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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发条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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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内陆，枪支的成就是弭平骑士贵族与一般平民间权力的失衡。拿着枪的普通家伙因此有办法撂倒身穿盔甲、手持长剑的贵族，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性，对位高权重者来说，嘉年华活动变得越来越有威胁性。枪在战场上有非常不同的效果——把士兵化为战争这台巨大机器中的齿轮。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清教徒乐见，也极为支持这项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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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运动前，中世纪欧洲人打仗的特点是，贵族骑马带着刀剑等武器，一旁跟着许多步兵；贵族会给士兵充足的休息时间，让他们尽情玩乐。枪在十六世纪被带上战场，但枪支的功能还很原始，所以军队的阵型要很完整，士兵得受过更多训练。鸟嘴铳和火绳枪非常难瞄准，最好的方式是很多人同时开枪。上膛要花上几分钟，士兵得熟悉整个流程，开枪所需的每个步骤都要反复操练。这种方式不适用老派、单打独斗的“武士”，新式军队的首选反而是苦力劳工，这些人容易训练成呆板规矩、死忠服从的士兵。欧洲嘉年华活动被打压，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军队要求士兵要有纪律，所以禁止他们狂欢作乐。大部分的士兵都是非自愿被征召而来的，大吃大喝是他们军旅生涯的活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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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加尔文精神运用在战争上的是荷兰加尔文派的奥兰治亲王毛里斯（Maurice of Orange）。美国工业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把工厂作业分解成一系列重复的动作，但早在三百年前，十七世纪初期，毛里斯已经设计了三十二个详细的动作，教每个士兵开枪、上膛、再开枪。[4]这个系统性的流程需要不断地练习，包括行军与上膛动作，要熟练到在战场的压力下也能自动完成。毛里斯的系统慢慢成为公认的操课流程，但它的强度远高于实际的练习需求。事实上，操课的目的是要填满士兵的时间，没操课的时候，士兵就被分配去做一些以前的战士不屑做的事，像是挖壕沟、盖碉堡。如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写的：“军队里完全不允许闲散，这与早期的风气完全不同。以前士兵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闲置待命。没上战场的时候，士兵排遣无聊的方式就是尽情饮酒或从事其他玩乐。”[5]军事史家费尔德（M.D.Feld）观察到：“令人讶异的是，荷兰军队制度的改变，与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相辅相成。”他指的便是具有加尔文色彩的中产阶级社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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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加尔文教徒——英国革命家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更重视军事纪律。他禁绝士兵一切的娱乐活动：饮酒、赌博、抢劫、玩女人，甚至骂脏话都不准。对一般男人来说，军人是既危险又不愉快的职业，但至少能跳脱既定的生活，能到外地四处玩乐。然而在克伦威尔的新式军队中，狂欢、娱乐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台巨大、运作顺畅的机器中，士兵只是一个零件。任何一个爱玩乐的乡下小孩都会被这种观念吓到，但加尔文派的思想家却非常兴奋，认为这些优点可以用在军事外的领域。一位英国的加尔文派牧师提到，具有加尔文精神的军人，训练有素又有纪律，还说“所有的生物中，上帝就爱军人”。[7]即使没有战争的威胁，对加尔文派的一般老百姓来说，操练也是令人尊敬的消遣活动。另一位牧师鼓励大家：“丢掉你的纸牌、骰子，不可纵欲、嬉闹和调情。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的事，不如多多锻炼自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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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文精神洗礼下，新式军队大获成功。毛里斯击退了占领荷兰的西班牙人，克伦威尔在英国内战中击败了非清教徒的保王党（Cavalier），后者仍然采用旧式乱无秩序的作战方式。很快地，无论是天主教、新教或天主教国家，西方世界每个王侯和将军都依照加尔文的精神来操练军队。无论是发起宗教改革或是受到影响的国家，所有人一起改变了战场的游戏规则，枪炮变成基本要素，直到今日也依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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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一派的欧洲历史学家倾向以“生产工具”作为社会动力的决定因素，忽略了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所谓的“破坏工具”。因此他们较容易把工业革命视为宗教改革背后的原因，但其实枪炮所带来的军事革新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以枪炮为基础的战争和工业革命一样，两者需要前所未有的社会纪律——数量庞大的男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包括女人），被训练成服从、无自我的人，而新一波的新教改革便是推手。瓦哈比主义在阿拉伯部落也有同样的功能，这都要感谢瓦哈比本人把枪炮带入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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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单峰骆驼练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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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哈比和他的赞助者绍德心中，军事纪律和宗教上的清教精神有关吗？可惜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能确定的是，绍德和瓦哈比一样，是个军事创新者。有位法国人曾参与拿破仑的埃及远征，瓦哈比入侵叙利亚时，他在阿拉伯的阿勒颇（Aleppo）担任法国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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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拉伊耶，伊本·绍德开始实现他的作战计划，为求成功，他不顾一切。他的士兵已经习惯了征战的劳动和疲累，在他日积月累的操练下，士兵变得强壮、坚忍。他用骆驼取代马匹作战，骆驼和马匹一样敏捷，但更强壮。骆驼天生适合在沙漠行走，若少了骆驼，根本无法待在沙漠中。绍德下令，每只骆驼要载两个士兵。他配给的不只是士兵的食物，还有骆驼的食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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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军事操练与十七世纪具有清教色彩的军事改革有很大的关联。绍德的军队有多达六千名士兵，不太可能像欧洲士兵一样反复行军，他们不是步兵，而是欧洲人所谓的骑兵。瓦哈比要求军队改用枪，所以绍德不让士兵骑马，而是两人共乘一只单峰骆驼，使用枪支。当时普遍的枪支应该是鸟嘴铳，士兵独自骑马就难以发挥作用。一般情况下要上膛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坐在一只移动的动物身上。两人骑乘一只骆驼，一个控制动物，另一个就可以专心处理射击这件麻烦的事。因此绍德所规划的操练便是为了在一只移动的骆驼上开枪与上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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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操练不只是为了强迫士兵熟练某项军事技术，他的终极目标是培养铁的纪律。