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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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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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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和中欧，正当布尔什维主义、农本主义和传统的议会主义为占据首要地位而斗争之际，一个全新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意大利出现，它是欧洲战后数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创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农本主义则是在19、20世纪之交随着农民政党的出现而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相形之下，法西斯主义是1922年10月随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才突然地、戏剧性地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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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战后状况为暴烈、夸张、反理性的运动如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19年时的意大利只经历过两代人的民族独立和统一。实际上，议会政府是个腐烂的泥潭，党魁们在里面巧妙地操纵着各种短命的联合集团。这个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战后数年中因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被进一步削弱。数百万复员军人中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在战后岁月里走向衰落。对外移民在过去几十年里起着保险阀和海外汇款来源的作用，这时却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限制性法规而逐渐停止。这种经济压力引起了民众的不安，而巴黎和会对意大利所提要求的藐视则使民众的不安更趋严重。由此导致的失望和受伤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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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利用这一局面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身份的铁匠。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战争中，他因其煽动性的演说而首次引人注目。在演说中，他把意大利国旗称为“只配插在粪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为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他仍是一个革命者和和平主义者，但第二个月，他便在法国政府提供的资金的帮助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法国政府急切希望意大利成为它的盟国。这样墨索里尼便有可能创办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通过这份报纸，他开展了一场猛烈的干涉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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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2 贝尼托·墨索里尼（照片摄于1939年，此时已是意大利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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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墨索里尼应征参战，在战壕里战斗了几个星期后因受伤退伍。此后，他便湮没无闻，直到1919年，他建立起第一个“战斗队”，并组织了法西斯党。统一和权力是墨索里尼反对当时政治混乱和社会冲突的口号。起初，他只是得到一小撮失意学生和复员军人的支持，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稳稳地迅速前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党人的消极情绪造成了一个使墨索里尼能够立刻填补进去的空白。同样重要的是墨索里尼这时从实业家、地主和其他有产阶级成员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对工厂和地产的夺取波及面甚广，让这些人惶恐不已，他们希望以法西斯暴力小组作为堡垒对付可怕的社会革命。政府和社会上的富人不但容忍这种暴力恐怖运动，甚至还秘密地给它以支持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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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尊重君主政体和教会利益的明确保证赢得了国王和教会的支持，从而为一场政变做好了准备。由于正规军和警察已显示了宽容的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着手动员他的黑衫党党员进行一次已被广泛宣传的向罗马的进军。黑衫党党员只需象征性地向罗马进军，而墨索里尼则虎头蛇尾地于10月27日乘坐一辆卧车抵达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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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以技术上符合宪法的方式当上了首相，但很快变得明朗的是，他无意尊重宪法程序。最后的较量随着1924年4月6日的选举而到来。法西斯党通过任意使用暴力小组，获得了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而在这之前他们仅拥有35席。两个月后，由于杰出的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被暗杀，墨索里尼面临着重大危机。人们普遍怀疑，马泰奥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杀害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但是，由于反对派的优柔寡断和国王的坚决支持，墨索里尼躲过了这场风暴；到1926年秋，他认为自己已强大得足以采取攻势。他解散了各种老的政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由于议会变成了一个通过法西斯议案的橡皮图章，意大利已成为一党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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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法西斯政权逐步形成了某些鲜明的特点。一个特点是成为法团主义的国家，议员的当选不是作为地区性选区的代表，而是作为行业和职业的代表。从理论上来讲，它通过将劳资双方一起置于国家善意的保护下，消除阶级冲突。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个特点是精心设计的市政工程规划，这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竖立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以颂扬法西斯主义。过去的纪念碑得到了修复，许多城市被饰以庞大的新建筑物、工人住宅和运动场。使旅游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准时运行”的火车和分布广泛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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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欧的民主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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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不存在可与俄国内战和中欧左、右派之间剧烈冲突相提并论的种种动乱。民主制度在西方有着更深的根基，因此，主要的社会结构更健全，并享有更多的民意支持。此外，西方列强已是战争的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不过，绝不能因此就认为西欧在战后数年中没有遇到困难。实际上，它也有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本质来说是经济问题，尽管它也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西欧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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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主要问题无疑是长期而严重的失业率。战争结束后紧接着曾有过一时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以满足被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在1920年，经济萧条开始出现，到1921年3月时，已有200多万人失业。20世纪20年代失业仍在继续，在20世纪30年代形势则变得更糟。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实际上从1920年而不是从1929年就已开始，而且无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数百万家庭都要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成长的。这种情况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是不健康的。最后，失业者变得情绪低落，依赖失业救济，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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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3 保守党的斯坦利·鲍德温在1926年大罢工时是英国首相。他那坚定、沉着的面部表情向许多投票人暗示了当时政府最需要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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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状况必然会产生政治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为希望摆脱困境而愈来愈转向工党。因而，这种经济危机往往使英国政界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贸易保护；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而最终的结果则是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和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一个接一个交替组阁，却没有一个内阁能够大大改善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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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曾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数邻邦都要好。法国有一个十分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像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易受伤害。法国借战争的和平解决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大量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加强了自身的经济。与英国只有两三个主要政党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拥有五六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无能力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集团。这一点也说明了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换得更快的原因。从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党是：左派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主要代表城乡工人；中间派的激进社会党，为中下层阶级所支持；右派各党，诸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通常具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代表大财团和高级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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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5年中，法国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诸党基础上的民族联盟内阁统治。这一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莱，他决心要德国人赔偿重建家园所需的费用。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923年法国对鲁尔的侵占。这是一次代价昂贵、几乎一无所获的行动。到1924年初，1法郎的价值已从战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点。1926年7月，普恩加莱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普恩加莱采取了保守但却严厉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收入。到1926年底，法郎的币值达到1法郎值4美分，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由于这只是战前法郎价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国债。法郎的贬值吸引了许多旅游者，尤其是美国人，同时还促进了法国商品的出口。普恩加莱的成功使他又当了三年总理，创下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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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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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欧洲的外交为法国及其中欧和东欧的盟国所支配。由于奥匈帝国的消失、德国和俄国的衰竭，法国这时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德国和俄国显然迟早都会设法重振旗鼓，所以，法国外交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可靠、持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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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以其《盟约》第十条为各成员国提供了普遍的安全，这一条款要求各成员国“尊重并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困难在于国联缺乏实施这一条款所必需的力量。它本身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法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德国的两次侵略，因此，它不愿将其安全交托给没有权威的国联。法国转向了较小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修订条约方面与它有着共同利益。它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别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军事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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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联盟体系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及其盟国。不过，大约在1925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有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暂时获得成功，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外交部部长即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国的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这两位外长断定，各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后者还说服意大利人接受了这一观点。结果产生了被称为《洛迦诺公约》的一系列协定，于1925年10月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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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协定规定，德国可以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同意不通过武力来谋求条约的修订，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一切争端。德国的确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利，但它承认其西部边界的永久性。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答应任何时候都尊重它们相互间的边界，英国和意大利则保证遵守这一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