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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拉伯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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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毁《色佛尔条约》之际，阿拉伯人正在顽强地抵抗指派给他们的受托管理国。与《侯赛因协定》相反，叙利亚——黎巴嫩已作为托管地分给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已成为英国的托管地，而埃及则已完全由英国人控制。对阿拉伯国家这种横暴的瓜分行径必然导致骚动，因为战争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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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共同的模式在战后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展了起来。首先，在和平条约刚签订后的几年中爆发反抗和武装起义。然后，英国和法国逐渐恢复秩序，重申它们的权力。最后，它们允许不同程度的自治，虽然没有完全使民族主义者满意，但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维持了一种不安定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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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7 1920年，犹太殖民者在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点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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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勒斯坦，情况比较独特，因为那里的形势很快就恶化成由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三方参加的一场苦斗。阿拉伯人坚持认为，有关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违背了先前给予阿拉伯人的许诺。1921年，英国人试图通过分出巴勒斯坦的内地部分成立独立的外约旦国家来抚慰阿拉伯人。这样就免除了所有关于建立犹太人家园的托管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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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巴勒斯坦本土，随着犹太移民的不断涌入及忧虑重重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回击，这种三方间的冲突变得日趋激烈。托管条款第六条要求英国为犹太人的迁移“提供方便”，并“鼓励在这片土地上设立犹太人定居点”。但是，同一条款中还规定，“居民中其他几部分人的权利和地位”将受到保护。显而易见，英国人当时认为这两条规定未必矛盾。他们预料，犹太人的迁移永远不会达到侵犯阿拉伯人“权利和地位”的程度。他们未能预见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产生的影响。犹太移民从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5年的61854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总人数从1919年的6.5万人上升到1939年的4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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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犹太人的涌入始终适度，阿拉伯人也不会提出强烈的反对。其实，他们确曾欢迎过有钱、有干劲、有技艺的犹太人。他们自己也已从犹太人在恢复土地肥力、建立工业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创造的种种成功中大大得益。但是，当移居的小溪变成一股洪流时，阿拉伯人便进行了猛烈的反击。阿拉伯人指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反闪族主义而失去自己的国家。“反闪族主义是一种可悲的西方病……我们不是反闪族主义者，我们也是闪族。然而，这个西方的问题如今却要我们付出代价来予以解决。你们认为这样做公正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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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变得愈益频繁和猛烈。英国的反应是在这些大暴动之后派出了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个委员会已对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企图满足三方不同且相互冲突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热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和英帝国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建议始终摇摆不定。例如，1939年5月的《白皮书》提出，巴勒斯坦在10年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出对犹太人迁移和土地购买加以明确的限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巴勒斯坦的矛盾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在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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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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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当时可预见的将来内似乎都十分牢固。1912年，为了庆祝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觐见仪式。在富丽、豪华的大厅当中，国王乔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权贵们众口一词的效忠宣誓。1914年，印度齐心协力地支持英国参战。王公们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时，至少有90万印度人在英国军队中当战斗员，另外，还有30万印度人当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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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过了29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便告结束。这一意外结果的一个原因在于战争本身的影响——不光有关民族自决的种种口号产生了影响，还有海外服役的经历也扰动了数十万的士兵，他们带着新思想和新观念回到故土。战后初年的一系列灾害也促成了动乱：1918年的季风不足给印度许多地区带来了饥荒。1918年至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至少造成了1300万人的死亡！促成动乱的另一个原因是战后英国奉行压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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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无疑是战后这场反英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914年以前并没有对英国人构成严重威胁（见第三十章第五节）。它实质上仍是极少得到乡村民众支持的中产阶级运动。甘地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设法来到村民中间，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参加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他的讲话朴素、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时，英国人仅以9000名行政官员和6.9万名士兵就统治了3亿印度人。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各阶层人当时正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与英国人合作。如果取消这种合作，英国的统治必将崩溃。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和训练人民实行不合作主义即非暴力的消极抵抗。甘地还号召人民联合罢工或抵制英货。甘地劝诫人们用家里纺的布代替进口的机制织物。这会削弱英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还会复兴乡村工业。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条土布腰带，当众操作纺车。甘地教导说，将不合作主义和抵制运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地方自治。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这些教导并按其行事，英国统治的日子就不会长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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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8 “伟大的灵魂”“圣雄”莫汉达斯·K. 甘地，他是现代印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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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民族主义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时也正在同甘地一起起到重要作用。他是一位富有律师之子，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12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民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鲁完全不同于他这位神秘、苦行的领袖。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从存在已久的苦难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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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主义者发生了分裂，不仅在尼赫鲁与甘地之间，也在敌对的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两大集团之间。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联盟就已成立，但直到1935年以后由孟买律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时才变得重要起来。真纳向穆斯林民众大声呼吁说“伊斯兰教正处于危险之中”。对此，反应是热烈的，因为印度的许多穆斯林认为，同他们的印度教邻居相比，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与他们的共同之处更多。真纳在选举中的成功使后来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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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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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孙中山于1911年建立了共和国，组织了他的政党国民党（见第三十一章第二节）。尽管孙是总统，是名义上的国家首领，但实权却掌握在官僚和军事领导人手中，他们作为军阀控制着这个国家。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和中国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在修建铁路、公路，建立工业，改进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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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严重的漏洞，这些漏洞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的。亟需的土地改革被忽视了，因为农村地区的国民党被反对任何变革的地主所控制。蒋介石一党制的独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坚持自己的权利，革命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国民党政权享有长期的和平，那么，它的这些弱点也许会逐渐得到克服。但是，它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有两大死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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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9 1937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国西北的陕西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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