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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七章 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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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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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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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而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彻底地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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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须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人一开始就全是蒙古人种,游牧入侵者和中国人东扩至太平洋、南下至越南过程中所同化的较原始部落也是。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流。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联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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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的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2000年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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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的这些历史背景情况,可用来帮助说明本章所要阐述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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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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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休,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见第三章第五节)。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明确地、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样,是由于铁得到采用。铁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但是,到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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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发生影响的模式为人熟知。比以往工具生产效率更高的新式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起初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在大河流域地区兴修大批的排水工程、为远距离运输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在西北干旱地区进行的打井灌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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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巨大增长,生产率增长转而又促进贸易和工业,并最后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在较早时候就已开始使用,通常以贝壳的形式出现。现在又出现了铜币,并日趋广泛地应用于各经济部门。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新的货币贵族,并很快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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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商品化,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财产。富有的商人获得了大笔地产,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像过去那样向村社头领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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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由于当时新开垦的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结果是,诸侯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论述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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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家和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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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论述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家,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佛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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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种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这里,我们将探讨存在过许多世纪、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几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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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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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孔子像(中国明代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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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五经”,它们由诗歌、民间传统思想和历史文献组成。在研究并利用这些经典的哲学导师中,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深远且持久,所以过去2000多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一个词即“儒教”来概括。孔子于公元前551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下等贵族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面临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到处都是分封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种较高的权力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国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想政治的见解。他确实得到过几个较小的职位,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转而教育年轻人,希望他们能较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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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现存史料把他描写成一个引人注目、魅力四射的人——明智,仁慈,感伤于时局的荒唐,深信自己能够恢复社会的宁静,同时具备一种含蓄的幽默感。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合理的道德原则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君子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能成为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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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的人们坚信梦的预兆意义,坚信种种占卜术,也坚信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存而不论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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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并成为国家的正统信条。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认为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在孔子去世两个多世纪后,随着汉帝国的建立,官吏们变得不可或缺,而孔子的学说正为他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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