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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抗日战争最大成果,是战后很快诞生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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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尚处在相持阶段时,就因国际形势的剧变在1945年8月结束。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曾回忆说:“美国扔原子弹,苏联出兵,加速了日本投降。胜利的到来是很突然的。”由于促成抗战胜利的内部、外部原因复杂,怎样认识其胜利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国人中便一直有着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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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史,就首先要涉及用什么尺度看待当年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抗战中的功绩。有人只是单纯地使用军队行动这一把尺子,就是只从表面数字看谁同日军打了多少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这样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狭隘和片面的。抗日战争既然担负着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就要使用两把尺子来衡量,除了看谁抗击日军的数量多外,更重要的是看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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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拥有的兵力、武器都远居劣势的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除了能以游击战牵制大量侵华日军,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一当年国内广泛流传的语句表达了战时的人心所向。除了全国多数知识青年向往陕北,纷纷投奔延安外,连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许多人都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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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国民党逃台后,其史书大多叹息“赢得了抗战却丢失了大陆”,这只能归咎于他们自己在抗战中的表现。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战争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解除了民族存亡的危机,共产党的力量在战时的发展又为战后的民族复兴创造了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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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看待抗日战争可以有很多视角。从中日两国战争的角度来看,中国以“熬时间”持久抗战的方式使日本在中国久拖不决深陷泥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走向衰落。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可以看到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中国革命力量有了空前发展。经过八年全面抗战,解放区军队发展到120万,根据地从原来仅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人口达1.3亿。这不仅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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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八年全面抗战中能坚持下来,正面战场广大官兵也曾对日寇浴血奋战,对此中国人民一直给予肯定。不过国民党政权在抗战中拒绝进行社会改革,后期作战表现也日益消极,尤其让人叹息的是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春至1945年初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丢失有6000万人口的广大国土。出现这种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中极为反常的现象,恰恰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官兵脱离和军民对立的根本弊病,也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要将民族、民主两个革命并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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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进步的中国人浴血抗日不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还不能再回到抗战前国内那种黑暗的旧制度之下,按当年的解释就是要使“胜利的果实属于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这一结局,毛泽东早有准确的预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6月,他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对未来的形势预测说:“抗日战争可能打十年,而在抗战结束以后,中国的革命力量人数会更多,装备会更好,而且更有经验,更得人心,从而作为主要力量出现于亚洲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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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不能不钦佩,为时八年的全面抗战的局势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抗日战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中间阶段,回顾历史就要看其前篇和后续。果然,抗战结束四年后,中华大地上便出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巨变。这一辉煌业绩的奠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当年中国人民的政治选择也是对抗战史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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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王铭章与藤县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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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中南部山区,有一座城市,名叫藤县。这是一座千年古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将他的异母弟姬绣分到这里,建立了藤国。这里人杰地灵,曾经孕育了许许多多的著名人物——墨子、鲁班、藤文公、毛遂,等等。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外乡人又在这里以血肉之躯铸成了一座堡垒,使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外乡人就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代军长兼一二二师师长的王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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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细节 抗日名将带川军出川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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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章,1893年7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郊新都的泰兴乡,1909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5期。参加过保路运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他作战勇敢,多次负伤,得到长官赏识,提拔很快,先后担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1936年,他已是中将军衔的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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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章曾经与红军打过仗,但是他的内心却很苦闷。在他看来,自己从军以后,几乎打的都是内战,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围剿”红军,打来打去都是骨肉相残。他心里很内疚,一度产生了消极避世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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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浪潮,川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抗战。王铭章认为自己施展才干的机会到了,于是也积极请求率部开赴前线作战,重披战袍、为国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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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12日,他率部在德阳驻地慷慨誓师,表示要用热血报国的具体行动,来赎回他二十年来参与内战危害人民的罪愆。当时,川军各部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出川作战,刘湘任总司令,邓锡侯任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王铭章所在之第四十一军第一纵队,经川陕公路开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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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成都北郊新都区,有一座扬鞭跃马的雕塑。这里就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家乡。根据王铭章部下的回忆,他们的师长出身贫寒,一生都低调节俭,远不是塑像上那样张扬之人。王铭章将军的堂弟王章敏说:“出征时,堂哥身上穿着单衣,短裤,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草鞋,后背背个大刀。他离开家乡时,数次回头,与送别的家乡人打着招呼,一再说:‘我们还会回来的’。”作为军人,他知道此次出征凶多吉少。临行前,他给妻儿留下了绝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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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寇入侵,国家危在旦夕,我军已请准出川抗日,我知道这次抗日战争,我们是以弱对强,当然要付出代价。此次出征,我很可能为国战死;如果我为国战死了,这是我的夙愿。如果我死后,好好抚育儿女。亚华还年轻,不必居孀,可以改嫁,任何人不得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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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军再回家乡时,已是他的灵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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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出川抗日了。但是,川军的名声并不好。当时,如果你从重庆走到成都去做生意,在路上你会每天都碰到军人设卡,跟你收费,收费大概收到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民众对此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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