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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新教徒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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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民之所以强硬起来，新教要负责任，就像之前提到牧师的妻子，她处理五月花柱的方法居然是找把斧头。值得注意的是，新教一开始并没有如此清教徒的色彩，也不反对嘉年华。事实上，最好提一下两个宗教改革：一个是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领导的改革，另一个是几十年后加尔文更具清教色彩的改革。马丁·路德的改革使许多人松了一口气，否则天主教官方一再查禁、打压庆典活动，宗教改革前夕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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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1490年在佛罗伦萨，激进派的教士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就痛恨各种奢侈和荒唐的行为，当然也包括嘉年华。他说：“男孩们应该去帮可怜的穷人募集救济金，而非放肆玩乐，不要把心思放在胡闹、丢石头、搞嘉年华花车上。”[28]在德国，年轻的路德内心对教宗与上帝的怀疑不断加深，改革派神父也已经开始猛烈批评教会的节庆活动了，他们认为参加的人只会喝酒、跳舞，玩游戏，让自己堕落。[29]十六世纪初天主教改革者特别担心的是，有许多人会在节庆活动中恶搞宗教仪式。十五世纪末以来，官方不断下令，禁止这类模仿行为，也反对人们在嘉年华时变装成修士与修女。[30]十六世纪初天主教其中一个“改革”目标，就是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习俗乌海菲（Roraffe）：在五旬节礼拜仪式中，有个丑角会戴上皇冠，在教堂里唱歌嬉闹。[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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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确实想要废止崇拜圣人这种迷信行为，包括圣人日与相关的庆祝活动都要取消。但他发现这些传统的聚会气氛轻松，本质上不是什么邪恶的活动，他在布道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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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地方的习俗，就像请客、吃饭、喝酒、打扮、玩乐一样，我无法谴责这些活动，除非它们失去控制，或行为超出道德规范。即使真的有人为非作歹，也不是跳舞本身的错。他们并没有跳上桌子或在教堂里跳舞……只要举止合宜，我尊重婚礼的仪式和习俗……而且，我自己也爱跳舞！[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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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甚至创造了一项全新有力的社群体验：在敬拜仪式中，用歌曲促进团结并提升精神，他自己也创作了许多首圣歌。天主教徒参加弥撒时习惯保持稳定与平静，对他们来说，这绝对是有朝气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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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当时许多大规模的叛乱，早期新教改革运动也会从嘉年华中找灵感。改革运动的起头点，是路德公开烧毁罗马教廷谴责他的公报，他的支持者并没有祷告或赞美神，反而在威滕伯格（Wittenberg）的街上游行，有的人扮成教宗，还有乐师伴奏，一同唱歌欢笑。那样的游行、音乐、嘲笑教宗，都是传统嘉年华的桥段，不同的是，威滕伯格游行者的用意不只是要恶搞一番。历史学家鲍勃·斯克里布纳（Bob Scribner）明确指出，十六世纪德国的新教徒利用嘉年华活动或以嘉年华的手法来扩大影响力，次数多达二十三次。在那一百年间，只要是日历上有节日，新教徒（也许我该称他们早期的新教徒，毕竟当时路德的追随者还没发展出另一个教派）就会举行传统嘉年华活动，恶搞天主教仪式，甚至扮成淫荡的教士与修女。他们当众烧掉自己伪造的罗马公报，捣毁雕像，把教堂里的画搬出来烧掉，去修道院硬抢食物和饮料，甚至在祭台上便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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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民间的地方首长会试图控制反教会的游行，有时候他们又会参加。斯克里布纳写道，1543年，德国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举办，一如往常，众人日夜跳舞，有人破坏宗教象征物，有人笑骂那些扮成教宗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人。活动持续几天后，“市长带领一大群狂欢的男女老幼前往教堂。教会领袖不准他们进入，他们就在回廊跳舞，并且玷污了教堂院子的墓园”。[33]现在清教徒给人的印象是很庄重的，但一开始可不是如此。路德时期的德国，新教能在各个乡镇打下基础，就在于它成功吸收了各地对天主教会的不满，那些情绪数百来都深藏在嘉年华庆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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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地，路德派就与这种传统的嘉年华式叛乱切割。1524年，有些德国的农夫听完路德布道后，决定揭竿而起，过程中他们带着参加嘉年华的道具，比如面具。[34]路德派吓坏了，赶紧要他们停手。