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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护理过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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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第一次来到克里米亚战场，尝试在这里建立战地医院，也是在这里南丁格尔患上了克里米亚热（Crimean fever）。但是，南丁格尔大部分护理工作是在斯库塔里（Scutari）完成的。斯库塔里临近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距离战争前线约200英里（约322千米）。南丁格尔于1863年写了《医院笔记》（Notes on Hospitals）一书。南丁格尔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医院需要达到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伤害病人，这个要求也许有点奇怪”，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南丁格尔改善了医院的卫生状况，将死亡率从42%大幅削减至2%。南丁格尔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她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也就是说她并没有护理过很多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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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当时年轻富有的南丁格尔希望成为一名护士，要求去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一家医院工作。但是南丁格尔的父母不同意，所以她未能成行。南丁格尔于1896年曾致信查尔斯·朗德尔夫人（Mrs Charles Roundell），回忆说自己是如何到处寻找合格的护理培训的。她还抱怨说“英国连一个合格的护理培训学校都没有”。她后来去了德国，在凯泽斯韦特（Kaiserswerth）的基督教女执事研究所（Institution of Protestant Deaconesses）学习了3个月的护理，人们经常说她在那里接受了全面的培训。不过，南丁格尔继续在信中说道，她“参加了那里的所有培训”，却抱怨说虽然菜园子是由一位“很有能力的修女打理……但是几乎没有护理工作，卫生状况也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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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随后前往法国，据露西尔·A.乔尔（Lucille A. Joel）所说，“尽管南丁格尔获准可以巡视医院，但是还是未能和仁爱修女会（Sisters of Charity）一起在巴黎学习”。乔尔说，1853年，南丁格尔在“一所由贵族女士为生病的女家庭教师开办的慈善医院（其实是疗养院）里无偿担任监护长一职”。《牛津英国历史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British History）一书指出，“南丁格尔真正的才干在于管理，她可以把控大局，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南丁格尔立志成为“医院管理方面的专家”。她同军务大臣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一家私交甚好。当时，赫伯特建议她组建医疗护士队，前往克里米亚，发挥当地急需的她的“管理才能”，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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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的管理才能在斯库塔里创造了奇迹。1855年，《泰晤士报》通讯员约翰·C.麦克唐纳德（John C. MacDonald）报道说，“夜晚来临，灯火熄灭后，所有医疗官都休息了，一排排躺着的伤兵也安静了下来。有人看到她手提一盏灯，独自一人在病床间来回走动”。诗人亨利·朗费罗则将南丁格尔写入了自己1857年创作的《提灯女郎》（Santa Filomena）一诗中：“看，就在那愁闷的时刻/我看到一位女士手持油灯/穿行在暗淡的微光中/轻盈地从一间房屋走进另一间房屋。”两个描述都没有说南丁格尔做了护理工作，只是说她在病床间走动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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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涌现出了一位更好的护士榜样—牙买加人玛丽·西戈尔（Mary Seacole）。在其自传《西戈尔夫人的奇妙之旅》（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一书中，玛丽写到自己乘船来到英国，“应聘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医疗护士队”。但是，她没能亲自见到南丁格尔，一位负责招聘的护士告诉她，她主动表示前往克里米亚做护士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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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玛丽另找了一位招聘护士，但是“从她的面部表情中，我发现她们即便有名额空缺，也不会给我”。看到别人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玛丽感到十分困惑。她纳闷是不是“这些女士觉得我的皮肤颜色比她们深，所以就不接受我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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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不挠的玛丽筹措资金，自行来到了克里米亚。《泰晤士报》通讯员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在1856年撰写的《克里米亚战争》（The War）一书中写道，“战斗前线的5英里（约8千米）外，西戈尔夫人在巴拉克拉瓦海湾（Col de Balaklava）和卡德柯伊（Kadikoi）两地之间扎好了帐篷……和医生一道治疗各种伤兵，成效显著”。玛丽也说自己经常“处于炮火之中”。同年，一位副官长写了一封推荐信（玛丽在其自传中引用了其中的话），该信说道，“这位女士照料伤兵尽心尽力，表现十分出色。即便在危险情况下，她也会竭尽所能帮助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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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毫无疑问是一位出色的医院管理者。