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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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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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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这一点，诠释者需要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宽泛的比对，以此来对特定文化中数以百计的意义深描加以补充。这些补充当属浅描，主要（但并非完全）是定量的，且没有很强的参与性。它们应当是粗放的，因为它们力求在单单一个故事中纳入数百个社会、数千年和数百万人，还应当是简化的，因为它们寻找答案的方式是把充满多样性的亲身经验归结为更简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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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认的三种价值观体系——觅食者、农耕者以及化石燃料使用者的体系——是韦伯所谓理想类型的实例。韦伯解释说，这些理想类型是“通过单方面强调一个或多个观点，并综合很多发散的、分离的、约莫应当在场但偶尔缺失的个体现象所实现的，它们根据那些单方面强调的观点而组成统一的心智建构。就其概念上的纯度而言，这一心智建构绝不可能出现在经验现实中。它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类型将数十亿人的现实生活简化为寥寥数个简单模型，并且因为这些模型包含了如此庞大的经验变异，它们必然充满例外。但是，如果想要找到混沌无序的真实生活背后的原因，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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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读者看来，这条道路必将把我们引向各种“歪论”。首先，它是简化论的。在人文科学的大多数分支及某些社会科学分支中，“简化论者”都是个刻薄的词儿，然而我非但不否认自己持有简化论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反而全身心地接受这一指控。我的辩词是，一切学术思想都是简化论。任何否认这一事实的人都是懒得动脑子。仅举一个例子：我最近有机会查阅马丁·吉尔伯特[10]的温斯顿·丘吉尔8卷本传记（实际出版时分为13册，因为其中某些卷册过厚，无法装订在一副封皮之中）。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传记之一，但它仍然是简化论的。要把任何人的生活归结为纸页上的文字——即使有5 000页之多，必然要把纷繁复杂的现实加以扭曲；把生活在过去两万年内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归结为区区几个短小章节，必然会扭曲得更多。但没关系。我们该问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是不是简化论者——答案永远是肯定的，而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需要简化到何种程度。大问题往往需要很多的提炼，我就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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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同样也是非常唯物论的。我为自己分出的三个阶段所使用的标签暴露了这一点：像18世纪的哲学历史学家们一样，我相信，一个社会可用的能源限定了哪些价值观能够取胜。以野生动植物为食的觅食者发现，其社会组织方式的选择范围相当狭窄，这些组织形式往往会有其应得的特定价值观；以驯化的动植物为食的农耕者不得不选择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价值观；而能够利用化石燃料能量的人则会发现，另一种形式的组织和价值观体系最适合他们。如果我是对的，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人类价值观方面，文化、宗教和道德哲学所起的因果作用相当有限。在我分出的三个阶段中，文化、宗教和道德哲学当然塑造了每一个阶段的区域性版本——例如，没有人会混淆柏拉图的《申辩篇》（Apology）与孔子的《论语》，我在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两部经典。尽管如此，问题的关键是，虽然文化传统产生了基于核心主题的各种变体，但能量获取才是驱动大格局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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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的论点几乎还是普适论的，但不完全如此。我的论点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并不适用，例如从中国的东北绵延到匈牙利的干旱草原。这一地区无法支撑我们通常认为的觅食或农耕生活方式，因为这里几乎长不出（除草之外的）任何植物。但数千年来，那里支撑了独特类型的畜牧社会，其成员食用以草为食的动物（马和牛）。然而，虽然我的框架未能通过普适测试，但它的确囊括了在地球上生存过的占压倒性多数（大约超过95%）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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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犯了实用主义的错误。价值观是适应性特征，随着人们周围的社会体系发生变化，人们对这些特征加以调整，将其效用最大化。这并不是说事物当前的状态（不管它此前如何）就是它应有的状态，但的确意味着事物当前的状态（及其此前的状态）就是它一直以来极有可能呈现的状态。价值观是构成更宏大的整体的功能部件。把它们从背景中分离出来，用想象的天平衡量其轻重并加以评判，这样做并不会引领我们设计出一套通用的完美价值观，因为价值观作为实际社会体系的要素，永远只存在于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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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的论点显然也是进化论的。人性并非一块白板，任由觅食者、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随意在上面写下他们想象中的道德体系。我将要说明的三个体系都是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演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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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说，700万~800万年前，我们与其他类人猿有着最后的共同祖先，但自那时我们在基因上与之分道扬镳以来，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生物演变。