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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第9章 真伪难辨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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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浸水椅是用来确定女巫罪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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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和18世纪，有一种被称为浸水椅（ducking stool）的工具。这种工具与跷跷板相似，一端绑着一把椅子。受刑者被绑在椅子上，然后椅子被抬高，把人同椅子一起浸入水中。浸水椅并不是为了用来确定女巫罪孽的，而是一种惩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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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加斯基尔（Malcolm Gaskill）在其著作《近代早期英国的犯罪与心态》（Crime and Mentaliti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一书中指出，人们经常会将浸浮泼妇与把女巫绑起来扔进深水混淆起来。欧文·戴维斯（Owen Davies）在其著作《巫术、魔法与文化》（Witchcraft, Magic and Culture）一书中写道，当时人们使用浸水椅是为了惩罚犯了小错的人，比如“没有在节庆日穿戴合适衣服的人，没有正确使用度量衡的人和骂街的人”。《〈胜利者报〉投稿及其他相关作品》（Contributions to the Champion, and Related Writings）一书收录了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于1739年所写的《论骂街》（Jurgatur Verbis）一文。该文写道，“左邻右舍都常常惧怕骂街的泼妇，我有时怀疑，对认识我妻子的人来说，她的长舌是不是和我的棍棒一样有威力”。他说，因为在某些地区，“搬弄是非、口出恶言”与“一位疯汉手中的剑”的威力不相上下，所以人们在水道经过的地方搭了一个木椅，违反者被绑在椅子上，然后连人带椅子一起浸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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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马歇尔（Jane Marshall）在《最美的三次英国修道院之行》（Three Tours of England’s Wonderful Abbeys）一书中指出，据记载，英国最后一次使用浸水椅是在1809年，地点是莱姆斯特（Leominster），当时简·柯伦（Jane Curran）—又称珍妮·派普斯（Jenny Pipes）—“被浸到了附近的一条小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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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们一般是“被绑起来扔进水里”。1613年在伦敦发行的《被捕、被审讯和被处决的女巫》（Witches Apprehended, Examined and Executed）小册子记录了欧洲大陆的人们是怎么“把女巫绑起来扔进水里的”。1597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发表了猎巫手册《恶魔研究》（Daemonologie）。里面说道，“纯洁的水不肯接受那种推翻圣水洗礼的恶人”。被怀疑是女巫的女性被人绑住双手和双脚，然后被扔到河流或池塘里。如果她们浮在水面上，那么她们就是女巫；如果她们沉了下去，那么她们就接受过洗礼，是无辜的人。戴维斯指出，针对文盲读者，这本小册子还附有木刻插图，“生动展示了这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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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戴维斯的说法，在确定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米尔顿（Milton）的玛丽·萨顿（Mary Sutton）是否是女巫时，人们使用了这本小册子所说的方法，但是最后仍无法确定：第一次时，玛丽·萨顿沉了下去；第二次时，她又浮在了水面上。随后，一位地方法官对她进行了审判，认为她是女巫，并判处绞刑—这样一来，“被绑起来扔进水中”的方法倒有些多余了。尽管如此，这一方法在之后仍然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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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可以追溯到古时候的苏格兰氏族花呢格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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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勇士（或者一只雪貂—我稍后解释）发现了自己所穿的苏格兰裙“基尔特（kilt）”上的格纹纹样不是自己氏族的格纹纹样。人们一般认为苏格兰氏族的花呢格纹可以追溯到古时候，但是关于花呢格纹的真相却又是另一番故事了，其中两位姓艾伦的骗子兄弟还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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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迈克尔·赖特（John Michael Wright）创作的《高地族长》（A Highland Chieftain）一画是最早描述苏格兰高地服饰的作品，这幅画可追溯到17世纪晚期。人们认为这位威风凛凛的族长就是坎贝尔（Campbell）一族的首领，但是有趣的是，他所穿的花呢格纹既不是坎贝尔氏族的纹样，也不是如今已确定身份的其他苏格兰氏族的纹样。在《坎贝尔氏族史：卷一》（A History of the Clan Campbell, Volume 1）一书中—即使你不是坎贝尔一族的人，你也会觉得这本书读起来十分有趣—作者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写道，这幅画里的纹样“不是坎贝尔氏族的正式纹样，很有可能是早期的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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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5世纪和16世纪的作品中很少有特地写到某种花呢格纹的文字。花呢格纹相互交叉，纹样反复出现，特征十分鲜明，一般被称为“塞特（sett）”。历史上，这种纹样一般和区域，而不是氏族相关，且这种相关性并不密切。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在《欧洲史》（Europe: A History）一书中补充说道，“普通民众”不会遵循这种传统。历史学家马格纳斯·马格努森（Magnus Magnusson）在《苏格兰民族史》（Scotland: The Story of a Nation）一书中指出，在1746年的卡洛登战役（Battle of Culloden）中，“花呢格纹并不是作为区分不同氏族的纹样”。同时代的画家大卫·莫里埃（David Morier）的《卡洛登战役》（The Battle of Culloden）一画也证实了这一观点。画面上，雅各比派（Jacobites）所穿的服饰上有各式的花呢格纹。18世纪晚些时候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指出，根据不同的画作，“高地的男性在穿着花呢格纹时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设计，因此服饰多种多样，格纹彼此也没有关系”，这表明，所选的花呢格纹显示的是选择者的品味，而不表示他来自哪一个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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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呢格纹潮流的开始可追溯至19世纪早期。