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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本的回缩与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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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农作物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的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得到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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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内外贸易的发展。早在12世纪，富有进取心的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他们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到14世纪末叶，这些海盗兼商人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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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削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会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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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进程。如果西方人没有出现，日本人很可能会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立足点。然而这时，除了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国内的惊人作用外，还有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使日本人感到惊恐。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退缩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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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长崎港的出岛上经商。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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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日本没有成为近代扩张主义的民族国家；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为了寻求稳定，德川幕府从中国引进了儒家思想和制度。他们采纳了儒家的由四个阶层——武士管理者、农民、工匠和商人——组成的等级制。他们还借用了儒家哲学，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合适关系。他们还在江户建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儒家学派，因此，日本人民渐渐地为中国哲学的伦理道德标准所影响。虽然佛教仍是大众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儒教已慢慢地成为日本最强大的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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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不过，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不像中国，没有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更准确地说，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裂痕，因此，19世纪西方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能做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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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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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的参考书目中已列出了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著作。在此基础上还应加上由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的、关于参考书目的说明性文章：J. K. Fairbanks所著的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Washington出版社，1968）。这个参考书目列举了诸如官僚国家的崛起、商人的作用以及阶级结构和流动性之类主题的近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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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20—1644年间中国历史的一些更重要的研究成果是：W. Bingham所著的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Waverly出版社，1941）: E. A. Kracke所著的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3）: J. T. C. Liu所著的Reform in Sung China（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9）: C. O. Hucker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1368—1644（University of Arizona出版社，1961）: E. Balazs所著的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64）。以下两卷分类的专题论文集分析了相关学术研究的趋势：A. F. Wright主编的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3）: J. K. Fairbank主编的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7）。另一本有用的书是：J. M. Menzel主编的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Career Open to Talent？（Heath出版社，1963）。最后，M. Elvin所著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3）一书分析了为何中世纪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成就没有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J. Needham所著的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69）一书对此也有所论及。对于那些认为Needham的不朽著作过于浩瀚的人来说，更易理解但却很可靠的记述是：R. Temple所著的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7）。主题与此相关的另一本读物是：P. Snow所著的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88）。最后，W. H. McNeill所著的The Pursuit of Power（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2）一书从全球的角度分析了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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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了一个方便而通用的参考书目，即J. W. Hall所著的Japanese History: New Dimensions of Approach and Understanding, 2nd ed.（Washington出版社，1961）。详细阐述的标准书目是B. Silberstein所著的Japan and Kore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University of Arizona出版社，1962）。关于日本政治、道德和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在R. Tsunoda et al. 所著的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一书中得到提供。英国学者G. B. Sansom所著的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修订版（Appleton出版社，1944），及其权威性的三卷本的A History of Japan （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1964），撰写了规范的通史。最好的介绍性的报告是E. O. Reischauer所著的Japan Past and Present的修订版（Knopf出版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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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pp. 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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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 Yule,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Hakluyt Society, Series 2, XXXVII（London, 1914）,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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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ted by L. 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Harper ＆ Row, 1943）, 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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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十四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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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后期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一个复杂文明的首次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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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恩· 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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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古人并不知晓；我们应注意到，没有哪个方面的发明就其力量、功效和结果而言，比三大发明更惹人注目。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1]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提出的这一论断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他如此明智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响比较起来，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却没有什么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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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差别的根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多元化，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中找到。新文明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全球处于革命的新社会的影响下时，也为全球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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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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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保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2]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所作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准确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基本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国崩溃且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它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是很独特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的作用究竟如何，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来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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