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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禁区 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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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个多面的组合体，在其内心本性和社会环境的合力下，坎坷走完一生。无论是“高富帅”还是“吊丝”，都概莫能外。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开创了大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为人所熟知。汉武帝一生中最遗憾和悔恨的事情是什么？答案不是开疆拓土壮志未酬，也不是治国理政有愿未平，更不是舞榭歌台有酒未消，而是一场“巫蛊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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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祸”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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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到了晚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经常耳不聪、目不明，精神恍惚。迷信的汉武帝认为这是有人暗中诅咒他，不让他长生不老，因此对“巫蛊”一类的妖术非常反感，一旦发现便严厉惩办——“捕为巫蛊者，皆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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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祸的导火索是公孙贺事件。征和二年（前91），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因为贪污军资而被举报。公孙贺袒护儿子，抓了当时政府通缉的侠客朱安世立功赎罪，救出了儿子。殊不知朱安世怀恨在心，在狱中上书举报公孙敬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指使巫师诅咒皇帝，且在皇帝专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等。汉武帝大怒，下令严查。最后，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卫青的儿子卫伉都因为巫蛊事件被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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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九五至尊，一直希望得道成仙，他认为巫蛊很多都是冲着自己来的，只要是事涉巫蛊，一律格杀勿论，甚至连自己的两个女儿也不赦免。因此，不少人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从而引致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家门争斗，巫蛊之祸也达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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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羽人天马玉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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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武帝厌恶巫蛊的弱点，汉武帝身边的宠臣江充趁机说武帝生病是因巫蛊作祟，并受命专治巫蛊，带领胡巫到处挖掘木偶人，对收捕的人进行严刑逼供，因而导致了“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江充曾经因为太子的马车行上了专供皇帝行走的驰道，扣留了太子的车马。太子降尊纾贵，请求江充不要把这事告诉皇帝。而江充还是汇报了，并得到了武帝的嘉奖。因为这事，江充和太子有了私怨，结下了梁子。他担心太子成功即位后找他算账，所以找尽机会陷害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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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1年的一天，武帝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白天睡觉时，有几千个人手持木棒，想要敲打自己的头部。他在惊慌中醒来，不禁又惊又疑，从此以后，悠悠忽忽，经常生病，记忆力也大为减退。随后，江充暗窥武帝心意，编造说：“您的病不见好转，是因为宫里有‘巫蛊’之气诅咒您。”愤怒的汉武帝立刻派江充去调查，并下令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协助江充。其中的苏文曾经诬告太子与宫女有染，可见也与太子有个人恩怨。为了陷害太子，江充派人制作了桐木人、长尺，以针刺其腹，埋太子宫中。江充率领胡巫，在宫中到处滥掘。为了挖到所谓的“蛊”，他们在皇后、太子的居所挖地三尺，以至于“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江充又对外宣称：“于太子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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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蜡像馆中的汉武帝刘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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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见状，倍感冤屈，便想去汉武帝避暑的甘泉宫当面解释。他的师傅石德连忙劝阻说：“皇帝原本就忌讳‘巫蛊’，您就是去了恐怕也说不清。况且皇帝现在远在300里之外的甘泉宫，家属都不允许去探望。您忘了秦朝皇子扶苏的教训（秦始皇死后，胡亥与大臣赵高、李斯密谋秘不发丧，矫诏赐死了皇子扶苏）了？为今之计，不如先把江充等人抓起来审问。”刘据命人冒充皇帝使者，矫诏杀了江充，缉拿了他的同党，捕杀了韩说。然而章赣、苏文却侥幸脱逃，跑到甘泉宫向武帝告状，诬告太子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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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武帝听到太子在公然造反时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对皇权的挑战，于是下令捉拿太子。太子刘据见有人逃脱后自知祸事将至，于是面见母后卫子夫，痛陈事情原委。卫子夫听说皇帝派兵来捉拿自己的儿子，下令打开未央宫的武库，发放兵械给支持太子的百姓，并将京城的囚犯武装起来，准备对抗皇帝的征讨部队。为了赢得京城官民的支持，太子刘据昭告全城说：“皇帝在甘泉宫养病期间，奸臣作乱谋反，请大家与我合力剿灭叛军！”接着，太子刘据又去征调胡人军团与北军，但胡人军团早接到了汉武帝的命令，正准备镇压太子的叛乱；北军监护使者任安则明哲保身，接受了太子印后却闭门不出。一时间，文武百官与京城百姓也难辨是非，形势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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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汉武帝与卫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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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子夫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为人谦和，深得武帝宠爱和臣子尊敬。但后来受“巫蛊之祸”牵连，含冤而死。汉武帝晚年对此深感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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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率兵与前来捉拿他的军队在长安大战了五日，最后，双方死伤数万人。太子的杂牌军毕竟敌不过皇帝的正规军，最终兵败。武帝派人收回了皇后卫子夫的玺绶，皇后自杀。太子刘据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仓皇逃出城外，躲在了湖县（今河南灵宝西）一个平民家里。可是刘据过不了这种苦日子，不久就派人去找附近的一个朋友，结果引来了追兵。太子走投无路之际，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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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场父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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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疏不间亲。汉武帝是怎么听任江充挑拨将巫蛊祸水引到了后宫，凭借几个黄门的汇报就认定了太子要造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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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口耳相传的通信方式造成了二人之间的误会，从而促成了这场父子交恶的千古悲剧。在江充挖出了蛊人之后，太子曾想去和父亲当面解释，但未央宫和甘泉宫相隔300余里。汉武帝最初不相信太子造反，认为只是太子和江充有私愤，于是派了一个使者去召回太子当面解释。可是所用非人，那个使者用谎言欺骗了他。在太子事变期间，壶关三老令狐茂还给汉武帝上书，替太子刘据分辩，认为刘据没有叛变之心，要求武帝“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汉武帝也曾犹豫过，但历史就是这样。然而我们可以想：假如太子能见到武帝当面解释，假如那个使者能如实汇报，这一幕悲剧还会不会重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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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武帝父子由意识形态的差异进而引起治国理念的冲突。汉武帝在意识形态上侧重功利主义，治理国家专制严苛，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力主“有为”，属于现在说的“鹰派”。而太子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了很多的黄老和儒家思想，性格方面“仁恕温谨”。“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卫子夫曾经告诫太子，要顺从父亲的旨意，不要自作主张。武帝认为太子“不类己”，尽管武帝对卫青说过太子是相当好的“守文之君”。而这恰恰说明，汲汲于事功的汉武帝，当时并不赞成“守文”，是对太子的一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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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类己”的太子刘据，汉武帝一旦有所选择，就有可能找一个“类己”的来代替。前94年，汉武帝宠幸的钩弋夫人赵婕妤怀孕14个月后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五六岁的时候“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于是汉武帝滋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而江充之流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才敢公然陷害皇后、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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