1822年，英王乔治四世（King George IV）应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邀请，对爱丁堡进行了正式访问。当时乔治四世身穿苏格兰短裙，引发众人效仿。大卫·麦克龙（David McCrone）在《了解苏格兰》（Understanding Scotland）一书中写道，国王在衣服底下穿了一双“迷人的粉色紧身裤袜”。有人也许会说，幸亏穿粉色紧身裤袜的做法没有流行起来，但是也就是在这次访问中，人们开始将某种方格纹样与某一特定氏族的名字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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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戴维斯表示，“后来，两位自称索别斯基·斯图尔特（Sobieski Stuarts）的骗子兄弟”让这一说法变得更为流行起来。二人真名分别叫约翰·艾伦（John Allen）和查尔斯·艾伦（Charles Allen），他们称自己是失散多年的波兰/雅各比派贵族后裔。二人共同撰写了题目宏大的《苏格兰裙》（Vestiarium Scoticum）一书，根据戴维斯的说法，这是一本“插图精美，可以以假乱真”的书。二人称，这本大部头是16世纪罗斯主教（Bishop of Ross）所写的书的副本。1842年，约翰·索别斯基·斯图尔特在一个题为《谈扩大设计版权保护范围》（Observations on Extension of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of Designs）的小册子中发布广告说，这本书“制作精美、用心良苦……共印刷了45本……单价10基尼”。马格努森说，这本书“旨在介绍苏格兰真正的古代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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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称这本书是“十分出色的虚构作品”，并转引了约翰·索别斯基·斯图尔特写给艾雷岛（Islay）的J. F.坎贝尔（J. F. Campbell）的信。信中说，第六代阿盖尔公爵（6th Duke of Argyll）平时穿第42警卫团的花呢格纹，该纹样蓝、黑、绿三色相间，以苏格兰高地警卫团（Black Watch）的名字而得名。但是1824年的时候，他“改穿了颜色鲜艳的条纹（黄白相间的条状格纹），我告诉他按照传统，他应该这么穿，而在这之前，他完全没有听说过这种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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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别斯基·斯图尔特之所以知道这种纹样，是因为“1819年的时候，奥湖（Loch Awe）岸边的一位来自坎贝尔氏族的老妪告诉他，颜色鲜亮的条纹是坎贝尔氏族族长和整个氏族的标志。”坎贝尔怀疑“后来的花呢格纹专家所喜爱的黄白条纹，只不过是这两位机灵的兄弟编造出来的罢了，他们还编造了现在许多‘氏族’的花呢格纹纹样”。（坎贝尔说，如今，如果自己的族人想要“传达正确的信息”，那么不建议他们使用所谓的“阿盖尔郡的坎贝尔”或“奥湖的坎贝尔”花呢格纹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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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还指出，有时，索别斯基俩兄弟还会“为某一氏族给出不同的格纹纹样，虽然这一氏族认为早就有了独有的纹样”。詹姆斯·麦凯（James MacKay）在《氏族与花呢格纹》（Clans & Tartans）一书中写道，“讽刺的是，索别斯基·斯图尔特俩兄弟编造的许多花呢格纹纹样……如今成为了年代最久远，也因此最正宗的纹样”。戴维斯总结道，将花呢格纹分给某一特定氏族的做法“完全是文化发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过程历时两个世纪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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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使用某种方格图样的权利仍然受到保护，让外人十分眼红。2005年10月12日，《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时尚巨头博柏利（Burberry）准备起诉一家雪貂用配饰商店，称该店在其销售的宠物雪貂服装上非法使用了自己经典的格子图案。在被询问博柏利是否有意向组建自己的雪貂用配饰系列时，该公司发言人强调，尽管眼下没有生产雪貂用服饰及配饰计划，但“那不意味将来也不生产”。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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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自古希腊时就定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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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在希腊的奥林匹亚举办。自此，这一盛会每四年就举办一次，比赛项目涵盖体育、文学和音乐比赛。杜安·W.罗勒（Duane W. Roller）在《大希律王的建设计划》（The Building Program of Herod the Great）一书中指出，公元前12年，古奥运会因缺乏资金而难以为继，大希律王（King Herod）为此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援，并成为了奥运会的终身主席。（所以，他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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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牛津英语短语和寓言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指出，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Emperor Theodosius）下令废止古奥运会”，其原因是他认为古奥运会有违基督教教旨，是异教徒活动。直到19世纪早期，人们才呼吁重启奥运会。1833年，希腊诗人帕那吉奥提斯·苏索斯（Panagiotis Soutsos）在其《死人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Dead）一诗中，呼吁恢复奥运会。根据《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的一个词条内容，1850年，英国医生威廉·彭尼·布鲁克斯（William Penny Brookes）在文洛克成立文洛克奥林匹克协会（Wenlock Olympian Society），发起了一年一度的文洛克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项目包括“文学艺术素养比赛和体育技巧力量比赛”。与古奥运会一样，布鲁克斯所说的“每一个阶层的人”均可参加比赛。1859年，富有的希腊商人埃万杰洛斯·扎帕斯（Evangelis Zappas）出资，恢复了在雅典举行的奥运会。几年后，受扎帕斯事迹的启发，布鲁克斯发起了什罗浦郡奥林匹克运动会（Shropshire Olympian Games），并于1865年的时候，帮助成立了英国的国家奥林匹克协会（National Olympian Society）。次年，在水晶宫举办了首届全国比赛，超过1万名观众观赛。但是，布鲁克斯试图在全球召开奥运会的努力没能成功，直到法国伯爵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接过这个自己认为是“伟大而有益的任务”，并成功确立了这个永久性的国际盛会。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雅典举行，共12个国家参与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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