新感觉的这两大预兆［德摩斯梯尼的演说和斯科帕斯的雕塑］，到国王帕加马（Pergamene）的宏伟祭坛，可以追溯到一条线索，追溯到一种丰富而强烈的情感涌动，新的雕刻风格就在这种情感涌动中达到其最崇高的表现。如果德摩斯梯尼未曾充分且完美地表达时代感受到的全部独特情感，他怎么可能成为希腊化时代——这个时代对他的政治理想几乎毫无同情——最伟大的经典？不过，对德摩斯梯尼来说，这些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得以表达的风格，与他达成其政治理想的艰苦努力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在德摩斯梯尼这里，演说家和政治家合二为一。如果缺乏政治思想的力量和分量，而只是雄辩的话，那么雄辩本身就会一文不名。政治思想的力量和分量使他充满激情的作品态度坚定、立意深远、内容充实，在这方面，其各式各样的模仿者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也正是这些将他的作品牢牢铆定在其作品中将要永恒的时间、地点和历史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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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72 我不打算对德摩斯梯尼的方针政策进行完整的阐释。他的演说为历史事件的重构、甚或为他成长为一名政治家的重构所提供的材料，［281］不连续，但却（与我们拥有的绝大多数时期的历史证据相比）极其丰富。我们在此应该做的是，追溯他是如何成长为国家的指引者的，直到雅典为独立生存而进行的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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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74 奥林修斯的陷落和卡尔西狄克（Chalcidic）半岛繁华城镇的毁灭——这些城镇属于奥林修斯联盟——迫使雅典不得不与马其顿的腓力议和。条约于公元前346年签订，即使是德摩斯梯尼，也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平的愿望；[68] 不过，他反对接受腓力的和平条款，因为它们将毫无防御能力的中希腊移交给敌人，从而收紧了围绕雅典的包围圈。然而，不管怎样，他都无法阻止基于这些条款的和平条约的签订。在其《论和平》这篇演说中，他不得不最强烈地建议雅典人，不要在腓力占领福基斯和温泉关之后进行武力抵抗——这两地是控制中希腊不可或缺的根据地。就像他最早的那些演说一样——它们产生于与腓力战斗成为其终身事业之前的那个时期——这篇演说表明了他是一个怎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他不追求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敢于反对政治领域中非理性情绪的统治。[69] 没有人会在其敌人最强大的时候发动进攻。[70] 这些高度务实的演说表明了德摩斯梯尼的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对任何关于他的价值的清晰判断都至关重要。这里，与在别的地方一样，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教师。他不只是想说服民众，用演说的力量折服他们；他还推动他们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平台，然后，在一步一步引导他们进步之后，他推动他们自己去判断那些事实。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为麦加罗波利斯人辩》这篇演说及其对所运用的均势政策的讨论。[71] 《论海军筹备委员会》和《为罗德岛人的自由辩》这两篇演说，是体现他稳步上升的、平息和掌控大声喧哗的爱国主义情绪的能力的经典范例。[72] 它们以完美的清晰显示了德摩斯梯尼的“政治是一种完全客观的技艺”的思想；他在不利于雅典的和平条约（公元前346年）签订之后的演说，表明他与腓力的斗争完全没有改变他的这种客观态度。《反腓力辞》一和三篇《奥林修斯辞》充满了明智的建议，证实了下述观点，即他现在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家：他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坚持已经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知道在这个由命运所主宰的世界上，［282］人事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利的时机（tyché）。[73] 他的行为总是表明，他知道他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时机：这就是他在公元前346年的和平之后保持非凡的克制的原因。他的那些批评者和情绪激动的支持者，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认为，当他的逻辑严密的推论使他改变态度以适应局势变化时，他们已经发现了他性格中的摇摆和弱点。[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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