斯克里布纳还写道，即使在某些支持改革的地区，地方官员也会警觉，若人们一再趁着嘉年华攻击教会，那就不再只是宗教事务了。[35]1529年，宗教改革运动蔓延到巴塞尔，人们在忏悔星期二发起嘉年华般的革命，除了要求宗教改革，也希望市政府更加民主。但政府没有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新教教会的规矩也越来越多，嘉年华的规模与热度因而大幅缩减。1568年有位市民抱怨道，新教教会只是另一个邪恶的教廷：“来了个新教皇！恶魔又在我们身上拉了一坨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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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加尔文的新教也谴责所有形式的庆典活动，连休闲活动都不准。路德还能接受舞会，加尔文却禁止跳舞、赌博、饮酒和运动。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写道：“加尔文派显然非常焦虑，找不到方向，无法突破困境。它无法给予人们所需要的自由与兄弟情谊……加尔文搞不好就是想让人们保持某种根本的焦虑。这么说绝对不过分。”[37]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他们穷尽一生在内心的孤寂中挣扎，拼命思索自己是否“得救”，玩乐不只是让人分心，可以说根本就是恶魔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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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新教，是对抗旧秩序的革命？或者只是安抚人心的新思想？十六世纪嘉年华的命运，并非完全受它影响，还有一个因素是枪炮的取得。历史学家勒胡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提到：“1566年到1584年间，有些情况开始改变。法国东南方多非内省（Dauphiné）的人越来越着迷于开发武器，内战十年后，就慢慢习惯使用新武器了。”[38]首先出现的是火绳枪，在农民起义中首次出现。农民常常趁着嘉年华或节庆活动起事。[39]十六世纪的罗马一带，庆典中常出现的射箭比赛渐渐被射击比赛取代。1580年罗马叛乱的领袖让·赛夫（Jean Serve）就有“火绳枪之王”的封号，显然就是因为他的枪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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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的魅力横扫全欧洲，成为嘉年华的主角。男人骄傲地拿着枪在街上游行，瞄准那些讨厌鬼的肖像，或鸣枪行礼。英格兰人有个传统庆典叫作恶搞大游行，目的是为了嘲讽或威胁某些人。根据1618年的史料：“三四百个男人，有些看起来像军人，他们带着各式武器出现。当庆典到达高潮、音乐震耳欲聋时，持枪的人开枪，笛子和号角也同时响起，铃铛和其他小乐器也加入这阵喧闹中。”[41]武装派对的声音一定非常吓人，庄园或领地内的贵族听到这些声音就会立刻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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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哪怕没什么意义，至少也显示出枪支在传统嘉年华式的叛乱中的功能。民众攻下巴士底监狱，抢夺里面的枪械，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民兵。一般人比较少提到的是，他们也利用嘉年华的装饰图案直接表达对革命的渴望。十八世纪时，教会已查禁或“净化”了大部分的传统庆典，但乡下人想表达政治诉求时，仍习惯立一根五月花柱。法国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认为，五月花柱具有政治功能，“号召众人揭竿而起，看到它就像听到钟声响起”，上面甚至有“拒缴租税”的标语，和缎带与花朵一起挂着。[42]五月花柱立起来的那一刻，气势惊人，封建地主都看得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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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柱被赋予政治意义后，它传统的意义并未消失，仍然可作为庆典的象征。奥祖夫认为：“毫无疑问地，五月花柱和集体欢愉密不可分。”[44]此外，集体欢愉和自发性革命也有密切的关联。1791年7月，法国佩里戈尔（Perigord）地区革命社团的报告指出，农民捣毁风向标以及教堂长凳，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宗教权威的象征，“暴力中掺杂着快乐……他们在广场立起五月花柱，在四周放满标语，扬言要推翻封建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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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期间，随着农村起义一起出现的，就是跳舞、变装等庆祝活动，这些现象在有嘉年华传统的地区特别明显。嘉年华的核心——角色扮演和嘲讽，已经娱乐且安抚了低下阶级好几个世纪，现在更带有严肃的政治意图：猪只打扮得像贵族，猴子戴着主教的法冠，羊拉着有封建主家徽的马车满街走，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欢庆桥段。奥祖夫写道：“女人鞭打圣人的雕像。教士的长袍掉下来，露出象征下阶层革命分子的无套裤（sans-culotte，编按：合礼的穿着应该是膝盖以下加上腿套）。修女随着革命小曲《卡尔马尼奥拉》（Carmagnole）起舞。红衣主教和妓女分别站在棺材两边，准备替专制政府送终。”[46]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开，庆祝的方式包括放烟火、打鼓、唱歌、在街上跳舞。莱吉拉市的市长认为，当地革命分子“都像疯子、像酒神的伴侣一样疯狂，应该被绑起来”。蒙布兰（Montbrun）的领主嫌恶地说：“他们随性跳舞的样子，就像北美土著休伦族（Hurons）和易洛魁族（Iroquois）。”