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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焦虑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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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谈到“深层、潜藏的心理状态改变”，八成都会感到不安，还好许多知名学者已经造访过这个困难的领域。1972年，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写道：“研究欧洲文化的历史学家已有重要的共识，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出现重大转变，仿佛人性发生了突变。”[28]这个改变称为“主观性的兴起”（the rise of subjectivity）或“内在自我的探寻”（the discovery of the inner self）。此后，我们就把每个人（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都看成有其独特的个性以及反省能力，也就是说人类有普遍的能力，以自主的“我”面对这个世界，以此区别大多数无法信任的“他者”。这个转变非常极端而且剧烈。第五章提到，欧洲的权贵从武士阶级成为宫廷朝臣，心理状态也变了——不再主动直接，反而强调互相提防。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这个心理变化散布开来，影响工匠、农夫和工人。路易斯·萨斯（Louis Sass）认为，这个新观念“强调疏离与自我意识”，[29]使个人无形中变得更加自主，更加挑剔现存的社会制度，也希望社会进步。但这也可能竖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堡垒，对彼此小心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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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现代数个具体的转变中，历史学家推论出，这个心理变化最早居然发生在都市中产或中上阶级。手边有余裕的人一定会买镜子，才能好好检视自己，还会请人制作肖像画（林布兰因而画了超过五十幅），以及为了呈现给读者而精心修饰的传记。中产阶级的屋内空间也首次区分为让客人使用的公共空间以及私人空间，以卧室来说，它可以用来休息、卸下心防，真正“做自己”。舞台剧与歌剧这类高雅的娱乐越来越多，但观众得在自己的座位上维持不动，这种形式取代了嘉年华中随意互动与肢体交错的愉悦。[30]特里林提到，“自己”这个字，不只是一个反身代名词或强调语气用语，已升级成为独立的名词，指不轻易为人窥探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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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外表之下藏着“自我”，从某个场合携带到另一个场合。许多人认为，这种自我概念是源自于阶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中世纪社会中，一个人外在的穿着举止就代表其身份——农夫、商人或贵族——假扮其他身份就是僭越。举例来说，当时法律禁止富裕平民的衣物使用贵族专属的颜色与布料。历史学家娜塔利·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表示：“嘉年华或其他节庆的时候，年轻的农夫会假扮成动物或转换阶级、性别，用另一种身份发表意见……但这只是暂时的乔装，纯粹为了娱乐大家。”[31]到了十六世纪后期，阶级的晋升变得可能，或至少可以期待，因此“假装”变成生活中普遍的事。想要贵族头衔的商人、想要商人头衔的工匠，都得学着怎么演，王公贵族精心设计的礼仪，就是随手可得的剧本。你也许不是地主或自负的中产阶级，但你知道怎么扮演。十七世纪英格兰有本畅销书，便在指导想要成为名流的人如何举手投足、写出令人叹为观止的信，怎么挑选长袖善舞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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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人们喜欢上剧院，观赏演员扮演和实际生活不同的角色。不过这股风潮一开始也有些波折，早期演坏人的演员走出剧院时常会被观众攻击。剧院喜欢推出跟假扮身份有关的舞台剧，以莎士比亚为例：波西娅假装成律师（编按：出自《威尼斯商人》）、罗莎林假装成男孩（出自《皆大欢喜》）、朱丽叶装死。莎士比亚死后几年，罗伯特·伯顿感慨道，不只是在剧院才能看人演戏，“男人像演员一样演出各种角色”。他说：“男人把自己弄得像变色龙一样，短时间内扮成二十种人，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换上不同装扮、面貌和性格，但看他遇到谁。”[32]这实在令人痛心，一个人的内在像手艺精湛的工匠一样灵巧，可随着不同场合换装、改变举止，汲汲营营地在宴会中找乐子。