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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的璀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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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巴比伦后，波斯人发现这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城市。在两河之间，尼布甲尼撒修筑了宏伟的防御工事，还有众多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庙宇，即使在遥远的巴比伦草原上都能望到，这一切都让这座城市更为宏伟瑰丽。此外，巴比伦还是西亚的商贸中心与早期东方世界最大的市场。现在，波斯国王已统治了尼罗河畔那些伟大的城市，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看过那些巨大的石碑。很快，来自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文明就会持久而深刻地影响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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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比伦繁荣的商业区里，阿拉米商人都使用阿拉米语，如今，这种语言成了肥沃新月地区的通用语。在莎草纸上，各种商业文件都是用阿拉米语书写而成的。人们不再使用那种刻在黏土板上的楔形文字，在管理税收、商业的时候，波斯官吏也习惯于使用阿拉米语。在波斯帝国的西半部，阿拉米语已经普及开来。哪怕在遥远的小亚细亚、尼罗河，那些由波斯官吏发出的官方文件也是用阿拉米语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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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国王同时采用了阿拉米语和古波斯语这两种语言，此外，就像罗马字母被运用在英语中一样，阿拉米字母还被广泛应用在波斯的书面语之中。也许是在阿拉米字母的启发下，波斯抄写员们发明了一套新字母表，由30个楔形符号组成，用来在黏土板上书写波斯文。这种文字还出现在巨型纪念碑上。在进入肥沃新月后，波斯人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这次，他们终于开始用文字来书写自己的历史，那些巨大的纪念碑就是早期波斯文献，一直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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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的疆域从印度洋延伸至爱琴海，与今天美国东西部之间的距离类似，此外，还包括从印度洋到黑海的沙漠。要为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建立一套完整的组织与管理体系，毋庸置疑，任务相当艰巨。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尝试建立过这样的体系，单靠居鲁士一人之力是难以完成这项浩大的政治工程的。这个宏伟的历史任务一直从居鲁士到大流士，也就是从公元前521年到公元前485年，才最终完成。可以说，大流士时代的波斯组织管理体系是古代东方乃至整个古代世界的卓越成就。在政治层面上，被统治阶级毫无发言权，但是，大流士的统治基本上确保了理性、公正、仁慈。国王在大流士的统治体系中享有绝对权威，他的话如同法律，任何人都要臣服于他。贝西斯敦的一段铭文记录了大流士的话，“胡拉玛达神的慈悲在上，这些土地全部听命于我；我发出的命令，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我们由此可知，这一统治体系以个人集权为核心，这个庞大的帝国处于个人的绝对权威的统治之下，这成为让后人们难以忘怀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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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没有新的征服计划，他希望让自己的帝国维持并壮大，并成为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的国王。他将帝国的征服地划分为20个“行省”，由总督担任行省的最高长官，由波斯君主，也就是国王直接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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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迦勒底、亚述和埃及的统治体系类似，但波斯帝国将这一体系进一步完善。为了实现国家的高度组织化，波斯帝国最早采用了划分行省的办法，也就是行省制。各行省要及时纳贡，还要为国王的军队提供兵员，此外，在地方事务方面，各行省有高度自治权。国王还直接委派官吏，前往各行省，以监督并预防行省总督或人民发动叛乱。沿用古老的埃及风俗，人们称这些官吏为“国王的耳朵和眼睛”。这些官员会及时向国王汇报各行省内可能发生的叛乱。这些制度都是以亚述帝国的统治体系为基础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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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用地被划分为一片片大领地，有权有势的贵族和其他大土地所有者享有这些大片的土地，而小片的土地的所有者数量却很少。土地上大部分的产物都要纳贡给帝国。东方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用实物纳贡；而在西方，那些居住在吕底亚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移民，早在公元前600年前，就开始使用金属铸币，也用金属铸币来纳贡。很久之后，包括埃及、巴比伦尼亚和波斯在内的东部地区各国才开始采用这种便利的方式。大流士也开始铸造金币，并允许各行省的总督铸造银币，这两种货币的比率是13
:1。由国家发行金属货币的方式终于在东方出现，这极大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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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堪称第一流的政治家，他预见了海洋的重要性，并努力将波斯发展成为海上强国。但波斯深处内陆腹地，与海洋之间隔着一片广袤的沙漠，对波斯而言，控制海洋绝非易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流士做出了诸多努力，这些努力大概可以与德国皇帝为了创建强大的海军所做出的努力相媲美。与威廉皇帝不同，大流士只能雇用一些外国水手。大流士曾雇用了一个名为西拉克斯的地中海水手，此人极有航行的天赋，先是被大流士派去考察通往印度河的航线，然后接到命令，沿着亚洲海岸从印度河出海口一直向西航行，直到苏伊士地峡。西拉克斯是迄今所知的第一位沿着亚洲南海岸线航行的西方水手，而当时，也就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亚洲南海岸还鲜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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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古埃及运河淤塞已久，大流士派人疏通了那里，这条运河再度畅通，重新使尼罗河与红海连接起来。这条古老的航线上还曾出现了大流士兴建的巨大石碑的碎片，在这些碎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大流士修复运河的种种描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下令开凿了这条运河，它连接着埃及的尼罗河与波斯湾延展出来的大海（红海），现在，正如我所愿，船只可以从埃及经过运河，一直航行到波斯。”此外，当时印度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大流士也希望波斯南海岸参与进去，但他的这个愿望最终落空了。当时波斯的小土地所有者很少，也缺少积极进取的小商人，因此，商业贸易也缺乏强有力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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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述人的残暴统治不同，大流士对腓尼基人的城市采取了相对仁慈的政策，他也因此成功建立了一支强悍的腓尼基舰队。大流士之子薛西斯正是靠着这支舰队，才得以在地中海地区发动战争并运输物资。波斯国王取得了亚述帝王们所未能取得的辉煌成就，波斯在他的带领下成为亚洲第一个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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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境内遍布着大路网，帝国的交通靠这些大路网维持，这些大路对波斯帝国而言就像今天铁路对我们而言那么重要，只是规模要小很多。