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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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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九章 中世纪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整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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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时期和汉朝以后所出现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种项目的双向交流；其交流量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尽管交流十分困难，但至少旧世界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原以为的更加整体化的话语范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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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恩·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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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个正在形成的欧亚大陆整体化把古典时期与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一个成熟的欧亚大陆统一体又把中世纪与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各方面的多种影响，促成了欧亚大陆早期阶段的统一（见第四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使欧亚大陆完全的统一成为可能。但是，这些世纪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因素——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像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像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好几个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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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和非洲腹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其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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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帝国疆土如此空前辽阔，消除了由来已久的地区孤立。这时，欧亚各地区之间已有可能发生直接的联系并相互影响。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结、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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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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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存在，促进了贸易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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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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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9、10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季风航达广州；在广州度过夏季，然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耗时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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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像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到758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继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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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宋（960—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1—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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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1368—1644年）期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例如，1405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约2.8万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劫，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的航程更远，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还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见地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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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1 15世纪早期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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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17世纪制作的皮制壁画，描绘了宋朝时期沿海港口的兴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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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年，皇帝突然下诏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明帝国朝廷的威望，或是为了寻找一位遁世隐居当和尚的前任皇帝。另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的相互倾轧。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于是，日本倭寇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复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尽管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像中国人一样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就建立起他们的西方海上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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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14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概述了蒙古治下和平时期商业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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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从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路段安全。然而，即使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有60个人同行，那也会感到如同待在家里一样安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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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年，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中都（今北京），自动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商人通常沿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早来到忽必烈新朝廷的欧洲人并非外交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然而，首次到达香料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通过两条路线运往欧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进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运到这些港口。第一条商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商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人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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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马可·波罗在宫廷中觐见忽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