在社交场合中，外表反映一个人的内在，人人都在处心积虑地塑造自我，谁还会想在集体狂欢的嘉年华中“迷失自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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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内在自我”的高度推崇，使得追求自我成为人人必经的过程——如同特里林说的，那是“现代欧美人出头天”的必要条件。[33]无疑地，这种个体性与自主的观念，就是历史学家段义孚所谓“不受拘束、提出疑问与探索答案的自由”，马丁·路德与伽利略等人因此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违反天主教的教义。[34]哪一种比较好？勇敢却又贪心而好胜的个人主义？还是与社会习俗密不可分、几乎没什么自我性格的中世纪文化（在非欧洲地区则被称为“原始文化”）？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选择与表达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不然还有哪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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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欣欣向荣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全没缺点。段义孚写道，明显地，个人自主新观念的另一面就是“隔离、寂寞、疏远，失去世界所给予的天真快乐和自然活力”，还有“沉重的感觉，除了个人决定付出的事物，现实世界毫无意义”。[35]造成忧郁症的环境条件，其中之一绝对就是这种隔离感。涂尔干在十九世纪后期研究过自杀问题，他提出“无规范”（anomie）这个概念，用来说明十九世纪欧洲自杀率攀升的原因；流行病学家则援用来解释当代忧郁症的盛行。[36]涂尔干观察到：“一开始社会就是一切，个人无关紧要……但随着社会发展，情况渐渐改变。社会越来越庞大与拥挤，个体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单一团体中成员的唯一关联便是——他们都是人类。”[37]对许多人来说，近现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发展便是英雄式的个人主义，但它很容易导致人过于孤立，忧郁症因此伴随而来，甚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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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人的新性格并不是绝对的自主与自我。新自我主义下的个人并不是直接从人类环境中抽离，而是不断观察别人的期盼，然后慢慢与之相符。“我表现如何？”这应该是自主的“自我”想要知道的。“我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历史学家用“内在化”（Interiorization）表示这种新的性格，意思是“回顾与反省的能力”，但所谓“内在化”看起来经常只是我们依据周遭人的意见自我评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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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概念与“自我”的概念同时兴起，这绝非巧合。全新、自主的自我，最在乎的其实是他人的意见，后者集合在一起就是“社会”。举例来说，镜子不会呈现出我们“自己”，只会呈现别人所见的自己；传记也只是我们希望别人知道的事。别人的意见，不管是猜想还是真实的，都具有粉碎的力量。这就能解释，当人预见或面临失败时，为何容易导致忧郁症，约翰逊被迫离开牛津大学、柯珀面对考试时都发生这种情况。历史学家珍妮特·奥本海姆（Janet Oppen-heim）写道：“十九世纪时，重度忧郁的病患常常是因为害怕破产，或认为自己的专业被否定，但其实那些都是无端的猜测。”[38]“自我”的价值来自他人的评价，这就称不上是自主，而是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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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忧郁症是新个人主义的结果，那么经常伴随而来的“焦虑”一定也是。揣测别人的反应来决定自己的发言与姿态，需要很大的力气与心思。在欧洲近现代，处心积虑的朝臣、努力向上的中产阶级、野心勃勃的律师或神职人员，无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他人的期待，他们所发现的“自我”，其实是内在不断努力的成果。这种情况下，“玩”（play）一词衍生出另一个严格的意义——“扮演”（play a role），但那不是为了玩乐。