波斯帝国又在大路网的基础上建立了比亚述帝国更完善的邮政系统。那时，把苏撒的商品运往爱琴海，几乎与我们现在环绕世界一周需要的时间那么长，那时的邮政使仍小心谨慎地干着自己的工作，传递着商品和信件。一个事例能说明这些大路的作用，鸡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家禽，但对于当时的地中海地区而言，鸡是一种很陌生的动物，人们甚至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直到波斯人通过这些大路将鸡从它的故乡印度运往爱琴海后，欧洲人才开始了解并饲养它们。此外，大流士还引进了埃及历法，按照这种历法，每年分为12个月，每个月又分为30天。5个世纪后，尤利乌斯·恺撒将这种历法引进了罗马。大流士对被征服民族的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埃及创建了一所医校，这也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的医校，同时也是最早的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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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君主主要在苏撒古城埃兰居住，这座古城位于扎格罗斯的山区里，也是波斯的都城。巴比伦尼亚平原气候温暖，于是，每年到了寒冷的季节，波斯君主就会迁往巴比伦城中，在以前的迦勒底王宫里居住。早期的波斯国王们坚持在故乡居住，居鲁士曾在帕萨尔加德附近修建宫殿，他就是在这里击退米底人的；大流士也曾在波斯波利斯建立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距离居鲁士宫殿大约40英里。居鲁士、大流士和薛西斯等波斯皇帝的陵墓就坐落在这些建筑物的废墟旁，它们静静地矗立在一旁，见证着历史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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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的建筑师们不断向那些古老的东方民族学习，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许多不同的艺术形式糅合在一起。他们模仿巴比伦尼亚的样式，兴建了波斯宫殿下面的巨型平台；他们还向亚述和西方学习，在宫殿大门上修建了用于装饰的双翼公牛；宫殿正面和宽敞的大厅里耸立着廊柱，这些亚洲最早的廊柱则是借鉴了两千多年前尼罗河畔的建筑；虽然王宫门口的门楣可以视为亚洲式的拱门，但它仍是以埃及的设计为原型的；宫殿墙壁上镶嵌着绚丽多彩的瓷砖，它们来自尼罗河，经过亚述和西方，最终传入波斯。波斯的建筑师们用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装点自己的家园，并将它们与帝国生活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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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波斯文件与楔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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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人来说，波斯人在肥沃新月地区对东方文明的融合与吸收极具科学意义。我们通过研究波斯人用楔形文字所写的文件，才最终破译了西亚的楔形铭文。如果他们没有留下这些文件，现代学者们可能永远也不能理解那些黏土板上的内容，我们对于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研究也将永远搁浅于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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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米语取代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语言后，人们不再用古代楔形文字在黏土板上书写。大约2000年前，最后一位懂楔形文字的人也死了。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历史从此被掩埋在两河沿岸的城市废墟之下。1800年，在波斯王宫的遗迹中，一些欧洲旅行者发现了大批的楔形铭文，他们复制了铭文，带回了欧洲。经过一系列研究发现，这些铭文中包含的楔形符号的种类并不多，因此，破译铭文并没有那么困难。1802年，一位名叫戈罗特芬德的德国教师在这些波斯铭文中辨认出了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姓名以及其他一些单词和名称。后来，他又译出了两个楔形铭文的短篇，这是近代人第一次破译出波斯铭文，这极大地鼓舞了该领域的相关学者。然而，这两篇铭文的篇幅实在有限，只涉及了波斯字母表上的几个楔形符号，而绝大多数的波斯铭文仍是神秘而难以理解的。这时，一些欧洲学者发现了波斯楔形字母表上所有其他符号的音调。与此同时，一位杰出的英国军官亨利·罗林森爵士在波斯驻扎时搜集了大量波斯铭文，这在欧洲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搜集到的铭文中就包括著名的大流士贝西斯敦铭文。1847年，罗林森发表了一套字母表，其中包括39个语音符号的古波斯楔形文字，此外还有贝西斯敦铭文上的波斯语部分的完整译文。这说明他已经完全破译了古波斯楔形文字。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罗林森当时在东方生活，并不了解欧洲学者的研究情况，因此，他是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破译的，这更体现出他的成果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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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者们可以解读古波斯铭文了，在破译现存波斯铭文的过程中，尤其是破译著名的贝西斯敦铭文时，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但是，保留至今的波斯铭文少之又少。学者们之所以努力破译古代波斯楔形文字，其最终目的就是破解古巴比伦尼亚楔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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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发现，贝西斯敦纪念碑上的铭文C中的楔形符号与巴比伦尼亚的黏土板和石碑上的楔形符号是一样的。与此同时，巴黎和伦敦的博物馆中收藏了在尼尼微和萨尔贡王宫中发掘的巨型雪花石膏雕版，雕版上的铭文与贝西斯敦纪念碑上的铭文C也是一样的。学者们据此推测，破译贝西斯敦的铭文C是重中之重，只要能解读铭文C，就能解读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那些古代文件，从而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那个远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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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相关证据表明，贝西斯敦铭文C就是罗林森已经破译出来的波斯文的巴比伦尼亚文。因此，当我们试图破译古巴比伦尼亚语的时候，贝西斯敦铭文也许正是重要突破口，就像罗塞塔石碑是指向古埃及语最终答案的桥梁一样。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将二者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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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塞塔石碑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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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者将埃及语铭文与2进行对比并成功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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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者已经破译并理解的希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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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西斯敦铭文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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