绍德希望他的士兵“不知疲累”，甚至限制粮食配给来锻炼他们的意志。这些观念与清教式的军事改革完全一致，特别是“禁欲”和“克己”。在欧洲和阿拉伯，清教主义真正的功能是使战士们将纪律内化，以符合新的枪支作战方式。根据新教改革者的说法，要求军人保持清醒与绝对服从的不只是将军，还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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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纪，军事现代化与清教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已经紧密地结合了。182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Ottoman Sultan Mahmud II）亲自废除麾下的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y），因为这大约十万名步兵精英拒绝配合军事改革。土耳其禁卫军曾因发动宫廷政变受到谴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苏菲教派的狂热信徒有密切关系。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ehmet Ali Pa-sha）的统治时期涵盖整个十九世纪，他引进欧式军事改革，希望人们都更有战斗力。他企图打压苏菲教派，禁止人民举办类似欧洲圣人日的庆典“圣纪节”（Mulid）。人类学家迈克尔·吉尔森（Michael Gilsenan）写道：“十九世纪埃及‘现代化’后，全新的时代来临，军队随着新式的鼓声行军。有人开始破坏苏菲派的游行活动，扯下他们的旗帜，指责苏菲派太过张扬，并把他们当成不折不扣的敌人。这种敌意直到今日仍未散去。某些国家宣告苏菲派不属于伊斯兰世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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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训练庞大而有纪律的军队而打压庆典活动的，还有哪些国家？以罗马帝国为例，它的战力全靠操练精实的步兵，其政府对狂热宗教的压迫是否和军事层面有关，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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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也很耐人寻味。韦伯发现，中国人很早就扬弃了传统的狂热活动。幅员如此广阔的帝国没有跳舞文化，早年的战舞早就消失了，也没有任何撩人的歌舞聚会。[11]韦伯认为，中国宗教仪式中“所有狂欢的成分都被严格地去除了”。如同罗马贵族看待狄俄尼索斯祭典，中国人也认为狂热仪式是危险的。[12]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公元前七世纪便展开军事革新，带着弩的步兵取代了两轮战车上的武士贵族。枪炮改变了现代欧洲与十八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弩在早期中国文化中可能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一点就留待专业的历史学家进一步探讨。就我的推测，为了训练一大群男人隔着一定距离重复使用某项武器（弩或枪），一定程度的社会纪律是必要的，所以执政者才容不下传统庆典与狂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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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七章/忧郁的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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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从英格兰开始，欧洲世界被一种流行病入侵，以现代的说法，这种病叫作忧郁。这种病袭击的对象不分老幼，发病时，患者会陷入数年或数月无精打采的状态，以及抑制不了的惊恐当中。这种病似乎都会找上事业有成或有才华的人，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留下的文献较多。清教徒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政治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和约翰·邓恩（John Donne），还有剧作家与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都是早期有名的患者。对医学研究者来说，这个疾病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更别说最糟的结果就是患者自杀。1733年，医生乔治·切恩（George Cheyne）哀悼：“近来，情绪失控和不寻常的自杀与日剧增，多半是这种瘟疫造成的。”他猜想，英国的天气、都市化与久坐不动的生活造成几种类似的流行病，其症状可怕又吓人。以前没人得过这种病，也没见过这么高的致死率，各国都有为数不少的患者。经估计，全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有这种精神紧张的情况。[1]一百年后，情况还是没有改变：“现在精神紧张的症状还是很常见，过去前所未见，在别的国家也没听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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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来自贫穷家庭，是个极为聪颖的男孩。1729年，二十岁的时候，因资金不足，他被迫离开剑桥大学，不久后便成为忧郁症的猎物。根据他的好友与传记家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描述，约翰逊深陷情绪低潮，回到父母家后，“那病态的忧郁开始极尽可怕地折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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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快被这可怕的疑病症击垮了，总是易怒、焦躁、不耐烦，同时又沮丧、阴郁、绝望，觉得活着很悲哀。自从患上这个凄惨的病后，他从未真正好起来，他所有的工作和休闲，只能短暂逃脱那可怕的侵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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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文凭，也不太可能找到工作，只能对着镇上的时钟呆坐，虚晃时间。他四处漫步，边想着要自我了结。让他如此脆弱的不只是贫穷和失败，几年后他成为一名作家，也因健谈而大受欢迎，但这个病再度找上他。他五十出头时写道：“我的惊恐和苦恼不断增加，深陷极度忧郁中……全能的神与慈悲的天父，请怜悯我，解救我的苦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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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格兰人来说，这个病是“英国病”。十六世纪后期，提摩西·布莱特（Timothie Bright）的《论忧郁》（Treaties of Melancholie）便如此称呼。英国国教的牧师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1621年的经典之作《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中，也提出彻底的分析。但北方这座多雨的岛并不是这个疾病唯一造访的地方，整个欧洲都为此病所苦。安得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认为，对忧郁症的担忧起源于意大利，然后被游客带回英格兰。[5]这问题似乎可以更往前追溯到西班牙，意大利的政治理论家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1603年观察到：“这个国家的男人不只是有点忧郁，根本严重到影响日常生活。他们工作上无精打采、欲振乏力。”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的宫廷里，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症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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