但是在人们的脑海中，南丁格尔这个名字总是与在前线亲手照料伤兵的护士形象相连，这是错误的看法，玛丽·西戈尔的所作所为才更符合这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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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成吉思汗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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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统一中亚各游牧部落，建立蒙古，随后其势力范围又从亚洲扩张到了欧洲，最终于13世纪建立了元朝。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伐西夏的时候去世。托马斯·J.克劳韦尔（Thomas J. Craughwell）在其著作《历史第二大帝国兴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Largest Empire in History）一书中写道，“现世没有留存下关于成吉思汗临死前的相关记录，也没有关于其死亡日期的传统口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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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可能是因为成吉思汗之死最初是一个秘密，所以关于其死因的猜测也很多。杰克·魏泽福（Jack Weatherford）在其著作《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一书中写道，欧洲驻蒙古使臣柏朗嘉宾（Plano di Carpini）说成吉思汗之死非常戏剧，他是被雷电击中而身亡的。后来，马可·波罗记录说，成吉思汗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最后身亡。有人说，成吉思汗是被敌人毒死的；还有人认为，西夏国王对成吉思汗施了毒咒，导致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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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魏泽福也写到了其中最为离奇，也流传最久的一个说法，“被掳为人质的西夏王妃在自己的阴道里装了一个精巧装置，所以成吉思汗在奸污她的时候，这个装置撕裂了成吉思汗的生殖器官，导致他在剧痛中死亡”。弗雷德里克·W.莫特（Frederick W. Mote）在其著作《帝制中国：900—1800年》（Imperial China 900-1800）中也写道，据说一位被俘的西夏王妃“在自己的阴道内放入了几片锋利的玻璃或一把钢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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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卡恩（Paul Kahn）在其著作《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一书中参考并使用了一手的中文资料。根据该书内容所描述，1225年夏季，已经60多岁的成吉思汗在阿布汗地区（Arbukha region）狩猎野马。“一些士兵把野马从灌木丛中赶出的时候，成吉思汗的汗血宝马受到了惊吓，把他一下摔到了地上”。成吉思汗有可能摔出了内伤，但没有被诊断出来。不久以后，他就发了高烧，得了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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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认为，西夏王妃阉割成吉思汗的这个离奇可怕的故事是这位可汗的诋毁者编造的。莫特怀疑成吉思汗可能“中暑之后，得了重病，所以去世了”。魏泽福认为成吉思汗“在营帐内的床上死去，死时他的家人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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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第8章 似是而非的探险家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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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冯勋爵被“法老的诅咒”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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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业余埃及古物学者第五代卡纳冯勋爵（Lord Carnarvon）同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一同发掘了位于埃及卢克索（Luxor）的图坦卡蒙陵墓（Tutankhamen’s Tomb）。几个月后，卡纳冯勋爵离奇死亡，于是很多人称他被“法老的诅咒（Curse of the Pharaohs）”诅咒了。据传，法老的诅咒是被写到陵墓的墓壁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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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以为，法老的诅咒是会立马见效的，但是卡纳冯之死却很让人费解。医生建议已经很虚弱的卡纳冯勋爵（当时已有57岁）去埃及养病休养。在埃及时，一只蚊子在卡纳冯脸上叮了一口。之后，他在刮胡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割破了蚊子叮咬的疙瘩，感染了丹毒（一种皮肤细菌感染），随后丹毒又发展为败血症，导致肺炎发作，最终于1923年4月5日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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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管理大英博物馆古埃及文物馆（Egyptian Antiquities）的T. G. H.詹姆斯（T. G. H. James）撰写了《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一书。他认为，“卡纳冯勋爵之死是当时发生在相关人员之中的第一例死亡案例，自此，关于‘法老的诅咒’的说法就流传开了”。至于其他相关人员的死亡年龄，詹姆斯表示，艾伦·加德纳（Alan Gardiner）死时为84岁，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为70岁，伊芙琳·赫伯特（Evelyn Herbert）为79岁，哈利·伯顿（Harry Burton）为61岁，阿尔佛雷德·卢卡斯（Alfred Lucas）为78岁。卡特是这次考古活动中的主要考古学家，于66岁时安详去世，那时距图坦卡蒙陵墓被打开已经过了16年。这样看来，当时在陵墓打开现场的所有人都不是过早去世或死于非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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