难怪到了十六、十七世纪，中产阶级开始重视私人生活，他们躲在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只为了每天能有几个小时放下面具，放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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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受折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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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全面理解这种心理学上的大转折，了解“人性突变”的原因，不能只是从世俗的角度来思考。四百年——甚至不过两百年前，多数的人会从宗教的角度来了解孤立与焦虑的感觉：“自我”即是“灵魂”，他人无时无刻的批判眼光即是“神”的注视，忧郁是“对地狱莫大的恐惧”。对于心神不宁、烦恼不断的人，天主教提供多种安慰，比方通过特别的仪式，就可以获得神的宽恕或至少让神不那么生气。甚至连拒绝各种仪式的路德教派，也都假定上帝是平易近人的，充满无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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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新教不只有加尔文教派，还发展出长老会（Presbyteriantism）与荷兰改革宗（Reformed Church of Holland），它们或多或少影响了路德派、圣公会，天主教也因而发起了反宗教改革。对于“无规范”，加尔文派没有提供安慰，而是提出形而上学的理解：如果你觉得孤单、烦扰，甚至受到诅咒，就表示你真的是那样。罗伯特·伯顿指出，加尔文的教义会助长忧郁情绪蔓延，而宗教上的忧郁是对人最有害的忧郁情绪。伯顿的著作多少就是在批判这个严厉拘谨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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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心理受到煎熬的人，最大的恐吓与折磨就是，他们犯的错是极大恶行，是不可原谅的罪。上帝深沉的愤怒与不悦使他们觉得自己……早已受到诅咒……是否被神拣选、得到恩宠，是否被神遗弃，人是否有自由意志，这些都是过度的好奇心、不必要的猜测与无益的沉思……只会折磨、迫害无数生灵，造成全世界的不和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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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文主义影响下，近现代时期的欧洲社会，孤立的感觉四处蔓延，快要令人窒息。天主教主张，每个灵魂最迟到死亡的那一刻，就可以独自见到上帝，但加尔文教徒的灵魂却永远在孤独中游荡，朋友到头来都是敌人和对手假扮的。韦伯说：“他们居然不断警告人们勿相信他人的帮助和友谊，英格兰清教徒的作品中尤其能看到这种观念。”[40]即使对家人也不应长久地忠诚。在清教伟大的史诗——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天主教徒逃离“灭亡城”的家，“他的妻儿……哭着要他回来，但那个男人用手指捂住耳朵边跑边哭，‘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头也不回地跑向平原中央”。[41]从班扬的信仰回忆录《丰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判断，他的内心世界从未有任何人类探访，也从未因一瞥这个世界而发亮。在超过八十页、自我封闭又惊恐的章节中，绝望与希望交织，除了“我”以及撒旦和上帝种种的化身以外，找不到其他人物了。班扬确实有提到一些人类同伴，他原本以为他们也是可靠的加尔文教徒，却幻灭了：“他们为人夫、为人妻、为人子……损失一些世俗的事物，就沮丧又绝望。我心想，神啊，在这些人身上，那些小事是有多重要啊！”[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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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最伟大的论点之一，就是发现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通之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他指出，在充满竞争、不成功便成仁的经济发展下，人在精神上感到孤立的痛苦——“内心前所未有的寂寞”。[43]如同灵魂在诅咒或恩典的道路上独自挣扎着，个人也在物质世界的轴线上辛苦跋涉。这条轴线宛如一条绳索，向上通往财富或稳定，我们不仅无暇顾及他人，还得满足其他要求。我们得无止境的自我否认与自我鞭策，所有的享受都要延后，唯一的安慰就是看到自己财富慢慢累积。韦伯写道，加尔文派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享乐的欲望和冲动”。[44]十八世纪后期苏格兰一本医学手册证实了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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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的心灵经宗教洗礼后，转而认为，快乐是罪。在他们想象中，宗教本质就是禁欲，任何微小的放纵都要禁止，即使是无伤大雅的娱乐也不行。