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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十章/摇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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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多么强力、彻底的打压，万事万物总是会找到重生的方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美国白人文化被一阵“歇斯底里狂潮”袭击，有识之士警告，那是猥亵、堕落的行为，甚至会危害治安。这种失控的行为不应该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与英国。这两个社会都背负着十六世纪清教徒的包袱，都曾在殖民地打压传统的狂热庆典，美国人还曾奴役他人。也许正因为过去白人成功去除了“外来的”狂热文化，因此当它卷土重来时，白人便无招架之力，不自主地起身摇摆、又跳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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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叛逆的摇滚客就表明立场，绝不可以乖乖坐着参加活动，也不用尊重坐着不动的人。不论在哪里，只要有人开始演奏这种“新音乐”——至少对大部分的白人来说是新的——少年们就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开始哼唱、尖叫，要不就是做些政府会当成“暴动”的行为。琳达·马丁（Linda Martin）和凯瑞·塞格瑞（Kerry Seg-rave）在其著作《反对摇滚：摇滚乐的对立面》（Anti-Rock：The Op-position to Rock’n’Roll）中提到：“大多数的情况下，年轻人只是在戏院的走廊上跳舞，在椅子上摇来摇去、用脚打拍子、拍手和大叫——反正就是尽情享受音乐。当局却认为观众应该乖乖地安静坐着，顶多在表演结束时拍拍手。”[1]在1965年，世界上最有名的摇滚乐团比尔·哈利和他的彗星乐队（Bill Haley and His Comets）一出场表演，就会引起轰动，“人人都在戏院里跳舞，在街上唱歌，刻意惹火有关当局”。[2]在英国和美国，摇滚团体一在戏院和音乐厅表演，经理就得找来警察管好“暴民”。早期的摇滚演唱会很容易出现经典的喜剧场景：少年们一站起来在走廊上跳舞，警察就追着他们、把他们塞回座位上。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开始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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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摇滚演唱会是年轻粉丝和警察对决的固定场所。杰斐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抱怨道：“只要少年们站起来在走廊跳舞，警察立刻就拔掉音响插头。”[3]滚石乐队的演唱会一定会以“暴动”收场。温哥华警察局长抱怨说：“滚石的那场演唱会拖得可久了，我服务三十三年来，从没看过警察搞得这么累。”和其他城市一样，温哥华警察要求掌控整个会场，包括舞台、灯光、音响。[4]就算如此，观众却是更加“凶暴”：冲向舞台、拿起灭火器反击警察、对警察丢东西。大门乐队（The Doors）的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指责警察：“要不是警察在这里，大家会跑上台吗……他们想要攻占舞台，就是因为下面有栅栏。”[5]不管是哪种栅栏，都只会更刺激粉丝，让他们想更要自由行动，用身体表达意见，让大人们害怕。只有在这个场合，他们才能混在一起，跟着音乐摆动。甚至出了会场后，继续在街上表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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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歌迷疯得无法无天，摇滚乐手也是要负责的。他们的感染力太强，令人无法抗拒，一定要随着他们的音乐跳舞、摆动。不过在大人们的眼中，那些动作实在太过无礼、惊世骇俗。流行歌手艾迪·费舍（Eddie Fisher）也很有感染力，但姿势比较传统，只比唱歌剧好一点，在胸前拍手或高举双手而已。早期摇滚乐让人兴奋得颤抖，一方面是它的节奏明快，表演者还常有性暗示的动作——前后扭屁股、甩肩膀，跳来跳去——就是让身体“摇滚”起来。它宣告一种新音乐的诞生：创意、自由、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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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表演者中，猫王是肢体语言的先锋，惹得以家庭观众为主的苏利文剧场秀（Ed Sullivan Show）播出时得把他的下半身剪掉。黑人乐手波·迪德利（Bo Diddley）就没那么幸运。1985年他在各大电视台表演，但之前得约法三章，表演时不得有任何动作，以免破坏“庄重”的气氛。不过现场表演一开始，他马上忘记这项规定，大概是很难把肢体和音乐分开，结果一分酬劳也没拿到。[6]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则是满场跳，还爬到钢琴上，他外表就是疯疯癫癫、容易激动的样子，又带点中性特质，没人期待他会安安静静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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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错愕的往往是表演者，因为观众的反应抢尽风头。