[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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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上流阶级的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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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社会精英已经有所警觉，贵族与新兴的都市中产阶级随即不再参加公开的庆典，改为参加同侪间的活动。十六世纪前，他们还是和农夫、工人一样，渴望参加庆典。各种阶级的参与无疑增添了庆典的戏剧性和热度。以十五世纪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庆典为例，当地的贵族、骑士们会扮成摩尔人，和低下阶级的人一起玩乐。“在喇叭、鼓以及其他乐器的声响下，每个人都像傻瓜、老粗一样不按常理出牌，缓和了骑士的锋芒，削弱了硬邦邦的军人本色。”[48]上流社会的人不一定总是举止得宜，尤其是一戴上面具，就可以不用在乎自己的身份了。英国中世纪学者梅格·特怀克罗斯（Meg Twycross）说：“只要提到嘉年华，就不能不提到意大利费拉拉（Ferrara）的公爵、罗马的红衣主教、法国的骑士和他的部下，他们疯狂的样子就如同那些暂时解放的低下阶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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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时候嘉年华里的阶级冲突还是由精英阶级的参加者引起的，比如骑着马冲进热闹的人群中、骚扰当地妇女等等。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欢迎精英阶级参加庆典，以十四世纪的荷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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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乡民们成功邀请到统治者参加庆典，在别的城镇乡民眼里，他们的地位就提升了。公爵现身也展现了自己的权力和权威。他参加宴席、与众人跳舞，亲切地聆听诗歌与观赏戏剧。他也懂得欣赏搞笑和滑稽的表演，以展现他的宽宏大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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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上流社会还是希望保留一些专属的庆祝活动。以十五世纪后期卡斯蒂利亚为例，虽然人们举办嘉年华的目的是要结合各种阶级，但统治者会带着家人、随从往返各个重要的宴会场合，一方面享受低俗的公开庆典，最后再移师到私人招待所，参加“较高雅的娱乐活动”。[51]一个世纪后，阶级开始分裂。拉迪里（Ladurie）提到，法国人民越来越频繁地趁着庆典发起抗争，有时候主办的社群必须把庆典一分为二，“甚至立了两根五月花柱，一个给穷人，一个给有钱人”，以预防冲突发生。[52]1570年，罗马地区的有钱人自己筹划嘉年华时，选择一些他们认为较高尚的动物作为象征（例如鹈鹕），好区别农夫和工人喜欢的动物（如野兔）。即便如此，双方仍无法相安无事，阶级冲突依旧常见，情况最严重时，还有贵族大举屠杀不听话的农夫和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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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六世纪起，庆典活动反而加深了阶级间的嫌隙。［世界各地许多庆典都可见到阶级的分化。二十世纪后期，里约热内卢的嘉年华期间，上层社会人士倾向离开城市到宁静的乡村。十九世纪在非洲斯瓦西里海岸（Swahili），主要的节日都是“身份低下的人”在庆祝的。此外，阿拉伯权贵通常都会避开节庆活动，除非自己是赞助者。详见，J.Glassman,Feasts and Riot：Revelry,Rebellion and Popular con-sciousness on the Swahili Coast,1856-1988,p.70］过去尼斯人不论贫富都会在重要的节日都一起庆祝，照惯例，活动进行到深夜时，每个人都要脱下面具。但到了十八世纪革命前夕，活动一到这个阶段，中上阶级就会急忙离开，以免身份曝光。[53]十九世纪在德国，分裂的情况更加严重，“精英分子越来越只愿意在住所或私人俱乐部庆祝”。[54]十八世纪英格兰的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观察到，两个全然不同的文化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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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人士把一些场所据为己用，像是法院、议会、剧院、舞厅等。非主流人士……便只能在外游行、跳舞、游戏、玩乐……表面上大家都是称兄道弟的基督徒，但其实彼此都不把对方当成同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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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初期，精英的私人派对还像穷人的庆典一样无拘无束。历史学家爱德华·缪尔（Edward Muir）提到，在富裕中产阶级的结婚典礼中，常见到“小丑、乐师、特技表演，甚至妓女……有人朗诵猥亵的诗，有人狂野地跳舞。男人拉着年轻女人团团转，连裙子都快掀开来了（当时内裤还没发明）”。[56]十八世纪后期情况就变了。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某位不知名的中产阶级在日记中写道，不论在室内或户外举办，传统庆典都是低下的人才会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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