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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欧的民主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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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不存在可与俄国内战和中欧左、右派之间剧烈冲突相提并论的种种动乱。民主制度在西方有着更深的根基，因此，主要的社会结构更健全，并享有更多的民意支持。此外，西方列强已是战争的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不过，绝不能因此就认为西欧在战后数年中没有遇到困难。实际上，它也有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本质来说是经济问题，尽管它也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西欧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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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主要问题无疑是长期而严重的失业率。战争结束后紧接着曾有过一时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以满足被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在1920年，经济萧条开始出现，到1921年3月时，已有200多万人失业。20世纪20年代失业仍在继续，在20世纪30年代形势则变得更糟。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实际上从1920年而不是从1929年就已开始，而且无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数百万家庭都要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成长的。这种情况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是不健康的。最后，失业者变得情绪低落，依赖失业救济，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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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3 保守党的斯坦利·鲍德温在1926年大罢工时是英国首相。他那坚定、沉着的面部表情向许多投票人暗示了当时政府最需要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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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状况必然会产生政治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为希望摆脱困境而愈来愈转向工党。因而，这种经济危机往往使英国政界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贸易保护；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而最终的结果则是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和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一个接一个交替组阁，却没有一个内阁能够大大改善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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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曾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数邻邦都要好。法国有一个十分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像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易受伤害。法国借战争的和平解决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大量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加强了自身的经济。与英国只有两三个主要政党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拥有五六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无能力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集团。这一点也说明了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换得更快的原因。从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党是：左派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主要代表城乡工人；中间派的激进社会党，为中下层阶级所支持；右派各党，诸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通常具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代表大财团和高级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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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5年中，法国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诸党基础上的民族联盟内阁统治。这一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莱，他决心要德国人赔偿重建家园所需的费用。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923年法国对鲁尔的侵占。这是一次代价昂贵、几乎一无所获的行动。到1924年初，1法郎的价值已从战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点。1926年7月，普恩加莱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普恩加莱采取了保守但却严厉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收入。到1926年底，法郎的币值达到1法郎值4美分，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由于这只是战前法郎价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国债。法郎的贬值吸引了许多旅游者，尤其是美国人，同时还促进了法国商品的出口。普恩加莱的成功使他又当了三年总理，创下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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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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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欧洲的外交为法国及其中欧和东欧的盟国所支配。由于奥匈帝国的消失、德国和俄国的衰竭，法国这时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德国和俄国显然迟早都会设法重振旗鼓，所以，法国外交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可靠、持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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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以其《盟约》第十条为各成员国提供了普遍的安全，这一条款要求各成员国“尊重并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困难在于国联缺乏实施这一条款所必需的力量。它本身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法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德国的两次侵略，因此，它不愿将其安全交托给没有权威的国联。法国转向了较小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修订条约方面与它有着共同利益。它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别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军事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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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联盟体系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及其盟国。不过，大约在1925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有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暂时获得成功，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外交部部长即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国的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这两位外长断定，各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后者还说服意大利人接受了这一观点。结果产生了被称为《洛迦诺公约》的一系列协定，于1925年10月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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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协定规定，德国可以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同意不通过武力来谋求条约的修订，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一切争端。德国的确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利，但它承认其西部边界的永久性。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答应任何时候都尊重它们相互间的边界，英国和意大利则保证遵守这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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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4 1923年德国遭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变得一文不值，孩子们用成捆的纸币垒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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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迦诺公约》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伯伦表达了那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他宣称，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真正的分界线”。同样，白里安也发表了有关“洛迦诺精神”的动人演说：“洛迦诺精神”禁止了战争，用“调解、仲裁与和平”代替了战争。在这种乐观主义的余晖中，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按照白里安的建议，提出各国保证摈弃战争、不把战争当作“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这一建议得到了实施，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签订。由于公约只是声明拒绝战争，并未规定制裁措施，它很快就得到60多个国家的签署。虽然公约只依靠世界舆论这种道义上的压力，但如此多的国家签署公约这一事实便足以促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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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带来希望的是对德关系的改善。1926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另外，关于德国赔款的支付问题，也达成了解决办法。1924年，《道威斯计划》就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给协约国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开始了谈判。谈判以1930年的《杨格计划》的签订而结束，规定德国在58年中支付赔款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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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期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认为欧洲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德国和它以前的敌人似乎已经和解；德国加入了国联；赔款问题似乎终于得到了解决；60多个国家已摈弃将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率正相应下降。甚至来自苏联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个国家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一个创新而宏伟的“五年计划”（见第三十九章第一节）。西方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这一计划不切实际、注定失败，但是，它至少可使苏联人的注意力从国际冒险活动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去。因此，“洛迦诺精神”似乎是有意义、有内容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欧洲这时能安定下来，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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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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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地记述俄国内战和对俄国干涉的著作有：E. H. Carr所著的三卷本著作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Macmillan出版社，1951-1953）；J. Bradley所著的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1917-1920（Basic Books出版社，1968）；G. F. Kennan所著的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Little，Brown出版社，1961）和D. Footman所著的Civil War in Russia（Praeger出版社，1962）。最新的和最重要的研究俄国革命及其随后的苏维埃政权的著作有R. Pipes所著的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Knopf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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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1918年及以后德国的重大发展的几部著作包括：R. G. L. White所著的Vanguard of Nazisms：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 War Germany，1918-1923（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2）；R. Coper所著的Failure of a Revolution：Germany in 1918-1919（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5）；W. T. Angress所著的Stillborn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1921-1923（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64）和C. B. Burdick与R. H. Lutz所编的文献集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8-1919（Praeger出版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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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最好地概括形成中东欧势力的著作有：H. Seton-Watson所著的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1918-1941（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46）；L. S. Stavrianos所著的The Balkans Since 1453（Holt，Rinehart & Winston出版社，1959）和W. E. Moore所著的Economic Demograph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League of Nations出版社，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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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权威性的著作有：C. Seton-Watson所著的Italy from Liberation to Fascis 1870-1925（Methuen出版社，1967）；I. Kirkpatrick所著的Mussolini：A Study in Power（Hawthorne出版社，1964）；E. Wiskemann所著的Fascism in Italy：It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Macmillan出版社，1969）；M. Gallo所著的Mussolini’s Italy（Macmillan出版社，1973）；D. M. Smith所著的Mussolini’s Roman Empire（Viking出版社，1976）和E. R. Tannenbaum所著的The Fascist Experience：Italian Society and Culture，1922-1945（Basic Books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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