摇滚史学家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提到：“猫王表演得越好，他就越帮不上忙。他老是引起暴动。”《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如此描述1957年的演唱会：“猫王抓着麦克风架，手足无措，只好等着喧嚷的声音停歇。”[7]几年后，还在青春期的披头士粉丝，则是用疯狂的尖叫声让他们的英雄安静下来。披头士在美国巡回时，每次表演都被尖叫声淹没，最后只好放弃1966年的演唱会，而那时离他们第一次到美国也才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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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摇滚乐团开始与演唱会的场地经理研商他们的安全措施，部分是因为害怕自己被歌迷踩死，毕竟歌迷真的征服过舞台。就连温和、理智的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也对“失控的粉丝”很头痛，还得发传单给现场听众，禁止他们冲到台上、丢瓶子、撞倒护栏，或在场外哀求免费入场。[8]摇滚演唱会成为大型活动后，年轻人便不再愿意接受从前集会的方式：艺人表演时，观众得安静好好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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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观众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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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革命的兴起有好几种解释：战后世代衣食无虞，生活太无聊，社会要他们服膺同样的生活风格、思想与外表，让他们感到窒息。摇滚乐也是在挑战种族隔离，那不只是种族问题，还有“流行乐”（白人）与“种族音乐”（白人以外的人）的分别。历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滋养，摇滚这种反文化遍及各地，诉求反战与社会正义的政治运动因而更加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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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革命也有单纯、表面上较不“政治”的那一面：“观众”也在反抗自己的既定角色。回顾庆典的历史，群众的角色发生极大的变化，以前他们在庆典的参与度很高，但在现代大型集会中只能当被动的观众。早在两百年前，观众就已经被成功地驯服了。在十七、十八世纪之间的法国或英国，看戏的观众可以大声吵闹、评论，打断舞台上的演出，还可以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甚至坐在舞台正中央。到了十八世纪末，贵族对于艺术空间的想法变了，于是发明了保留席。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说：“他们把剧院变得死气沉沉，再也听不到后排的人对舞台叫嚣，也不能站着看戏、边看边吃东西。剧院的寂静浇熄了看戏的愉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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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定下的观众，除了偶尔拍拍手，看表演时完全不可以有任何动作，这种禁令还影响到音乐表演。十九世纪以来，观众都得乖乖坐着，于是西方各种音乐演出的效果大打折扣。在军队游行中，军乐队的演奏最具有感染力了，行进的士兵也会沉醉其中，与节奏合而为一，但观众要守规矩——就像观赏静态展览一样，稳稳地站着，除非为了看得更清楚而变换姿势，否则尽量不要有任何动作。大多数的音乐表演都移驾到音乐厅，在这些地方，观众必须安静坐着，尽量不做出任何动作。即使是微微地随音乐律动——用脚打拍子或点头，也会吵到旁边的人，观众只好学会僵着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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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观众可要费一番心力，才能静止地观赏，尤其是充满节奏感的表演。第一章提过，近年来神经科学家发现，当我们察觉到旁人的动作时，神经网络的运作机制会致使我们做一样的动作。[10]看到别人行进、跳舞，吹奏萨克斯风时身体摆动或者手跟着交响乐的旋律比划时，我们都会想做一样的动作。婴儿自然而然会模仿其他人的动作。然而随着年纪增长，我们却克制自己模仿的冲动，变成守规矩的大人。不随着音乐打拍或摇头晃脑，并不代表我们心如止水。我们正忙着无声地压抑自己、控制自己的肢体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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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赞扬摇滚乐解放了性压抑，也有人责怪它造成性泛滥。诚如有位作家所言，他认为摇滚乐“解放了性压抑的世代”。[11]相对于中产阶级白人的“主流”价值观，摇滚乐传达的性观念更开放，更具黑人色彩。无疑，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白人的性观念是受到压抑的，恐同就不用说了，他们在异性恋世界里也是畏畏缩缩。摇滚革命肯定在许多方面与性有关，不说别的，女孩们就抵挡不了明星的魅力。不管是工人出身、“粗俗”的猫王，或是诙谐、略带阴柔的披头士，都给人带来浪漫的爱情想象，远超过和穿着卡其衣、每颗钮扣都扣上的白人男子在车里拥吻。除了性压抑外，摇滚乐还要反抗更多事。