深深的忧郁攻占他们的内心，恒久的阴郁在他们脸上挥之不去。最后，微小的希望也消失了，所有事物都蒙上灰尘。在他们眼中，本该令人欢喜的事物，都恶心至极。生命本身成为负荷。这些不快乐的可怜虫相信，任何诱惑都比不上自己的感受，最后只好终结自己悲惨的生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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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快乐的家伙，常在村里的草地上跳舞、运动，但随着信仰危机出现，他便停止这些娱乐。跳舞是最难放弃的——“我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停止”。[46]但他终究达成了目标，过着毫无享乐的生活。在《天路历程》一书中，和班扬一样的英雄克里斯汀发现，只要自己卸下心防，稍微休息片刻，减缓一下焦虑，就会失利或彻底吃亏。克里斯汀只参加过一次派对活动，他以为是上流人士的社交聚会，但结果并非如此，原来那是为有德之士设下的死亡陷阱，在那里，克里斯汀高尚的同伴费斯被捉走、折磨，最后被参加聚会的狂欢者烧死。换句话说，嘉年华就是地狱的入口，和其他欢愉一样，所有性爱、味觉、欢宴，都是恶魔设下的圈套。没有什么比阴郁的心更清澈，不再寻求快乐就会更清醒。中世纪的农夫创造庆典活动，好能从工作中解脱，清教徒则拥抱工作，好能逃离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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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所经历的心理危机与班扬非常相似。他出生在英国乡村，是清教徒名门之后，他的年少时光“狂野又愚蠢，喜爱打闹、恶作剧等没什么品味的事”。[47]二十八岁时，他得了一种病，医生诊断为“极度忧郁”，显然是过度反省自己年少所犯下的罪。他后来写信给一位堂兄，仿佛班扬说的话：“你知道我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唉，我住在黑暗里，深爱黑暗，痛恨明亮。我是首领，罪人的首领。”[48]他经历了现在所谓的“重生”后，弃绝了几项严重的罪（不大清楚是什么），但他不像班扬，还是继续享受音乐、啤酒与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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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是否成功地连接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点仍待讨论，但他本人的生活便是实例，足以说明那两者对人的交互影响。韦伯本身是严谨的世俗思想家，养育他的母亲是加尔文教徒，她把一切享乐当成危险，要靠努力不懈地工作与自律来阻绝。韦伯的传记作者、他的妻子玛丽安说，他借由工作来“拯救”自己免于“危险的安逸生活”。玛丽安写道，十九世纪后期，韦伯还是个学生时：“他维持严格的工作守则，遵守作息时间，维持生活规律，把每天的例行公事分门别类。他的养生之道是每天晚上在房里吃一磅的生牛绞肉和四个炒蛋。”[49]结婚几个月后，他写信给妻子：“我很享受新生活的幸福感，但我不能太放纵，这种稳定感会让人松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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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三十五岁左右，达到人人称羡的学术成就时，他却崩溃了：背痛长达数个月，双手颤抖、失眠，感到绝望且一无是处。然而对他来说，最悲惨的应该就是就此丧失工作能力。另一位传记作家试着将韦伯的症状套进弗洛伊德的模型中，把他的崩溃归因于他与父亲间的紧张关系。他父亲和他不同，是个随和又自我放纵的人。[51]从罗伯特·伯顿的角度来看，不管韦伯个人的信仰是什么，问题一定得归咎到他加尔文派的母亲身上，因此韦伯的忧郁是宗教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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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需要靠心理学，我们也能推测加尔文派和忧郁症的关系。自杀是忧郁症的重要指标之一，几世纪来也都有人详尽记录自杀率。在涂尔干的著名研究中，我们发现十九世纪新教徒（当然不只有加尔文派）的自杀率是天主教徒的两倍，这个差异不只是因为信徒居住的地区不同，在两派信徒混居的地区，自杀率的比例也相同。[52]更惊人的是，近期一项研究指出，十六世纪后期起，瑞士苏黎世州成为加尔文派的中心后，当地区民的自杀率忽然升高。这个现象我们不能解释为是社会道德崩坏，因为自杀率升高的同时，谋杀案反而减少了。加尔文派政权禁止人民从事赌博、跳舞以及各种淫乱的行为，人民也并非适应不良而自杀。历史学家夏伯嘉（R.Po-Chia Hsia）指出，许多人死后获得赞扬：“生前是光荣、敬神、熟读圣经、勤奋且沉静的基督徒。”事实上，高达百分之六十一的人都来自“坚定支持加尔文政权的家庭”。[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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