因为从农业时代开始以来的1万~1.5万年，我们的生物特性并没有多少变化。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关注的一些核心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断重复——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会在我们的近亲类人猿中再现，或许在海豚和鲸鱼群中也是如此。人类的价值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正因为如此，生物学家E·O·威尔逊[11]早在40年前就指出：“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应该一起思考一下，也许是时候把伦理学从哲学家的手中暂时拿开，并将其生物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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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思考这种可能性的大多是科学家，他们在解释我们如何从类人猿祖先那里继承了公平、公正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人文学者对生物化却明显缺乏热情。或许正是因此，有关人类价值观在近两万年来如何不断演变，以及为什么就公平、公正等具体价值观的意义而言，不同时空的人类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这方面的研究乏善可陈。解释人类价值观的生物基础是一个重大成就，但这仅仅是用进化论解释价值观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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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之肇始在于，除极少数例外，人类是唯一一种发明了文化的动物，其所需的智能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获得的，这里的“文化”是指人类通过教学、模仿等各种传播方式而习得的累积信息体系。我们的道德体系乃是文化适应。随着环境变化，我们像其他生物一样，也会不断进行生物进化，但只有人类同时也进行着文化演化，改变行为和习惯，使之在周遭世界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始终有效（甚或愈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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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者对于文化选择的每一个细节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某些学者坚持认为其主要机制很像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在其过程中，一种文化变体之所以能够取代另一种，是因为采用前者的人获得了一定的优势，有更大的概率存活并将其基因传递下去；其他人则认为，与自然选择无甚共同之处的偏差性传递（一种文化变体取代另一种，是因为前者以更易模仿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才是主力，并且认为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截然不同。选择的传递单位同样充满争议。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两派学者中，一派假设文化复制基因与生物进化中的基因（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12]称之为“迷因”）非常相似，整体从一个大脑传递到另一个大脑；而另一派则认为所涉的单位更应当被称为“吸引子”，因为有吸引力的思想被加以创造性地重新诠释，而不是在两个头脑之间如实传递。最终，学者们就文化选择运作的范围（或级别）撰写了海量文献。这又造就了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种坚称一切选择最终都会对基因发生作用（个体、亲族和更大的群体只是表达遗传适宜性的不同载体）；另一种则认为选择在多个层面发生作用，他们指出那些在基因层面具有灾难性后果的特性（比如利他主义）之所以能够繁盛，是因为其在更大群体的层面具有高度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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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重要的大问题，不过幸好我们无须等待专家们就机制、单位和选择级别达成共识，便可解释人类价值观的演变过程。“证据表明，文化变体有时是有点儿像基因，有时则断然不像，”进化论科学家彼得·里彻森[13]和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14]如是说，“但是——这是个很重要的‘但是’——无论哪种情况，达尔文主义的方法都还是有效的。”关于亲族和多层面选择的辩论也是如此。总之，里彻森和博伊德认为，在19世纪50年代，无人知晓基因遗传如何运作，但这并没有妨碍达尔文推导出自然选择的原理。“同理，”他们说，“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基于我们能够理解的可见特征而建的合理模型，把文化如何储存在大脑里的问题装进黑匣子，继续前进。”他们断定，一旦如此，我们就能看到“某些道德价值观（会变得）更加诱人，因而更有可能在个体之间传播。这些价值观往往会长存，而那些不太诱人的价值观则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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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冰河期结束以来，人类环境的最大变化是通常被我们称为农业和工业革命的能量获取的爆炸，这正是人类历史上三个主要的价值观体系与三个主要的能量获取体系能够大致重叠的原因。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15]指出，整个历史实际上可以浓缩成一个简单的公式C=E×T，其中C代表文化，E代表能量，而T代表科技。他总结说：“当年人均利用的能量增加，或者能量转换的科技手段的效率提高，抑或两个因素同时增长时，文化就会发展。”怀特近年来不太流行了，但我将在本书中论证，他的观点大半是正确的。