整体来说，二十世纪的主流文化对肢体动作有诸多限制，不管它们是否为性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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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娱乐为例，最为普遍的是坐着看电视或电影。就算有“嘉年华”，也只有投掷东西的游戏，没有跳舞、体育一类的活动。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嘉年华或博览会中，所有娱乐都由机器代步，参加者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乖乖坐好，让云霄飞车和摩天轮载他们在既定的路线上移动。在清教传统主导下，信徒礼拜时也一样久坐不动，唯一的活动就是唱圣歌。当然还是有人跳舞，摇滚乐进入白人文化前，众人跳着交际舞——高雅的华尔兹和狐步，小团体或个人能互动、交换舞伴。住宅逐渐移往郊区，汽车越来越普及，人们也越来越少悠闲散步了。不过当时没人留意到，长期下来，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会造成肥胖与健康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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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体育活动仍然是展现肢体的最佳场合，特别是运动员与啦啦队。但参加者还是以观众占多数，他们站在校园的露天看台上，看到好球时欢呼一下，但其他时间只能静静观赏。社会不鼓励人们展现肢体，特别是针对女性，学校里没有女子运动项目，就算有，通常也是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或教会举办的。为了减少女性的肢体表现，校方也会更改运动规则。例如女子篮球正式比赛时，仅能连续运球两次，也禁止穿越中线。更甚者，女性在做爱时也最好保持静止或被动。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最普遍的婚姻指南写道，女性在做爱时不应该有任何“动作”（原书加上引号，就是为了强调它多么令人厌恶）。[12]只要谈到性行为，书里就会用静态的“体位”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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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怪摇滚狂潮对青少女有独特的吸引力。猫王常引起年轻白人女性集体歇斯底里（遇到披头士更疯狂），她们跳上跳下，尖叫、哭喊、昏厥，甚至在偶像面前失禁。那些大人评论家说，就病理学来看，披头疯是种传染病，病菌是“外国”来的，带原者就是披头士。《纽约时报》1964年俏皮地说，女孩们只是“遵从与表达她们的渴望”。她们希望能融入群体，想要“变成一只昆虫”。作者得意地说，吉鲁巴的风潮刚过，现在又有披头疯，而且，吉鲁巴（jitterbug）和披头（beatles）一样，英文都是指某种昆虫。[1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林迪舞（Lindy Hot）的爱好者发展出吉鲁巴，两者都遭受同样的批评。凯瑟琳·斯特恩（Katherine Stern）表示：“吉鲁巴带走了她们。黑人的力量、黑人的胜利与欢乐气氛让她们激动地跳起舞来。媒体一阵喧哗，称之为‘毒药’‘瘟疫’‘危险的传染病’。“2006年2月3日，与作者的私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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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头士的粉丝回忆说，她们在追星的过程中得到力量与自由。原本胆小又顺从的女孩，一加入粉丝团，就能冲破警察的防线、冲上舞台。她们的行动更加证明这惊奇四人组（The Fab Four，编按，美国最有名的披头士模仿乐团也以此为团名）是史上最成功又出名的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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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产生如此的震撼力量，是因为白人把自己的世界凝结了起来，仿佛易碎的冰块——他们变得不好动，也很压抑自己的情绪。摇滚乐流行前，中产阶级青少年最常表达的姿态就是“酷”（cool），和今日一样，这个字代表同侪对自己的认同，不过在当时还表示一种疏离和优越感。但想要享受摇滚乐，就得当下且无防备地用身体去参与，让全身动起来，融化你的“酷样”，才能感化心中西方人典型的疏离感与防备心。美国黑豹党（Black Panther）的领袖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认为，白人摇滚乐迷不过是想要重新掌握身体的自主权，找回数百年来疏离又破碎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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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摇摆身体，转来转去，扭动着她们死气沉沉的小屁股，就像僵尸想要重温生命的热度。她们重新点燃生命的火花，将热情注入毫无生气的四肢、冰冷的臀部、石头般的心，还有僵硬、像机械一般、年久失修的关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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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摇滚乐与非洲的狂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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