人类在近两万年来所获得的能量呈螺旋式上升，驱动了文化进化的进程，人类的价值观作为其一部分，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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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述方式来考察价值观体系，我们大概还应得出如下结论——正如我在本书中论证的——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根据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16]的说法，“我们生而正直，但确切地说，我们不得不学习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在哪些事情上正直”，长期以来的历史表明，我们关于何为正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们如何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能量的获取方式大致决定了哪些人口制度和组织形式运作最佳，而这些又反过来决定了哪些价值观将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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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无论是文化进化还是生物进化——是通过数百万次微型试验进行的竞争过程。它是路径依赖的，也就是说某个有机体或社会现今的状态限制了它未来的状态，并且进化通常是混乱、喧嚣，甚至不无暴力的。但随着各种突变之间的竞争尘埃落定，在特定环境中表现出色的特征会取代那些表现不佳的特征。我认为，这就是在我粗分的觅食、农耕和使用化石燃料这三个阶段，人类行为、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上为何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的原因——比如，高高在上的国王和奴隶制度何以在农业社会如此常见（但并非全部），而在化石燃料社会却如此罕有（但并非完全缺失）。农民往往会选择等级制度，不是因为他们恃强凌弱，而是因为那才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化石燃料使用者往往会选择民主，不是因为他们怀瑾握瑜，而是因为能量之丰富使世界大大改观，以至于对当今世界来说民主才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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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长期以来的历史表明，在能量获取的特定阶段，文化进化的竞争过程把我们推向了效果最佳的价值观，我们的主观意愿看似无关痛痒。我个人就曾亲身体会过这种价值观和环境间此进彼退的关系。1986年，在阿西罗斯工作4年以后，我转而研究文化人类学。有一次我去肯尼亚探望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女友），她在那里跟卢希亚人学习传统医学。作为来自化石燃料全盛时代的两个研究生，我们俩满脑子当代价值观，特别注意避免像不久前的殖民主义人类学家那样，让报酬过低的当地工作人员替我们扛东西。但我们发现，在英国剑桥的小酒馆里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说法，在卡卡梅加（Kakamega）和基苏木（Kisumu）之间的丘陵地区却很难付诸实践。该地区当时还主要是个化石燃料前的世界，甚至处于比阿西罗斯更加典型的农耕时代。因此，我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从河里打水回来，捡树枝来烧开水，以供饮用烹煮，或是洗洗涮涮。凯茜要教学，还要采访，我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专著，还要准备在芝加哥大学的求职演讲，我们俩都没时间花几个小时去河边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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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个长期被高失业率所困的农业经济地区，大量本地妇女却有的是时间。我们每天只要花上一美元左右，就可以买回几个小时。这笔钱对我们来说只是个零头而已，但对一个当地家庭而言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是个双赢的局面，但也是个经典的殖民主义关系，我们不想这么做。我们花了大约一个星期在泥地里来回踉跄，水桶动辄掉落，到家则永远点不着火。最终我们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原则，不得不说，这对每个人都是解脱。金钱易手，采访顺利结束，我也完成了专著，找到了工作，还着实给好几个家庭帮补了家用（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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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我们意志薄弱。换作康德，估计不会如我们这般轻易妥协（虽然我也无法想象他老人家会亲自从河边背水）。不过我怀疑在那种情形下，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跟我们做出一样的选择。据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7]在被人指摘前后矛盾时回应说：“时过境迁，我的想法自然会跟着变。阁下不是这样吗？”不管凯恩斯是否说过此话，它精准地概括了近两万年来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过数十亿次的场景。生物进化赐予我们的好处之一便是常识，常识告诉我们应该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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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背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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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妇女在溪边取水（图片来自1986年购于基苏木的一张明信片；作者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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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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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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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哲学历史学家的时代以来，大规模解释模型的建构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测试那些模型。由于理想类型过于混乱，每一种概括都不可避免持续有例外发生；那么，我们何时才能知道某个理论的例外太多，因而一定是错误的？